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10:22
肖碧莲（1923年10月31日-2020年6月30日），女，上海市人，生殖内分泌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学技术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
1949年肖碧莲毕业于上海圣约翰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1959年毕业获得莫斯科第一医学院副博士学位，后入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肖碧莲教授从事妇产科、生殖内分泌学科研和教学工作，从事激素避孕药具的临床作用研究，研制口服避孕药的低剂量。
2020年6月30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肖碧莲一生致力于维护女性生殖健康:“为广大女性提供完备的避孕手段，是利国利民的大事。”
1923年10月31日，肖碧莲出生于上海市，祖籍广东中山。
194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书院医学院，获理学硕士学位。
1949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上海宏仁医院妇产科工作。
1952年起，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兼职讲师、主治医师。
1956年起，在原苏联莫斯科第一医学院留学。
1959年，毕业获得莫斯科第一医学院副博士学位，后入职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开创妇产科内分泌研究领域，建立激素测定方法。
1978年，所在单位负责研制的短效I号、II号避孕片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后调任北京市，是国家卫生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创建人之一，历任该所生殖内分泌研究室主任、副所长、所长。
1980年，被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生殖研究特别规划署聘为科技顾问组成员。
1986年，被美国国际家庭健康主任委员会聘为高级顾问。
1987年，第二次被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生殖研究特别规划署聘为科技顾问组成员。
1994年，被推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5年，获第二届中华人口奖。
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开展研制口服避孕药的低剂量和合理配伍研究做出重要贡献。其后从事各种激素避孕药具的临床作用机理研究，为临床应用和探索新的避孕途径提供科学依据。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一个夜晚，又一个妇女在生产她的第六个孩子时由于产后大出血结束了年轻的生命。凄厉的哭声震撼着年轻的肖碧莲。那时她正在大学本科学习的最后阶段进行临床实习，有多少个日日夜夜，无数同胞姐妹的病痛，甚至死亡，这一幕幕惨剧深深印在她的脑海里。无数妇女由于社会地位低下、卫生保健条件差、医疗技术有限而身染疾病得不到救治，而且妇女们没有任何选择地反复妊娠、生产，由此带来的伤害给她们的生存增添了更多的危机。正是由于亲眼目睹中国国民党黑暗统治下的旧中国千千万万妇女的身心痛苦，为中国妇女生殖健康事业而奋斗成为肖碧莲为之奉献终生的志向。此后，她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学习，勤奋忘我地工作。
1960年，肖教授回国后在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创建了国内第一个计划生育实验室——妇产科内分泌实验室，在国产避孕药的临床应用和作用机理研究，尤其是在确定口服避孕药的配制与批量生产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奠定了中国口服避孕药低剂量的基础，在当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1995年获第二届中华人口奖科学奖
肖碧莲于1923年出生于上海市的一个商人家庭。在她出生的前一年，来自美国的女性生育节制倡导者玛格丽特·山额夫人造访京沪两地，引发了中国思想界对女性控制生育权的讨论。而从思想“清议”到技术“赋权”，是一条漫漫长路。肖碧莲后来成为求索于这条路上的中国杰出女性代表。
肖碧莲幼年丧父、少年又遭逢战乱，但所幸家族中重视教育的传统并没有中断，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都供上学。从1930年入读培坤小学至1942年工部局女子中学高中毕业，她一直在女子教会学校受教育。高中阶段她积极参加上海市各中学联合团体的活动，为街头儿童举办暑期学校，到收容所讲课。她曾担任该团体的主席，组织能力和社会关怀得以初步显现。
1942年，成绩优异、发展全面的肖碧莲与二姐肖曙英一起被圣约翰大学录取。其兄肖荣炜、嫂叶嘉馥、大姐夫范文照、外甥范政皆为该校校友。圣约翰大学由美国圣公会创办，倡导“广博股份之自由教育”理念，用全英文授课方式，实行的是美式医学生培养制度。由于教育质量高，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位列甲级医学院，其所授医学博士学位一直受到美国的大学和各大医院的承认。在经过严格的医学预科培养、医学基础与专业研习、临床实习之后，肖碧莲1949年7月获颁医学博士。她求学圣约翰时逢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战火烽燃之下校园不是“孤岛”，在哥哥、姐姐的影响下她于194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这些经历促使其成长为一个钟情学术、志向高远、克己坦直、生命丰富之才。
毕业之后肖碧莲入职宏仁医院，成为一名年轻的妇产科医生。之所以选择妇科学，与她实习期间目睹女性卫生保健条件差、常常得不到及时医治、没有选择而反复妊娠所带来的痛苦有关，这成为她一生从事生殖健康研究的原动力。肖碧莲很快在事业上崭露头角，同时也建立了自己的家庭。1951年10月，肖碧莲与王亦洲结婚，陆续有了一双儿女。1955年，王亦洲作为驻苏大使刘晓的秘书，赴莫斯科工作。肖碧莲1952年就参加了中苏友好协会，在“全面系统地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热潮中，她决定去苏联进一步深造。尽管“审查意见”强调了她“出身于资本家家庭”和“社会关系很复杂”，但她本人的思想认识以及在宏仁医院担任党支部书记的工作表现最终助她通过了严格审查。在为期一年的俄语集训之后，她1956年11月成为莫斯科第一医学院妇产科教研组的一名研究生。
苏联当时的医学院不属于综合性大学，更强调专业性，而且社会主义教育无处不在，其招生、课程设置和教学政策均受政治方针指导。在培养临床医学研究生方面，则强调临床、教学、科研和社会工作的综合。在肖碧莲出国前，国内已经开始全面学苏，所以她对这种苏式教育模式接受起来并不太难。在完成政治学习任务后她潜心攻读，毕业考试成绩全优，在临床、教学、科研方面都得到了锻炼。她师从妇产科病理生理学专家日马金教授，论文作的是女性正常和异常生理周期的血管反射变化。出于意识形态考虑，苏联在生理学、医学等领域大力推行伊万·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和高级神经活动学说，这也是日马金研究团队的理论和方法资源之一。虽然肖碧莲后来并没有延续博士论文的题目，但留苏3年毋庸置疑使其走上了临床医学与基础医学相结合的道路。更重要的是，她敏锐捕捉到生殖内分泌这一学科前沿。完成论文后，她在内分泌化验室工作了一个半月，学习了当时先进的生殖激素测定方法。
1959年12月，肖碧莲获得莫斯科第一医学院副博士学位。7年上海圣约翰的“美式教育”，加上3年莫斯科的“苏式研究”，亦琢亦磨，璞玉灿明，她已整装待发。
肖碧莲归国后入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妇产科，此时的仁济早已摆脱教会医院的标签。繁忙的临床和教学工作之余，她在国内率先建立了生殖激素的化学测定方法，没有设备，一切从零开始，所需要的特殊玻璃器皿都由她亲自向当地玻璃厂订制。这种从尿液中提取激素的方法过程烦琐，还要接触大量有机溶剂，但激素测定为体液调节研究这一新领域奠定了基础。临床大夫做实验在当时并不是常态，所幸她得到了科主任郭泉清教授的大力支持。1963年妇产科教研组向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申请建立专门的实验室，“内分泌测定”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此外还有“计划生育的药物研究与动物试验”等。
伴随毛泽东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的讲演，对计划生育理念和技术手段的正面讨论在《人民日报》上异峰突起，但很快在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以及接踵而来的三年大饥荒中沉寂下来。直到饥荒缓和、人口反弹，控制人口、研发避孕节育手段才重新提上日程。1964年3月，肖碧莲参加了国家科委、卫生部、化工部在上海协同召开的计划生育科研工作座谈会，正式加入周恩来、聂荣臻支持下的口服避孕药研发项目。在妇产科实验室基础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旋即成立了国内首个计划生育实验室（后改名为研究室），肖碧莲担任副主任和秘书。她带领研究室进行避孕药临床效果和副反应的观察，开展相关内分泌和子宫内膜的实验研究，探索药物的避孕作用机理和最低有效剂量。
1965年，肖碧莲带领研究室在内分泌测定的基础上，将避孕药的剂量减到国外常用剂量的1/2。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后她几受冲击，被隔离审查和挂牌批斗，但由于避孕药具研究相对受到国家认可，故得以断续开展科研。1/2剂量以及随后的1/4剂量避孕药，分别于1967年、1969年通过国家鉴定，批量生产推广。尽管口服避孕药1960年诞生于美国，但中国的研发并不是简单仿制，在北京、上海市、武汉市等地的大学、研究所、医院和制药厂的分工协作下，避孕药在配伍、剂量、剂型上都有所创新。尤其是肖碧莲主持的减量避孕药研究，在当时属于国际前沿。低剂量避孕药减轻了药物副作用，更加安全。在特定政策的支持下，从1970年起在全国实行免费供应。1/4剂量避孕药是彼时世界上临床大量应用的最低剂量，为避孕药问世作出关键贡献的华裔生物学家张明觉和化学家卡尔·杰拉西在访华期间都对此印象深刻。
此外，肖碧莲团队先后加入了多个避孕药具科研协作组，对I号避孕针、纸型避孕片等的临床效果、安全性和药理学进行研究。动荡岁月中她勉力坚持，实验台前摇瓶、测定，下乡发药、随访，亲力亲为。尤其是对长期服药者的随访研究，包括服药后闭经现象的调查、停药后生育力的恢复、后代的健康调查和染色体分析等，饱含着对妇幼健康的专注和护佑。
肖碧莲在科研上求真务实，对团队成员的要求几近苛刻，在生活上则对他们关爱有加——她曾亲手为下属的孩子缝制棉袄。十年艰难时世终成过往，研究团队关于避孕药具的多篇论文得以发表。1977年，她所在单位负责研制的短效口服I号、II号避孕片获得了上海市重大科学技术成果奖，次年3月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从1960年到1978年肖碧莲调职北京市，她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工作了18年。作为国内生殖内分泌学界的领军人物之一，她取得了多项学术成果，为北京的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改革开放后国家在计划生育领域与国际组织开展合作，在北京筹建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学技术研究所的前身）。任务当前，1978年10月肖碧莲调职北京。这一年她56岁，对绝大多数女性来说，这个年龄意味着职业生涯的收尾，但肖碧莲面对的是在京城白手起家、再次创业。从与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生殖研究特别规划署谈判，到事无巨细创建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到该所被确定为世卫组织人类生殖研究合作中心，再到生殖健康学科的大发展，她倾注了大量智慧和心血，在北京继续奋斗了30年。
在此期间，肖碧莲从紧要处着手，率先在国内建立了放射免疫测定技术的标准化方法和质量控制指标。她所领导的生殖内分泌研究室因此被世卫组织人类生殖研究特别规划署确定为中国的放免质量控制中心。在此基础上，对女性生殖生理基线数据进行了测定和分析。此类研究属于奠基性的工作，很多研究者并不愿意做，而肖碧莲团队知难而进，建立了中国妇女五种生殖激素的生理常数，总结出激素变化的规律和高峰平均值。这项研究填补了国内空白，为避孕药具研发及相关疾病诊疗提供了科学的基础。此外，肖碧莲团队开展了一系列针对避孕药具的作用机理与远期安全性、卵巢功能及其调控的研究，多次获得科研奖项。从生殖健康大学科的角度，她还开展了辅助生殖实践，在中国首例试管婴儿诞生之后不到两年也获成功。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肖碧莲将紧急避孕的概念引进国内，并组建了“米非司酮降低非意愿妊娠和人工流产的合作研究与开发”临床研究组，历时5年完成4项研究课题。其研究成果有效地降低了中国的人工流产率，促进了女性的生殖健康保护。同时，她联合国际专家对课题研究人员进行临床研究规范化培训，确保科研工作真正走上规范化轨道。1994年，肖碧莲被聘任为中国工程院医药与卫生工程学部首批院士之一，1995年获第二届中华人口奖之科技奖。她主持的“米非司用于紧急避孕、黄体期避孕及催经的研究”荣获2003年度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200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肖碧莲在科研所连任三届学术委员会主任，1989年被任命为所长，尽管已经超龄，但她在白手起家建所10周年之际担任所长实属实至名归。作为管理者，肖碧莲非常信任和鼓励年轻人，在为他们提供更好教育和研究资源方面不遗余力。科研所初期曾选用大钟寺旅馆作为临时所址，当时的简陋条件正如她的学生施少清所描述：“刮风一层土，下雨两脚泥，夏天汗不止，冬天流清涕。”时过境迁，初心未变，站在科研所如今的坚实平台之上，她和同后学朝向的是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肖碧莲自幼接受英语教学，尤其是圣约翰大学优良的英语训练使其受益终生。当国门重开，她的英语特长有了充分的施展机会。调职北京市后，肖碧莲开始大量参与国际合作谈判，与她共事的人都对其英文水平印象深刻。在中国与国际组织合作解决人口问题的起步阶段，这些谈判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科研所成立伊始，就有了频繁的国际交流：国外专家来所授课、培训，所里专业人员和研究生出国学习、考察。这中间都离不开肖碧莲与国外学术界的主动联络、积极争取和精心组织。对于当时的年轻学子来说，出国深造机会非常难得，因而也倍加珍惜。现任科研所生殖内分泌研究室主任贾孟春是肖碧莲的学生，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硕士毕业时就得以出国进修，他由衷地表示这段经历对自己科研能力的提高起了很大作用。在肖碧莲操办之下举办过多次国际学术会议，如1988年至2005年间连续召开5次生殖内分泌国际会议，搭建了中外学术交流的桥梁。上世纪90年代开始，她争取国际资助在中国翻译、出版和分发英文期刊《展望》《进展》《国际计生联医学通讯》及《生殖健康要略》，惠及了广大的基层生殖医学人员。她还主持培训其他发展中国家研究人员，招收蒙古和朝鲜的进修生。
由于英语地道、思维敏捷、专业基础坚实、具有人格魅力，她先后多次被聘为世卫组织人类生殖研究特别规划署的顾问组成员，并担任两个专题小组指导委员会的委员，后又被美国国际家庭健康组织聘为高级顾问。她出访过20余个国家，连续5年代表政府部门参加世卫组织生殖研究特别规划署捐款国会议，在各种国际研讨会上介绍中国生殖健康领域的研究进展。在她发表的百余篇论文中，署名为第一作者的英文论文计20余篇，多发表在《人类生殖》（Human Reproduction）、《生育与不孕》（Fertility and Sterility）、《避孕》（Contraception）、《国际妇产科学》（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ynecology \u0026 Obstetrics）等顶尖杂志上，获得国际学界广泛认可。
爱美，是女人的天性，肖碧莲也不例外。她晚年还会回忆起当年的校服：“圣约翰大学的校服最漂亮，是藕荷色的百褶裙。”在正式场合，她一般身着深色西装，不过还是很注重细节，每次出国前都会准备新衬衫，不管是颜色还是领子样式，都精心选择。展现在国际舞台上的，是一位职业女科学家清爽利落的形象。
肖碧莲如今已年过九旬，蓦然回首：当通宵达旦在实验室完成课题时，她是钟情学术、严谨治学的研究者；在担任科研所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时，她是格局远大、克己奉公的管理者；当作为国际组织顾问活跃在世界舞台上时，她是风采卓然的科学大使；当出于受试者安全考虑上书建议拒绝国外某项节育药物在中国的引入性研究时，她是女性健康的守护者；当为年轻的图书资料员录制英文磁带时，她是诲人不倦的英语老师；当繁忙工作之余教孙辈弹钢琴时，她是严慈并济的奶奶；当为孙女出国订制旗袍时，她是颇具老上海情结的“小资”。正如肖碧莲的孙女王蕾所言，自己的奶奶多才多艺，是“地地道道的上海女性，而且是那种比较开放、前沿、现代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
莲叶无穷碧，慧心此处寻。作为中国一名杰出的女科学家，肖碧莲的学术成长之路引人深思，其生命之丰富令人心生向往。生命不止，希望不息，如何研发出针对男女两性的技术手段、真正安全有效地进行生育调节，从而维护女性生殖健康、展现勃勃生机，肖碧莲凭借其智慧所开创的道路，还将无尽延展。
肖碧莲，1923年10月出生于上海市一个殷实的家庭，自幼得到良好的教育。1949年她从上海圣约翰书院医学院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在大学期间，受早年参加革命工作的姐姐的影响，22岁的肖碧莲就投身于中国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毕业后在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宏仁医院进行妇产科医疗和教学工作。在临床工作中，肖碧莲敏锐地观察到生殖内分泌在人类生殖领域的巨大影响，于1956年赴苏联莫斯科国立大学第一医学院就读妇产科内分泌研究生。在学期间，她刻苦努力，用俄文所做的课堂笔记受到老师高度称赞，并成为同学学习的典范。1959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960年回国，在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创建了国内第一个计划生育研究室，开展内分泌的临床和实验室研究工作。1963年国家科委、卫生部、化工部联合组织对口服避孕药的研制工作，她所在的实验室为口服避孕药的药理学、临床研究基地之一。通过对国产口服避孕药的临床和实验室研究分析，肯定了其作用机理和临床效果。由于当时国际上口服避孕药常规用量大，副反应明显，不易为妇女接受。为此，肖碧莲同志提出了对口服避孕药进行减量研究，通过实践肯定了原口服避孕药1/4量的效果，为中国首创的1号、2号低剂量口服避孕药研制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低剂量口服避孕药为广大育龄妇女免除非意愿妊娠所造成的身心痛苦做出重大贡献。1967年国产口服避孕药通过了国家科委鉴定并推向全国。在当时这一成果处于国际领先地位。1983年在瑞典国际大会上获得了美国口服避孕药合成化学家Djesassi博士的肯定，他说“中国的避孕低剂量药物比其他国家早七、八年。”多年来，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肖碧莲仍然坚持对避孕药、避孕针剂的作用机理、药代动力学和临床内分泌学进行研究。
1978年的全国科技大会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决定成立五个计划生育科研所。1979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科学技术研究所。当时身为筹备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肖碧莲同志，在与世界卫生组织项目官员进行谈判时，以流利的英语口语，敏捷的思维，广博的知识，令在场的国际组织成员为之折服，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此后她又亲自办理申请援助项目的种种纷繁手续，在短时间内即获得人口基金第一期350万美元的援助，使科研所一成立就得以用上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仪器、设备，使中国计划生育科学研究工作身于世界之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91年国家计划生育科研所被确定为“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生殖研究合作中心”，肖碧莲任该中心主任。二十年来，肖碧莲借鉴国外科研机构的先进经验，积极向多个国际组织、基金会、财团、药厂争取了大量的项目经费，为开展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在科学研究方面，肖碧莲始终认为科研部门应当有相对独立的科研计划，包括近、中、远期各个阶段的计划，做到近期有安排，中期有准备，远期有目标。保证科研计划持续、循序渐进地开展。科研成果要不断地反馈到实践中去。她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充分体现了这一指导思想。
为了合理地使用人力、财力和物力，肖碧莲对选择科研课题的指导思想是：第一，解决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实际问题，第二，要瞄准科技发展的前沿，第三，要重视基础性研究。她确定的研究方向都是重大的探索性课题，均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她多次参与对甾体避孕药具利弊的系统评估，精心指导临床实践，对研究适合中国妇女的避孕药具付出了全部心血，为避孕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为实施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创造了技术条件。70年代她开始领导“卵巢功能及其调控”、“卵泡发育和黄体萎缩机理”等多学科联合攻关课题，在猕猴试验中发现甾体激素进入卵泡液直接影响卵巢功能的新的科学资料，阐明了卵巢功能的某些调节因素，以及避孕药的影响作用，提出了发展避孕技术的新途径。先后获得了国家计生委“六五”、“七五”、“八五”攻关成果三等奖和科技进步二等奖。
虽然避孕、节育技术有了极大的发展，但是至今世界上没有一种避孕方法是尽善尽美的，或多或少有这样那样的副作用。全世界都面临着大量非意愿妊娠造成人工流产的难题，不安全流产不仅增加了社会负担，也导致相关并发症，直接威胁着妇女的健康。中国妇女的非意愿妊娠率也非常高，许多妇女只能寻求人工流产来终止妊娠，每年人工流产高达上千万。为了解决这一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九十年代初，肖碧莲院士开始进行将米非司酮用于药物流产的基础和临床实验，并将紧急避孕的概念从国外引进国内。1996年10月，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科学技术研究所与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生殖特别规划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紧急避孕与着床研究讨论会。此后，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三个大型国际紧急避孕多中心研究课题开始启动，作为课题负责人的肖碧莲院士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也是一位出色的科研组织者。在研究比较不同剂量的米非司酮，左炔诺孕酮和宫内节育器的紧急避孕效果时，她不辞辛苦、领导全国三十几个研究中心克服重重困难，圆满完成了研究工作，为进一步改善中国育龄妇女的生殖健康状况，特别是减轻妇女流产痛苦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受到国外专家的高度赞誉。
肖碧莲一直注重教学工作，早年在宏仁医院就积极从事妇产科教学工作。1960年回国后，在设备简陋、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创建了国内第一个计划生育研究室，培养了一批内分泌的临床和实验室研究工作的专业人员。为以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79年建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科学技术研究所后，她开始着手研究生的培养工作。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肖碧莲积极与国外联系，争取经费，送科研人员出国学习，鼓励他们要学成归来报效祖国。她对归国人员十分关心，多次主动将自己的科研经费拨给这些年轻的科研人员，帮助他们争取课题。肖碧莲善于把握全局，充分调动各个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培养年轻人主动承担科研任务，放手让他们独当一面。最大限度地为他们创造一个宽松的科研环境。她鼓励科研人员参加学术交流活动，使他们在学术上尽快成熟起来。肖碧莲培养的许多科研人员现已成为学科带头人。
为了提高科研人员的研究技能，1979年肖碧莲参加了世界卫生组织放射免疫测定的规范化工作，于1979年和1980年请国外专家组织放射免疫测定技术学习班，最早为国内引进了国际上刚刚起步的放射免疫测定技术，使中国的激素研究工作进入定量时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肖碧莲在积极引进国际最新研究成果，开展科学研究，培养高级研究人员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对基层科研人员的培训工作。在她1989年担任所长以后，连续五年面向全国各省的计划生育科研所举办每期一年的进修班，为全国各地培养了一批科研骨干。此外肖碧莲还会同其他专家学者组织了多次专题学习班和学术研讨会，内容涉及诱导排卵、分子生物学和细胞培养基础研究、男性节育技术、IUD新发展、多囊卵巢综合症、不育症、女性生殖神经内分泌等方面，促进国内外最新科研成果尽快推向全国，造福于广大育龄群众。近年来，根据中国实际需要，她从国外引进了紧急避孕方法，组织学习班，并通过媒体向计划生育卫生系统和社会广泛宣传紧急避孕的意义，普及各种有关紧急避孕方法的科学知识。她在百忙中亲自组织科研人员讨论课题及相关文献，拓展大家的知识面，组织学习外语，加强听说读写能力，以利于更好地和国外研究人员进行直接的交流。
肖碧莲作为国际知名专家，十分关注发展中国家的计划生育科技事业，先后接受8名朝鲜留学生，对他们进行内分泌、男女临床和细胞生物学实验室培训。
肖碧莲除了参加每年度的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生殖研究规划会议外，她还多次参加在欧、美、非洲、东南亚、澳洲举行的国际性专题研究会及重大学术会议，如世界妇产科大会、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和非政府论坛等。每次参加会议都积极介绍中国的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科研成果等，让国外真实客观地了解中国的计划生育事业，为争取国际合作开展计划生育研究做出了贡献，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凡响。她先后在国内外有影响的杂志上发表了数十篇有关计划生育方面的论文，主编了《计划生育技术手册》一书。该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计划生育方面的技术和进展，发行达数万册。自1989年开始担任科研所与北京协和医院合办的《生殖医学杂志》副主编。她又陆续组织了《展望》、《进展》、《国际计生联医学通讯》、及《生殖健康要略》的编译工作；努力寻找国际组织资助，将这些资料免费发放全国，为计划生育科研工作提供大量宝贵资料。
从1970年开始，为了进一步了解口服避孕药的使用情况，肖碧莲带领实验室的同事们不辞辛苦，深入上海郊区和工厂，向育龄妇女发放药物，调查服药者的副作用，最后调查服药者停药后生育的孩子的发育情况，进行了上千人份的追踪调查。当时条件非常艰苦，每次采集妇女的尿样后，只能挤长途汽车带回实验室分析。她这种艰苦奋斗的工作精神一直坚持到如今，为同行所称道。
肖碧莲院士虽然工作繁忙，但她仍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不折不扣地按照改革开放的精神去正确处理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对于党所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各项规章制度，都能模范地遵守。勇于同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做斗争。爱岗敬业，人格高尚。作为院士，她出于公心，持严谨的科学态度，多次参加院士资格审评、重大课题申请和评奖。获得中华人口奖后，肖大夫将颁发给她的两万元奖金中的一万元捐给了生殖医学杂志，另一万元作为科研基金。肖碧莲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作为国际组织专家顾问，肖碧莲出国开会讲学都由外方提供经费，但她总是尽量节约开支，经常坐公交车或步行。将节约的钱购买仪器和实验用品。她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公私分明，私事从来不用所里派给她的车。生活简朴，根据她的条件完全可以雇佣保姆，照顾她的生活起居，但她却常常骑一辆已用了多年的自行车去市场买菜。鉴于肖碧莲在学术上的造诣，很多人一定认为她是一个老学究，只有工作，没有任何生活情趣。而事实上她性格开朗，多才多艺。年轻时常在溜冰场上一展风采，直到现在人们还不时会为她悠扬的钢琴声所吸引。
肖碧莲很早就意识到微机和互联网的作用，不断学习计算机知识和操作技能，她不依赖于助手，而总是自己独立完成各种计算机操作。她率先将《生殖医学杂志》联入因特网。自己也经常上网查询国际最新进展。
2020年6月30日，肖碧莲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光明追思】中国工程院院士肖碧莲逝世 _光明网.光明网.2020-09-26
肖碧莲逝世.澎湃新闻.2020-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