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01 14:13
《希腊哲学史》构成了中国学者以中国学术视野对古希腊哲学进行断代史研究的鸿篇巨制，对于加强希腊哲学史特别是晚期希腊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对西方哲学史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汪子嵩 等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ISBN： 9787010090818
出版日期： 2010-08-01
开本： 32开
页数： 1797
装帧：平装
版次： 1
字数： 1300.00千字
印次： 1
印刷时间： 2010-08-
1978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极为伟大的转折点。“文革”结束，广大中国人民从这场史无前例的、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拖到崩溃边缘的浩劫中觉醒过来，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辩论。大多数知识分子认识到必须恢复和重建中国的文化思想，必须批判长期束缚我们的闭关锁国的极左思潮，真正实现“四个现代化”，走向世界，使我们能在现代化世界中恢复应有的大国地位。
汪子嵩，我国著名希腊哲学史学家，学者。1921年出生于杭州市近郊一户木行之家，1945年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从陈康先生学习希腊哲学。1949-196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1964-1987年任人民日报理论部编辑、高级编辑、副主任。曾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研究会理事长。著有《希腊的民主和科学精神》、《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等，合著有《希腊哲学史》等。
四卷本《希腊哲学史》出齐
《 人民日报 》（ 2010年08月21日 04 版）
本报北京8月20日电（记者袁晞）今天上午，由人民出版社和浙江大学共同主办的《希腊哲学史》第四卷新书发布会在北京召开。随着《希腊哲学史》第四卷的正式出版，中国学者撰写的《希腊哲学史》全部出齐，标志着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一项绵延近30年的宏伟学术工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希腊哲学史》第四卷与前三卷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学者以中国学术视野对古希腊哲学进行断代史研究的鸿篇巨制，对于加强希腊哲学史特别是晚期希腊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对西方哲学史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四卷本《希腊哲学史》由汪子嵩先生担任总撰稿，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个盟约不仅规定了北马其顿和希腊各城邦的关系，而且规定了各城邦之间的关系，目的是结束马其顿与希腊的战争，也终结彼此间的纷争。这个盟约使马其顿的统治合法化，也反映了自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来，希腊政治家、思想家和普通公民的愿望：终结长期纷争之苦难，过一种平静安宁的生活。可以说这是斯多亚学派滋生的土壤，不过此时公民们的安宁观念是与城邦的安定联在一起的。二者的分离是在希腊化时期。
腓力在稳定希腊内部之后，着手饵决干扰希腊安宁的外敌。忪元前4世纪30年代波斯处于危机之中。薛西斯三世（Artaxerxes，前358-前338年在位）是个有能力但残忍无道的国王。他重建了波斯对腓尼基、小亚细亚半岛的统治，并一度再克埃及。德谟斯梯尼曾诉诸波斯，请他帮忙抵抗马其顿王国。可是，薛西斯三世被暗杀了。腓力趁机派遣远征军由巴门尼奥（Parmenio）率领于前336年越过赫勒斯滂海峡，沿安那托利亚挺进，激励沿岸希腊城邦起来反对波斯的专制。在列斯堡的艾雷修斯（Eresus），新建一座祭坛，称腓力为“Zeus Philippios”（宙斯样的腓力）。爱菲斯人在阿耳忒弥（Artemis）神庙竖立了一个腓力的雕像。巴门尼奥（Par。menio）为腓力翌年的亲征奠基了基础。但是同年秋在阿尔革（Argae），腓力被他的一个叫鲍桑尼亚的侍卫暗杀了。原因是他的第七次婚姻与前几次出于外交考虑的婚姻不同，前338年娶了位北马其顿年轻女子克列奥巴塔（Cleopatra），王位继承人亚历山大及其母亲奥林比娅（（）lympias）失宠而被放逐。但是，克列奥巴塔却生了一个女孩，考虑到王位无继承人，腓力又召回了亚历山大，母亲仍流放于埃皮鲁斯（EpirluS）。亚历山大又回到了培拉（Pella），恢复了在朝廷中的地位。此举激起克氏家族的仇恨，鲍桑尼亚是其中之一。
由汪子嵩先生鼎力主持撰写的《希腊哲学史》第4卷出版了，又适逢汪子嵩先生90华诞，真是双喜临门。作为子嵩学长的师弟的我本应来到这隆重的会场亲自祝贺，无奈行动不便只好遥望京城，特委托我的学生赵林博士表达我由衷的喜悦与祝贺！
《希腊哲学史》1-4卷，总计6518页。是汪子嵩先生负责主持撰写、三代学人共同奋斗28个年头完成的。这是何等的学术壮举！规模宏大、篇幅浩瀚的4
卷本的问世，是我国学术界、特别是西方哲学史界翘首相盼、值得热烈庆贺的大事。它标志着我国对古希腊哲学的研究取得了足以立足于世界学术之林的成就，为我国学人具有昭著于世界的学术能力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成功范例。
我早年有幸参与贺麟先生主持的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的翻译，曾经认真地读了一些古希腊哲学的有关原著，深为希腊哲人爱智慧的精神和卓越的智慧所吸引。后来在与陈修斋先生一起编写《欧洲哲学史稿》及其前身“西方哲学史”教材中，我通过撰写古希腊哲学篇章对作为西方哲学智慧之源的希腊哲学的意义有了更多的认识，这对我后来致力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极有裨益。但当时在编写过程中也深感资料之不足，举步维艰。此刻我不禁想到，如果当时就有4卷本的《希腊哲学史》在手，我一定会使该书的古希腊哲学部分写得更丰满更深入了。我由此也不得不为现在从事希腊哲学的教学与研究的中青年学者感到莫大的庆幸。
上世纪70年代末国家社会科学规划中所列西方哲学断代史多卷本，其他几种如德国古典哲学、唯理论经验论哲学等都未实现，而唯一完成了的就是4
卷本的《希腊哲学史》。这项重大学术工程的竣工要感谢作者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诸教授的艰苦卓绝的努力，特别是要弘扬项目负责人汪子嵩先生的坚持、执着、身体力行和善于组织、团结、推动和指导以他为核心的写作组的学术精神和学术风范。
子嵩兄是我的学长、同事、领导和朋友。我们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先后同学，他1945年毕业，我1945年入校，当时无缘相识，但后来我们都先后留北京大学工作。那时我们都住在沙滩中老胡同“西方哲学编委会”宿舍的小院里，朝夕相处。身为校务委员会秘书的他协助汤用彤先生主持校务，日夜忙碌，连报纸都只有吃饭时边吃边看，不仅是我，还有张汉青等都非常感动，至今记忆犹新。院系调整后他回到哲学系任系秘书，先是协助系主任金岳霖先生和继任系主任郑昕先生主持系务工作，后来子嵩兄就担起了副系主任和系主任工作的重担。这样我就有幸在他的亲自领导和关怀下进行各项工作。1957年反右后他率领北大包括哲学系在内的部分师生浩浩荡荡地下放到门头沟区斋堂，我和他以及朱德生等同睡在上清水村老乡家的一个大炕上，谈心的时间就更多了，在共同的劳动、生活中友谊更加亲密了。他身体不很健壮，但样样以身作则，工作总是十分繁忙，要经常到其他各个乡的下放点去了解情况和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我们当时也希望通过自身的艰苦锻炼给老乡带来一些实际的利益，为改变山区的落后面貌作点贡献。我与数学系教师一道利用山涧的落差进行发电实验，居然也点亮了40瓦的灯管，虽然因一系列具体的设施与技术问题无法将电输到村内，大家还是为这一瞬间的光明欢呼了。子嵩兄好像还陪同时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史梦兰同志和副校长周培源先生来到我们的点，给予我们很大的鼓励，还合影留念了，那是多么难忘的岁月！
子嵩兄在哲学系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为人正直谦和，亲切坦诚，坚持原则，办事果断。除去系务工作还同时主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那几年的毕业生很多成了全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骨干，直到现在不少人虽已白发斑斑都还记得和感激教育和培养他们的老师——汪子嵩，特别是在反右运动中汪老师对青年学生的保护令人刻骨铭记。这是子嵩兄对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教育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1959年我调到武汉大学后，我和子嵩兄就再没有见过面了。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他以《人民日报》理论部编辑的身份来武汉大学“吹风”，我们才有机会见面。他告诉我，他已决定恢复对古希腊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研究，他像回到自己阔别已久的家园，又像久旱逢甘雨一样的高兴，我为他的学者情怀深深打动。他在北大任教期间的行政职务，在人民日报理论部的编辑工作，使他不得不抛开钟爱的希腊哲学，但是他所眷恋的仍然是挥之不去的西方哲学学术事业。当他完全回归时他已是近花甲之年了，很多事要重新起步，但我完全相信他的意志与才能，盼望他的学术硕果早日问世。从此我们就在西方哲学史研究领域内建立起更亲密的学术联系了，这使我受益匪浅。他对我总是像一个兄长那样的关心和关注，他给我的许多信件我至今仍保存着。有意思的是，他的信全都是用稿纸写的，一个格子一个字，字迹从不出格，而又刚毅庄端秀丽，具有书法功底。信的内容详尽而明白，处处表达出对师长的崇敬，对同辈的真诚，对学术见解的独到，特别是对我的关心与鼓励。所有这些都反映秦出子嵩兄特有的为人为学的一贯的品格，令我感佩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