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02:04
《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是英国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创作的政治学著作，于1988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首次出版。
《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一书中的核心概念是“扩展秩序”，它脱胎于哈耶克20世纪50年代以后开始系统阐述的“自发秩序”的思想。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中讨论了自组织、自生长、秩序的扩张等这些贯穿于生物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现象。
在导论部分，作者主要讨论一个近现代历史上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高度集权的政经体系（即哈耶克所定义的“社会主义”）是不是个错误。该书的第一至第六章，内容相对完整，主要是总结哈耶克一生对自由市场的辩护观点，分别论述了以下具有递进性或因果性的问题：（1）道德规则处于本能和理性之间；（2）财产与公正共同成长；（3）贸易与文明共同进步；（4）人类从本能和理性两方面同时对财产与市场进行质疑；（5）这种质疑来自于理性的自负；（6）贸易和货币是一个超出理性全盘理解力的神奇世界。在上述具有相对完整内容的六章之后的三章，哈耶克还利用上述理论相对分散地讨论了三个问题，分别是：（1）语言滥用对社会科学研究乃至社会政策的不是影响；（2）人口增长具有积极的意义，不能人为地限制；（3）宗教中包含着人们理性难以全部认识的传统智慧等。另外该书还附录了7篇补论（用来解释相关概念或交代有关背景知识）。
导论：社会主义是个错误吗？
1988年出版的《致命的自负》一书是哈耶克生前最后一本重要著作。但在1988年《哈耶克全集》出版时，这最后一本著作却被编者列为首卷。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该书某种程度上是哈耶克一生研究的总结。在这本书写作期间（1978—1985年），他写信给友人说，这本书可能是自己最重要的著作。
这本书的起因是，1978年哈耶克打算以“社会主义是否是个错误”为题，在巴黎这个西欧左派阵线的大本营与对手来进行一场最后决战般的大辩论。关于“社会主义”，在20世纪的20-30年代曾经发生过一场大辩论。1920年，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一文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一个没有价格的经济体系——即社会主义——是否有可能存在？按照哈耶克自己的说法，在这场辩论中，20世纪“20年代是米塞斯出战，30年代则由我出战”。在当时，以奥斯卡·兰格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支持者，也对此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兰格就曾经评论米塞斯对社会主义的挑战：“正是（米塞斯）他有力的挑战迫使社会主义者认识到，恰当的经济核算体系对于引导社会主义经济的资源配置具有重要意义”。从事后的眼光看，在这场论战中，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哈耶克等人其实并未占据上风。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的说法（商品价值问题的解决，不需要借助于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竞争性市场中的自由浮动价格，完全可以通过社会主义计划人员非常仔细的核算来进行），在当时更为人接受，并进而影响到那个时代几乎所有国家的公共政策。比如，在苏联影响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制度；在第三世界国家，即便没有全面模仿苏联，也建立了大量的国有企业并对经济进行广泛的政府干预；在许多发达国家（特别是英国和法国），也把大量的企业国有化，同时强化政府的干预活动。但是，时至20世纪70年代末，以生产资料国有制与指令性计划经济为特征的这场运动，其经济后果已经比较充分地显现了出来。因此，哈耶克觉得此时有必要就此再组织一场终结性质的辩论。哈耶克设想，由朝王山学社的成员詹姆斯·布坎南、罗纳德·科斯、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人为一方，邀请詹姆斯·米德、诺姆·乔姆斯基、阿瑟·刘易斯、刚纳尔·缪尔达尔等人为另一方，同时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也已同意出任辩论赛的主持人。不过，可惜的是，这一设想中的辩论赛未能成功地举办。
于是，在同道鼓励下，哈耶克把原先为论战准备的简短宣言，扩展成了《致命的自负》一书。写作《致命的自负》，花去了哈耶克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其实这时候他的身体状况巳相当糟糕，但仍坚持着完成了这一著作。1982年8月，他将第一个版本提交给在奥地利召开的一个小会（参加者有詹姆斯·布坎南、科斯和乔治·斯蒂格勒等15人），可与会者对此并不满意。于是，在1982年后半年及1983-1985年．哈耶克反复修改书稿，直至因病被迫永久停止研究。最后的书稿，是在《哈耶克全集》的总编辑威廉-巴特利三世的手上定稿的。
据《哈耶克传》说，“致命的自负”这一书名来源于哈耶克所摘录的亚当·斯密书中用到的“过分的自负”（the overweening conceit）一词。斯密用这个词来形容某些过于傲慢的知识分子，他们相信自己设计出来的社会比竞争的市场更优越。哈耶克将“过分的自负”变为“致命的自负”，并用这个概念表达大致相似的意思，即认为那些持有“社会主义”（即高度集权的政经体系）思想的知识分子，其错误不在于道德而在于知识，即对理性知识抱有“致命的自负”，以为凭借理性与现有知识就能设计出最美好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可以运用计划来管理经济、可以重塑道德甚至重新设计语言。
哈耶克在《致命自由负》中的任务之一就是为“理性”和“理性主义”“正名”。简单地说，就是恢复理性在中世纪思想家那里的本来意思——“主要是一种认识真理、尤其是道德真理的能力，而不是根据目前的前提进行演绎推理的能力”将理性看作一种与本能形成两相对立的“另一极”，在本能和理性之间存在着文化和道德的进化和扩展秩序的演化，这种进化超越了本能且与本能对立，同是又不为理性所能创造或设计；理性从来源上讲是进化选择的产物，理性的任务就是让人们知道自己的限度。与此同时，他将哲学史上以勒内·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一派的思想家们所坚持的观点和方法称之为“建构理性主义”，而将他本人从约翰·洛克、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等思想家那里继承而来的理性命名为“进化理性”，将与进化理性对应的理性主义命名为“进化式理性主义”。
在《致命的自负》一书里哈耶克曾多次借用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的“知其然”和“知其所以然”这两个概念来说明人类知识的性质。所谓“知其然”的知识，是一种人们通过学习和模仿而获得的遵守行为模式的“知识”，从人们对这些模式本身的发生原因和一般效用可能茫然无知这个角度说，它们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知识，但人们能利用自己的感官意识它们，并使自己的行为与其相适应。就此而言，它又确实是人们理解周围环境的理智结构的一部分。这种使人们适应或采纳一种模式的能力，同人们知道自己的行为会有何种结果的知识极为不同，在很大程度上人们把这种能力视为当然（即伦理学。人们的大多数道德规范和法律（最重要者如“分立的财产制度”），便是这种行为习惯的产物。在哈耶克看来，这种通过学习和模仿而形成的遵守规则的行为模式，是一个进化和选择过程的产物，它处在人类的动物本能和理性之间——它超越并制约着人们的本能，但又不是来自理性。因此，理性主义者，或奉行“快乐最大原则”的功利主义者，认为只有得到理性证明或可以权衡利害得失的道德规则才是正确的观点，是毫无道理的。
哈耶克强调存在着这种处在“本能和理性之间”的能力，乃是因为他认为对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的“扩展秩序”，就是这种能力和进化选择过程相互作用的产物。人们在不断交往中养成某些得到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而这种模式又为一个群体带来了范围不断扩大的有益影响，它可以使完全素不相识的人为了各自的目标而形成相互合作。出现在这种扩展秩序里的合作的一个特点是，人们相互获益，并不是因为他们从现代科学的意义上理解了这种秩序，而是因为他们在相互交往中可以用这些规则来弥补自己的无知。与此相比，试图为每个成员设定一个幸福标准的计划经济，就像早期社会中休戚与共、人人相识的秩序一样，是一种相对而言只能惠及少数人的封闭制度。哈耶克承认原始社会可能存在和谐状态，这同他所极力反对的让-雅克·卢梭似乎较为接近，然而在他看来，原始社会的这种和谐，是以个人既无财产，特殊知识也得不到利用为前提的，因而它也是以停滞不前为代价的。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段炼《读史早知今日事》：这位1974年诺贝尔奖得主，在他生前这部重要著作的导论中开宗明义：“本书所要论证的是，我们的文明，不管是它的起源还是它的维持，都要取决于这样一件事情。它的准确表述就是人类合作中不断扩展的秩序。”这一论点的出发点，正是哈耶克将近代世界视为一种以自由市场秩序为特征的文明。
《钱江晚报》评论员魏英杰《书山寻路》：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写作的《致命的自负》中，所传递出的对人生的最终的道德箴言却是生命没有目的，生命就是它自身。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Hayek，1899—1992）是20世纪西方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他原籍奥地利，后来迁居英国获得英国国籍。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先后在奥地利、英国、美国、德国等国家的大学执教。主要著作包括、《通往奴役之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等；在1974年，鉴于哈耶克“在经济学界自亚当·斯密以来最受人尊重的道德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的学术声誉经历过几起几落，20世纪30年代他在经济学界的论战中败下阵来，失去了在该领域的一流地位，转而研究政治哲学、法律和思想史，取得了更大成就。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国家走向低潮，他的古典自由主义立场的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成果才获得了更大范围的声誉和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