《如何研究中国》是曹锦清先生继《黄河边的中国》后，持续对中国观察、研究与思考的成果汇总。文集由22篇文章组成，其中的大部分都已发表，且讲演稿居多。根据文章的内容和关注角度的不同，文集被分成了三部分：第一部分“中国研究的方法”，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第二部分“重新发现传统”，既是作者从历史中汲取资源分析当下中国，亦是作者从新的角度诠释历史；第三部分“中国转型转向何方”，是作者以学者身份对转型中国发表的看法。《如何研究中国》一以贯之地体现了曹先生浓厚的现实关切和人文关怀，而“三农”问题则始终是他关注的核心问题。借助于走出书斋，深入群众、深入农村的研究方法，曹先生对许多社会热点问题的看法十分新颖和深刻，极具启发意义。

基本介绍

内容简介

《如何研究中国》：继《黄河边的中国》之后，曹锦清教授对“三农”问题的再思考。

作者简介

曹锦清，著名社会学家。1949年生，浙江兰溪人，现任华东理工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社会学教授、博导。主要著作有《现代西方人生哲学》、《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中国单位现象研究》、《平等论》、《黄河边的中国》、《中国七问》等。其中《黄河边的中国》一书引起强烈社会反响，成为观察研究中国当下农村社会的最权 威、最流行的作品，并荣获第五届“上海文学艺术奖”，2005年其英译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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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直到目 前还承担着农民的社会保障职能，所以在统计失业人口的时候，我们只统计有城市户籍的人口而不统计广大的农民工。为什么？因为给了农民一亩三分地。土地不能私有化，宅基地不能私有化，是因为考虑到这个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如此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目 前只能游走在城乡之间，能够介入工业化而无法完成城市化。与其说这是一个制度性的安排，还不如说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只能采取这样的制度。如果土地私有，谁会失去土地？一个大的天灾，一个大的市场波动，一次较大规模的负债就可能使农民失去土地。

“三农”问题不在“三农”本身，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也不是减负，它是关系到国家的整个发展战略问题。也就是说，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红利是不是应该由社会的各个阶层相对合理公平地分配。在这个问题上，靠市场的力量是做不到的，市场天生是产生不平衡与不平等的。那么，政治国家能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从“小康社会”的提出，到“和谐社会”的建构，这不仅是我们对发展目标的重新厘定，而且表达了我们民族对传统文化价值的重新确责。“小康”与“和谐”不仅语出先秦儒家，更为有意义的是，它确立了两千余年来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目标。

所以我讲必须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使其真正地学会自我管理，学会民主化。使农民成为有组织能力的公民，这个历史任务要通过农村的组织化来完成。因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主体并不完全是政府，而应该是农民自己。农民只能通过组织起来才能够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

——曹锦清

图书目录

序

中国研究的方法

论中国研究的方法

“三农”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三农”研究的基本框架

“三农”问题的思路与出路

四个历史观与近六十年的历史

从“以西方为中心”到“以中国为中心”

理解中国——曹锦清教授访谈录

《黄河边的中国》前后的故事

重新发现传统

论国学的可能意义

宋以来乡村组织重建——历史视角下的新农村建设

儒学复兴之路——梁漱溟论东西文化特质

民权与国族——孙中山对东西文化的思考与论述

中国的和平传统：一个历史的考察

和谐社会：传统思想资源及其当代启示

中国转型转向何方

从和谐社会看“三农”问题

社会转型视野下的新农村建设

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城乡关系

承包制小农与国家

坚持土地家庭承包制，还是土地私有化

扩大内需，没有简单药方

就业问题是重中之重

代跋：思想为何放弃职守——知识精 英阶层责任缺失的社会历史分析

文摘

他们认为改革开放30年出现了许多问题，尤其是农村出现了好多问题，大量的土地被地方政府圈占，很多农民失去土地。他们认为如果产权清晰，这些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一直到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前，还有许多人鼓吹要把土地私有化，要把林地私有化，要把耕地私有化，要把宅基地也私有化。他们说如果作为重要生产资料的土地不能私有化，作为市场经济是不完备的。

认为市场经济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都和土地的产权不清有关系，这种观点我认为也是食洋不化。第一，改革开放之初，尤其是1982年开始实行的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按照人口来均分土地，这一制度是不符合经济效益最大化原则的，但这是农民唯一能够接受的公平原则。所以改革开放的起点，真正的起点是农村制度的变动，尤其是土地制度的变动。这种土地制度不是按照市场的原则优化配置土地资源，也不允许土地私有化，而是按照人均来加以分配。当时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观点来说只能做这样的制度安排。土地直到目 前还承担着农民的社会保障职能，所以在统计失业人口的时候，我们只统计有城市户籍的人口而不统计广大的农民工。我们在理论上和法律上是不承认农民工处于失业状态的，为什么？因为给了农民一亩三分地。土地不能私有化，宅基地不能私有化，是因为考虑到庞大的农民工这个群体。根据中国第五次农村普查，出乡打工的农民工1.3亿，其中出省打工的5600万，在乡内打工的估计有3000万-4000万或更多。如此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目 前只能游走在城乡之问，能够介入工业化而无法完成城市化。与其说这是一个制度性的安排，还不如说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只能采取这样的制度。如果土地私有，谁会失去土地？承包制的小农，他们能够稳定自己的土地吗？一个大的天灾，一个大的市场波动，一次较大规模的负债就可能使农民失去土地。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不断发生。譬如雍正年间，河南省发生旱灾，因为旱灾，所以农民的土地非常便宜，农民为了明 天的粮米不得不出卖土地。结果大量的土地转移到当时有钱的晋商手里。

序言

逝者如斯，忽已临花甲之年。诸生从我历年的讲演、访谈和文章中选出若干汇为一集。出版还是不出版？问题虽没有哈姆雷特的那么严重，但于我却着实犹豫半年有余。这些被我遗忘许久的访谈、讲演稿重新结集出版，有无必要，对读者是否有欠尊重？我不确定。于是诸生邀来出版社的朋友，说此一问题最好交由出版社来判断。

诸生将文集分为三部分：一谈研究方法，二谈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三是理解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三农”问题。经他们这一分类，我也对近几年的思考重心有了新的认识。

远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针对知识分子集中关注的“应该”，我们转向“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于是强调以实证为方法。后来才发现，“应该”的背后是“普世说”！而“普世说”背后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方法论。我们应该向西方学习，这是没有疑问的。但研究中国问题，不“应该”以“西方为中心”，而“应该”以“中国为中心”。其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就已经解决了这个近代中国的难题。他说研究中国，要以“中国为中心”（《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并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解决了“古一今”和“中一外”矛盾的长期纠缠。但在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背景下的当代中国学术界，“古一今”和“中一西”却重新成为一个更大的问题。当然，“方法论”背后说到底是个民族自信问题。幸赖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上所取得的辉煌，才多少医治了我们民族近代百年心理上的卑怯，让我们获得了些许平视（但愿不要走向“俯视”他人的另一极端）西方的自信。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