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21:09
罗汉床， 又叫“罗汉榻”，是左右和后面装有围屏但不带立柱顶架的一种家具，在中国古代用以休息和待客的卧具。罗汉床，名为床，实为榻，是榻几类家具中比较大的一种，因与寺院中罗汉像的台座相似而得名。
汉朝以前中国人的起居方式是席地而坐，清朝以前，甚至民国初年，国人待客的最高级别一直在床上或炕上。榻和罗汉床的主要功用是待客。自唐至五代十国《韩熙载夜宴图》以来，通览历朝历代绘画作品，频频可见到古人以榻或罗汉床为中心待客的场面。明代以降，特别是在清代，这种礼仪已成定式。因此罗汉床由朴素向华丽发展，逐步强调自身的装饰，三屏风式罗汉床即为一例。
罗汉床主要由床围和床座两大部分构成，床座由束腰和腿足构成。根据床围、床座、束腰、腿足可将罗汉床分为不同种类。床围常见形式有独板围子、攒边装板围子、攒接围子等。根据围子片的多少，又可分为“三屏式”“五屏式”“七屏式”。一般来说，“三屏风式”，即后、左、右各一片；“五屏风式”，即后三片，左、右各一片；“七屏风式”，即后三片，左、右各两片，在明式罗汉床中很少见，到清中期以后才流行。以束腰造型分为有束腰和无束腰两种类型。
罗汉床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其艺术格调与儒道思想一脉相承、内生贸易与商业设计相融共生，由家居演化，通过罗汉床可以感受家庭社交传承的力量，也能窥见盛世文化中的休闲雅境。
古代卧具形式有四种：榻、罗汉床、架子床、拔步床。罗汉床由汉代的榻演变而来，其形制有大小之分，通常把大的叫“床”，小的叫“榻”，用在卧室供休息者谓之“床”，用在客厅招待客人者谓之“榻”。明代文震亨在《长物志》“几榻 ”卷记：“榻，座高一尺二寸，屏高一尺三寸，长七寸有奇，后背与两傍等，此榻之定式也 。” 又言：“短榻高尺许，长四尺，置之佛堂、书斋，可以习静坐禅，谈玄挥，更便斜倚，俗名‘弥勒榻’。”
汉代以前，人们使用的坐卧具主要是茵席和床榻。茵席的使用要比床榻早，商周时期床榻因为礼的制约没有得到普及，直到秦汉时期，人们的坐卧具仍以茵席为主，床榻次之。汉代以前床既是坐具，又是卧具。汉代的《释名》说：“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人所坐卧曰床。”春秋战国时期，筐床作为一种专门的坐具已很常见。
西汉后期，出现了“榻”这个名称，它是专指坐具的。《通俗文》说：“床三尺五曰榻，板独坐曰，八尺曰床。”榻比床矮小症。榻作为家具，在汉代出现，但使用不广。魏晋时期坐榻习俗在民间已经很普遍了，东晋南北朝时期，床榻等坐卧具开始向宽大发展，已经具备了高足家具的特点，造型特点已经接近明清时期的罗汉床，床上装配着后背和边围子。
唐朝的床体量宽大，可同时坐数人于其上进行宴饮活动。还有一种小型的供单人坐、卧休息用，称之为“卧榻”。四川万县唐墓曾出土罗汉床的磁明器，在盛唐第03窟维摩活壁画上，也有一个小床的形象，形制相当豪华。
宋人《维摩图》是一副很重要的绘画，它使人们精细地看到床围子的制作、边框纹饰。从《维摩图》中可以看到床身与明代的罗汉床不同，它采用的是台座式壶门造型的床，也可以说是明代罗汉床的前身，明代罗汉床继承并发展了壶门床的上部而简化了床的下部。
床的发展从唐末、五代十国后逐渐发展为两种情况，北方地区较多延用唐朝风格，床造型低矮粗犷雄浑；南方地区，床造型清新挺秀，逐渐演化成明式家具风格，主要有便床（无屏床）、罗汉床和架子床。清朝床类家具最有特色的就是罗汉床。值得提出的是由于北方冬天气候寒冷，人们不习惯用床，多数家庭住宅以炕代床。
罗汉床在明清时期广泛应用，人坐在上面颇显尊贵，是最高级别的待客坐具之一。因罗汉床兼具卧床和坐具的双重功能，既可以摆放在卧室，也可以放置在客厅或书房，移动性和实用性兼具，无怪乎其长盛不衰。现在的中式沙发原型就是罗汉床。收藏大家王世襄先生对罗汉床青睐有加，称其为“最理想的卧具”，足见其功能性及装饰性都有着一骑绝尘的优势。
罗汉床主要使用木材，可分为硬木与柴木两类。硬木主要包括黄花梨木、檀香紫檀、沉阴木、铁力木、鸡翅木等。硬木质地致密，木性稳定，色泽端庄雅静，花纹瑰丽生动，即使传至现代经历数百年依然“风韵犹存”；柴木包括榉木、楠木、榆木、樟木、小叶黄杨等，虽无硬木名贵，但其材质色泽纹理亦俱佳。在罗汉床的围子上经常使用石材、瓷等材料，又据《长物志言， 有土玛瑙可“嵌几榻中式屏风之类”。在选材时也是极为考究的，如 《长物志》说大理石：“白若玉、黑若墨为贵。白微带青，黑微带灰者，皆正品。但得旧石，天成山水云烟，如‘米家山’。此为无上佳品。”座面则有硬屉、软屉之分，硬屉用实木板镶作，软屉则采用藤编而成，使其具有一定的弹性。
明式罗汉床床腿的常见样式有三弯腿(S形曲线)、鼓腿(C形曲线)、直腿(直线)等，足端变化还有马蹄足、卷珠足等。不同的曲率给人以不同的视觉感受。再通过各种线脚的蜿蜒流转与牙板等构件连结为一体，如行云流水般舒畅自然。此外，明式罗汉床的牙板有直牙板、壶门式牙板等变化，或舒展宁静，或婉转流畅。工匠往往顺势雕以卷草等纹样，以富于变化的线形环板，呈现出清新自然之气。座面常采用“攒边”做法，在四边用45°格角榫攒起来，面板四周嵌入边抹，边抹所开的槽留有一定的余量，从而使面板有伸缩的余地，并且也不至露出不够美观的木材断面。
明式罗汉床正面围子仍采用通长平式，有别于清式中间高两头矮的装饰风格，而且正面围子仅略高于两侧的围子；而清式罗汉床，往往正面呈现山家形围子，两侧也常用台阶形式，形成一定落差。这要求正面围，尤其中间一块要高，才能使围子几经落差不至于太矮。清代罗汉床，五屏风式、七屏风式渐多，甚至九屏风式也有出现，这就迫使正面围子加高，高到令人难堪的局面。按这种思路，罗汉床围子越矮，年代就越古。
明式罗汉床造型体现了局部对比、整体调和的构成法则。线的曲直、长短；面的大小；构件间穿插中的凹与凸；空间的虚与实。既能巧妙组合，又能整体协调，从而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沉稳与活泼兼具，造型古朴方正。
清式罗汉床用大理石做围子，是明代家具中不曾见的，其次围子装饰也与明式罗汉床异曲同工。清朝工匠先用芯板夹住大理石，再装入框架中，而明式做工往往直接装石装入框架，有时由于石板不平，框架打槽也随形弯曲。明式罗汉床给人有力度但十分含蓄，清式罗汉床则显活泼夸张。
罗汉床左右和后面装有围栏，不带床架，围栏多用小木做榫连接而成，最简单者用三块板做成，围栏两端作出阶梯形软圆角。床身分为无束腰与有束腰，做法与其他明式家具如炕桌、 凳等相通。罗汉床最显著的变化在围子上，三面各有一个围子的为“三屏风式”， 五块组成为“五屏风式”，更多的有“七屏风式”。
罗汉床是中国床榻类家具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明清时期极为流行。其可坐可卧，书房、卧室均可陈设。这样的灵活性和舒适性使得其在不同的空间中都可以陈设，自由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明代的高濂在《 遵生八笺》记：“ ......置之佛堂、书斋闲处，可以坐禅习静，共僧道谈闲，甚便斜依，又曰米勒榻（弥勒塌）。”中国传统思想基本上是以儒、道两家作为主线，无论是道家还是儒家，均推崇“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的造物设计也以“天人合一”为其追求的最高境界。
黄花梨罗汉床围板以三块黄花梨整木制作，两端拍抹头以保障围板端头经过数百年的使用而不至于开裂。正面围板略高于侧面围板，高出的部分经由两侧平缓自然的曲线过渡， 有效地消弱了直接落差的唐突。侧面围板的前端亦造出和缓的委角，与正面围板呼应。三块围板均由厚板刨成，于外侧挖出落膛，只留下极细的边线，形成柔婉的外翻曲率，轻巧便利。这张罗汉床床身并无正反之分，三面独板在任何一面都可以轻松安装，设计严丝合缝。
明式罗汉床以三围独板、攒斗几何纹饰及整板透雕最为经典。攒斗的几何纹饰常见的有福寿纹、卍字纹、十字方环、曲尺纹和各种规则的几何纹等。两依藏黄花梨方套环围子罗汉床是其中经典而较为稀见的一款。中间略高、两侧略低的山形围子以直材攒接成方形或长方形相互套接，攒接围子的做法与古代建筑的围栏极为接近，简洁明快，低调奢华。
淞阁罗汉床为三围屏式，正背围板略高于两侧围板，两侧围以独木所制。围板均方直规整，只在转角处倒圆角，以走马销相互衔接落于床面边抹之上。床面攒框凿眼编织软屉，柔软舒适。边抹宽厚异常，以确保足够的抗弯强度。冰盘沿线脚仅在接近边抹下沿处才缓缓内收，至底踩出一道宽绰的边线。如此做法既消弱了边抹宽厚带来的滞淤感，又下行顺接打洼的束腰曲线，过渡自然，优雅流畅。束腰与牙板一木连做，牙板取材厚重，以承载床面的压力，与宽厚的边抹一起承重，故而即使历经数百年的重压依然平直。四足上端开出榫头，直抵床面边抹下方的榫眼。腿足壮硕魁伟，呈力举千斤之势，直落地面。
翦淞阁罗汉床条桌宽度近60厘米，翘头与桌面的抹头一木连做，与大边格角攒框，镶独板面心。面下高束腰，四角有短柱。短柱是四足上截外露的部分，上端开出榫头，直抵桌面。短千手柱间嵌装平板为束腰。长逾两米的高束腰间装嵌了四个抽屉，抽屉之间设短柱间隔。为加强桌面的承载力，四足内侧与桌面穿带间设霸王，霸王枨方形单弯，尽现霸王举鼎之态，设计上实用性与艺术性兼顾。
王世襄先生捐与上海博物馆但并未展出的紫檀绦环板罗汉床， 该床刊载于1948年出版的《Chinese Household Furniture》，由George N.Kates编著，书中标明该罗汉床由 Messrs.Robert和William Drummond收藏。该床座面下望柱的宽度比例以及脚踏枨的高度位置有所不同。从照片可见当时带有一件夹头榫案式的炕几，未得其详，但制式风格不类。
古董家具行里有个名词叫“叉帮车”，意思是指将几件残破的家具拆装、组合成一件看上去像是原装的老家具。该罗汉床留有明显的破绽：床屉边抹上存有堵没的榫眼、后围板两侧隔空的立柱 、正面围子下有门亮脚，而侧面围子下则无。而这个位置的榫眼，说明此前一定是有立柱和它榫接。正面围子两侧并不协调的隔空立枨更加深了疑问。综合上述迹象，王世襄先生基本推定此床的围板系有架子床的围板改制而成。也就是说，这是一件“叉帮车”家具。
这件罗汉床也是攒接的围子，以变体的寿字和福字相间，作有规律的衔接。 罗汉床形制为典型明式，冰盘檐下敛有些硬，直足直牙条，只在转角作弧形过渡， 周匝起阳线。围子别致，正面围子呈中间高两边低的形状，较之直围子加大了攒接的难度，视觉效果上有较大提升。工艺复杂，考验匠人的手艺，如果尺度拿捏计算不好，整个攒接都会错位。
黄花梨独板龙纹罗汉床，超过两米长，以黄花梨独板制围子，独板围子仿形攒框镶板，正面围子雕双龙赶珠，两侧各雕一只回首龙。形态逼真，龙身肥硕，龙尾云头形卷叶纹，龙爪则较为细弱，不过雕工技艺精湛，非一般匠人所能。软屉床面舒适透气，边抹线脚简洁明快，四足内翻马蹄，雄壮刚劲，健硕有力。
王世襄《明式家具珍赏》中将这件紫檀罗汉床的主人标注为朱光沐夫人。 朱夫人是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的五女儿朱湄筠，而朱光沐先生是张学良的秘书。朱启的六女儿则嫁给了张学良的弟弟，都是望族。 对于朱启钤先生，他向故宫捐了五十多件珍藏品。其女收藏的这件罗汉床就更不足为奇。
黄花梨绦环板围子罗汉床原为加州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旧藏，1996年该馆100件明清家具整体上拍后流散。2006年，纽约佳士得春拍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旋即引来激烈争夺，最终芝加哥艺术学院博物馆以 40.8万美金竞得，成为该馆永久藏品。 罗汉床全部以黄花梨制作。
这是一件非常著名的床，最早出现在1944年艾克先生的《中国花梨家具图考》件17号，1970年安思远的《中国家具》（图版35号）及王世襄《明式家具研究》亦曾摘录此床，目前收藏于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弗瑞尔美术馆。在中国传统纹饰中，万字历史悠久；在佛教教义中，万字代表吉祥；在普通百姓眼中，万字代表无穷大，子孙万代绵绵流长。此床曾有较大的变动，属于“叉帮车”家具。即便如此，亦无法改变它的历史地位和研究价值。
三围板螭纹罗汉床尺寸之巨，号称目前黄花梨中最大，约长247厘米，深175厘米。大边与抹头均为独木，厚度约6厘米，宽度约15厘米。围板镶芯亦为约3厘米厚的独板所雕。除用料奢侈，雕刻也罕见。三围板独木芯双面雕螭龙捧寿，正、侧面纹饰略有不同，螭龙形态各异、纹饰布局严谨、 四面牙条宽厚、阳线浑圆饱满 ；正面与背面牙条铲地雕螭龙纹， 正中雕纹，该饕餮纹亦是罕有出现。
清宫旧物紫檀罗汉床，床身长278厘米，宽176厘米，高108厘米，“是目前已知存世最大的罗汉床”（见 《颐和园藏明清家具》）。
罗汉床是中国古代家具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罗汉床造型的变化和装饰的丰富，使它成为特有的艺术风格，为中国古代家具研究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同时在现实方面为中国传统家具造型的设计和创新提供帮助，促进我国家具行业的发展；罗汉床装饰丰富多样，为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家具装饰中提供了先进设计方法，有利于汲取传统家具实践上的设计思维，助于现代人拓展家具发展上的设计思路，从而设计出崭新的、更具民族性的现代家具；从罗汉床的应用理论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国古代家 具在现代应用的理论体系，同时也有利于传承中国传统家具的设计思路，进而起到发展推动作用，弘扬我国传统文化。
纽约的明代家具公司（MING FURNITURE LTD.）创立于1987年，许多闻名遐迩的明式家具都由该公司经手进入顶级艺术机构及博物馆，如大都会的翘头案、前加利福尼亚州的罗汉床、波士顿和明尼阿波利斯的玫瑰椅、底特律的架子床等。前加州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的黄花梨四合如意纹六柱架子床，于1996年拍出后辗转落入马未都先生的观复博物馆，早先亦是由该公司售出。
被玩家泰斗王世襄先生称赞为第一的独板围子黄花梨罗汉床，收藏于堪萨斯纳尔逊美术馆，位列于明式家具展厅的中心位置。除了床屉边抹下的踩边以及牙板和腿足内侧的阳线外，罗汉床全身光素，无修饰， 整体造型也只运用了围板落差、委角、边抹最简单的冰盘沿以及鼓腿彭牙内翻马蹄足，采用的元素寥寥可数，是极为简化的设计。
罗汉床:以线条韵律 成就雅俗美.扬子晚报.2023-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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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最流行的“沙发”—— 罗汉床.株洲日报数字报.2023-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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