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2:04
《尼罗河上的惨案》（原作名: Death on the Nile）是英国著名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1890-1976）所著长篇侦探推理小说。初版本由英国Collins公司于1937年11月发行。作为克里斯蒂黄金时代的代表作之一，《尼罗河上的惨案》运用了克里斯蒂小说许多惯用的程式，赫尔克里·波洛侦探即是克里斯蒂小说的标志性人物之一。情节上则套用惯常结构，即围绕命案谜团，分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四个部分来进行布谜和解谜。
故事围绕着百万遗产继承人林内特·里奇韦与西蒙·道尔的蜜月之旅展开，地点被限定在由英国驶向埃及尼罗河的豪华旅游船卡纳特号上，主要讲述的是船上接连发生的三起连环杀人案——先是林内特被秘密枪杀，她昂贵的项链也跟着失窃，接着是她的贴身女仆和目击证人被杀，以及侦探波洛断案解谜的过程。
《尼罗河上的惨案》不仅延续了克里斯蒂鲜明的个人风格，也继承了传统侦探小说的诸多模式，故事情节控制有度，大众化和娱乐化倾向明显。在文学方面，对于克里斯蒂个人创作及侦探小说整体发展都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形成了一种犯罪小说样板，推动了世界侦探小说的发展，影响了一批新的侦探小说家的写作模式。此外，《尼罗河上的惨案》还引发了西方学者和大众对于东方文化的关注。自发行以来，出现诸多衍生作品，体现了故事所具有的深厚艺术魅力。
《尼罗河上的惨案》写作于20世纪30年代，故事时间也设置在30年代中期，大约发生在经济大萧条几年之后。在小说中，作为英国最有钱的女继承人之一，林内特的钱实则来自美国，她的母亲是美国富豪的独生女，父亲则是英国平民。这一颇有意味的身份设置，反映了英国社会的阶层变化。新兴资产阶级崛起，贵族势力逐渐衰落。金钱的威力取代了名门望族的头衔。林内特之所以选择西蒙这个英俊的穷光蛋作为丈夫，实则是为了主导自己的财产。此外，故事以埃及作为背景，埃及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卡尔纳克神庙、以及老瀑布酒店等著名景点都成为故事的重要场景。历史遗迹与异域风情为小说平添了许多神秘色彩。《尼罗河上的惨案》融入了克里斯蒂与其丈夫的在中东的考古生活经历，利用直接经验，实现了虚幻与现实的高度结合。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身份并非只是普通游客，而是带着使命的大英帝国考古学者、叙述者，帝国的殖民扩张运动推动了她的“旅行书写”，因而《尼罗河上的惨案》在一定程度上渗透了帝国的优越意识和文化偏见。
全书共30章，可大致分为5个部分。第一章小说为第一部分，是对小说人物的简要介绍。第二到第十章为小说第二部分，主要是为后面的内容做铺垫。第十一到第十九章为小说的第三部分，主要讲述了第一起命案的调查取证过程。第二十章到第二十四章为小说第四部分，主要解释了项链失踪的原因并触发了另外两场命案。从第二十五章到第三十章则是小说的最后一部分。
第一、二部分（1-10章）：西蒙·道尔解除和未婚妻杰奎琳·李·鲍维尔·肯尼迪·奥纳西斯·德·贝尔福特的婚约，与杰奎琳的朋友，百万遗产继承人林内特·里奇韦结婚，并在一艘由英国驶向埃及尼罗河的豪华游轮卡纳特号上开启蜜月之旅。船上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包括侦探波洛。杰奎琳则一直偷偷跟踪这对夫妻，并透露她一直梦想杀死林内特。
第三部分（11-19章）：林内特在夜晚被秘密枪杀，而挂在她尸体上价值不菲的珍珠项链也被偷窃了。侦探波洛介入调查，线索似乎指向了杰奎琳·李·鲍维尔·肯尼迪·奥纳西斯，例如，林内特头顶墙上用血写的“J”。但护士向波洛保证，杰奎琳·肯尼迪那天晚上从未离开过她的小屋。医生也向波洛保证，西蒙的腿部伤口完全使他丧失了能力，因此即使他想离开床，他也无法离开。波洛于是采访了所有乘客进行调查取证。
第四部分（20-24章）：林内特的女仆被杀，尸体的手中还握着一千英镑。目击了女仆被杀命案的证人奥特勃恩太太在将要对波洛和雷斯上尉说出凶手的时刻也被枪杀。枪手掉了一把波洛从林内特的财产受托人之一安德鲁·潘宁顿的行李中认出的枪。
第五部分（25-30章）：侦探赫尔克里·波洛宣布自己已经破案，让船上的人集合，当众梳理线索。他先依次采访了几名乘客，使他们承认自己与林内特的关系和真实意图。安德鲁·潘宁顿承认自己想要侵占林内特的财产，曾推动巨石差点杀死林内特。林内特的另一位财产受托人范索普则受林内特的英国律师指派，监视潘宁顿。蒂姆其实是珠宝窃贼，是他偷了珍珠项链。最后，波洛利用雷斯上尉识别出的电报代码，揭示了重重谜团和真正的凶手——西蒙和他的前女友杰奎琳合谋杀害了林内特，并为了掩盖罪行又接连制造了后面的两起杀人案。在真相大白之后，杰奎琳·李·鲍维尔·肯尼迪·奥纳西斯和侦探赫尔克里·波洛进行了一场对话，杰奎琳道出了自己作案的动机。在故事最后，乘客们被要求在下船前等待，就在此时，杰奎琳开枪打死了西蒙并自杀。尼罗河上的惨案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渐渐为人们所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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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罗河上的惨案》透露出一些朴素的女性意识。譬如，小说打破了女性作为男性陪衬的常规，赋予悲剧反派杰奎琳·肯尼迪比西蒙更胜一筹的智慧和勇气，降低了男性角色的权威感。小说还借人物波洛之口，批评杰奎琳·肯尼迪对男性盲目的爱与依附。此外，《尼罗河上的惨案》塑造了一众复杂多样的女性形象，写出了女性内心的隐秘情感以及她们各自的欲望爱憎，透露了她们种种行为背后所遵循的自我价值目标。譬如，林内特为了保留自己的姓氏、维护自己对财产的主导权，选择和平民男性西蒙结婚；林内特的女仆坚持自己选择的婚事，对林内特的反对怀恨在心；奥特伯恩夫人则痴迷于自己的小说创作，并不甘愿服从“相夫教子”的社会角色。
但小说的“女性意识”并不完全和自觉，还是受到了当时社会的影响。尽管塑造出了性格、阶级各异的女性角色，但故事仍然渗透着父权制社会对女性陈规定型的观念。譬如上述三位具有超越男权社会规范气质的女性——奥特伯恩夫人、林内特及其女仆，都被安排成了谋杀案的死者，相反，罗莎莉·奥特伯恩是小说中典型的“天使”化身，几乎没有任何缺点，最后被赋予了幸福的结局。
除此之外，《尼罗河上的惨案》还凸显了理性与人性矛盾所造成的两难困境。传统侦探小说中，侦探往往充当着审判者的角色,他们严格地遵照法律规则行事，并不将人情因素纳入考量范围。《尼罗河上的惨案》中，赫尔克里·波洛更感兴趣的是揭露罪犯，而不是惩罚罪犯。他不仅给了偷珍珠的蒂姆悄悄归还珍珠的机会，还默许主要罪犯之一杰奎琳·李·鲍维尔·肯尼迪·奥纳西斯自杀而不是面临逮捕。波洛并不总是遵守法律文字，他以局外人身份探索传统司法系统如何为真正的正义服务。他的身上体现了理性和人性之间的矛盾。此外，小说中理性与人性的矛盾还突出表现在杰奎琳式的“超出理智的爱”上，如果从理性角度衡量，杰奎琳的犯罪行为似乎难以理解，但如果从人性的角度来看，“非理智”却正是人之情感的常态，也是人性的薄弱之处。
《尼罗河上的惨案》深受传统侦探小说模式的影响。主要情节模仿了爱·伦坡独创的“密室杀人”模式，即将故事限定在特定时间地点与封闭空间内，围绕着一群特定的人物，通过人物的交谈、行为推理分析可能的凶手和作案动机并在故事最后揭示谜团。《尼罗河上的惨案》以这一模式精心设计，游轮上承载的来自世界各地的、身份殊异的游客，表面上没有联系，实则都和林内特·里奇韦小姐发生过联系和纠葛，以至于每个人都可能是被怀疑的对象，人人自危，使得情节波澜起伏。
此外，小说以爱·伦坡式的“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经典性模式结尾，从而使最不可能的结局成为可能——西蒙和他的前女友杰奎琳·李·鲍维尔·肯尼迪·奥纳西斯合谋杀害了林内特，并为了掩盖罪行又接连制造了后面的两起杀人案。西蒙和杰奎琳·肯尼迪热烈以至畸形的爱情勾连起了故事的主线，从而为故事增添了浪漫的色彩，也增添了更多深刻的人性内涵。故事还使用了侦探小说常用的“密码破案”模式——侦探赫尔克里·波洛利用电报破解出了暗号，从而使真凶浮出水面。以及“侦探➕助手”模式，即设计侦探波洛和雷斯上尉两人配合破案。
《尼罗河上的惨案》在情节上疑云密布，线索纷繁，悬念迭出，戏剧性冲突激烈。但又没有繁琐的细节和复杂的专业术语，从而更凸显了一环扣一环的悬念，引发了读者解密、探秘的欲望，不自觉地参与到故事之中。主要故事主干是按照事件先后顺序依次进行，但具体情节呈现出一些无时序特征。此外，利用外聚焦视角，不深入人物内心，仅仅通过对话和语言交代人物的行动，更好地隐藏了关键的信息，还使得故事叙述能够一定程度上突破时空的局限，实现不同场景的自在转换。
《尼罗河上的惨案》的语言简洁凝练、清楚扼要，去除了传统侦探小说生僻枯燥的术语和冗长的专业分析。此外，直白的对话余留了想象空间，有利于侧面烘托人物形象，增强亲切感。故事开头用细腻语言铺设场景、渲染氛围，又以明快、干脆的语言迅速收尾，这种快慢相交、松紧相合的节奏感丰富了小说的艺术韵味。《尼罗河上的惨案》中的对话常常突破甚至刻意违背一般对话交流的“合作原则”，蕴藉丰富，充满隐喻含义。通过不同人物视角对同一事件的反复追述，控制了小说情节的发展，延长了叙述时间的流速，也间接延缓了整个案件的发展与真相揭露的脚步。
《尼罗河上的惨案》在集成多种传统侦探模式的基础之上，创造性地运用多种叙事技巧，增加了爱情元素，刻画出了人物内心复杂的心理活动，折射了社会和人性的深刻内涵。不仅形成独特的叙事风格，还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侦探小说的模式。英国斥巨资，全明星参与拍摄同名电影，证明了小说的巨大艺术魅力。该影片赢得了过亿美元的票房，也使得《尼罗河上的惨案》的故事情节深入人心，扩大了原著的影响。还获得了51届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奖。距此版本电影上映26年后，英国广播公司公司据小说改拍的电视剧，同样在本土反响热烈。
在文化方面，作为克里斯蒂最具影响力的东方色彩代表作，《尼罗河上的惨案》高度的现实性和对东方的想象性还原，引发了诸多学者对于其中东方主义色彩的探讨。提高了包括英国本土在内的西方学者和普通大众对东方文化的关注程度。伦敦大学考古研究所特别在2000年，围绕克里斯蒂的东方之旅和她在近东的挖掘工作举办了专题展览。这次展览在欧洲三个不同国家和四个博物馆展出，参观者众多，提高了中东文化在欧洲的影响力。
《尼罗河上的惨案》形成了一种犯罪小说样板，推动了世界侦探小说的发展，影响了一批新的侦探小说家的写作模式。如日本的江户川乱步、松本清张、森村城一等等。克里斯蒂启发了王安忆的小说创作观念，强调小说基于现实又不局限于现实，注重对小说的细节真实的把控。此外，克里斯蒂小说精妙的逻辑推理、对充沛丰富人性的把控以及在通俗和严肃之间自由游走的自如态度也对王安忆产生了影响。《尼罗河上的惨案》在1979年被引介入中原地区时，引发了一场“译林”风波，提高了通俗文学乃至外国文学在中国的整体地位，影响深远。克里斯蒂本人在中国的影响力也因为《尼罗河上的惨案》得以扩大，出现了出版和研究热潮。此外，《尼罗河上的惨案》产生了诸多衍生作品，特别是据其改编的1978版电影获奥斯卡金像奖进一步扩大了原著的国际影响力。
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一共三次被改编为电影。1978年版电影由约翰葛乐民导演，在英国制片，时长140分钟。这版电影于1979年7月在中国大陆上映，有上译配音版和原音字幕版两个版本。
2004年4月12日，英国英国广播公司公司拍摄的《尼罗河上的惨案》上映，影片由安迪·威尔逊导演，属于“阿加莎·克里斯蒂名侦探侦探波洛探案系列”中的一集。
2022年版电影由肯尼思·布拉纳导演，美国华特·迪士尼电影工作室发行，共127分钟，于2022年2月19日在中国上映。这一版本的电影对人物服道化进行了现代化改造，但较之前两个版本，观众反响平平。
美国《科克斯评论》：《尼罗河上的惨案》是克里斯蒂最好的小说之一。拥有复杂的人物群体、巧妙的情节、快节奏的叙事与一流的娱乐。
中国作家杨映川:《尼罗河上的惨案》赐予我无数生动的悬念，其作者克里斯蒂是伟大悬念的启迪者。
中国学者吴元迈主编《20世纪外国文学简史》：《尼罗河上的惨案》里精心编织跌宕起伏、扑朔迷离的故事情节，为读者逃避严峻的现实提供一个想象世界。
《尼罗河上的惨案》的作者阿加莎·克里斯蒂：《尼罗河上的惨案》再现了那种古老的通俗道德传说：恶的毁灭和善的胜利.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子平：在《尼罗河上的惨案》的推理框架之下，贯穿了对人性的思考。写出了人在金钱面前暴露出的丑陋嘴脸，揭示出最惨烈的社会真相。由于阶级差异和贫富悬殊带来的不平等的社会地位，人们无法抵挡利欲熏心；因为沉迷财富的圈套中，所以自甘随落。周而复始成了恶性循环，无法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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