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01 15:42
廷杖，即是在朝廷上行杖打人，是对朝中的官吏实行的一种惩罚。
廷杖的起源历来说法不一，有起源于三国时期，唐代，元代等多种说法。明代则实施得最著名。
明代往往由厂卫行之。成化以前，凡廷杖者王去衣，用厚绵底衣，重迭，示辱而已，然犹卧床数月，而后得愈。正德初年，逆瑾（刘瑾）用事，恶廷臣，始去衣，遂有杖死者。
据《太平御览》卷605刑法部16杖条载:东汉纪日。明帝时，政事严峻,故卿皆鞭杖。左雄上言:“九卿位次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予，动有庠序之仪，加以鞭杖，诚非古典。”上即除之，又据《北史》卷10宇文赟本纪载:自公卿以下，皆被楚挞。其间诛戮黜免者，不可胜言。每捶人皆以百二十度，名曰天杖。宫人内职亦如之。后妃嫔卿，虽被宠妥，亦多被杖背。于是，内外恐惧，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重足累息，以逮于终矣。可见,早在东汉和北周时期,两代皇帝即用杖刑捶责臣下。
明确记载使用“廷杖”之刑的是杨坚。隋文帝不但用特别的刑杖，在殿廷随意决罚官吏，以致“故多致死”，而且还在开皇十七年发了一道诏书。“其诸司论属官，若有愆犯，听于律外斟酌决杖。”(《隋书》卷2高祖纪下)就是说，各级政府的下级“属官”，如果犯了过失，即使够不上刑律条文，上级长官也可以“律外斟酌决杖。”“于是上下相驱，迭行捶楚，以残暴为干能，以守为懦弱。”(《资治通鉴》卷178隋纪2)君臣之间和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异常紧张。杨坚篡周前，曾在周宣帝时任大后丞之职，对于周宣帝宇文赟的“天杖”“捶人”，当是耳闻目睹，屡见不鲜的。因此，可以说，杨坚的“殿廷打人”，是继承了周宣帝的衣钵。
据《新唐书》卷118张廷珪传载:(开元初)监察御史蒋挺坐法，诏决杖朝堂。廷珪执奏:“御史有谴，当杀杀之，不可辱也。”士大夫服其知体。同书卷127张嘉贞传载:(李隆基)帝数幸东都，洛阳市主薄王钧者，为嘉贞缮第,会以脏闻,有诏杖之朝堂。嘉贞畏蔑染，促有司速毙以灭言。秘书监姜胶得罪，嘉贞希权幸意，请加诏杖，已而胶死。《旧唐书》卷105王铁传亦载，跳弟焊，因与邢潜构逆谋，“焊决杖死于朝堂。”由此可知，唐玄宗曾多次使用“廷杖”，责打臣下。其间，虽有张说等人，援引“刑不上大夫”的信条和“律有八议”的规定，屡次进谏，但终不能止。
到了明代，“廷杖”之刑更成了皇帝利用厂卫等御用工具,进行专制集权统治的主要手段之一。朱元璋继隋文、唐宗以后，又滥用“廷杖”，开了有明一代施行“廷杖”的先例。到朱瞻基朱瞻基时，“殿陛行杖，习为故事矣。”朱见深成化十四年，一次廷杖官吏达“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明世宗嘉庆三年，受“延杖”之刑的言吏达“百三十四人，死者十六人。”在此期间，由于主持厂卫机构的官吏，狐假虎威，翻新花样，竟使“廷杖”成了处罚大臣的一种酷刑。
廷杖必有大宦官监杖,还有众官穿红衣陪列两旁,这是监杖者的队伍。而行杖者则由中使与锦衣卫各三十员以及下列旗校百人组成,都穿着襞衣,手执木棍。廷杖前,要先宣读皇帝的诏书,然后由一人用麻布兜,将受杖者从肩脊下绑住,使之不能左右动弹。另一人绑两脚,往四方牵拽。只是露出臀部与大腿。受杖者头与脸都直接触在地上,尘垢塞满口中。受杖的结果则是多数会被打死。
廷杖是一种法外之刑,而在明朝却被用得如此泛滥,皇帝根本不受法律制度的约束。廷杖作为惩罚朝臣的方式,以敕令形式实行,是皇权对国家司法制度的破坏,是皇权对依律治罪.依律行刑的法治精神的压制和扭曲,廷杖削弱了法律的威严和帝王在朝臣心目中的威信。
周东平在《中国法制史》中指出,明代廷杖"直接用于宫廷,甚至太和殿上,这既象征着皇权的极度膨胀,也表现了极权主义的无奈”。这表明，皇权已经无法通过合乎法律原则的正常渠道来表现和加强,皇帝只能通过廷杖等暴力恐怖来发泄私愤,实际上更折射出皇权极盛而衰的消极与无奈。所以,廷杖的重振皇权只是表面的,暂时的,而非根本的、长远的。然而,对于士人与广大的民众群体而言,廷杖仪式却衍生出了更为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