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8:57
罗伯特·爱德华·鲁宾Robert Edward Rubin，(1938年8月29日－ ) 美国银行家，在克林顿时期担任第70任美国财政部部长。
鲁宾出生于纽约，鲁宾在年幼时搬到佛罗里达州迈亚密海滩住居，并且在迈亚密海滩高校毕业。1960年，鲁宾在哈佛大学哈佛学院获得经济学学士，并入住文司洛普宿舍。毕业后，他入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964年在耶鲁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律学士学位。
鲁宾在纽约市的佳利律师事务所（Cleary Gottlieb Steen \u0026 Hamilton）开展他的事业。1966年，他加入高盛的风险套汇部，5年后成为合伙人。1980年，他与美国民主党党员高级合伙人乔恩·科赞进入了管理层，后者成了美国参议员及新泽西州州长。1987年至1990年，他晋升为副主席及共同营运总监。1990年至1992年，鲁宾与埃里克·弗雷德曼担任共同主席及共同高级合伙人。
鲁宾供职高盛26年，从普通交易员做到了占据角落办公室的高层。高盛让包括鲁宾在内的数千人变得非常富有，但这家公司贪婪的名声也仿佛一片阴云，影响着星光熠的高盛前成员的公民生活。鲁宾作为公务员的表现受到诟病，主要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作为财政部长，激励他的是服务民众的愿望，还是为自己和朋友谋求利益的机会？
“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是那种典型的刻板守旧的华尔街人士”，美国前总统威廉·克林顿说。他承认，人们普遍认为鲁宾偏袒金融行业，但他自己并不这样认为，并举出了无数的例子，说明鲁宾曾力主与其自身经济利益相悖的政策。“当我们为达到减赤目标，不得不放弃广泛的中产阶级减税方案时，我们当时正在考虑要不要放弃将所得税减免额增加一倍的方案，在那些呼吁不要放弃的人当中，鲁宾是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他说：‘我们不能这样做。这会影响到数百万辛勤工作摆脱贫困的穷人。’一个曾经在华尔街度过职业生涯的人，自己赚的钱和帮别人赚的钱都是成百上千万美元，你不会想到这样的人会为此据理力争。但他的态度跟罗伯特·里奇（时任劳工部长）一样坚决。他说：‘我们一定得保留这项政策。’我们为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1993年1月20日至1995年1月10日，鲁宾担任白宫的总统经济政策助理。期间，他带领由威廉·克林顿成立的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
1995年1月10日至1999年7月2日，鲁宾接替小劳埃德·本特森出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在鲁宾任期中，把国家的赤字转为盈余。
墨西哥财政危机
1995年1月，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签署后一年，也是鲁宾宣誓就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后一年，墨西哥陷入财政危机。鲁宾得到联邦储备局局长Alan Greenspan、劳伦斯·萨默斯、克林顿的支持透过汇率稳定基金拨款200亿美元来支持墨西哥政府。
克林顿弹劾危机
威廉·克林顿最爱说起关于罗伯特·鲁宾的一段故事。那是在1999年，内阁成员聚集在一起讨论美国人民的大事。没人能集中精神，因为当时，针对威廉·克林顿的弹劾危机甚嚣尘上，就连最资深的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强权人物也慌了神。克林顿说起时任财政部长的鲁宾时说：“他当时的表现真是太神了。”“他通常话不多，当他表示要发言时，我非常惊讶。他就坐在那儿，在大约三分钟的时间里，用非常冷静的方式总结了整件事情，对内阁的态度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他说：‘我们要做的是，明天照常起床上班，跟今天所做的一样，把事情做好，相信我们的制度、相信美国民众。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的天哪，你会觉得终于有人挺身而出，卸掉了大家身上的重负。”
鲁宾有一种本事，可以让周围人保持理智和冷静，这一直是他职业生涯的一大典型特征。鲁宾深的双眼和永远乱糟糟的灰发，让他有种古老的加拉帕戈斯象龟的气质。无论政治或是全球经济让他经受了什么，他都能默默坚持。
离开财政部后，1999年9月，鲁宾和妻子朱迪思·奥克森伯格(Judith Oxenberg)在大都会美术馆为自己举办了一场“回归纽约”的派对。当时，桑迪·威尔已经苦劝鲁宾加入花旗集团。一想到这位前财长可能加入某家竞争对手，威尔简直无法忍受。“他的声誉是金融行业的任何人都比不了的。”威尔说。
威尔在五个星期里不断向鲁宾示好，并允诺鲁宾将与自己以及里德担任联席董事长。鲁宾的职责是规划花旗的管理以及战略决策。他无需向任何人报告工作。“鲁宾拥有公司里最好的职位：无需担负业务责任，但他会是全方位的合作伙伴。”托马斯·里德在宣布鲁宾的职位时说。鲁宾还将获得1500万美元的年薪，并可无限次使用公司的公务机。
在花旗集团工作之始，鲁宾就明确表示，他追求的并非是一种平静无波、还有大钱可赚的“人生第三幕”。在当时众多采访中，他表示，自己有意成为银行家兼公共知识分子，身处市场和政府的交集之中，为二者的最佳利益服务。鲁宾2002年对《纽约时报》说，“我愿意来花旗，原因之一在于，全神贯注于当前正在发生的事情——金融问题、经济问题等等——让我能够跟上形势，具备更好的能力，以便在公共政策方面发挥作用。这份工作让我更多地身处事件中心。”
有一段时间，他所做的事情也刚好是他想做的。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达施勒（Tom Daschle，南达科他州民主党籍）担任经济顾问，与中国前任总理朱基辩论银行业改革问题，同时与威尔和里德一同掌管花旗集团，并接待世界各地的花旗客户和潜在客户。2001年“安然丑闻”期间，鲁宾致电负责国内金融事务的副财长彼得·费舍尔(Peter Fisher)，询问布什政府是否可能想办法进行干预，使安然的信用评级免遭降级。后来，鲁宾说，虽然花旗面临着极大的损失，但他打那个电话是出于双重身份：既是保护公司财务状况的银行高管，也是忧心忡忡的前财政部官员。“如果再来一次，我还是会那样做。”他对《纽约时报》说。即便这么做有可能存在利益冲突，他也不以为意。
认为银行高管能够同时为股东和美国公众的利益服务，这样的想法或许有些天真，或许是一种偏执。无论是哪种情况，想要两者兼顾都是不可能的。
直到今天。2001年，他跟财政部内熟悉人士接触后并问到是否游说债券评级机构不把花旗集团的债务人－安然的公司债务评级调低。此事惹来很大的争议。鲁宾希望安然公司的债权人能够贷款给有困难的公司来协助重组债务。一间庞大的能源公司倒闭会导致金融市场及能源市场很严重的影响。可是，财政部的官员拒绝了。国会工作人员的调查报告指出鲁宾没有做错，但他仍然受到政敌的猛烈评击。
鲁宾吕振羽维斯贝格（Jacob Weisberg）合著回忆录－《在不确定的世界：从华尔街到华盛顿的艰难选择》（In an Uncertain World: Tough Choices from Wall Street to Washington）
后来他跟祖蒂芙(Judith Oxenberg Rubin)结婚。她曾经在纽约市长大卫·丁勤主政下担任了纽约市礼宾事务专员长达4年。鲁宾育现在有两名儿子－占士及菲力。
鲁宾曾为2004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詹·凯里出任经济政策顾问，并且预期当克里胜出及Alan Greenspan退休后便会角逐联储局主席一职。他的份量等于在克里的经济计划上盖上华尔街大亨的印鉴。
鲁宾曾不知不觉谈及牵涉马里兰州州长德瓦尔·帕特里克(Deval Patrick)的丑闻。在威廉·克林顿执政期间，帕特里克与他一起工作。帕特里克在他竞逐州长前曾经进入次级抵押贷款公司Ameriquest Financial的董事局，可是该公司便很快进入财政困难。帕特里克代表着Ameriquest Financial私下与鲁宾作电话联络，希望保证他在公司的威望。因此，帕特里克被广泛地谴责滥用权力，这与他在2006年竞选时的形象大庭相径。这里没有证据显示鲁宾曾做出一些违法或不道德的事情。
在金融危机的前奏阶段，和其他金融机构一样，花旗集团将数十亿美元的高风险抵押贷款打包，然后以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债务担保证券以及杠杆收购贷款的形式出售给投资者，并试图将这些证券打包到表外的投资合伙企业中，以此隐藏这些产品。《纽约时报》的埃里克·戴希(Eric Dash)在2008年11月的一篇文章中报道说，自2002年底开始，鲁宾和时任花旗投行部门主管的查克·普林斯（Chuck Prince，后任花旗首席执行官）就主张增加花旗的风险敞口，运用鲁宾在高盛担任风险套汇主管和固定收益联合主管时所采用的策略。最终，花旗集团的损失总计超过650亿美元，其中至少一半来自抵押贷款相关证券。
迈克尔·史莱恩在花旗的办公室与鲁宾相邻。他说，2005年时他参加了一次会议，时任花旗固定收益部门主管的汤姆·马赫拉斯(Tom Maheras)和奥纬公司的咨询顾问们建议，考虑到资产负债表的规模，该部门可以加大风险敞口。据史莱恩回忆，听取报告后，鲁宾表示同意，但对于公司扩大风险敞口后，是否有必要采取适当的风险管理与合规措施，鲁宾并没有明确表态。“这就是埃里克·戴希理解错误的地方，现在这个说法流传开了。”史莱恩说，“埃里克描绘了一幅鲁宾拍着桌子、要求花旗增加风险敞口的画面。这甚至跟鲁宾这个人都搭不上边。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戴希现任美国财政部政策与沟通高级顾问，他坚持自己的文章内容准确无误。
鲁宾曾说，花旗集团的损失是金融不可抗力的结果。“鉴于我当时所知的事实，我觉得自己没有责任。”他在2008年4月对《纽约时报》说，“显然有一些东西出了问题。但我不曾听说有谁能够预见一场大风暴，而我们当时面临的正是这样的风暴。”
2010年3月，鲁宾在向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作证时，进行了详细说明。他说：“在交易世界，也就是我整个成年生活都身处其中的世界，你根据当时的事实所能知晓的事情，以及挟后见之明的优势所能知道的事情，二者之间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区别。”花旗集团前高级银行家理查德·鲍温(Richard Bowen)说，2006年时，他曾一再向包括鲁宾在内的花旗高层发出警告，说他认为花旗购买并打包进抵押贷款担保证券的贷款中，有60%都是有问题的。“显然，非常不幸，我的警告被忽视了。”鲍温说。他于2009年1月被解除职务，目前在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担任高级讲师。“鲁宾和其他高管都是最重要的联络人。他是董事会成员，还是执行委员会主席，而且即将被任命为董事长。还有谁比他更适合对形势提出警告呢？”
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联合主席安吉利德斯对鲁宾的证词感到“失望”。“我觉得他没有站出来，为花旗集团的灾难处境承担责任。”他说，“以及为这种情形对纳税人和我们的金融系统造成的影响承担责任。花旗需要联邦政府的大规模救助——450亿美元‘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资金、3000亿美元用于保护其资产。我只是觉得，身处领导位置不应该有这样的表现，拿着超过1.15亿美元的薪酬，但最终却拒绝为你掌舵的这条船的命运承担任何责任。”即便鲁宾不承认自己在花旗衰败的过程中扮演了任何角色，在2007年11月至2008年11月这疯狂的一年中，他也几乎成了隐形人。2007年11月，查克·普林斯在花旗集团亏损数十亿美元后辞职，2008年11月，联邦政府对花旗展开救助。
在普林斯离职后、温·比肖夫(Win Bischoff)获得任命前的这段时间，鲁宾担任了五个星期的董事长。他陪同投资银行家迈克尔·克莱恩(Michael Klein)前往阿布扎比投资局，从阿布扎比发展局募得75亿美元的投资，但鲁宾没有参与阿布扎比发展局为这项投资进行的尽职调查，也没有参与交易谈判。在就这五个星期的工作向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作证时，鲁宾的说法给人的印象是：他只是个摆设，就像婚礼蛋糕上的那个玩偶新郎。
卸任董事长一职后，鲁宾仍然担任花旗集团的高管，也仍是董事会成员，但鲁宾的名字只是在长达624页的《大而不倒》一书中顺便提及。这本讲述金融危机的著作于2009年出版，作者是安德鲁·罗斯·索尔金(Andrew Ross Sorkin)。“他是潘伟迪(Vikram Pandit)的传声筒，也是能够安抚员工和客户情绪的人。”鲁宾的发言人、供职于公关公司Brunswick Group的斯蒂文·李宾(Steven Lipin)说，“他在花旗内部发挥着稳定军心的作用。在这个恐慌的时期，客户和内部管理人员向鲁宾寻求指导，希望他能稳定花旗集团。”
2008年11月19日，在花旗的前景急剧恶化之际，鲁宾给财政部长汉克·鲍尔森打电话。按照鲍尔森回忆录《危崖之边》中的说法，鲁宾“将公众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他“很少给我打电话”，因此“那天下午他在电话里的迫切语气让我毫不怀疑，花旗有大麻烦了”。鲁宾对鲍尔森说，卖空者正在攻击花旗的股票，该股在前一天以每股8.36美元报收，而且“还在进一步下跌”。
在向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作证时，鲁宾对鲍尔森回忆录中的说法提出了异议。“我不认为我打那个电话是专门为了花旗集团。”鲁宾说。他声称，他是想代表所有正被卖空者趁火打劫的银行股，并提醒鲍尔森问题的严重性。“我觉得那只是个普通电话。”
鲁宾坚持说他只是打了个“普通电话”，这似乎是他最后的努力，想要强调自己在银行业与公众之间扮演的“道德巨人”角色，抑或是他脱离花旗的最后声明。无论是哪种情况，在最终清算的时刻，他似乎都不愿让自己的声誉受到损害。
在他在私人企业工作的时候，他曾经出任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董事，并为福特汽车公司、哈佛大学旧生会、纽约期货交易所、纽约合伙计划、国家政策中心等机构服务。他也曾为纽约康耐尔公司理事会、纽约西奈山医学院、总统贸易谈判顾问委员会、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市场监督及金融服务顾问委员会服务，更担任纽约市长办公室经济顾问。现在则担任对外关系理事会董事局的共同主席。
传奇式的镇定功夫，再加上数十年浸淫经济和市场的专长，令鲁宾一直很抢手。从2007年起，他一直担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联合主席。他被认为是布鲁金斯学院“汉密尔顿计划”的缔造者，该计划致力于研究政府开支与失业率之间的相关性。他是一年一度的彼尔德伯格会议的常客，跟这个神秘的会议比起来，达沃斯会议就像是《美国偶像》的录制现场。他还是处事低调的哈佛理事会成员，该机构管理着鲁宾的母校哈佛大学。他定期与国会议员和外国领导人会面，并通过蒂莫西·盖特纳和其他门生接触奥巴马政府。
1999年卸任财长后，鲁宾转投了花旗集团集团，任花旗执行委员会主席直到2009年，其间还曾任职董事会主席。在他受聘花旗期间，联邦政府不得不动用纳税人的钱，向花旗注资450亿美元，并为大约3000亿美元的非流动性资产提供了担保。鲁宾放弃了部分合约薪酬——但其任内获得的现金和股票总计约为1.26亿美元，而这期间，他的平静看起来更像是无能为力的麻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比他更生动地代表银行业的诡诈，”《黑天鹅》一书的作者纳西姆·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说，“他从花旗集团赚了1.2亿美元，而花旗当时在严格意义上已经破产。现在，我们这些纳税人在为此埋单。”
评估鲁宾在金融危机中的角色已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如今，这只“象龟”缩进了自己的壳里，这使得这项任务变得更加困难。众所周知，鲁宾曾经十分善于同媒体打交道——《美国瞭望》杂志2007年曾刊登过一篇介绍鲁宾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说，他“简直找不到一篇总体上不是在说鲁宾好话的特写文章”——然而过去四年里，鲁宾却谢绝了无数采访要求。
今年4月，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一次活动结束后，鲁宾出现在活动现场。他身上那件白色的“布克兄弟”衬衫起了毛，灰色西装看上去也皱皱巴巴的，就好像他头天晚上穿着它睡的一样。他把我拉到一旁，他告诉我，为什么几个月来他一直在思考，究竟要不要公开发表言论。“我一直努力试着平衡工作和生活。”他说，“我实在是太忙了，而且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做到了很好的平衡。”几个星期后，一名代表传话说，那次采访要求差一点就达到了目的，不过鲁宾还是听从了顾问的建议，后者让他不要出面发言。
鲁宾在财政部的四年半任期受到诸多批评，但惹恼批评者的倒不是他的个性，而是他未能制止1999年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举措，也未能抑制场外衍生品的疯狂扩张。“从某种程度上说，鲁宾在上世纪90年代所推动的转变无疑种下了经济崩溃的种子。”安吉利德斯说。
一提起《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鲁宾的众多拥护者就激动不已。这部1933年施行的法案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活动分离开来。“有人认为鲁宾极力促成废除该法案。”美国证交会前办公室主任、曾任花旗集团高管的迈克尔·史莱恩(Michael Schlein)说，“我当时也在。事情不是这样的。”
2010年3月向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作证时，鲁宾承认自己曾“主张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但是，“到我们废除该法案时，除了保险业务之外，该法案的限制已经荡然无存，而保险业务与那之后发生的情况毫无关联。”鲁宾的意思是，商业银行早就能够承销债券和证券，以及从事并购咨询，而且在上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们一直在收购投资银行。鲁宾对调查委员会说，对正在从事这些业务的银行来说，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消除了它们所经历的“繁琐程序”。换言之，他认为自己只是推动废除了一部已成虚文的法律。
“当然，如果我们当时有先见之明和政治力量，能够将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到2010年才设置的保护措施提前准备好，那会好得多。”拉里·劳伦斯·萨默斯说。他是鲁宾的朋友，也是鲁宾之后的下一任财长。“但这跟《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废除无关。在该法案废除之前的十年里，美联储的一系列举措使得大型银行在从事投行业务时，几乎已经没有任何限制了。”7月18日，在全国广播公司商业频道的一个论坛上发言时，鲁宾只是说：“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助长了金融危机，这是子虚乌有的事。”
但这已经不是所有人的共识了。除了保罗·沃尔克，鲁宾的几位花旗前同事最近也改变了观点。在2009年10月写给《纽约时报》的一封信中，从1998年至2000年担任花旗联席首席执行官的约翰·里德写道：“同样身为年长的银行家，也同样经历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之前和之后的时代，我同意保罗·沃尔克（以及英国央行行长默文·金）的观点，那些主要在资本市场开展业务的机构，以及涉及更为传统的吸储及运营资本业务的机构，二者应当在某种程度上分离开来。”花旗集团前董事长理查德·帕森斯今年春季在华盛顿表示，“从某种程度上说，2007至2008年的经济崩溃正是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后果。”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桑迪·威尔(Sandy Weill)2012年7月对全国广播公司商业频道说的那番话，他说，要恢复金融系统的信心，就有必要以某种形式恢复该法案。“让银行接受存款、发放商业和房地产贷款，”威尔说，“让它们做一些不会给纳税人的钱带来风险的事情。”
萨默斯说这是修正主义，被事后之见和政治便利所扭曲。相反，他提出一个推论：如果说允许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结合导致了金融危机，那为什么解决危机如此依赖于商业银行收购投资银行？现实情况是，许多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废除中得到好处的公司（如花旗集团、摩根大通、美国银行）都依然存在。而单独的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公司、雷曼兄弟公司、美林）却只留下了在eBay上拍卖的纪念品。
也许是因为衍生品市场的复杂性，鲁宾在放松场外衍生品市场监管的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1998年3月，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布鲁克斯利·伯恩(Brooksley Born)希望发布一份“政策摘要”，它也许会引发人们对衍生品监管的一系列疑问。
伯恩的计划是，让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来监督这些常常令人费解的新型金融产品。鲁宾、萨默斯、美联储主席Alan Greenspan以及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亚瑟·莱维特提出反对，认为伯恩越代庖了。（莱维特是彭博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彭博公司拥有《彭博商业周刊》。）他们认为，该委员会不具备相应的权限或专长，无法监管处于快速发展的市场之中的复杂衍生品。他们的强大实力令伯恩无力对抗。这些人说服国会忽视了伯恩光学的意见。
在2003年出版的回忆录《在不确定的世界》中，鲁宾写道，他赞成让衍生品“受到全面且更高的利润限制”。他只是不赞成采用伯恩的方法，称其“过于尖锐”。但即使鲁宾和其他人有替代方案，他们提出方案的速度也不够快。1998年9月，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倒闭，部分原因是在利率掉期交易中亏损了16亿美元。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不得不组织其主要债权人开展了规模36亿美元的救助行动，以免整个市场遭受影响。时任众议院银行与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的吉姆·里奇（Jim Leach，艾奥瓦州共和党籍）在一个听证会上介绍伯恩时说：“如果你愿意，欢迎为自己辩护。”里奇也反对将监管权交给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即使是现在，萨默斯依然认为，他和鲁宾反对伯恩“夺权”之举并没有错。“我们所考虑的并非对衍生品进行监管的意愿。”萨默斯说，伯恩并不了解她试图监管的东西。伯恩拒绝就本文置评。
Alan Greenspan、莱维特和其他人已经承认，回想起来，他们当时犯下的一些判断失误可能为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
鲁宾没有回顾过往事，至少在公开场合没有。他还曾劝说一位饱受政治攻击的总统实施“鲁宾经济学”。让自己的名字与一项政策联系起来，而这项政策造就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后经济发展，这一点顿时令其他争论显得微不足道。“鲁宾被人们称为继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之后最高效的美国财政部长，”克林顿在1999年7月2日说，“我认为这个赞誉实至名归。”那天正是鲁宾卸任财长的日子。
无论是在经济政策上，还是财政部的日常管理工作中，鲁宾的无私都是他的崇拜者经常提及的主题。Facebook的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1995年从哈佛商学院毕业后，曾供职于财政部。第一次与鲁宾和十几位高官开会时，她躲在会议室最后面的位置，希望没人注意自己。“我年纪轻轻，在财政部是新人一名，什么也不懂。”现年43岁的雪莉·桑德伯格说。但鲁宾还是点到了她。“他说：‘你是新人，你可能会发现我们所忽略的东西。’那真是印象深刻的一课，因为他让大家知道，你听取大家的意见，并且从每个人那里获得反馈。他不会拘泥于等级或头衔。”
她说，鲁宾极为自省，并教导她说，当你身处高位时，人们会对你所做的事情反应过度，尤其是在高盛和美国财政部这样的地方。“他会在一开始就说：‘我要非常谨慎地说这件事。我的意思是这样的。我没有这种意思。’”桑德伯格回忆道，“更重要的是，他鼓励所有人提
彼得·奥萨格(Peter Orszag)是鲁宾的另一位门生，后来在奥巴马政府中担任管理及预算办公室主任（现任花旗集团董事总经理，并为“彭博观点”撰稿）。奥萨格还是白宫的一名小职员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一次跟鲁宾一起开会，鲁宾出了一个计算错误，把十亿美元当成了万亿。奥萨格在一张便条上草草写了个纠正，想帮鲁宾保住面子。过了一周，奥萨格的电话响了。“鲁宾当时在国外，好像是在意大利还是什么地方。”奥萨格说，“他打来电话告诉我，他检查公文包的时候看到了我的便条，我是正确的。他只是想告诉我，我是对的。大多数财政部长不会这样做。”
2007年10月，在花旗遭受重重压力之际，鲁宾前往南海滩看望他的父亲。一年后，其父去世，享年101岁。在一家高档杂货店排队付款时，他遇到了爱莉丝·麦克(Iris Mack)。麦克是最早获得哈佛大学应用数学博士学位的非洲裔美国女性之一，也曾在安然和哈佛管理公司任职。在接下来的14个月里，鲁宾对麦克展开了浪漫追求。据麦克说，他们会在丽思卡尔顿酒店的套房里约会，鲁宾会乘花旗的公务机到那里过夜。麦克说，鲁宾告诉她，“这是额外福利之一。”
这不是什么新闻，不过确实引人疑窦：拿着1500万美元的年薪，鲁宾的工作有多卖力？46岁的麦克仍然单身。2010年4月，麦克在《赫芬顿邮报》的一篇文章中写到了她与鲁宾的关系。看到鲁宾向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作证的情形后，她决定公开此事。“我真觉得他仿佛是住在真空中，一个小小的肥皂泡里面。”麦克如今说，“我觉得所有这些人并不是一开始就是恶人，但你进入这个环境，就像我们在华尔街和安然那样，你会遭遇很多东西……如果你不能保持头脑清醒，就会彻底搞砸了。”
麦克喜欢跟鲁宾在一起。“但跟他聊得越多，我就越发现他是个撒谎高手。”她说，“我问他结婚没有，可他从未明确回答过。他会说一些诸如：‘你结婚了吗？你有没有结过婚？’之类的话。于是渐渐地，我还是会跟他聊天，但最后我开始不理他，或是他会过来，而我就撒谎说自己不在城里。我只是觉得这个人有双重人格。”
“听着，没有人是完美的。”桑迪·威尔说，“我相信你已经听到了各方的看法。”威尔说，他在花旗集团任职期间，鲁宾对他帮助很大。（威尔一直担任花旗董事会非执行主席直至2006年4月。）“不幸的是，有些事情发生了，对于很多人来说不是什么可喜的事情，对于很多为这家公司工作的人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非常遗憾。”与很多为鲁宾辩护的人一样，谢丽尔·桑德伯格怀疑，她的导师是为一些难以索解的事情充当了替罪羊。“我个人的看法是，那个时候的市况很不景气，人们需要找一个人来承担责任。”她说，“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找对了人。”
纳西姆·塔勒布并不认识鲁宾本人。他承认，他对鲁宾的反感是出于象征主义，众多批评鲁宾的人也是如此。“他代表了美国所有的恶事。”他说，“罪恶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体现出来。当我们书写历史时，他将被视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黑帮教父约翰·戈蒂(John Gotti)。他就是华尔街的黑帮老大。”塔勒布希望通过系统性变革，来预防他所谓的“鲁宾问题”（即将华尔街的利益与公众信任混为一谈），“让他这种人无从存在”。
鲁宾这样的人——才能卓越、手握大权、极度自信——永远都将存在。他们会有自私之行，也会有无私之举。他们会推动全社会的发展，也会谋求自己的利益。“这个人跟我认识的其他人一样，都很自律。”桑迪·刘易斯(Sandy Lewis)说。他曾是高盛的一名套汇交易员，与鲁宾共事过。“他是个容易相处的人。有时，他难免会撒谎，而有时，他又必须十分诚实。”没有人是完美的。但拿着1.26亿美元的薪水，他们应当表现完美。
在不确定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