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发黑幕运动 :揭发黑幕运动

更新时间:2024-09-20 11:00

黑幕揭发运动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问题成堆的历史环境下,由一批新闻记者和文学家等知识分子发动的专门以揭露社会弊端为主的运动。但从其渗透面来讲,黑幕揭发者们不仅发现了问题并督促政府解决了相当一部分问题,同时还对当时的社会价值转型和社会良知的觉醒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实质上在20世纪初的美国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

简单介绍

1906年美国肉制品加工厂的场景 《屠场》是一部以芝加哥屠宰工人的悲惨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主人公约吉斯·路德库斯和妻子奥娜都是来自立陶宛的移民,他们同当时千千万万欧洲劳动者一样,把美国当成遍地有黄金的“人间天堂”,但当他们踏上美国的土地,看到的却是贫困、饥饿、欺骗和讹诈。他们好不容易在芝加哥屠宰场找到一份工作,但那里劳动条件恶劣,屠宰过程十分危险,肉食制作极不卫生,工人们死的死,伤的伤,生命安全毫无保证,每天只能拿到一点可怜的工钱,难以养活家小。为了多挣钱,约吉斯自恃年轻力壮,拼命干活,但生活不断向这个力大如牛的汉子送来不幸:买房子时受骗上当,把辛辛苦苦积蓄起来的几百元钱白白送给了房产主,又欠了债。为了还债,约吉斯拼命干活,不慎扭伤了脚,奥娜又生了孩子,一家人面临着挨饿的危险;伤愈后,原先工作的位置已被别人顶替,他只得到人骨粉弥漫、臭气冲天的屠场肥料厂去干活。不久,奥娜遭到工头的污辱,约吉斯痛打了工头,结果被判刑而服役。出狱后奥娜难产而死,儿子又被淹死,他在极度悲伤中流落到农村打短工,回到芝加哥时极度衰弱,找不到工作,只得流落街头行乞。一个生龙活虎的壮汉被社会折磨得奄奄一息,这正是千百万苦难的移民劳动者在这个“金元帝国”的遭遇。在小说的结尾作者让主人公通过痛苦的磨难之后成了一名社会党拥护者。

约吉斯·路德库斯的命运,在二十世纪的初期的美国确实具有典型意义。作者明确指出:约吉斯的一切灾难都是美国反动政府的腐败和垄断资本家的剥削造成的,而大资本家和政客们穷奢极欲的腐朽生活却建立在约吉斯这样=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穷人们牛马般的劳动之上。

背景分析

转型时期美国人的文化心态——作为一场文化批判运动的背景分析

1886年10月28日,自由女神像最终由克利夫兰总统主持仪式,落户在纽约湾贝德罗岛上,从此守卫着欧洲通往美国的门户,手擎明灯,照耀那些前来美国寻求自由和机会的欧洲人。美国成了人类自由与希望的象征,贝德罗岛因此而改名为自由岛。数以千万计的欧洲人、亚洲人及其他大陆的人都背井离乡,云集到美国,以实现各自心目中的美国梦。对他们来说,美国就是天堂,意味着发财,意味着自由和民主。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社会跌荡不已,问题层出不穷。世纪末的悲观和乐观同时刺激着美国人的思想。整个社会处于新旧交替的转型时期。

我们为什么说此时的美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呢?美国发展至19世纪下半叶,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生活抑或人们的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很大的质变。此时,美国从一个以农业文明、乡村文明为主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文明、城市文明为主的国家。经济结构上,从一个以自由放任为主、公平竞争、充分展现个人能力、富有人情味的经济社会走进一个以垄断经济为主、非法阻碍竞争、歪曲个人主义的公平性、公司主宰经济生活、缺少人情味的经济社会。以前,美国人主要生活在乡村或小城镇,其事业发展也局限在各个地方,这里风光秀丽、空气清新,他们过着安逸的浪漫生活。

传播方式

杂志新闻事业与公共领域

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地区差距显著,报纸又多半是城市的产物,因此美国报纸的城市性、地方性和社区性一直是一个突出特点。既然腐败是全国性通病,偏于一隅的报纸自然难有真正的作为。而现代杂志的一大特点便是全国性。“一般而论,杂志所探讨者,乃多为全国性的问题,予读者国性的观念及眼光,所以杂志与电视相同,一向被视为全国性的媒介,而结全国读者有普遍的影响力量。

杂志的第二个特点是它与社会改革和社会精英的密切关系。19世纪的两位哲人说过:“报纸的最大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杂志则可以“只谈最主要的问题……详细地科学地研究作为整个政治运动的基础的经济关系。1900年,美国的全国性杂志已有50种以上,它们吸引了报界、政治、经济、文学、法律等各界精英人物担任撰稿人。这些精英又影响了更多的社会精英,即政策决定者、高级知识分子、企业界主管以及各阶层舆论领袖,因此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尤尔根·哈贝马斯在其著名的“公共领域”理论中非常重视杂志的作用。他所谓的“公共领域”是指市民可以自由表达以及沟通意见,以形成民意或公识的社会生活领域(张锦华,1994:203)。他指出:“公共领域最突出的特征,是在阅读日报或周刊、月刊评论的私人当中,形成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弹性的交往网络”(哈贝马斯,1999b:35)。他认为,18世纪初叶由英国作家兼记者丹尼尔·笛福、阿迪生、斯蒂尔等人办的熔新闻和文学于一炉的杂志和咖啡馆开公共领域之先河。

社会影响

关于黑幕揭发运动的起始和终止时间,学界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从1902年到1912年,有的认为终止于1914年。但是多数人认为它肇始于1903年1月\u003c麦克卢杂志\u003e同时发表林肯·斯蒂芬斯、艾达·塔贝尔和雷·斯坦纳德·贝克的3篇文章之时。

这场运动迅速试卷社会各个角落。在政治领域中,它从城市、州波及国家立法机关。有关资料显示,1880年代,代表美国当时38个州的76名国会参议员中有20名百万富翁,其他人与铁路公司、冶金、石油等大商业多有瓜葛。于是,前纽约世界报》记者、思想激进的戴维·格雷厄姆·菲利普斯在1906年3月号的《世界主义者》上发表了《参议院的叛国罪》一文,指名道姓地抨击纳尔逊·奥尔德里奇等20多位参议员,称他们是财团的代言人。文章通篇尽是“叛国”、“无耻”、“掠夺”、“强盗”、“财团”这些激烈的字眼,一时间举国皆掠,以至于公认的改革派领袖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也捺不住,在公开发表的演说中给这类揭发美国社会腐败现象的记者和作家加上了“扒粪者”(Muckrakers,后通译为“黑幕揭发者”)的称呼。此名源于17世纪英国清教徒宣道者兼作家约翰·班扬的小说《天路历程》中的扒粪人那样,手拿粪耙目不转睛,对美好的事物视而不见,专门盯住卑鄙堕落的东西不放。虽然林肯·斯蒂芬斯这些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友人当时感到震怒,但是“扒粪者”一语不久便成了一种高贵的尊称和一枚光荣的勋章,而为揭丑者欣然接受。黑幕揭发运动因此反而“名正言顺”,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了十多年。据统计,1900—1915年间,黑幕揭发者大约发表了2,000文章(Miraldi, 1990: 28)。

诚如阿瑟·温伯格所言,黑幕揭发者的触角遍及美国生活的每一阶段,无一幸免。他们描述、分析,准确无误地指出弊病。黑幕揭发者是大胆的,他们指名道姓的指责详尽而直接,对政界、商界的腐败毫不转弯抹角。他们发现的问题形形色色:食物掺假、金融和保险公司肆无忌惮的行为、欺诈性的索赔和专卖药中含有有害万分、践踏自然资源、官僚主义、卖淫、政府与黑道勾结、监狱的情况和报纸为广告商支配等内幕,被一一揭露出来。黑幕揭发者是“改革的宣扬者”。他们是进步运动中新闻界的代表。这些作家和迅速增多的黑幕揭发杂志在唤醒慵懒公众正义感的愤怒上功不可没。他们使进步主义为世人所瞩目,给这个政治运动提供了动力,帮助通过社会和经济立法(Weinberg, 1961: xix)。

黑幕揭发运动历时不久,然而它的影响的深广度是新闻和文学史界上罕见的。黑幕揭发者激活了公众舆论,“耻辱”一词使人想到,揭发黑幕“实在是一场世俗性的‘大觉醒’,因为那些新闻记者借用基督教福音派的比喻,力图激发全国的罪恶意识”(埃利奥特,1991:350)。作为黑幕揭发作品载体的杂志,在凸显新闻界的监督和警戒功能方面大大超过了报纸,进而在动荡而复杂的社会中帮助国人形成共识,“新闻界和文学界的男男女女与政治家、劳工领袖、改革家和鼓动家、教授和牧师以及社会工作者和慈善工作者一道,共同影响了伟大的社会改革运动的进程”(埃默里,2001:247),最终为完成社会转型进行了全民族的心理调适。

由于美国是一个“要求更完善的法律、理性以及实际观念”(利德基,1991:353)的法理社会,因此衡量社会运动成效的最重要标准是看它对立法进程的影响。在这方面,黑幕揭发运动可谓居功至伟。受它的影响,“市、州和国家的社会立法汹涌而至,几乎席卷公众所感兴趣的一切生活方式和一切活动方式”(梅里亚姆,1988:268)这些改革性法案有:宪法《第十六修正案》、《第十七修正案》(1913年)、《纯净食品和药物管理法》(1906年)、《肉食检查法》(1906年)、打击放任自流式经济的《赫伯恩法》(1906年)、《报纸公示法》(1912年)《联邦储备法》(1914年)、《克莱顿反托拉斯法》(1914年)、《联邦贸易委员会法》(1914年)以及各州各市涉及以下方面改革的诸多法律:妇女选举权、创制权、复决权、罢免权、选民直接投票的预选、减少选任人数、比例代表制、住房、教育、劳工、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李军,1992:246—247)(埃默里,2001:244)。

《人人》杂志在1908年1月号上列举了黑幕揭发者的成就:“华尔街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苦难公众了,保险业运行机制更为健全了,银行正在增加新的防范措施,广告基本真实,食品和药物掺假将冒更大的风险。公共运输公司更为关注人的生命安全。旧时政治老板风光已不再了。各州和各城市都在致力于廉政建设。人们开始提名自己的候选人……儿童在法庭上获得美好童年,弱势群体在和赌博老手和洒馆的对抗中获得保护。我们的公众资源得到了保护。”

黑幕揭发运动还成为1960年代兴起的调查性新闻事业(investigative journalism)的先声,后者派生出美国当代主流新闻思潮之一的调查性报道(investigative reporting),1985年普利策奖增设调查性报道奖,则赋予这种威力强大的舆论监督样式以合法地位。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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