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6-01 11:00
空印案，发生在明代洪武年间，因空白盖印公务文书而引发的案件。
明朝初年，政府依照“钱谷册书”核对地方财政账册，官员需要每年进京呈送账目，只有与户部数据相符才能结项。若不符则回到任职地，重新盖上地方印章。官员为了节省每年去往户部核对账目的时间，会使用事先盖好的空白文书，在需要时再填写具体内容。洪武九年（1376年）也说洪武十五年（1382年），空印文册被朱元璋知悉，他认为这是官员在行欺罔之事，于是下令严惩有关官员，此案受害者众多，有说几千人被杀，有说数万人被杀。此案成为明朝初期一件著名大案。
空印案是一场打击官吏、严肃吏治，震慑贪污腐败之风的政治案件，虽有些人被冤枉，但对腐败行为有一定的震慑作用。此案后朱元璋完善了明朝的文书制度，还另设都指挥使司分散地方的司法权及军权，使在乱世中建立起来的明王朝日益巩固，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但严厉的惩处方式使当时的官员害怕祸及自身，任职时不求有功，但求无祸，导致官场弊病丛生。
封建王朝时的中央政府依照“钱谷册书”核对钱粮税收、军需支出等事情，用以管理百姓，征调徭役，征收赋税，税收是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此册书亦可见地方财政收支情况，皇帝凭借统计文书了解地方财政状况，考察当地官员施政作为，决定官员升降。按照明初法条规定，每年各布政司、府州县的官吏都需要进京向户部呈送账目，其中包括一年中的粮食、各类财政税款及各方面收支账本。各布政司、府州县的官吏所呈上的数据必须与户部的完全相符，才可以结项。
如果有一项不符，整个账册便会被户部驳回，官吏需要回到任职地，重新盖上地方政府的印章。朱元璋时期的京城在应天府（今江苏南京），依照此政策，全国各地官员都需要来到应天府上缴税款，其中也包括在运输过程中容易发生损耗的粮食，所以账册和实物数据对不上的事情经常发生，如果需要重新来回核定，必然会耗费许多时间，于是负责前往户部审核的官员都会备好事先盖过印信的空白书册，以供数目对不上时使用。这里的空白书册即“钱谷册书”，空白的文书变相地给予了地方官员随意更改赋税数额的机会，大大提高了官员从中贪赃枉法的可能性。但这样的做法自元朝开始便有，明朝初建时也未被下令禁止。
洪武九年（1376年），也有说洪武十五年（1382年），户部考校钱粮册书时，朱元璋发现空印文册这种做法，他十分恼怒，认为这是欺罔行为，他对于这种自元朝时期便出现的官僚舞弊行为，实行了严厉的惩处。主印官员被处以死刑，副手以下杖责一百，流放边疆，当时的丞相、御史都不敢谏言劝阻朱元璋。
同年有星变，朱元璋下诏求访百姓直言进谏，浙江宁海人郑士利想要借此机会上疏劝阻皇帝，但他的兄长湖广按察使事郑士元因为受到空印案连累坐牢，他不想有假公济私的嫌疑，于是等待兄长出狱后才将上疏交给朱元璋。郑士利的上疏有数千言，谈了很多件事情，其中空印案尤为详细。
郑士利认为，朱元璋治罪这些经手空印文书的官员，是担心奸吏使用空印文书，捏造数目残害百姓，但实际上这样是很难做到的，因为空印文书使用的是骑缝印，落实到每一张纸的印迹并不完整，和正式的文书有所不同，即便流传出去，也无法实施。何况这样的空印文书也很难被不法之徒得到。而文书上的账目数字，经历过地方到中央的层层核对，最后还是由户部有最终定论权，地方到中央的远则六七千里，近的也有三四千里之远，一旦数目不对，往来可能需要耗费一年时间。先印后书，是权宜之计，且自前朝便有，不应该以重罪论处。况且国家惩处犯人必须有明确的律法，且召告天下，而后根据法律惩处违法者，在这之后犯罪的则是故意犯罪。但立国至今，并没有确切针对空印的法律，大家都只是循例办事，并不知自己有罪。如此治罪，怕会引起异议。再者，朝廷培养合格官员十分艰难，能位至郡守的官员，都是数十年培养所成，希望朱元璋可以放过不足以判罪的臣子，留下有用之才。
朱元璋看了奏折之后更加生气，认为他一介书生，无法主导此事，下令彻查幕后主使。郑士利只回答，他的言论只是为了国家，自己虽然必死无疑，但是没有人在后面主导。最终并没有查到所谓的幕后主使，郑士利被流放，他的兄长本已释放，却也受此连累被判处流放了。而空印案中的官员也没有因此得到赦免。
关于此案论罪的处理结果在各史料记载中大都一致，《明史·郑士利传》中写：主印官员处死，副手以下杖责一百，充军流放。《明史·刑法志》：经手文书的长吏判处死刑，副职杖责一百发配戍边。明朝大臣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二十一》记载：凡是经手空印文书，并且留下署名的官员皆被逮捕入狱，入狱者数百人。
史料记载钱谷册书的审核需要通过府、省、部三级，主管地方印信的主官，以及经历三层审核在空印文书署名者都有涉及，是以府、省、部主官及其辅佐官皆被卷入此案。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当时身为正四品济宁市知府，主管一府政务，因此案被捉拿处死。郑士利的兄长郑士元身为正五品，是湖广省按察使的辅佐官，被杖责一百后流放。
空印案发后，为防止地方官吏利用空白文书谋取违法利益，朱元璋对此案的漏洞一一进行了填补，他先是将有关条陈写进大明律法中，制定了各种违反公文制度的条款十五条。将军、总兵官、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盗用印信及空纸用印者，皆处以绞杀；布政司、按察司、府州县衙门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其余衙门者，杖责一百，关押三年。从法律层面上完善了明代的文书用印制度。此外，朱元璋为了避免空纸用印的再犯，还实行了半印勘合制度，规定凡文书纸上均须加盖半印(即关防官印)，以便核对，加强了明政府对地方行文的控制，有效补充了明代的文书用印制度。
此案过后，朱元璋在洪武九年（1376年）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主管一省政务，为避免地方权力集中于承宣布政使司，另外设置提刑按察使司掌管一省刑律弹劾之事，设置都指挥使司掌管一方军政，分散了一省的司法权和军权，削弱了地方权力。而三司都需要听命于中央，同时保证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权，对中央集权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朱元璋对此案的处理方式虽然减少了贪官污吏，但严厉的惩处方式也对封建政治生态产生了消极后果，一是导致士人害怕惹祸上身，不愿做官。有的甚至诈死，只求解官。又或是任职时以保住性命为主要，遇事能推则推，不求有功，但求无祸，导致官场弊病丛生。
空印案的涉案被杀人数以及案发时间都存在争议，在涉案被杀人数上，常规史料如《明史》中相关篇幅都只一笔带过，但在方孝孺所著《逊志斋集》中写道凡是经手此案件的，皆被逮捕入狱，可见牵连人数甚广。《剑桥中国明代史》写：有些材料说，在空印案中有数以百计的官员被处死。 现代学者吴晗所著《朱元璋传》写：空印案和郭桓案获连坐罪被杀的人多达七、八万人。学者柏桦《朱元璋与空印案》：空印案牵连的人数应该超过千人。按照当时的官制，官吏总数约2万人，惩处千人，占官吏总数的5%，足以引起轰动效应。 与郭桓案共计杀七、八万人说及杀数万之说，是当前最通行的说法，大多数与朱元璋有关的论著都采取此说。
在案发时间上，有洪武八年（1375年）说，洪武九年（1376年）说，洪武十五年（1382年）说。在《明史·刑法志》中记载空印案发生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但在《明史·方克勤传》中方克勤是在洪武八年（1375年）之后不久因为空印案而死，其子方孝孺所著《逊志斋集·先府君行状》一篇记载其父洪武九年（1376年）去世，与《明史·刑法志》中空印案发生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的说法有出入，而在《逊志斋集·叶伯巨郑士利传》中作者直接写明空印案是在洪武九年（1376年）发生。查《明太祖实录》及《明史·太祖纪二》，都记载星变发生在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也是在这年下诏求言，之后才有郑士利上疏谏言，汪大经修《兴化府莆田县志》卷十九《人物志·忠义传·方徵》也记载有方徵因星变上疏，奏疏中写，去年各行省以用空印治罪官吏，证明此案并不是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开始。但因为此案涉及面大，经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才结束，因此出现开始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的说法。
《剑桥中国明代史》对空印案写道：皇帝对任何不忠的表现都是极其敏感的。
现代王琛琛教授在其论文《论明初空印文书之重》中写道：空印案是一场残酷的流血屠杀，血案的背后是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
现代柏桦教授在其论文《朱元璋与空印案》中认为：朱元璋对空印案涉案人员的惩处 ，虽然也有些人被冤枉，但对当时社会的贪污腐败行为还是有震慑作用。
现代刘孔伏教授所写论文《明初空印案新探》评价：像空印案这种公然违法规章制度，滥用空印，倘若不予以严惩，势必将一切规章制度成为纸上空文，官吏作奸舞弊更加无所顾忌。这不但不能严肃吏治，反而使官场风气越来越坏，统治根基也随之动摇，正是由于朱元璋坚持“重绳贪吏，置之严典”的方针，无情地打击官吏的违法乱纪活动，才使乱世中建立的明王朝日益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