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08 09:31
新艺城影业有限公司（Cinema City Co.Ltd），简称新艺城，是一家由麦嘉、黄百鸣和石天共同创立于1980年9月的香港电影制作公司。这家公司隶属于金公主娱乐有限公司，并得到了地产财团“九龙建业”的支持。
1979年，黄百鸣和石天、麦嘉等人创办了奋斗电影公司，翌年因为资金的关系而改组为新艺城电影公司。1985年，新艺城和宝丽金合资成立新艺宝唱片有限公司。新艺城于1990年分拆成新艺城影业、新艺都娱乐、新艺城娱乐，新艺城仅持续了短短十年，因合伙人麦嘉的退股，1991年新艺城解体。
在新艺城的十年间，该公司出品了许多经典作品，如《英雄本色》系列、《倩女幽魂》系列、《监狱风云》系列、《最佳拍档》系列、《阿郎的故事》《刀马旦》《开心鬼》《搭错车》《难兄难弟》和《鬼马智多星》等。新艺城还培养了一大批后来成为行业翘楚的电影人才，例如演员周润发、张国荣、吴倩莲，以及导演徐克、吴宇森、陈木胜、林岭东和杜琪峰等。
1979年，黄百鸣和石天、麦嘉等人创办了奋斗电影公司，奋斗影业持续制作电影一段时间后，被金公主院线看中，因为金公主院线有自己的电影院，但缺乏粤语片的片源，而当时的粤语片绝大部分都由"邵氏兄弟”与"嘉禾电影"两大公司控制，故金公主影线希望有自己的稳定片源，于是看上了奋斗影业。奋斗影业获得金公主影线的老板，当时的九龙巴士总经理雷觉坤信任，到1980年获得注资改组为新艺城电影公司，并与金公主院线合作。雷觉坤在新艺城创立首三年所投入的资金超过一亿港元。
当时三人自立门户之后，分工明确，黄百鸣写剧本、麦嘉做导演、石天做演员。新艺城的股权，黄百鸣占9%，石天占19%，金公主与麦嘉合占72%。新艺城成立后，黄百鸣找到当时仍在嘉禾签约的好友吴宇森，拍摄了新艺城第一部电影《滑稽时代》。该片的主演是石天、麦嘉和午马。其中最出彩的是石天，他扮演的卓别林相当夺目，是港产喜剧中属于启蒙类型的喜剧，笑中带泪，被誉为经典。
新艺城是由原本的奋斗影业公司改组而成。奋斗影业以麦嘉、石天、黄百鸣三人为核心，拍摄的电影以民初谐趣功夫片为主，包括《咸鱼翻生》。奋斗影业持续制作电影一段时间后，被金公主院线看中，因为金公主院线有自己的电影院，但缺乏粤语片的片源，而当时的粤语片绝大部分都由“邵氏兄弟”与“嘉禾电影”两大公司控制，故金公主影线希望有自己的稳定片源，于是看上了奋斗影业。奋斗影业获得金公主影线的老板，当时的九龙巴士总经理雷觉坤（雷瑞德三子，雷兆光、雷兆森、雷兆贞的父亲）信任，到1980年获得注资改组为新艺城电影公司，并与金公主院线合作。雷觉坤在新艺城创立首三年所投入的资金超过一亿港元。新艺城得雷觉坤的支持，有充足的资金，年产量由2部增加至10部。
1981年，新艺城影业进一步吸纳了徐克、施南生、曾志伟和泰迪罗宾四位行业精英进入决策层。随着这些关键人物的加入，“新艺城七怪”这一团队正式形成。
新艺城在早期采用集体创作和决策方式。当年，七人小组每天深夜开会，一直开到凌晨，风雨无阻。新艺城几乎所有的决策都由七人小组集体讨论和决定；剧本也大多由七人小组集体“度桥”，共同创作。剧本一经议定，就不允许任何人（包括导演）擅自修改。“新艺城七怪”集合了各自的专长，既能独立创作又能协同合作，在分析市场需求的同时不断挖掘新的创意。从1981年到1984年期间的作品，如《开心鬼》《搭错车》《难兄难弟》《我爱夜来香》以及《最佳拍档》系列，都是在这种模式下创作出来的。
1981年，新艺城影业邀请徐克执导了公司的第二部电影《鬼马智多星》。这部电影取得了巨大成功，以915万港元的票房成绩位列当年香港电影票房排行榜的第五位。此外，《鬼马智多星》在中国台湾也获得了三项金马奖的大奖，分别是最佳导演、最佳美术和最佳剪辑奖项。这一成就不仅巩固了新艺城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电影界的地位，使其跃升为香港第三大电影公司，而且还开启了新艺城与邵氏兄弟和嘉禾电影长达十年的竞争局面。同时，这部电影也让业界看到了徐克在商业电影方面的才华。1981年，“新艺城”与台湾龙祥公司合作成立“新艺城”台湾分公司，聘请台湾导演虞勘平、演员张艾嘉等担任行政负责人和基本导演。同年，徐克娶了施南生为妻，施南生更成为徐克日后事业上的最佳助手。随后，她加盟“新艺城”，成为“新艺城”的管家。
1982年，新艺城影业推出了一部动作喜剧片《最佳拍档》。该片由黄百鸣与麦嘉共同编剧，曾志伟、林岭东和刘家良联合执导，主演包括许冠杰、张艾嘉和利智等知名演员。这部电影大获成功，成为了当年的票房冠军，其票房收入达到了2700万港元（当时电影票价约为8港元一张）。同期上映的另一部热门影片《少林寺》虽然也取得了超过1000万港币的票房成绩，但相比之下，《最佳拍档》的成绩仍然遥遥领先。1982年，吴宇森与嘉禾电影的合约期满后加入了新艺城。
随后，新艺城影业乘胜追击，分别在1983年、1984年、1986年和1989年连续推出了四部《最佳拍档》系列电影，包括《最佳拍档2：大显神通》《最佳拍档3：女皇密令》《最佳拍档4：千里救差婆》和《最佳拍档5：兵马俑风云》。
1983年，执导两部《最佳拍档》的曾志伟，率先退出新艺城，奔赴台湾后，返港投奔了洪金宝，成了五福星的一员。1984年，在完成《最佳拍档3》之后，徐克也宣布要退出新艺城。与曾志伟因分配问题不同，徐克离开的原因是与新艺城的创作理念存在较大分歧。徐克表示：“新艺城只想拍票房几千万的喜剧，但我想要尝试不同的内容，却得不到支持。”为了挽留徐克，新艺城的幕后老板雷觉坤（金公主院线的老板）帮助徐克成立了“徐克电影工作室”。尽管这个工作室名义上仍隶属于新艺城，但徐克可以直接与雷觉坤沟通，不必经过麦嘉、石天和黄百鸣。此外，工作室的票房分红也直接从金公主领取，这意味着在经济上与新艺城无关。施南生，后来成为徐克的妻子，也一同加入了这个工作室。不久之后，泰迪·罗宾也离开了新艺城。
1984年，新艺城开始拍摄电影《开心鬼》，在《开心鬼》系列中，黄百鸣不但做编剧，还第一次担当主演，结果一炮打红，渐成香港电影的一张经典“面孔”。人送绰号“开心鬼”，《开心鬼》一口气拍了5部，开创香港系列电影的奇迹，《开心鬼放暑假》《开心鬼撞鬼》《开心鬼救开心鬼》《开心鬼上错身》。
1986年，新艺城启动《英雄本色》项目，徐克力荐事业低谷中的吴宇森来执导，他自己做监制。该片上映后以3465万港元的票房打破香港电影票房纪录，并获第六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奖、第二十三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导演奖等。该片不仅是吴宇森导演生涯的转折点，也奠定了其暴力美学的电影风格。
新艺城公司内部因为股权和分红不均慢慢有了裂痕，麦嘉更是在1986年为竞争对手嘉禾电影接演了电影《最佳福星》，这也导致新艺城三巨头麦嘉、黄百鸣和石天各自为战，新艺城也开始走下坡路。
在20世纪80年代末，麦嘉、黄百鸣、石天三人对于公司的发展，产生了意见分歧。麦嘉力推“警匪动作喜剧”为公司的主打路线，并亲自操刀制作了《老虎出更》与《新最佳拍档》等作品。相较之下，黄百鸣则倾向于《七年之痒》与《八星报喜》这类温馨合家欢喜剧，视其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而石天则主张不应局限于喜剧领域，他提到八十年代中期投拍的《搭错车》与《英雄本色》均取得了不俗反响，鼓励公司探索更多元化的电影类型。
由于麦嘉在“新艺城”中持股最多且拥有最终决策权，他最终拍板，决定继续深化“警匪动作喜剧”的发展策略，从而否决了黄百鸣与石天的提议。不甘心的黄百鸣随后与“高志森影业”携手，创作了《合家欢》与《开心鬼救开心鬼》两部作品，其中《合家欢》在1989年上映后，票房突破三千多万港币，成为当年仅次于成龙《奇迹》与周润发《赌神》的热门影片，其成功让“新艺城”的主要投资方“金公主娱乐”意识到合家欢喜剧的巨大市场潜力，并有意推动黄百鸣接替麦嘉，成为公司的新决策者。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权力更迭趋势，麦嘉自然不愿轻易让步。经过多方协商，1990年，“新艺城”内部进行了重大调整，一分为三，分别成立了“新艺城影业”“新艺都娱乐”“新艺城娱乐”三家独立运营的机构。“新艺城影业”由黄百鸣负责、“新艺城娱乐”由石天负责，而拥有股权较多的麦嘉，则负责“新艺都娱乐”。
然而，新艺城的辉煌仅持续了短短十年，因合伙人麦嘉的退股，1991年新艺城解体。新艺城最后一部电影为1991年的《蛮荒的童话》。该喜剧片由卢坚导演，张耀扬、温碧霞主演。1995年，新艺城已有重组的计划，在台湾省片商王应祥的拉拢下，有关人士曾进行了初步的接触，但由于大家的意见未能达成一致，因此该计划被搁置下来。1999年，黄百鸣再次力邀麦嘉和许冠杰出山，重组新艺城，并开拍了千禧年贺岁电影《大赢家》和电视剧《济公》等戏，可惜市场表现并不理想。结果，重组的新艺城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香港特别行政区新浪潮电影运动之后，香港独立制片业面临的东南亚市场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导致资金流向转移、市场准入受限及政治因素干扰，使得香港独立制片业陷入困境，艺术性与思想性突出的电影作品难以生存。在此背景下，香港电影业被迫向更商业化、更市场竞争化的方向转型。新艺城电影公司在此背景下，采取了一项关键策略：紧密追踪并改编世界影坛的热门题材，以确保票房收益。
以007系列电影的风靡全球为背景，新艺城创造性地推出了《最佳拍档》系列，这是对国际热门IP的本土化创新。不同于简单的复制粘贴，《最佳拍档》在精神层面上对007电影进行了深刻的解构与重构。它摒弃了传统英雄的高大全形象，转而塑造了一个充满市井气息、实用主义至上的光头佬角色，这一转变不仅反映了香港独特的文化土壤，也预示着香港电影对权威与传统观念的挑战与颠覆。
《最佳拍档》的成功，标志着新艺城“拿来主义”策略的有效性，即吸收国际流行元素，结合本土文化进行二次创作。这一策略不仅限于对热门题材的翻拍，还体现在对经典文学与文化遗产的借鉴上。《阿郎的故事》改编自韩国电影，但在价值观与审美趣味上紧贴香港特别行政区及亚洲观众；《滑稽时代》则是对查理·卓别林艺术风格的致敬与本土化演绎；《最佳拍档》更是从莎士比亚古典作品中汲取灵感，展现了香港电影人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创新精神。
新艺城的这一系列实践，不仅为香港电影业在困境中找到了新的出路，也丰富了香港电影的类型与风格，推动了香港电影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这种“拿来主义”并非简单的模仿，而是在深刻理解原作精髓的基础上，结合本土实际进行的创造性转化，为香港电影乃至华语电影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新艺城电影公司专注于喜剧片这一领域，并进行了广泛、深入且多样化的探索。喜剧片在香港电影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早在20世纪50年代，凤凰影业公司就已经制作了一系列城市喜剧片。到了70年代，邵氏兄弟的《72家房客》及由许冠文编剧并导演的《鬼马双星》和《半斤八两》等影片进一步推动了“小市民喜剧”的流行。这些作品为香港电影业培养了一支成熟的创作团队，积累了丰富的制作经验，并建立了稳定的观众基础。因此，新艺城选择主攻喜剧片，是基于自身优势和市场需求的一种明智决策。
新艺城早期的作品以小人物喜剧为主，例如由石天主演的《滑稽时代》和《欢乐神仙窝》等。这些影片继承了20世纪70年代香港特别行政区“小市民喜剧”的传统，并且遥相呼应了查理·卓别林的小人物喜剧风格，展现了社会中小人物既可笑又可怜的生活境况，引发观众的共鸣，带来“含泪的微笑”。
自《鬼马智多星》开始，新艺城又尝试了摩登豪华喜剧，电影中的主角不再是简单的小人物，而是拥有更多色彩的性格，比如魅力四射、桃花不断的私家侦探“夜来香”，或是野心勃勃的黑帮头目卡邦，以及《最佳拍档》中敢于挑战意大利黑手党的金刚和光头佬等角色。
从1982年起，新艺城还创作了一系列不同类型的喜剧电影，包括以《小生怕怕》和《灵气逼人》为代表的鬼怪喜剧，以《开心鬼》及其续集《开心鬼放暑假》为代表的校园喜剧，以及像《八星报喜》这样的家庭喜剧。这些多样化尝试不仅丰富了新艺城的电影类型，也为香港电影史增添了更多的色彩。
香港电影中另一个成熟且受欢迎的类型是动作片。新艺城通过将喜剧与动作元素相结合，制作了一系列如《鬼马智多星》和《最佳拍档》等都市动作喜剧，实现了两种类型的优势互补。在此之前，由张彻、胡金铨、李小龙、袁和平等人执导的武侠片、功夫片以及成龙的动作喜剧大多带有一定的禁欲主义色彩，女性角色通常被边缘化，仅仅作为装饰出现。
可能受到20世纪70年代李翰祥风月喜剧片获得商业成功的启发，新艺城在其都市动作喜剧中摒弃了禁欲主义的主题，转而加入了更多关于爱情纠葛的情节，包括谈情说爱、争风吃醋和轻松诙谐的爱情戏码，有时甚至包含一些具有性暗示的镜头。
在动作场面的设计上，新艺城并不追求李小龙那种硬桥硬马的真实格斗效果，而是倾向于运用特效和机关道具来打造壮观的场景，营造出一种视觉上的震撼。影片中的正面角色虽然身手矫健，但往往不是依赖真实的武术技巧来解决问题，而是借助高科技设备、智慧甚至是机智幽默的方式来击败对手，从而产生幽默效果，让观众捧腹。
此外，新艺城还涉足了悲剧领域，尽管这类作品的数量较少。例如，《搭错车》《何必有我?》和《阿郎的故事》等影片都获得了高度评价，并帮助演员孙越、郑则仕以及周润发分别赢得了台湾电影金马奖和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奖项。与喜剧片相比，新艺城的悲剧作品相对较少，这反映了公司在类型选择上较为谨慎的态度。
新艺城影业在选题与类型策略上的上佳表现，根植于其对市场动态的深刻洞察与精准把握。自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的蓬勃发展，青少年群体的消费能力显著提升，电影市场的观众结构也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年轻观众，尤其是14至25岁的青少年，逐渐成为了观影消费的主力军。新艺城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趋势，迅速调整制作方向，专注于创作以青少年为核心受众的影片。
鉴于青少年电影往往能吸引家庭成员共同观看，形成合家欢的观影氛围，新艺城不仅满足了年轻观众的娱乐需求，还巧妙地兼顾了家庭市场的潜力。这一时期，好莱坞也推出了《第三类接触》《外星人》等广受欢迎的合家欢电影，而新艺城则紧随其后，创作了包括《滑稽时代》《欢乐神仙窝》《鬼马智多星》《最佳拍档》系列、《小生怕怕》《开心鬼》系列、《全家福》《刀马旦》以及《阿郎的故事》在内的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合家欢影片。
市场反馈充分证明了新艺城策略的成功。《开心鬼》作为其中的佼佼者，在与其他公司（如推出犯罪暴力题材《省港旗兵》的公司）同档竞争时，凭借其合家欢的特质，赢得了观众的热烈追捧。相比之下，《省港旗兵》的观众购票数量有限，而《开心鬼》的观众则往往一买就是多张票，带动了家庭观影的热潮。最终，《开心鬼》不仅赢得了口碑，更成为了新艺城当时最为盈利的影片之一。这一案例清晰地展示了合家欢式电影在达成市场最大化与利润最大化目标方面的巨大潜力。
新艺城影业在其初创阶段，独树一帜地采用了集体创作与决策机制，这一模式在当时堪称前卫。七人小组作为核心团队，日复一日地深夜聚首，直至凌晨，共同商讨并决定公司的各项重大事务。剧本创作同样遵循集体智慧的原则，七人小组集思广益，共同“度桥”，确保每一部作品都凝聚了团队的共识与创意。一旦剧本定稿，便成为不可逾越的蓝本，即便是导演也需严格遵循，不得擅自更改。这一严格的管理制度，从《夜惊魂》导演因未遵剧本而被撤换，到《阴阳错》《英伦琵琶》等片的类似经历，均可见一斑。甚至在《开心鬼撞鬼》的片头，执行导演杜琪峰的名字赫然在列，而“导演”一栏却空缺，足见该片严格遵循七人小组既定计划进行拍摄的事实。
集体创作的优势在于能够汇聚多方智慧，促进创意的碰撞与融合，从而避免个人视角的局限。然而，这一模式也有其弊端，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艺术创作的个性与自由度，导致作品呈现出某种程度的模式化、公式化倾向。为了平衡这一矛盾，新艺城在剧本结构上进行了精细规划，将90分钟的常规剧情划分为九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承担着特定的叙事功能，如开篇的引人入胜、中段的多次高潮设置，以及结尾的终极高潮等。同时，团队还精心调配动作、笑料、情爱场面及特技等商业元素的比例与分布，确保影片全程充满看点，节奏紧凑，与好莱坞商业片的制作理念不谋而合。这种既注重集体智慧又追求商业效益的创作模式，为新艺城在竞争激烈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影坛中赢得了一席之地。
新艺城影业的制片策略在黄百鸣先生的回顾中，被形象地概括为“大卡士、大场面、大洒金钱”，并可以进一步补充为“一高”，即高科技。
《滑稽时代》与《欢乐神仙窝》作为新艺城的初创之作，虽以低成本制作却均取得了盈利佳绩，但这并未让新艺城止步不前。相反，公司决定加速发展步伐，扩大规模，并致力于更宏大的制作。在此背景下，新艺城邀请了导演徐克执导《鬼马智多星》，该片以截然不同的风格脱颖而出——摒弃了当时香港特别行政区盛行的民初装烂衫戏元素，转而呈现一种极为洋化的风貌，布景与服装设计在美术指导张叔平的精心操持下，显得华美而亮丽，给予观众全新的视觉享受。这部影片的大获成功，不仅赢得了市场与口碑，更引领了一股摩登豪华流线型喜剧的风潮。同年，新艺城做出了一个更为大胆的决定，几乎动用了公司当时所有的资金，全力投拍了高成本的《最佳拍档》。这一举措标志着新艺城正式踏入了大投资、针对主流市场的制片策略之路。此后，新艺城的电影几乎无一例外地采用了大投资模式，力求在视觉与内容上带给观众极致的享受。 值得注意的是，大投资的制片策略在新艺城的都市动作喜剧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这些影片中，人物在打斗场面中常常展现出强烈的破坏欲，对财物的毁坏毫不吝惜。从主观动机来看，这或许是新艺城有意为之，旨在将巨额投资以直观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而从客观效果而言，这种设计恰恰契合了20世纪80年代香港特别行政区社会的心理需求。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香港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心理压力。影片中的毁坏财物动作性场面，无疑为观众提供了一个宣泄内心焦虑、排解精神压力的渠道，使得新艺城的电影在娱乐之外，也承载了一定的社会心理慰藉功能。
20世纪80年代，随着电视的普及，电影行业面临着来自家庭娱乐的竞争。为了保持电影的吸引力并确立其不可替代的地位，世界范围内的商业电影采取了多种策略，其中之一便是利用大银幕的优势，创造壮观的视觉效果，提供观众在日常生活中或电视屏幕上难以见到的奇观。新艺城影业紧跟这一趋势，在其电影中加入了大量的壮观场面，如《最佳拍档》系列中的大爆炸、多车相撞、直升机追逐快艇以及汽车在楼顶间的飞跃等场景，极大地增强了影片的视觉冲击力和观赏性。
此外，为了进一步提升影片的魅力，新艺城还选择在国外取景，将叙事背景拓展到了世界各地。这种做法不仅为电影增加了异国情调的元素，使其在全球市场上更具吸引力，同时也为观众提供了丰富的视觉享受。例如，《最佳拍档》系列的部分场景在威尼斯拍摄；《专撬墙脚》和《英伦琵琶》分别在西班牙和英国取景。这些影片均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
基于这些成功的经验，新艺城继续扩大其海外取景的规模，例如《最佳拍档女皇密令》在巴黎的埃菲尔铁塔附近拍摄；《开心乐园》前往泰国取景；《最佳拍档之千里救差婆》则在新西兰拍摄，而《卫斯理传奇》更是远赴尼泊尔进行拍摄。这一系列举措不仅加强了电影的视觉震撼力，还使其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更高的认可度。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的电影学教授David Desser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香港电影业经历了一个近乎全球化的转变过程，不仅在经济上成为一个重要的力量，而且在电影制作方面也逐渐走向国际化，这体现在越来越多地使用异国背景和国际化的制作团队上。例如，《最佳拍档》和《小生怕怕》邀请了外国专家担任特技指导，而《最佳拍档之大显神通》《最佳拍档3：女皇密令》和《新最佳拍档》等电影中则有外国演员出演重要角色。这些做法使得新艺城的电影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国际化特色，进一步提升了它们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娱乐业的璀璨星河中，明星制度自50至60年代初露端倪，至李小龙风靡的70年代初已臻成熟。新艺城影业虽起步于资源相对有限的背景之下，却在短时间内展现出了非凡的魄力与远见。在筹备《最佳拍档》这一里程碑式作品时，公司不惜斥资200万港元，这一在当时足以拍摄整部影片的巨资，诚邀影坛与歌坛的双重天皇巨星许冠杰担纲主演。此举不仅彰显了新艺城对高品质内容的追求，也标志着公司造星工程的正式启动，影片的每一个细节都紧密围绕着许冠杰的魅力精心打造。
随后，《难兄难弟》更是集结了石天、吴耀汉、钟楚红、林子祥、泰迪罗宾、张艾嘉、麦嘉、谭咏麟、徐克、曾志伟等一众巨星，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大堆头演出”，其星光熠熠的程度令人叹为观止。而《最佳拍档女皇密令》更是跨出国门，邀请了国际巨星肖恩·康纳利与李察·基尔加盟，他们的加入无疑为影片增添了浓厚的国际色彩与高端质感。
不仅如此，新艺城在导演及制作团队的选择上同样不遗余力，广纳贤才。吴宇森、刘家良、徐克、梁普智、翁维铨、林岭东、于仁泰、程小东、杜琪峰等一众大导演相继被委以重任，他们的才华与创意为新艺城的影片注入了丰富的内涵与独特的风格。同时，顾嘉辉、罗大佑等音乐界的杰出代表也为新艺城的电影贡献了无数经典旋律，使得影片在视听享受上达到了新的高度。
新艺城影业高度重视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以弥补自身在技术方面的不足，并利用高科技手段来制作电影。早在拍摄《最佳拍档》时，新艺城就开始聘请国外专家来负责汽车特技、风筝特技和钢线特技等高难度场景。此后，在《最佳拍档大显神通》和《倩女幽魂》等影片中，新艺城继续采用各种高科技手段，使影片更具现代感和视觉冲击力。
新艺城在技术方面采取了“师夷之长”的策略，即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的电影技术。1982年，新艺城斥资百万港元，请来了好莱坞的特技化妆大师汤沙云尼（Tom Savini）来到香港特别行政区，为电影《小生怕怕》进行特技化妆工作。同时，新艺城还派遣助手协助汤沙云尼的工作，实际上是为了学习他的技巧。这些助手后来成为了香港电影界的特技化妆大师。新艺城的这种学习策略很可能也启发了其他电影人。例如，一年后，导演徐克在执导《蜀山：新蜀山剑侠》时，也聘请了好莱坞的专家担任特技顾问，并通过类似的学习方式，培养了一批香港本土的电影特技人才。
新艺城的“三大一高”制片策略，即大卡司、大场面、大洒金钱以及高科技的运用，是对邵氏兄弟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大投资，拍大片，赚大钱”经营理念的一种发展，并借鉴了好莱坞高投入、高产出的制片策略。然而，新艺城在实施这一策略的过程中，有时过于注重场面的宏大和热闹，而相对忽视了故事情节的逻辑性和人物行为的合理性——这是好莱坞通常更为重视的方面。此外，新艺城在高科技的应用上也显得较为肤浅，往往侧重于影片外表的光鲜、亮丽、新颖和时尚，而缺乏长期的战略规划和持续性的技术投资。
新艺城在影片的档期选择上采取了明确的战略：针对青少年观众和家庭观众的电影，通常会选择在节假日档期上映。例如，《滑稽时代》和《圣诞快乐》等电影在圣诞节期间上映，《欢乐神仙窝》、《最佳拍档》系列、《最佳拍档之大显神通》、《最佳拍档3：女皇密令》和《八星报喜》等电影则选择在春节期间上映，而《鬼马智多星》《追女仔》《难兄难弟》《开心鬼》系列等电影则安排在暑假期间上映。
这一策略充分利用了假期期间观众的闲暇时间和家庭团聚的机会，从而吸引了更多的观众进入电影院。事实证明，这种营销策略非常有效。例如，《鬼马智多星》的票房达到了700多万港元，超过了同期所有竞争对手，这也是新艺城成立以来首次在市场上击败了邵氏兄弟和嘉禾电影两大巨头。《最佳拍档》系列和《八星报喜》等电影在春节档期更是取得了巨大的票房成功。
新艺城的宣传部门以其出色的营销策略和执行力而闻名。新艺城组建了一个名为“新艺城之友”的俱乐部，该俱乐部的会员人数一度高达两万人。俱乐部不仅在商业一台举办了一个同名节目，用于长期介绍新艺城电影的最新动态，还在新片上映前组织会员提前观看，并收集他们的反馈意见。这些反馈对于剪辑预告片、调整电影内容以及确定上映档期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新艺城之友”与普通的明星粉丝俱乐部不同之处在于，它强调的是以新艺城公司这一整体的身份与会员进行交流和互动，这样不仅能加强公司与观众之间的联系，还能树立起“新艺城”这一品牌的好口碑。
新艺城非常重视市场营销，其电影制作始终以市场调研为基础，而宣传策略则着重于建立公司的品牌形象。为了建立强有力的品牌形象，新艺城不惜花费巨资，例如在《鬼马智多星》和《追女仔》等影片的宣传上投入近百万港元。这种“宁可不赚钱也要擦亮招牌”的策略使新艺城在短时间内迅速获得广泛关注，并在观众心中树立起了良好的品牌形象。这种营销意识是当时邵氏兄弟和嘉禾电影等老牌公司所不具备的。
新艺城的品牌战略非常成功，极大地提升了观众对其品牌的忠诚度。据说，只要电影上有“新艺城”三个字，即便不了解具体内容，许多观众也会愿意购票观看。这种强大的品牌效应反映了新艺城在营销策略上的高明之处，以及其在观众心中的独特地位。
新艺城的营销策略还包括积极开拓中国香港外的市场，特别是在中国台湾市场取得显著成就。《鬼马智多星》和《追女仔》（在台湾分别更名为《夜来香》和《泡妞》）在台湾取得了巨大的票房成功，奠定了新艺城在中国台湾市场的地位。随后，《最佳拍档》、《难兄难弟》等电影也受到中国台湾观众的喜爱，《小生怕怕》更是在中国台湾创造了票房奇迹。基于这些成功，新艺城迅速在中国台湾成立了分公司。
1983年，新艺城台湾分公司聘请了张艾嘉担任总监。张艾嘉上任后制定了新的制片方针，这意味着中国台湾分公司将采取与中国香港总部不同的制片策略，专注于拍摄具有台湾本土特色的艺术片。她启用了一批中青年导演，制作了一系列题材新颖、形式独特的电影，包括林清介的《台上台下》、柯一正的《带剑的小孩》、杨德昌的《海滩的一天》和虞戡平的《搭错车》。这些电影获得了台湾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电影评论界的一致好评，使新艺城台湾分公司成为台湾新电影运动的重要推动力量。
除了中国台湾市场外，新艺城的多部电影如《追女仔》《我爱夜来香》《最佳拍档》系列和《开心鬼》系列等也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取得了成功，进一步扩大了新艺城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
在新艺城崛起之前的香港电影界，将歌星融入银幕故事或将电影与其音乐视为一个整体营销策略，尚属罕见。然而，新艺城却打破了这一常规，开创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跨界尝试。以《搭错车》为例，新艺城不仅专注于电影制作本身，还从有限的制作经费中划拨出高达100万台币的资金，用于制作并推广该片的原声唱片。这一创举迅速获得市场热烈反响，电影原声大碟与影片同步上市，销量飙升，成为一时佳话。此后，《圣诞快乐》邀请知名歌星徐小凤与陈百强跨界加盟，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策略的有效性。
新艺城对于新人培养同样不遗余力，在《开心鬼放暑假》中，公司大胆启用了新人袁洁莹、罗美薇、陈加玲，组成“开心少女组”，不仅影片票房大卖，其推出的同名唱片也取得了巨大成功，荣获金唱片奖，展现了新艺城在挖掘与包装新人方面的独特眼光与实力。
随着《搭错车》原声大碟与《开心少女组》唱片的热销，新艺城敏锐地洞察到音乐与电影相结合的巨大市场潜力，于是携手宝丽金共同创立了新艺宝唱片有限公司。这一举措不仅进一步巩固了新艺城在电影业的地位，还成功拓展了其音乐业务，吸引了包括许冠杰、张国荣、叶蒨文、周润发、王菲及Beyond等众多巨星加盟。在80年代末期，新艺宝的市场表现已足以与母公司宝丽金并驾齐驱，彰显了其双栖式经营的卓越成就。
新艺城通过让歌星步入影坛，并在电影与影片音乐乃至其他相关产品之间建立起紧密的联动关系，成功探索出了一条全新的市场策略。这种一体化营销模式不仅拓宽了公司的赢利渠道，还极大地提升了公司的市场影响力和品牌价值，为香港电影业的后产品开发树立了典范。新艺城的这一创举，不仅在当时引领了潮流，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电影与音乐乃至其他文化产品的跨界合作成为了香港特别行政区乃至全球娱乐产业的重要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