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常人，字功良，1911年7月16日出生，江苏常州人。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市《申报》请他作为战地记者，赶赴沪西前线采访。粉碎“四人帮”以后，市法院的法官到他新居寻访，说是专门为他平反来的。

正文

张常人，字功良，1911年7月16日出生，江苏常州人。民革成员。他从幼年起便受到母亲冯涤尘极严格的家教。14岁便开始在常州市地方报纸上投稿，被国学名宿顾雄藻誉为“神童”。在上海攻读时，著名学者陈望道教授对他也很欣赏，将他推荐给左派作家匡亚明（即匡亚明）。当时叶腾生以教学作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对他在政治思想上作了指导和考验，不久，就介绍他进入出版左翼作家作品的光华书局工作。

由于在多家报刊上经常发表文章，30年代初，他参与了由左翼人士蔡叔声（夏衍）、张凤吾（钱杏�）、阳翰笙等领导的，利用C.C.系《晨报》副刊《每日电影》为基地的影评论坛，他与洪深、柯灵、马骥良、陈鲤庭、姚苏凤等，掀起了新兴影评热潮，推动了中影股份的改革和发展。他在正式参加《晨报》工作后，又主编《妇女与家庭》副刊，接着又为《新夜报》主编《都市风光》副刊。与此同时，他还在明星、联华超市等影业公司工作过，一度与混迹于电影界的蓝苹（江青）同事，常常见面。

离开晨报社后，出乎意料的是，中国国民党中宣部领导的中央社却吸收了他。同时，由报业巨子成舍我在上海创办的《立报》，也邀请他兼任记者，并由他继张恨水之后主编副刊《花果山》。

在这一阶段，他利用中央社记者的身份做了几件有益于民族工业家和银行家的事，如：民族工业家荣宗敬（荣毅仁的叔父）兴办的申新第九纱厂，因对日商3000万两白银借款无力偿还，由鲁意思摩洋行举行拍卖，以3000万两白银的起价，被债权人独家一拍而定，只待到期接收。荣氏向张常人告急。张在中央社电台频频发表荣氏呼吁谈话，并多方联络各报编辑发表有同情倾向的报道，最后迫使国民政府安排中国银行及时向荣氏如数贷款解围。

另一次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因贷款河南农业，遭遇天灾，引起谣言，发生挤兑，本来很稳健的该行也感到情势紧张。经张在中央社连日发表行方谈话，安定人心，并陆续发表该行逐日存款收支数字，终于使该行由逆势逐渐转为平衡，渡过了难关。

1936年，鲁迅先生逝世，举国哀悼，他当即写了详尽的报道，但他的报道发往南京总社后，候至午夜，尚未播发，路透社等外国通讯社则早已作了报道。为此，他通过长途电话争取播发，最后总社虽然广播了，但已被删改得面目全非。为此他还引起当局的不满，不久就被中央社辞退了。

由于受到进步思想影响，他吕振羽著名左派剧作家洪深在上海现代书局创办《一周间》大型杂志。由于立场明朗，这本杂志出版后就被禁邮，只出版了7期，便被中国国民党当局查封了。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市《申报》请他作为战地记者，赶赴沪西前线采访。他在弹雨下进出前线，发表了署名文章《梵皇渡头》，第二天就被《士林西报》和英文《大美晚报》分别译载，随后又译成中文发表。

这时上海已成孤岛，他同马彦祥一起，乘英轮溯江西省上，经苏北越过江阴封锁线，于1937年11月21日到达汉口，发现当地只有一张10开的《救国晚报》，远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他决心筹办一张较大的《抗战晚报》，经洽商利用《武汉日报》的设备排印铸版，又利用印数有限的地方报纸《汉口新闻报》的十多台平版机印刷，使《抗晚》抢在1938年元旦出版。为了巩固抗日统一战线，《抗晚》每天在报头下刊出“国民本位，抗战第一”的口号。这张晚报销量达10万份，最高印过25万份。

1938年夏，长江下游战局不利，日寇水陆两路溯江西省犯，迫近武穴市封锁线，武汉市开始疏散，准备撤退。《抗晚》于9月初停刊。武汉日报社社长王亚明很欣赏张的工作能力，邀他参加报社前线慰问团。他与冯玉祥夫人李德全、著名记者范长江等人，先后访问了湖北阳新地区陈诚指挥下的第9战区，河南宋埠地区李宗仁指挥下的第5战区。

后来，他乘航空委员会的车辆经汉宜公路撤退至长沙市。但没过多久，好端端的长沙市不闻枪炮之声，却意外地在人为的安排下，化为一片焦土，大火三日不熄。张常人痛心地写了一篇《武汉瓦全，长沙焦土》的报导，引起大后方很大反响。

长沙大火之后，湘鄂边界上的日寇试图南犯，他与苏联炮兵顾问阿留欣、原塔斯社记者顾问事务处上校译员裘维英经常同行，从湘江右岸的新墙河、汨罗江东到幕阜山麓、长寿地区视察采访，先后在关麟征、张耀明、覃异之、汤恩伯、张发奎、杨森等军师以上司令部逗留，与他们建立了友谊，获得了许多方便(如利用部队电台、军邮向后方发送通讯稿件，参阅军方地图，获知敌方动向、我方部署的最新态势，利用军车进出前后方等)。在此期间，他写了长篇战地通讯，综述战役始末，并画了一张敌我进退态势图。香港特别行政区《国民日报》用一个半版的篇幅发表了这篇文章。

1939年春夏之交，他到湖南南岳采访军委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主任是汤恩伯，副主任是叶剑英。教官是从八路军和新四军调来的，学员是从各地中央军中调来的校、尉级军官。训练班里表面上是“国共一家”，暗中仍是壁垒森严，戒慎恐惧。张常人过去与汤恩伯有过交往，但从来未见过叶剑英。叶将军应张之请，与他谈话。那时叶将军30多岁，身材魁梧强壮，红光满面。他知道了张是六家报纸的战地特派员，而且所提的问题与一般官方报纸的记者大不相同，因此侃侃而谈，从阵地谈到游击战，从全面形势谈到训练班内一些不正常情况。张一一记录，他们一直谈到深夜，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随即发表了题为《叶剑英将军一夕谈》的报道。

1940年春，他经赣、皖前线到抗日战争第三战区的浙江宁波。在上饶顾祝同长官部，与时任长官顾问的宦乡(解放后在外交部任职)彻夜长谈，深感所谈与中央军一般高级幕僚大不一样，谈得也比较深入。此后，他还同新四军的干部有过接触。

回到作为西南行营所在地的桂林市后，他积极筹办中国工商新闻社，发行纯经济性的日刊《工商新闻》，报道前后方的市场情况和不断变动的物价，受到经济界的欢迎和好评。支持这个事业的，一个是华东迁桂工厂联合会的主席陈炳勋；一个是冯玉祥的“三户书店”及其印刷厂的经理汪先生。当时，他利用中国工商新闻社经常以编辑身份掩护党的地下工作人员。

抗战胜利后，张常人亲眼目睹“接收大员”们的丑恶嘴脸，对中国国民党政权的黑暗统治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愤然参加了反内战、反饥饿、反失业的活动，并毅然在一项反政府的宣言上签名。1947年，他在南京市去梅园新村访晤范长江，巧遇了周恩来，在周恩来“不要呆在南京，有能力可在上海市办个杂志”的示意下，他理解了和平无望，放弃准备复刊《工商新闻》的计划，离开南京，到上海定居，从事写作，后在大东书局出版了《好事多磨》一书。

新中国成立后，张常人先后在天津市《进步日报》（《大公报》前身）工作、在北京回民学院担任文学教员，并与当年光华书局的主持人在王府井集团开办了新潮书店。

“文革”初期，他以与李宗仁的一段私谊，被红卫兵作为罪名，遭到抄家洗劫后，自动迁出两个单元的住房，躲进一间聊蔽风雨的农家屋，一住就是13年。

这期间，一天有人把他带到一处地方，主要询问他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往事，经过96天的审查才把他放出这座不挂牌的监狱。

粉碎“四人帮”以后，市法院的法官到他新居寻访，说是专门为他平反来的。张说:“我没有什么事要平反。”法官说:“江青关了你96天，并要判你3年，我们觉得没法判，现在得为你平反。”张看了文件，说:“这样的平反，不如不平反。”没有签字。下次再来，张看了文件，签了字。这使他倍受感动。

1986年张常人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张常人编、著、译、写的范围较广，除了写新闻报道、影评、杂文、文史资料等以外，在新中国成立五十年间先后出版了传记小说《东瀛义士》，翻译小说《乌克兰地下军》、《地下省委在行动》、《两个世界的农民生活》(以上苏联)；《生与死的搏斗》（罗马尼亚）；《青铜纺车》（前苏联，因中苏关系变动未印），科技专著《原子弹秘史》（美，合译）等7种著译作品。从1964年起，他就投入《汉英古今常用语词典》的编译（按汉语拼音、中、英文三轨序列）工作，前后达30余年。全书计词头5000个，词汇45000条，《索引》100万字，共约300余万字，现正在外文出版社排印中。

张常人大半生写作当在1000万字以上。他一直遵循母亲的教诲：“一生应靠一枝笔”。七十年来，他用辛勤的汗水默默地为人民作出奉献。2003年2月21日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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