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炳西，江苏宜兴人，早年赴比利时留学，攻读政治外交，回国后加入军统，任军统越桂边区站站长、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谍报处科长。1939年3月方炳西奉军统局长戴笠之命，随陈恭澍等人潜往越南河内暗杀汪精卫未果。

正文

方炳西，江苏宜兴人，早年赴比利时留学，攻读政治外交，回国后加入军统，任军统越桂边区站站长、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谍报处科长。1938年12月18日，国民政府副总裁汪精卫借口赴成都中央军校主持典礼，乘坐事先准备好的飞机飞往昆明市，接触云南省主席龙云，希望龙云与他共同发动政变，龙云未立即表态，汪精卫随即出走越南河内。12月29日，汪精卫响应日本首相近卫声明，发表“艳电”，宣称愿与日“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公开投日。

蒋介石对此十分震怒，决定处置汪精卫。从2月到3月初，从各地调动的军统特工分批抵达河内，组成暗杀小组，以陈恭澍为暗杀小组组长，主要行动人员包括方炳西、王鲁翘、岑家焯、余乐醒、陈邦国在内共九人，此外还有九名工作人员负责从旁协助、联络、运送武器。当时越南仍是法国殖民地，法方为提防越南人民反抗运动，对持有武器者一律处以重刑，因此所有武器全部由拥有法国亲友的协助人员冒险夹带进入河内。同时，暗杀小组也联络了四名当地华侨，通过各自的关系协助打探情报。

最初两个月，暗杀小组的任务主要是探清汪精卫住址，并监视其行踪，查证其是否有离开河内的意愿等。3月19日凌晨，暗杀小组收到正式行动电报。汪精卫在河内的寓所位于高朗街27号，建筑坚固，围墙高大，墙上还安有保护网；门外有越南警察与便衣人员执勤，门内还有护卫人员和警戒。汪精卫本人终日闭门不出，工作组很难下手。此前工作组在准备阶段，也曾构想过几种制裁汪精卫的方式，如长于药物知识的余乐醒曾提出采取“软性行动”，即使用毒药达成目的，并为此准备了一种无色无味的剧毒液体，但如何使汪精卫食入这种毒药则颇费思虑。暗杀小组打探到汪精卫从一家面包房定了面包，每天早晨由固定的人送去，便设想利用这一点，在送去的面包中下毒。然而，面包被注射入毒药后，瓤里很快出现了淡黄的斑点，这一设想只好全部作废。余乐醒又提出将一瓶可挥发的毒药放进汪精卫浴室中，借助洗澡时的蒸气使汪精卫中毒致死，但这一设想也终于不了了之。这些计策的废弃，归根结底是因为暗杀小组没有在汪家的可靠内应，无法从内部策应，帮助计划的实施。最终，暗杀小组决定采取硬性行动，袭击汪精卫的住宅。然而，还未等行动开始，3月20日上午，负责监视汪精卫行踪的魏春风急匆匆跑到陈恭澍等人的住处报告：“汪家正在打点行装，有全家出走迹象。”话音刚落，内线的电话也来了：“汪精卫偕同家人准备午前启程到大叻。”大叻是越南的一个旅游胜地，汪精卫去那里的目的尚不明确。但两条消息吻合，陈恭澍不得不作出判断：情况有变，汪精卫要离开河内，必须马上采取行动。魏春风被派往汪宅附近继续监视，陈恭澍招呼众人准备行动。十时刚过，魏春风打电话报告，两辆黑色轿车离开汪宅，向红河大桥方向开去。陈恭澍一声令下，那辆双开门的福特轿车挤进了7个人，一路追去。过了红河大桥，远远就看到那辆黑色轿车停在路边空地，车头对着大路。陈恭澍等人不动声色地开车驶过，确认汪精卫就在车内。几个人刚要合计一下如何动手，那两辆黑色轿车却忽然发动，原路高速返回。陈恭澍急忙掉头，却没能追上，两辆黑色轿车一路驶回了汪宅。这趟徒劳无功的追逐，让陈恭澍等人心头窝火，也留下一个巨大疑团：汪精卫为什么会有这次奇怪的出行？

连续错过两次机会，工作组成员都十分沮丧，担心汪精卫已有所警觉，终于决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在当天夜里对汪精卫的寓所进行突击性强攻。21日凌晨，暗杀小组开车来到高朗街附近，准备行动。正当特工人员从车上下来时，两名越南便衣警察突然出现，示意他们立刻离开。暗杀小组进退两难之时，在附近监视汪家的华侨魏春风及时赶到，用钱将两名警察暂时打发走了。暗杀小组虽然感到已经露了行迹，但事已至此，只有冒险继续。

而后，暗杀小组分为三路，陈恭澍留在车上等待，另有两人在汪宅院外游走接应，王鲁翘等五人则翻过高墙进入院内。陈邦国用斧头砍开通向后院的房门，开枪吓退了闻声出现的保卫人员，其余四人飞步跃上楼去，按照事先侦察的寓所内情冲向汪精卫卧室。卧室房门紧锁，几人只得将门劈出一个洞，王鲁翘俯身向里查看，只见一白衬衣男子正慌忙钻向卧室床下躲藏，上半身已经被床板遮住，腰背痛以下还暴露在外。根据看得见的部分体形，加上先入为主的意识，王鲁翘立刻断定这就是汪精卫，于是连开三枪，将此人打死。因为无法打开房门，再加上一路砍门、开枪已经惊动了警卫，几人随即撤退，分散撤离汪宅。然而，由于警车迅速赶到，在外接应的陈恭澍没能等到全部工作组成员，不得不匆匆驶离现场。

凌晨四点，回到住处的陈恭澍接到华侨的电话，得知被刺死的男子不是汪精卫，而是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这次暗杀虽然未伤及目标，但依旧给汪精卫造成了极大的震撼，使其不敢再在河内逗留。同时，云南省的龙云也受此震慑，对汪精卫的态度由犹疑转为拒绝，汪精卫在国统区的云南成立伪政府的希望就此断绝。此后，汪精卫只能前往上海市，成为日本“以华制华”政策的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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