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钧(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育家)

胡钧（1928年12月7日~2022年12月20日），原名胡松令，男，山东省烟台市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育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1948年，胡钧进入华北大学学习并工作；1950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读研究生并系统学习《资本论》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1952年，留校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教师，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73年，人民大学解散，胡钧被分配至北京师范大学授课政治经济学；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胡钧开始负责政治经济学及原著《资本论》的教学；1980年至2018年，在进行教学工作的同时，发表大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及参与编著相关书籍。期间曾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理事、《教学与研究》杂志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等。直至2022年12月20日19时，胡钧因病逝世，享年94岁。

胡钧主要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资本论》等方面的研究，其研究的独到之处，是运用《资本论》的立场、观点、方法，在深层次上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的内部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分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际，提出发展和系统的方法、经验与理论的矛盾分析方法，成为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方法。1990年，胡钧荣获“北京市优秀教师”光荣称号；2005年，获评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教授；2013年，荣获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胡钧撰写的论文和著作曾获中国图书二等奖、2001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优秀奖等。

人物经历

早年学习经历

1928年12月7日，胡钧出生于山东烟台，在烟台完成了小学到初中的学业。1943年，初中毕业后，由于中学里强迫学日语，胡钧便通过抗日地下组织离开烟台，艰难到达安徽省阜阳市县柴集镇的国立第二十二中学接受高中教育。1944年，学校欲迁往陕西安康。胡钧回到烟台准备期间被日本人逮捕，之后被关押到北京炮局胡同监狱一年。在此他接触到许多有抗日思想的狱友，同他们一起交流和传播抗日思想。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胡钧不久被释放，进入北平市市立第二中学读书。1947年，胡钧高考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彼时共产党在北大影响力较强，胡钧受同宿舍两名共产党员的影响，积极阅读进步书籍，组织学生活动，思想进步很快，之后被共产党的地下青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接收。同时，胡钧也被马克思主义著作所吸引，大量阅读相关书籍，充实了理论基础。

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

为了进一步提高思想觉悟，1948年11月，胡钧向组织申请前往解放区，进入河北省正定县的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学习班进行了四个月的政治学习。通过对“社会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等课程及活动的学习，胡钧形成了初步的世界观和人生观。1949年4月，华北大学迁入北平市，胡钧在校部政策研究室从事理论学习工作。中央开始筹办人民大学期间，胡钧进入俄语班学习了近一年。1950年，人民大学成立之初，胡钧继续从事干部工作，后又短期调至贸易系、法律系。同年9月，胡钧被选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成立的研究生班，向苏联专家阿尔玛佐夫学习《资本论》以及当时国内基本空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学习期间，胡钧还与同学们一起翻译了一套共13册的“黄皮书”，后作为一套较系统性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教材。

教学科研经历

留校任教

1951年，胡钧在学习期间被派往外贸学院授课一年的政治经济学。1952年，经过完整的两年学习，胡钧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研究生班毕业，留校担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教师，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在教学过程中，胡钧注重积累自己的知识，对政治经济学问题的理解开始由浅入深，对问题的认识也提升了高度。任教职以来，胡钧不仅为学生开设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课，还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先后开设“《资本论》与当代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等前沿课程。

开始科研

“大跃进”期间，胡钧开始进行科学研究。1958年，胡钧因病住院，在此期间完成了《关于全民所有制内部商品价值形式问题》，于1959年6月发表在作为党中央理论喉舌的《红旗》杂志上。这篇充满争论性的文章在当时引起巨大反响，第一次揭示了公有制下的等量劳动交换（按劳分配）与商品经济等价交换之间的本质区别，为探索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关系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基础。1959年，胡钧通过对多地薪资的调查，出版了《旧中国工资问题简论》。1961年，为贯彻“高教六十条”稳定教学秩序、强调加强学习、恢复正常的教学工作精神，经教育部组织，全国各个高等学校的政治经济学老师前来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进修班学习。胡钧作为班主任和主讲老师，第一次系统地讲授了《资本论》，产生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也提升了自身的业务能力。

停教期间不忘学习

1963年~1966年，因“四清”运动胡钧离开了教学岗位，停止了三年的教学科研工作。在通县渠头“四清”工作队期间，胡钧第一次深入了解到农村和农民生活，认识到实践知识对于理论研究的重要作用，明白了路线正确与否的重要性，以及路线变化对工作的影响性。1966年6月工作队撤销，胡钧回到学校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因少时的旧识被认定为学生活动的破坏者，胡钧的社会关系成了“历史问题”，被关到“牛棚”，期间系统性地研读了《毛泽东选集》。1969年~1972年，“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人民大学到江西省余江区开办“五七”干校。人民大学停办期间，胡钧和家属相继被下放到江西余江县锦江镇。在干校劳动的三年里，胡钧保持乐观并坚定未来的教学工作，利用一切机会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在劳动之余，胡钧系统研读了恩格斯的《反社林论》，提升了理论水平。

面临挑战捍卫真理

1972年，胡钧回到中国人民大学。1973年，人民大学解散，胡钧被分配至北京师范大学授课政治经济学，由北师大代管。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胡钧主要负责政治经济学和原著《资本论》的教学。胡钧重视《资本论》方法论的研究，并同中国经济建设的实际紧密结合，不断挖掘《资本论》方法论的现代意义，运用它来解决现实经济改革和发展问题。20世纪80年代，随着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以及现代西方经济学著作的大量引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在国内开始受到质疑并逐渐边缘化。胡钧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工作，开始面临更高的要求和很大的挑战。到了20世纪90年代，西方经济学在理论界和舆论界的影响力继续扩大，教学工作者们纷纷倾向于西方的理论。

面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死存亡问题，胡钧在《经济学动态》等刊物杂志上发表多篇文章，力图扭转理论界的错误，反复强调了生产关系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决定性。这一系列的文章产生了积极影响，部分曾坚决反对把生产关系当作研究对象的人开始承认这一观点。

言传身教信念弥坚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胡钧担任教育部中学政治课教材的审查委员，他认为这项工作对于保证千百万中学生受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初步教育具有重要意义。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学习要求的普及，相关刊物的标准也相应提高，胡钧被任命担任学校杂志《教学与研究》的副主编，主抓经济学和哲学类的文章组稿与终审。在从事副主编工作的五年期间，胡钧并没有停止在教研室排课上课，而是依然坚守教学岗位。

胡钧很重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普及与宣传工作。1984年，胡钧参与撰写的《\u003c资本论\u003e第二卷简要读本》，是各级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重要参考读物。胡钧曾担任国家开放大学通用教材《政治经济学》副主编，编写了其中的社会主义部分。受教育部聘请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课程的教材建设，主持该教材的大纲和内容审定工作，该教材被全国许多高校采用，被认为是阐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好教材。针对理论教学过程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胡钧主编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热点问题的思考》一书，受到经济理论课教师的广泛欢迎。他曾担任教育部《高校理论战线》杂志编委等职务，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交流与研究作出重要贡献。

1990年，胡钧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21世纪初至2018年，离休后的胡钧被中国人民大学返聘，继续指导博士生。期间胡钧持续积累知识，针对理论界的很多问题形成新的看法。受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影响，胡钧针对一些认为应将理论研究方向转向短期利益的观点，发表了一些文章和评论，从理论上阐明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

因病逝世

2022年12月20日19时，胡钧因病医治无效，于北京市逝世，享年94岁。

学术研究

胡钧主要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资本论》等方面的研究，他在研究方面的独到之处，是运用《资本论》的立场、观点、方法，在深层次上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的内部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个人专著或主编著作10余部。代表性著作《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结构、运行与管理》分别荣获1991年第5届、2000年第12届“中国图书奖”，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深远影响。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

所有制问题研究

1959年，胡钧在《红旗》杂志发表《关于全民所有制内部商品价值形式问题》，第一次在理论方面揭示了公有制下的等量劳动交换（按劳分配）与商品关系下的等价交换之间的本质区别。1989年、1991年和1994年在《中国社会科学》连续发表三篇论文，系统阐释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为探索公有制内部商品经济关系、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基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作出开创性贡献。其中1989年发表的《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兼容问题的思索》，回答了公有制内部为什么存在商品经济关系的争论。1998年，胡钧发表在《当代经济研究》第4期上的论文《〈资本论〉关于所有制的理论与我国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对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理论研究。

社会主义发展商品经济的研究

关于社会主义还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深层次原因，胡钧认为，卡尔·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后商品关系将消亡的论断，揭示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最深层的本质特征。胡钧指出，存在商品关系的一般原因是彼此独立的私人劳动与社会总劳动之间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够发达，个人还只是片面发展的个人，这就决定了旧的社会分工还不能完全消除，劳动者之间仍存在“彼此独立的私人劳动”。现实表明，只要旧的社会分工决定的企业形式存在，商品关系这一形式就不会消亡，就会作为有用的社会经济联系方式而发挥作用。这一论断对于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重大意义。胡钧在《社会主义经济的结构、运行与管理》一书中指出“旧的社会分工决定着社会主义阶段人们之间关系的一切重要特征，理解旧的社会分工是理解社会主义阶段一切特点的枢纽”。

等价交换与等量劳动矛盾的研究

虽然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交换仍须采取等价交换的形式，但这种交换原则与社会主义等量劳动互换是存在矛盾的。胡钧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一直致力于研究如何认识和解决这个矛盾。他提出，通过两个过程可以把等价交换转化为等量劳动互换关系：第一个过程是在企业间建立商品交换关系，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主体，让市场评判各种商品的劳动耗费和同类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耗费，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第二个过程是社会（国家）把企业因为占有和使用优良的公有生产资料而获得的超额价值即级差收益提取出来，在全社会范围内加以分配和使用，用于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这样就把商品等价交换转换为等量劳动互换即按劳分配。这意味着，等量劳动互换不能通过市场直接实现，但又离不开市场来实现。胡钧的代表作《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集中体现了他的这一理论成果。胡钧1989年发表的《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兼容问题的思索》，深刻阐明了等量劳动交换与等价交换的区别。胡钧明确提出，等量劳动互换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深层次的本质关系。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任何个人或集团都不可能凭借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获得特殊经济利益，人们的利益只能通过劳动的等量互换来实现。

市场机制的研究

商品经济可以与社会主义经济兼容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是却出现了另一种错误认识，即过分夸大市场机制的作用，甚至把商品经济当成社会主义深层次的本质规定。胡钧指出，商品经济既不能和私有制或资本主义画等号，也不是所谓“中性”的关系，而是不同社会制度共有的关系。要正确认识市场机制的作用，必须在深层次上理解价值规律。胡钧指出，价值规律是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一种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计划机制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形式。

《资本论》方法论的研究

认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

20世纪90年代后，面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死存亡问题，胡钧对其研究对象进行了深入思考，认真研究后，在《经济学动态》等刊物上发表多篇文章，对此做出充分的阐述。2006年，胡钧发表的《从新的视角探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国经济学建设的关键问题》，强调了生产关系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决定性。此后，胡钧在不同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七八篇文章，反复论证这个问题。

2009年，胡钧发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是划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界限。胡钧认为要想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要用现代新制度经济学来改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围绕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要阐述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理论界对此产生了争鸣。胡钧认为，虽然生产力起决定性作用，但不能因此陷入机械的决定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指出，“马克思一方面指出了生产力、生产方式对生产关系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一方面又强调了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对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胡钧还在《论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中强调“新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强大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并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证明了生产关系调整和发展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

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解

关于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解，胡钧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超越了资产阶级古典学派，最根本的一点是揭示了价值不是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而是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的关系，从而揭示了这种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揭示了劳动采取价值形式的特殊的历史条件，这也是无产阶级理论家与资产阶级理论家的本质区别，是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他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若干基本理论问题》中指出，“卡尔·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优于以往的劳动价值学说的根本之点，正是在于马克思在劳动二重性基础上论证了劳动为什么和在什么条件下采取价值这种形式。不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这一根本点，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就会失去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

胡钧还很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在其代表性著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几个带根本性的理论分歧》中，强调要科学把握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借鉴，同时也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与时俱进中不断创新和发展，既要着眼于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实际问题和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思考，也不能在发展中背离马克思主义，必须把握正确的方向。胡钧认为，马克思的系统方法对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的内部结构具有极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公有制、按劳分配这些本质要素与商品关系绝不能机械地拼在一起，必须运用系统方法揭示它们是怎样有机地组成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这些要素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和功能究竟是怎样的。胡钧还强调，经验在理论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但经验不等于本质，科学的方法是在经验与理论之间架起“中间环节”这座桥梁。

政策主张

关于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

关于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问题，胡钧认为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冲击下，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工作者曾发生了一定动摇，他们受到现代西方经济学影响，把研究方向转问从単个私人企业追求短期利益角度，研究一些具体经营策略万面的问题，认为这些内容才对实际生产有指导作用。针对他们的观点，胡钧发表了一些文章和评论，从理论上阐明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胡钧发表的《论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中强调“新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强大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胡钧高度重视政府和市场关系研究，致力于澄清对此问题的不正确认识，避免理论误导给实际工作带来重大损失。他认为，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把这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更大程度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可持续发展。

社会活动

社会任职

学术活动

2013年3月20日，胡钧参加“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教学与研究中心发展建设研讨会暨2013年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论坛”。研讨会上胡钧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在理论和方法上的科学性以及巨大的现实价值，恰恰是今天推动《资本论》发展最有决定意义的动力。

2017年3月18日，胡钧参加“《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学术研讨会”，他以“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明确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个方面，即什么是特色社会主义和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强调要从路径、方式和方法来学习《资本论》，才能避免走上歧途。

2017年12月9日，胡钧参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暨胡钧教授九十寿诞学术研讨会”，他进行了学术报告，回忆了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学术经历，并阐释了自己的科研原则，强调“科学研究需要勇气和坚持，也需要不断的学习”。

2018年5月19日至20日，胡钧参加“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第20次学术研讨会，在主旨演讲中就《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他指出，《共产党宣言》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资本论》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成功；研究《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著作与论文

论文

著书

个人生活

家庭关系

胡钧的父亲是邮政局职员，家里共有兄弟姐妹七人。

兴趣爱好

胡钧坚持读书学习、看理论和实际方面的材料、参加各种会议；坚持适当锻炼、每周游泳两次。

人物评价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评价

胡钧教授是经师与人师的统一者。他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一生热爱教育工作，在七十余载的教师生涯中，始终潜心治学，淡泊名利，虚怀若谷，甘为人梯，为党和国家的各条战线指导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栋梁先锋。他高度重视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功。

胡钧教授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奋斗的一生，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事业呕心沥血的一生，是为中国经济改革理论探索殚精竭虑的一生。他政治立场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学术志向崇高，师德师风高尚，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

学术观点摘录

“首要的是概念的理论表述必须准确，《资本论》的内容必须原原本本准确地讲解，概念的理解阐释必须深刻，叙述的逻辑必须严谨，这样才能有助于学生实际地学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了让学生充分的理解，讲课要通俗话、口语化，语调要有抑扬顿挫，不能照着书本念，平淡如死水一般。”

——“致敬·大先生”先锋专访特别刊胡钧多年教学经验的总结

“人们往往都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作一种用来进行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学问，而不是促进国家富裕和经济发展的知识。这些认识，也与过去我们思想理论工作中的片面性有关。经过学习，他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门科学，得出这种结论非常难得。如果我的学生都能达到这个水平，那就是我的教学研究工作成果了。”

——“致敬·大先生”先锋专访特别刊

“我相信这门科学的正确性和重要性，并认为应该按照它所揭示的规律办事。马克思主义最终的目标是全人类解放，我诚心为这个目标服务。”

——“致敬·大先生”先锋专访特别刊

个人事件

1938年，日本侵占了烟台市。胡钧与同学们在学校里被强迫学日语，日本人还搞强制性军训。1943年的夏天，初中毕业以后，胡钧为了逃离日本人的控制，便没有考烟台的高中。后通过中国国民党的地下组织跟两个同学到阜阳市，然后又从县城走50里地，到柴集的国立二十二中学。这个学校专门接收从沦陷区过来的学生，开学以后胡钧就进入该学校就读。

1944年，由于战事逼近阜阳，胡钧就读的高中准备迁往陕西安康。胡钧回到烟台取衣服时被日本宪兵队抓走，经历了关押、审讯、施刑、灌凉水等危险遭遇。被审讯时，胡钧通过编造一套流利的故事与日本宪兵周旋，之后还被绑到凳子上灌凉水，手被手铐磨破后晕过去，胡钧仍然什么也没供出。被关三个月后又被押送到北京市的1400部队，进入专门关押抗日分子的炮局胡同监狱接受审讯。期间被诬陷了调查日本人海军的罪名，胡钧当堂翻供，经过调查被判一年徒刑，直到1945年9月才被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