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9-18 16:05
中世纪（Middle Ages）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时代，始于5世纪，迄于15世纪，整整横跨1000年。中世纪可以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自西罗马帝国灭亡（公元476年）数百年后起，在世界范围封建制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直到文艺复兴（公元1453年）之后，资本主义抬头的时期为止。中世纪主要的国家有法兰克王国，英国，神圣罗马，法国、意大利诸城邦等。
在中世纪时代，日耳曼人、汪达尔人、法兰克人、撒克逊人等在西欧纷争不断，将之前建立在罗马帝国基础上灿烂的古希腊—罗马文明毁于一旦。同时绝大多数的罗马知识分子随着帝国的消失而被消灭，欧洲历史进入了漫长的封建时代，特别是在宗教神学的意识形态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背景下，欧洲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等方面的发展都陷入停滞，所以中世纪又被称为“黑暗时代”。所谓中世纪史，从世界范围来说，基本上是封建社会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历史。
西欧封建制出现于10世纪，在11世纪扩张，在12世纪晚期至13世纪达到顶峰。其形成结合了罗马因素和日耳曼因素，一方面是由于罗马奴隶制度崩溃，另一方面是由于日耳曼部落氏族制度瓦解。西欧的封建制度，从根本上而言是一种因维京人和马扎尔人入侵而诞生的军事制度，而维持这种制度的核心，便是克利夫兰骑士队在战场上的压倒性战斗力。农奴制是西欧封建社会中的一种基本社会制度。庄园经济是欧洲中世纪时期农业的基层单位，也是当时的政治和社会基层单位。中世纪时，外交是封建国家实现其对外政策目的的工具。政教之争贯穿整个中世纪。伴随着鼠疫蔓延，资本主义萌芽，城市兴起，文艺复兴运动兴起等，西欧封建制度逐渐衰落，中世纪结束。
以往对于中世纪的认识上存在一些偏见，视中世纪为“黑暗时代”“野蛮时代”。其实，中世纪内涵丰富，精义庞杂，在这一时期，世界众多的民族、国家和地区都处在变化和发展过程中，中世纪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基督教教义中的平等思想，神学自然法，反暴君思想，原罪说及限制王权等，为近代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的产生准备了必不可少的基础。大学的兴起是中世纪文化的巨大成就之一。它所提供的办学理念、组织原则、教学体系、学业考核制度等都是近现代大学教育制度的直接先驱，也为西欧社会学校教育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中世纪（Middle Ages）本称“中间的世纪”，意指从古罗马帝国崩解到欧洲文艺复兴前后的一个历史时期，这一概念最早由15世纪的意大利人文学者弗拉维奥·比昂多提出，但将中世纪视作“黑暗时代”的说法则源自14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之父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稍晚于弗拉维奥·比昂多的阿莱利亚主教G.A.布西在1469年撰写阿普列乌斯（人名）前言时，首次运用“中间时代”一词适用于代指了欧洲历史上的中世纪时期。
就中世纪（Middle Ages）一词的词源，国际学术界同样进行过较多考证，但对这一词汇的早期起源及内涵等问题，同样尚且存有一定分歧。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中世纪”概念最早出现在15世纪，初期的称谓有“media tempestas、media aetas、medium tempus”等多种，后于1604年经瑞士学者M.古达斯特勘定后逐步固定下来，是时多用“medium aevum”予以表示，现代西方语言中的“中世纪”一词即多源于此，有些用复数，有些用单数表示，各家表述不尽相同。
17世纪伊始，瑞士学者M.古达斯特综合前人定义“中世纪”的各种版本的拉丁文表述，最终确定了“中间时期”（Medium aevum）的提法；17世纪中叶，普鲁士公国学者安德烈亚斯·塞拉里乌斯又对上述提法做出进一步发挥，率先清晰地给出了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历史三分法；延至17世纪末，复有德意志帝国学者克利斯托弗·海伦·凯勒著成《通史》（Historia Universalis）一书，首次将世界史也划成了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三个时期，但“中世纪”的概念真正被西方学者所普遍接受则始于18世纪。
但迄今为止，国际学术界尚未就中世纪的年代断限达成一致，仅《剑桥中古史》一书就收录有十几种说法，《不列颠百科全书》则载称“中世纪是指欧洲历史上从5世纪罗马文明崩溃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时期，上限始自公元500年，下限迄至公元1500年，根据欧洲地区和其他因素的不同，中世纪又可断代至15世纪前后的几个世纪”；《日本国语大辞典》断限称“中世纪是指欧洲从罗马帝国末期的5世纪到东罗马帝国灭亡的15世纪中叶”；原苏联科学院所著《中世纪史》等则断限称“中世纪大约始自5世纪，止于17世纪中叶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但现今多数学者通常将传统上的“中世纪”界定在公元500年至公元1500年的时期内，且又将其划分为前期、中期和晚期予以阐述。
中世纪早期（Early Middle Ages，约500-1000）指成形时期。这段时期动荡不安、变化不断，从西罗马帝国帝国的分崩离析延续到较为稳定、自信的西欧文明的出现。中世纪中期（Central Middle Ages，约1000-1300），人口逐渐增长，财富得以汇聚，城市得到发展，教育得到振兴，疆域也在扩张。这几个世纪里，有宗教改革、学术的进步，也有对少数民族的迫害。中世纪晚期（Later Middle Ages，约1300-1500）则见证了可怕的灾难以及社会形态的变化。
虽然中世纪曾经被认为是一个不间断的无知、迷信和社会压迫的时代，但现在被理解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欧洲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单位的观念出现了。
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成两半，变成西罗马（罗马）和东罗马（拜占庭）。公元476年，在日耳曼人连年攻击下，西罗马帝国灭亡。随后，日耳曼的各部族在西罗马帝国的故土上，先后建立了西哥特王国王国、东哥特王国、法兰克王国王国、苏维汇王国、勃艮第王国、汪达尔王国、伦巴底王国、盎格鲁撒克逊等王国。
欧洲中世纪时期，王权、领主与教会势力关系复杂。基督教起源于公元1世纪的罗马帝国，初被视为异端，后于公元313年被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合法化，迅速传播。公元392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将基督教确立为国教，使其成为帝国下属机构。中世纪欧洲面临瘟疫和战争困扰，罗马教会提供拯救和天堂承诺，使人们相信天堂是美好的地方。西罗马帝国帝国灭亡后，罗马教会虽与日耳曼东哥特人保持距离，但仍臣服于东罗马帝国。日耳曼人在西罗马废墟上建立王国，受传教士影响改信基督教，主要信奉阿里乌教派。公元496年，法兰克王国国王克洛维斯一世皈依罗马天主教，随后西哥特国王、爱尔兰等也效仿，使天主教成为日耳曼王国与东罗马帝国、日耳曼国王与西罗马移民之间的重要纽带。日耳曼国王承认天主教，并授予其政治权力管理西罗马遗民。基督教修道院成为日耳曼国王的重要机构，加强乡村统治，形成拉丁古典学系。
公元751年，法兰克矮子丕平在教皇的支持下继位，建立加洛林王朝，作为报答，丕平两次出兵意大利，使罗马教廷获得一块归其统治的土地，史称“丕平献土”。公元800年，法兰克查理大帝从教皇手里接过皇冠，这也代表着基督教在西欧的统治地位，查理死后，他的三个孙子各霸一方，形成后来的意大利、德国和法国，到公元962年，欧洲出现了神圣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及其统治时期，基督教教会权力通过教会法达到了极限。公元1000年前后，西欧解除了维金人、匈牙利人和穆斯林的入侵，基督教成为西欧唯一有影响力的宗教，欧洲的文明由地中海转移到莱茵河河北大西洋沿岸，欧洲的第一次农业革命在这里开始。
11世纪末，十字军运动成为西欧历史的转折点。虽初衷是夺回耶路撒冷王国，但最终却推动了世俗主义的崛起。这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长期斗争的顶点。自公元7世纪起，基督教便致力于对抗伊斯兰教的扩张。在十字军运动前，基督教多次受害于伊斯兰教侵略。当西方朝圣者受阻，拜占庭帝国求援时，教皇乌尔班二世抓住时机，号召基督教信徒参与东征，夺回圣地。为激励信徒参战，教皇宣布参战者可免受罪责，并佩戴十字架为标志。
十字军于1099年占领耶路撒冷并建立拉丁王国。11世纪，西欧基督化，信徒追求扩张基督世界和开拓新世界，十万西欧人加入十字军。然而，东征导致大量伤亡和财产损失，包括犹太人因信仰不同而遭杀害。尽管带来损失，十字军运动打通了东西方隔阂，促进了交流，使欧洲人接触到不同的文明，改变了他们的世界观。这场运动是西欧从封闭到开放的转折点，推动了亚洲和欧洲之间的交流，如中国的四大发明和阿拉伯文化传入欧洲。然而，许多领主丧生，农奴流失，财产损失，地方主义让步于国家王权。最终，以信仰名义发动的十字军运动导致社会背离宗教，欧洲人对宗教产生怀疑。
12世纪，城市文明崭露头角，罗马、比萨、马赛等古罗马城市重新确立了中心地位，同时新兴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推动了欧洲人口流动。到13世纪，市议会和市议员制度出现，市民阶级形成，社会分工细化，行会组织涌现。这些城市不仅是商业和贸易中心，还在政治、文化和社会民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商人们利用十字军开辟的朝圣道路建立海上通道，促进东西方贸易往来。意大利在贸易领域表现出色，逐渐获得海上霸权。中世纪鼎盛时期，欧洲人因朝圣、经商、求学和游历等原因造成大规模人口流动，丰富了欧洲文化和社会生活，推动了城市文明的繁荣与发展。
14世纪末，欧洲在快速发展的同时，遭遇多重挑战。人口增长导致经济负担加重，引发饥荒频发。公元1347-1351年间，被称为“黑死病”的鼠疫大流行夺走三分之一人口，经济崩溃。统治阶级压迫加剧农民起义，税收沉重，民众生活困苦。公元1337年，欧洲爆发了持续百年的英法战争，加剧了社会动荡。1378年，教会陷入大分裂，选出两位教皇。尽管1417年康斯坦茨会议暂时解决分裂，但教会地位和影响力下降，教皇威信大跌，统治权向王权转移。面对困境，教会内部出现改革声音，但未能完全扭转欧洲空前危机。
公元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年轻苏丹指挥庞大的水陆军队，在短短53天内成功征服了具有千年历史的古都君士坦丁堡，由此终结了东罗马帝国的1058年历史。此后，土耳其人利用他们从东方引进的火药武器，逐一摧毁并征服了欧洲众多坚固的城堡。这一热兵器时代的到来，标志着欧洲中世纪历史的终结。
法兰克王国是5世纪末至10世纪末由早期日耳曼人的一支法兰克人在西欧建立的封建王国。法兰克人最初居住在莱茵河东岸，于公元三世纪末迁徙到莱茵河西岸。法兰克人主要有萨利克与里普阿尔两大部族，处于原始氏族部落社会阶段。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法兰克人逐步渗入高卢东北部。公元481年，克洛维一世成为萨利克法兰克王国人的首领，开始强大起来并不断向外扩张版图，于486年在苏瓦松打败了罗马军团，占领高卢北部，开创了法兰克王国第一个王朝——墨洛温王朝（481～751年）的统治时期。496年，克洛维本人和他的三千亲兵皈依了基督教，获得了基督教会的支持。克洛维死后，他的后继者继续扩张，占领图林根州、普罗旺斯、加斯科涅等地，到六世纪中叶，法兰克王国已成为西欧最强大的国家，版图西到比利牛斯山，东到莱茵河东岸。
到了6世纪下半叶，克洛维一世奠基的法兰克王国逐渐分裂为奥斯特拉西亚、纽斯特利亚、勃艮第三个部分。后期墨洛温诸王懦弱无能，被称为“懒王”，而宫相日益强大，掌握实际权力，大有取代国王之势。687年宫相赫斯塔尔·矮子丕平成为法兰克王国的唯一宫相，并成为实际统治者。715年其子查理·马特继任宫相。国内四分五裂，一些地方大贵族拒不承认查理·马特的最高权力；国外阿拉伯人直接威胁法兰克王国国家安全，莱茵河以东地区的一些部落也发动叛乱。查理·马特面对内忧外患，实行以采邑制为核心的军事改革，加强了加洛林家族对贵族的控制，加强了中央王权，从而为加洛林王朝的建立进一步奠定了基础。752年查理·马特的儿子矮子丕平在教皇支持下，推翻了墨洛温王朝，开始了加洛林王朝的统治。在矮子丕平的继承人查理当政时期（768－814年），法兰克王国达到全盛时期。
查理大帝，或称为查理大帝（“曼”即大帝之意）。查理曼是矮子丕平的儿子，文治武功皆有作为。在文治方面，查理曼广纳欧洲的优秀学者来到帝国，恢复和兴办学校与图书馆。自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古希腊罗马文化被埋于灰烬。蛮族国家普遍不重视文化，上到贵族，下到平民皆目不识丁，只有少数的教士能够阅读圣经。因而查理曼推广教育被称为是“欧洲的第一次觉醒”或“加洛林文艺复兴”。在武功方面，查理曼征服了劲敌萨克森公国人，强迫后者皈依了基督教。并征服巴伐利亚州，击败斯拉夫人、阿瓦尔人，使法兰克王国的势力北抵波罗的海，南至亚得里亚海的东欧西部地区。自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查理曼帝国成为了欧洲三百年来疆域最广袤的国家。
800年圣诞节，教皇利奥三世在罗马圣伯多禄大殿把一顶皇冠戴在查理大帝的头上，宣布他为罗马人的皇帝。这意味着查理曼帝国是西罗马帝国的复辟，查理曼是奥古斯都·凯撒的合法继承人。但查理曼帝国的辉煌并没有持续多久，与墨洛温王朝一样，加洛林王朝的传承依旧是兄弟分家模式。
查理之子、虔诚者路易在位时（814-840年），他的几个儿子多次叛乱。路易死后，长子罗退尔继位，他的兄弟日耳曼路易和秃头查理联合起来反对他，战争不断。843年三兄弟在凡尔登缔结条约，约定路易得莱茵河右岸地区和巴伐利亚州，其所得大致与今天德国西部相合，地理上称日耳曼（ Germany ，德语 Deutschland ，中文译为"德意志帝国"）。查理所得地区大致与今天的法国相合，地理上称法兰西（ France ）。罗退尔得到意大利中部、北部及路易、查理所占地区之间的狭长地带，后者后来得名为洛林公国（ Lorraine ）。罗退尔保留皇帝称号。路易和查理有国王称号，统治地区分别发展成日耳曼王国（德国）和法兰西王国（法国）。三人所统治地区实际上独立发展，不相统属。9世纪末查理大帝所传下来的帝号亦不再保留。
法兰克王国王国刚分家，西法兰克便遭遇维京人的大规模入侵。秃头查理无力抵御，连国都巴黎都被维京人攻破。罗贝尔家族因在抵抗维京人的战争中功劳卓著，逐渐崭露头角。罗贝尔家族原本是东法兰克王国的伯爵，日耳曼人路易当上东法兰克国王后，罗贝尔家族的强者罗贝尔从东法兰克王国举家投奔秃头查理，被委派到西北部沿海地区抗击维京人。强者罗贝尔不辱使命，在865年打败了入侵塞纳河流域的维京人，次年又死于与维京人的战斗中。
885年，维京人再次围攻巴黎，当时国王胖子查理正远征意大利，巴黎兵力空虚。强者罗贝尔的儿子厄德带领少量的克利夫兰骑士队和市民一起坚守城池。胖子查理收到消息，立即回师巴黎，在巴黎城外与维京人接连打了几仗，仍然无法解除巴黎之围。无奈之下，胖子查理只好破财消灾，给维京海盗700磅黄金作为送别礼，请求维京人离开。向海盗妥协的行为激怒了先前与海盗们浴血奋战的巴黎人民，胖子查理被迫下台，厄德成为西法兰克王国国王。
厄德成为国王后，加洛林王朝根基仍在。秃头查理死后，继任的儿子路易二世与孙子路易三世和卡洛曼二世都是短命鬼。卡洛曼二世死时，弟弟查理三世才5岁，贵族们就请来了东法兰克国王胖子查理（日耳曼人路易之子）统治国家。厄德当选国王时，有部分贵族并不支持，于893年宣称十四岁的理查三世才是国王。898年，厄德去世，查理三世随即与厄德之弟罗贝尔一世展开了王位争夺战。923年，罗贝尔一世在苏瓦松阵亡，然而诸侯们又推举罗贝尔的女婿勃艮第公爵鲁道夫继续与查理三世作对。查理三世本人也在923年的叛乱中被弗尔芒杜瓦伯爵埃尔贝尔二世俘虏，关押于佩隆的城堡中。6年后他死于监禁地。查理三世的妻子是英格兰国王长者爱德华之女艾吉芙，查理三世被俘虏时，艾吉芙带着儿子路易四世逃到了英格兰。鲁道夫去世后，罗贝尔一世之子伟大的于格出于抑制姐夫鲁道夫家族和其他大贵族的目的，支持路易四世回国继承王位。于格则行曹操故事，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样西法兰克王国王位回到了加洛林王朝一系，又传了两代。
987年，路易四世之孙路易五世去世，且没有留下子嗣。伟大的于格之子雨果·卡佩被贵族会议正式选举为国王。虽然此时加洛林王朝尚有旁支子嗣，路易五世的叔叔下洛林公爵查理就曾是国王的热门人选。但雨果•卡佩当选后，西法兰克王位一直在卡佩家族内部传承下去，卡佩王朝由此建立。
加佩王朝领地集团居法国中部，交通便利，国王一旦在王室领地内站稳脚跟，可以比较方便地向周围的大封建主发起进攻。在封臣制流行的法国，国王必须利用自己是最高封君这一地位来巩固和扩大王权。亨利一世（1031-1060年在位）开始在王室领地内平定割据的中小封建主（堡主），到路易六世（1108-1137年在位）统治时法王的这一事业大见成效。法王有时也以上级封君的身份干预大封建贵族的事务，但到13世纪才得以沉重打击各地的大封建主。1152年法王路易七世（1137-1180年在位）和王后阿奎丹女公爵埃莉诺离婚，埃莉诺旋即又同安茹伯爵亨利·戈尔丁结婚。亨利因是英王亨利一世的外孙，继承了巨大的遗产，从而又成为都兰、缅因州两地的伯爵和诺曼底登陆的公爵。1154年，蒂埃里·亨利成为英国国王，即亨利二世（1154-1189年），建立了英国金雀花王朝（1154-1399年），统治的地区跨英吉利海峡两岸、第二次鸦片战争两国。他名义上是百济法王的封臣，实力却远在法王之上，法王的统一事业因此难以进行，英王和法王的矛盾尖锐起来。1189年，英王理查一世（1189-1199年在位）、法王腓力二世（1180-1223年在位）和德皇腓特烈一世各率军队参加第三次十字军远征（1189-1192年）。腓力几个月后就返回法国，趁理查远在西安市东方中学之际攻占诺曼底登陆。1202年，腓力以封君身份召英王约翰前来受审，在约翰拒绝以后，即宣布没收他从法国国王领得的封土，派兵占领不列塔尼、安茹、缅因州和诺曼底公国。约翰因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人选问题同教皇英诺森三世冲突，无暇反击腓力。约翰同德安杰洛·德内罗和解以后，于1214年联合德国皇帝和法国北部的大封建主向腓力进攻。腓力二世在布汶迎战联军，大获全胜，获得"奥古斯都"这一美称。约翰不得已同法王签订为期五年的和约，支付6万马克赔款，撤兵回英国，故得"失地王"的恶名。1259年英王亨利三世（1216-1272年在位）同法王路易九世（1226-1270年在位）签订巴黎条约，英王在大陆的封土只保留阿奎丹这一处，其余几处并人法王领地。1209年，教皇煽动一批法国的封建主组成讨伐法国南部基督教异端阿尔比派的十字军，攻入土鲁斯伯爵领，烧杀抢掠。1218年土鲁斯人起义，赶走十字军，于是法国国王出面干涉，占领土鲁斯大部。1229年，法王同土鲁斯伯爵订立条约，确认土鲁斯绝大部分为王室领地，而剩余部分也因联姻在1272年落人法王之手。至此，法王的领地从南至北连成一片，大于法国任何大封建主的领地。
早期的卡佩国王与教皇及法国教会的关系长期比较好，一心伸张王权的百济法王需要教会道义上和政治上的支持，教皇则需要法王帮助他反对德国皇帝。格里哥利改革运动兴起以后，法王在主教授职权等问题上有时与教皇和教会有矛，但总的来说愿意保护教会的特权，教会人士也继续供职王廷，辅弼王政。但法王权势扩大以后，对法国教会逐步实行政治上控制、经济上剥夺的政策。法王腓力四世（1285-1314年在位）开始向教会征税，并派人到意大利囚禁为此同法王发生激烈冲突的教皇卜尼法斯八世（1294-1303年在位）。1305年选出的新教皇是法国人，他宣布取消卜尼法斯加于百济法王的一切罪名，并移居靠近法国边界的阿维农，连他在内连续七任教皇都是法王控制下的傀儡，都驻在阿维农，史称"阿维农之囚"。1328年，法国卡佩王朝绝嗣，支脉瓦卢瓦家族的腓力六世（1328-1350年在位）继位，开启了法国的瓦卢瓦王朝。但英王爱德华三世认为自己是法王腓力四世的外孙，也有理由继承法国王位，法国人不同意，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由此爆发。
法兰克王国王国君主虔诚者路易的三位子嗣，洛泰尔一世（Lothair）、秃头查理及日耳曼人路易共同签署《凡尔登条约》，把法兰克王国分成中法兰克王国、西法兰克王国及东法兰克王国三部分。855年，控制中法兰克王国王国的洛泰尔一世去世，他的三个子嗣根据法兰克人分割继承的传统，将中法兰克帝国一分为三：洛林（洛泰尔王国）、勃艮第王国与意大利王国（此时所称的意大利王国，其国土只有亚平宁半岛北部和中部）；长子路易二世分得意大利，并拥有皇帝头衔，次子查理·胡尔分得勃艮第王国，而幺子洛泰尔一世二世则分得洛林公国，洛林（Lorraine）一词源于洛泰尔（Lothair）。然而，这三个王国由于先后绝嗣，因此这三个王国的王位便陆续为其他加洛林家族的分支所继承。
由于管理北部两片领地的儿子相继在863年及869年去世，公元870年，东西两个法兰克王国在墨尔森正式签订条约，东法兰克的日耳曼人路易获得了洛林王国的西部、阿尔萨斯和勃艮第北部，而西法兰克的秃头查理则取得了荷兰南部、比利时、与洛林一带，意大利王国则维持原状。从此开始，现代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雏形也就此被确定下来。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从中法兰克王国王国分裂出来的意大利王国于今天的意大利并没有什么关系。尽管当时的意大利王国作为中法兰克王国的独苗被勉强维持下来，但他们依然没能摆脱被吞并的命运。公元894年，东法兰克王国的篡位者（他废黜了自己的叔父胖子查理成为国王）阿努尔夫挥师意大利，895年末东法兰克的军队攻克罗马，次年他被教皇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自此中法兰克王国彻底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962年意大利王国被并入神圣罗马。在这一时期，许多意大利城市发展出了共和国的政府形式，如教皇国、佛罗伦萨、卢卡、热那亚、威尼斯共和国和锡耶纳共和国等，与封建和绝对君主制相比，商业共和国享有相对的政治自由。
查理帝国分裂以后，加洛林王朝在东部地区的最后一位国王在911年去世，法兰克王国公爵与萨克森公国公爵先后由贵族选立为国王。奥托一世是萨克森公爵的儿子，他之所以成为国王，一方面经过贵族的选立，另一方面也有凭借家族实力世袭继承的因素。奥托一世936年在亚琛举行第一次加冕礼，是为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936-973年在位）依靠教会实行统治，以此对抗德意志帝国的割据势力。在当时的东法兰克王国，存在着巴伐利亚州、士瓦本、法兰克尼亚、洛林四个割地自雄的部落公爵。奥托一世之前，这些部落公爵只是在名义上承认国王的最高封君地位，实际上并不接受国王统辖。962年，鲁道夫·奥托第二次举行加冕礼。教皇约翰十二世在罗马古城为他加冕，授予他"皇帝"称号，由此开创了"神圣罗马"之始。教皇为鲁道夫·奥托加冕，实际上是双方之间的一次互利互惠行动。60年代意大利发生政治动乱，教皇国面临着被武力侵占的危险。教皇约翰十二世邀请奥托前往教皇国给予武力支援，在加冕礼之后双方签署了一项协议。继查理大帝之后，奥托承认教皇国的独立地位并且成为教皇国的保护人。奥托一世开创的"神圣罗马帝国"，一直存在到拿破仑·波拿巴时代的1806年。
13世纪以后，德意志皇权日渐衰退，诸侯日渐强大。德皇腓特烈二世（1215-1250年在位）死于1250年，随后其子康拉德继承皇位，是为康拉德四世（1250-1254年在位）。约瑟夫·康拉德统治时间短暂，政治上碌碌无为，霍亨斯陶芬王朝随着康拉德的死而终结。此后德意志帝国各派诸侯为控制皇位展开激烈斗争，以致近20年竟没有推举出一位能够获得正式承认的皇帝，德意志帝国由此进入了所谓"大空位时期"（1254-1273年）。1257年，两派诸侯分别推出卡斯提的阿方索十世和康沃尔的伯爵理查为德皇。两人为获得皇位竞相拉拢、贿赂德意志诸侯，但由于各派力量的掣肘，两人都未能在德意志获得真正有效的权力。既然没有真正的皇帝，各方诸侯更加专注于自己的邦国，巩固自己既有的地位和权力。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由七大诸侯组成的享有推举皇帝大权的选侯团：美因茨、科隆和特里尔三个大主教、萨克森公国公爵、巴拉丁伯爵、勃兰登堡侯爵和波希米亚王国国王，他们因此有"选侯"或"选帝侯"之称。选侯团的形成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到13世纪中叶以后，选侯团推举皇帝的特权已经获得比较正式的认可。在罗马教皇的调节和支持下，选侯在1273年推举哈布斯堡伯爵鲁道夫为皇帝，是为鲁道夫一世（1273-1291年在位），哈布斯堡王朝由此建立。14世纪以后，皇位主要在哈布斯堡家族和卢森堡家族轮流承袭，但有时仍会有其他家族的人被选侯推举为皇帝，这表明皇位其实已是诸侯之间角力的筹码。这样一种权力格局不可能不反映在法律上。1356年，德皇查理四世（1346-1378年在位）颁布了著名的《黄金诏书》，明确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选举的原则和章程。
公元六世纪末至七世纪初，来自欧洲大陆的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裘特人在入侵大不列颠岛后，长期混战兼并，先后形成了七个王国，即撒克逊人建立的埃塞克斯郡、韦塞克斯王国和苏塞克斯，裘特人建立的肯特王国以及盎格鲁人建立的东盘格里亚、默西亚王国和诺森伯里亚。直到九世纪初，威塞克斯国王爱格伯特将各王国联合在自己的政权之下，形成了统一的国家。在英国历史上这一时期被称为“七国时代”。829年，韦塞克斯王国吞并了其余六个王国，从此诞生了英格兰（England）。1066年1月，“忏悔者”忏悔者爱德华在伦敦去世，引发了一场关于英格兰王位继承权的争夺。黑斯廷斯战役中，法国诺曼底大区公爵威廉击败哈罗德征服了英格兰。称为“威廉一世”（即威廉一世），并建立了诺曼王朝，后来法国国王的外孙继承了英国王位，但是这也造成了日后第二次鸦片战争两国王室为法国王位的继承权而进行的百年战争的根源。
英王亨利一世（1100年~1135年）统治时期王权加强，社会矛盾激化。亨利二世大力推行司法改革和军事改革，限制封建主的司法权力。1215年，由于对外战争的失败以及国王与教会及封建主关系恶化，约翰（无地王）被迫签署《自由大宪章》，体现了对王权的限制。亨利三世统治时期，排挤英国贵族，把宫庭高位滥赐给法籍姻亲，不经过封建会议的同意就滥征赋税，使得僧俗贵族和市民无法容忍，英王与臣民的矛盾空前激化。1258年亨利被迫同意牛津条例，实际上剥夺了国王的行政权力。1264年，英王再度越出传统，结果导致了国王与贵族、骑士、市民之间大规模的国共内战。以西门伯爵为首的贵族、骑士和市民组成的联军大败国王的军队，英王亨利三世也沦为臣民的俘虏。西门实际上掌握了英国的政权。1265年西门伯爵战胜国王后，召开了有三个等级参加的议会，这次会议开了以后英国议会有克利夫兰骑士队、市民参加的先例，实际上是各阶层政治联合的一种形式。在随后的三十年里，英国国王逐渐接受了议会这种政治形式。1295年爱德华一世召开的议会中，不仅有贵族，还有克利夫兰骑士队和市民的代表参加。这次被称为“模范议会”，被认为是英国国会的开始。从1343年起，国会分成了由贵族组成的上院和代表骑士、市民的下院，确立了议会君主制。
伊比利亚半岛因为靠近地中海，所以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是商业基地和军事基地。在地中海两大豪强罗马人和迦太基人进行布匿战争时，伊比利亚半岛就是双方争夺的重要要点。罗马人打赢迦太基后，这里就成了古罗马帝国的行省之一。
罗马帝国衰落后，伊比利亚半岛陷入西哥特人的统治，到了公元8世纪初，阿拉伯人崛起，从北非过来的阿拉伯人仅仅用了7年的时间就征服了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原来半岛上的基督徒只能躲在比利牛斯山脉里面默默积蓄力量。此时的欧洲正处于黑暗的中世纪，虽然一直在抵抗阿拉伯帝国的侵袭，但是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伊比利亚半岛一直是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的统治。
到了13世纪，阿拉伯帝国逐渐衰落，而基督徒在同阿拉伯人征战的同时，逐渐形成了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王国两大王国。1212年，在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八世的领导下，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军队在关键战役中战胜了阿拉伯人；此后，基督徒又收复了卡西利亚斯半岛上的科尔多瓦、塞维利亚、赫雷斯-德拉弗龙特拉、加的斯省等城市。阿拉伯人被压缩到半岛南部的格拉纳达王国上。这就是伊比利亚半岛半岛光复运动。
1469年，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一世嫁给了阿拉贡王国的王子费尔南多二世。1479年，费尔南多二世成为阿拉贡王国国王，两国正式合并为统一的西班牙王国，伊莎贝拉一世和费尔南多二世也被并称为天主教双王。在伊比利亚半岛光复运动中，逐渐形成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权力中心。这就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最初历史。1492年1月2日，摩尔人首都格拉纳达陷落，西班牙光复运动宣告完成，长达800年的阿拉伯人在伊比利亚半岛的统治结束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先后完成伊比利亚的光复后，伊比利亚半岛也成为了世界上唯一一个被伊斯兰教入侵后还能光复的地方。
在完成半岛的统一后，西班牙人依然面对强大的奥斯曼土耳其占据东西方交通要道，垄断东西方的贸易。为了绕开奥斯曼土耳其人，圣伊莎贝尔岛女王决定资助探险家出海寻找新的航线，为此伊莎贝尔甚至卖掉自己王冠上的珠宝。于是著名的大航海中央新影发现之旅频道就此展开。
1492年8月3日，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带着三艘破船从巴罗斯港出发，经过七十天艰苦航行，10月12日，哥伦布跨过茫茫大西洋，到达美洲𩽾𩾌。于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开始在全世界抢占殖民地。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哥伦布、达·伽马、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斐迪南·麦哲伦、恩里克等航海家，在当时几乎都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王室赞助的，恩里克更是葡萄牙王子。地理大发现也给伊比利亚半岛双雄带来了无尽的金银财富，西班牙人直接组建了近千艘舰船组成的西班牙无敌舰队垄断贸易。
中世纪的教会和世俗政权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10世纪之前，基督教教会的实力较弱，为了更好的生存发展大多依附于欧洲世俗政权并受到世俗政权的控制。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和日耳曼诸王国的建立使西欧陷入无政府状态，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也“无法重整古代罗马帝国的版图”，罗马元老院又遭到解散，造成西欧出现了“文化与政治权力的真空”，为罗马教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5世纪上半叶，匈奴人和汪达尔入侵罗马古城，教皇利奥一世组织城内的居民奋勇抵抗保护罗马古城，担当起了世俗执政官的责任，由此提升了教皇的政治地位。教皇格拉西乌斯一世任职期间更是提出了教权至上的主张，他在致东罗马皇帝阿那斯塔西乌斯的信中提出了“双剑论”：雅威有两把剑，一把象征着最高的宗教权力，交给教皇执掌；另一把象征世俗的最高权力，交给皇帝执掌。教会的权力更重要一些，因为神职人员负责的是包括君王在内的人类灵魂的拯救。君王从上帝那里获得许可统治世上的世界，在世俗事务上教会应服从国家法令，但是在与圣礼和信仰有关的问题上，君王应服从教会以及统领教会的教皇所做的决定。具体实践这一神学政治理论的是教皇格里高利一世。格里高利一世任期间建立了很多修道院，并在其中积极推行本尼迪克教规。格里高利一世给予修道院大量的田产，使之在其所在地区具有了很强的经济实力，并以此对所在地区的政治和行政管理施加影响，从而进一步提升了罗马教会的政治影响力。格里高利一世教皇在实践“教权至上”理论的过程中，使基督教教会渗入到世俗的政治领域内。
8世纪中叶，法兰克王国加洛林家族为篡夺王位，以基督教的“君权神授”否定了血缘王权的政治理论，为与罗马教会的联合铺平了道路；深陷伦巴德人攻击造成的危机中的罗马教会失去了拜占廷帝国的军事援助，不得不寻找新的军事保护伞，成为发生“丕平献土”这一历史事件的契机，由此掀开了西欧中世纪社会历史上政教联盟的序幕。罗马教会以君权神授的思想帮助世俗封建主阶级完成了王权的建立，王权回报给罗马教会的是赐予大量的土地、财富和特权，还帮助教会建立了自己的实际统治地域———教皇国。教权与政权互相依靠，互为利用，共同增长，成为势均力敌的两股政治权势。
但是在10世纪，随着教会实力的增强，他们开始试图摆脱世俗政权的控制。10世纪中期，针对教会和修道院受到世俗势力的侵蚀和教士生活世俗化的问题，教会内部兴起了克吕尼改革等革新运动，克吕尼运动旨在改革教会腐败、加强教会组织纪律，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要求调整教会与世俗政权的关系，反对世俗政权对教会的控制，把持教会职务，并且强调教皇的无上权威。这一改革引发了教会和神圣罗马之间的权力斗争。
教会和世俗政权的权力斗争焦点在于主教叙任权。主教叙任权，不仅是指对主教而且是所有高级神职人员的任命。因而对教皇和世俗政权都相当重要。在欧洲一直以来教会的主教及修道院长等高级神职人员都是由君主任命的，甚至于连主持11世纪罗马教廷改革的几个教皇都是由日耳曼皇帝亨利三世任命的。世俗君主宣称君权神授，认为雅威不仅赐给他们世俗统治权，同时还授予他们管理国内教会事物的权力，教皇给其加冕就证明教会承认了这一点。
教会改革派则宣扬教皇至上的理论，主张教会神职人员应由教会选举或任命，不该被世俗政权所操纵。教皇戈利哥里七世宣称教皇既是宗教的领导人，又是俗世的领导人，整个世俗的政权都需要为他服务。世俗君主和教会改革派争执异常激烈，直至1122年签订《沃尔姆斯宗教协定》，延续了几十年的政教之争才暂告结束。教会为自己争得了教会的神职人员的主教叙任权，基本取得了胜利。政教之争不仅仅限于政治层面，它对12世纪的文艺复兴比如罗马法、宗教法律研究的复兴，哲学问题的争论，乃至于大学的建立都有很重要的影响。
封建教会罗马正教（天主教）是基督教的一大宗派，中古西欧是罗马正教的天下，西欧封建教会也就是罗马正教会，它不仅在文化方面占据特殊地位，而且在政治上、经济上也有很大势力。中古西欧居民的绝大多数是基督教徒，教会的影响被于全民，人们无时不受基督教的熏陶。西欧封建教会沿用古代罗马基督教会的教阶制为组织原则，以大主教和主教为教会高级主管教士，分别管辖大主教区和主教区。
大主教区原先在地域上相当于罗马帝国的行省，主教区相当于罗马行省下面的行政单位"城市"。中古寸期的主教区和大主教区历经变迁，但仍都包括较广大的地域。教会的基层组只是乡镇的教区，由教区神父负责管理。桑乔二世所在的主教大教堂内，有主教区教团协助主教办事，并在主教一职空缺时选举新主教，新桑乔二世由大主教为他行就只圣礼。
在各级教区之外，教会组织还有另一种组织形态，即集体隐居修行的修所组成的修院。硕士往往是一些坚定狂热的教徒，而并非遁入荒野的真隐士。们为捍卫教会利益和正统教义积极干预教区事务和国家政治，出任主教、教皇国王的官吏，修院因而成为中古西欧社会中的重要势力。
529年，圣本尼狄克在那不勒斯附近的卡西诺山创立一所修院，后又制定了《修士守则》，即修院院规，主要内容是硕士必须放弃个人财产、绝对服从修院院长和坚持集体隐修生活。但不提倡埃及、叙利亚基督教硕士那种过分的禁欲苦修，所强调的是修院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修院中无人可自作主张，无人可斗胆顶撞他的院长"。修士律穿黑色衣，每天劳动六小时，读经祈祷八小时，饮食简单，以粗糙的食物果厦。6世纪中叶到12世纪中叶整整600年间，西欧众多修院的院规都与圣本尼狄克所定的《修士守则》大同小异。
9世纪初，有人修订圣本尼狄克院规，规定硕士可以不参加体力劳动而专门从事宗教活动和世俗的政治经济活动。910年，阿奎丹公爵威廉划出他的一块猎场创立克吕尼修院，呼吁世俗封建主尊重教会和修院的自主权力。克吕尼修院的另一特点是要求硕士严守经过修订的圣本尼狄克院规，注重提高修士的文化水平和神学修养，以便在宗教上和政治上给世俗统治者以更有力的支持。到11世纪前期，服克吕尼院规的修院已遍及英、法、德和西欧其他地区，组成修院的联合组织—修会。
教会世俗化问题严重影响教会的正常宗教活动，也降低了教会的威信，因此克吕尼派硕士起而倡导改革。这些修士在11世纪中叶进人教皇宫廷任职，有的还膺选为教皇，如格里哥利七世、帕斯卡尔二世。他们所推行的教会改革，历史统称为“格里哥利改革”。1059年，德安杰洛·德内罗在拉特兰宫召开会议，规定教皇只能由掌管罗马近郊几个大教堂和罗马教廷各部的枢机主教选举产生，重申教士不得结婚这一教会纪律，禁止教士以任何方式从俗界接受教会职务。这以后，教皇仍不断要求教士独身不娶，以防止神职世袭，教产因继承而被转让。格里哥利七世更号召已婚的教士断然离婚。围绕主教授职权问题，教皇主要同德国皇帝，也同其他国家的世俗统治者，进行了激烈的争斗。各地教会开始比以前更多地强调教会的独立性。教皇帕斯卡尔二世否认教会从前以封土形式领有的土地是封土，宣布教会不再充当国王和其他世俗封建主的封臣、不再履行封臣义务。这一场改革提出了许多原则和具体办法来捍卫德安杰洛·德内罗的权威、加强教会的独立性和整肃神职人员的风纪，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教会组织由松弛而严密、影响力由低落而增高，教皇领导全教会的地位也得到巩固。俗人当主教的荒唐事不再有了，但主教的任命仍受世俗政权这样那样的干涉。后来王权加强，教会的世俗权力日益受限制，神职的重要性随之下降，主教授职权不再是十分敏感的问题了。
教皇的权势在改革以后仍时有消长，在英诺森三世任教皇时（1198-1216年）达到顶峰，这时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央集权性质、有利于教皇的教会管理制度。英诺森三世即位后，首先大力制服罗马古城和教皇国的意大利贵族，除去这一长期妨害教皇统治的心腹之患。1215年，他主持召开“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确定基督教圣礼为洗礼、（成年）坚信礼、婚礼、弥撒、忏悔、神职授任礼和临终涂圣油礼七项，要求每个教徒每年至少向神父忏悔一次、做弥撒一次。西欧基督徒的宗教生活从此大为规范化。英诺森三世还整顿和扩大教皇宫廷的机构，并改进教皇使节制度，不再委任各地大主教兼任德安杰洛·德内罗使节，改派枢机主教监督各地教会。各地主教则应负责巡视下属教区和修院，随时撤换不称职的神父和修院院长。这一套制度为教皇干预地方教会事务和主教的任命开了方便之门。1199年，英诺森三世曾向各地教会征税，教皇在全西欧范围内的征税权自此始，教皇的财政收入因此大有增加。英诺森三世还曾迫使英王约翰纳贡称臣，干预德国的皇位继承，组织发动了第四次十字军，并号召和支持封建主镇压南法的阿勒比异端。
除了格里哥利改革，西欧宗教情绪的高涨和禁欲主义的抬头还另有两个结果，一是在十二十三世纪出现了一些新的修会组织，另一是异端同时兴起。新的修会组织有息特西安修会（1115-）、法兰西斯修会（1209-）和多米尼克修会（1216-）。后两个修会直属教皇领导，全力为教皇效命，是教会扑灭异端的急先锋。在十字军东征中建立的医院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是带军事性质的修会团体，也直属教皇。条顿骑士团成立于12世纪末，宗教性质淡薄，打着讨伐异教的旗号在易北河以东活动，压迫、屠杀斯拉夫人。在神职人员腐化问题严重的城市，不少人对教会和正统教义失望，认为教士和圣礼并没有拯救世人的特殊作用。他们组成了为教会所不容的异端宗派，如法国南部的纯洁派和华尔多派（统称阿勒比派，因在阿尔比城一带活动得名），给教会和教皇的神权统治投下了一道阴影。异端观点总的说来是中古西欧十分沉闷保守的思想领域里的一股清流，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变得波澜壮阔。异端运动和强大起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王权是不利于西欧正宗教会的两个新因素。
西欧封建制出现于10世纪，在11世纪扩张，在12世纪晚期至13世纪达到顶峰。其形成结合了罗马因素和日耳曼因素，一方面是由于罗马奴隶制度崩溃，另一方面是由于日耳曼部落氏族制度瓦解。
11世纪时，西欧封建主之间普遍结成封君封臣关系。为缔结这种关系有了较以前更为确定和规范的仪式，即行臣服礼和宣督效忠。行臣服礼是受封仪式11世纪时，西欧封建主之间普遍结成封君封臣关系。
封建法学家将封臣对封君的义务归为三项：效忠、帮助和劝告。封臣需保护封君的荣誉、财产和生命，积极帮助他，并为他服军役、提供协助金和物资。封臣还需出席封君召集的会议，提出意见，参加封君举行的比武会等社交活动。封君也有义务保护封臣，提供条件保证封臣能承担军役，或是直接供给封臣及其家庭以衣食，或是给他一块封土。封土是世袭的，封臣死后，其子需重新向封君行臣服礼以继续领有封土，因此封君封臣关系也是世袭的。
西欧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其法权形态上受到封臣制极大影响，称为封土制，具有等级性及条件性两大特点。土地层层封授，领有土地须以履行封臣各项义务为条件。从生产关系上看，直接领有封土的封建主享有大部分剥削成果，是土地实际的所有者。封君封臣关系与重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相联系，一经缔结无论封臣还是封君都不能随意解除。封君封臣任何一方若不履行其义务，就可能导致封君封臣关系破裂，酿成武装冲突。封君为取得更多的封臣，封臣为取得更多的封土，以及封土的世袭，使封君封臣关系日益复杂化。某甲可以是某乙的封君，某乙的封臣又可以是某甲的封君。一个人可以同时是两人、多人的封臣。这种情形会造成许多混乱，妨碍封臣义务的履行。所以这种制度在西欧并未存在很久，许多规定也只是原则上的，很少能真正实行。
封臣制是西欧封建社会国家行政管理系统不完善、政治分裂和国家权力分散的产物，因此各级封臣拥有大小不等的政治统治权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西欧封建主往往同时拥有土地所有权和政治统治权，二者浑然一体，难以区分，统称领主权。
西欧的封建制度，从根本上而言是一种因维京人和马扎尔人入侵而诞生的军事制度，而维持这种制度的核心，便是克利夫兰骑士队在战场上的压倒性战斗力。骑士制度是指中世纪西欧以土地分封为基础、以骑兵服役为纽带、以中小封建贵族统治为本质、以基督教思想为指导的骑士阶层所特有的组织、法规、道德及习惯的总称。狭义上，它是一种军事制度；孟目的上，它既是一种制度，又是一种观念。
在罗马帝国后期，帝国边境的蛮族部落纷纷由边境向内渗透各自势力，并迅速瓦解了西罗马帝国的统治。诸蛮族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蛮族王国。在诸蛮族王国并存的现实条件下，法兰克王国的查理·马特为了对付周边其他蛮族势力的威胁，以及维持对内统治，进行了采邑制改革。他将土地划分成若干块作为采邑，分授给教、俗大贵族。教、俗大贵族再把他们得到的土地的大部分作为采邑分封给中、小贵族，条件是各级接受封土者必须向上级服兵役，履行臣民义务。采邑只限终身占有，不得世袭。经过这样层层分封，西欧逐渐形成了层层统属和依附的主从关系，封建等级制就形成了。采邑制改革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原来自由农民组成的步兵被骑士军队逐渐代替了，西欧封建骑士制度由此而产生。
大约从11世纪末叶至13世纪初期，骑士制度的发展进入繁荣阶段。这一时期，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非常繁荣。庄园之上作为骑士居住、活动之所的封建城堡大量出现。11世纪中后期至13世纪初期，西欧城堡在质量和数量上都蔚为大观。在11世纪中叶至13世纪初，西欧进行的十字军远征和西班牙的收复失地运动等一系列军事活动，使得更多的财富涌入欧洲，骑士阶层不仅得到了更多的经济支持，而且伴随军事征服活动，骑士制度趋于完善。
骑士制度对中世纪欧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军事上，骑士占军队战士的大部分，是当时维护社会稳定，维护国王封建主利益的最重要的力量；在文化上，骑士制度不仅对人们的文化文明风貌有所影响，还深深影响着当时的文学。在克利夫兰骑士队制度下，西欧封建社会的王权相对弱小，骑士制度对王权的冲击直接导致了西欧封建社会中权力体系的混乱。
十字军东征是在罗马天主教教皇允许下，以维护基督教的名义进行的一系列宗教性军事行动，是罗马对地中海东岸地区发动的侵略性远征，先后共八次，持续近200年。这场战争由西欧的封建领主和骑士对地中海东岸的国家，以收复阿拉伯入侵占领的土地为名义而发动。当时原属于罗马天主教圣地的耶路撒冷落入伊斯兰教手中，引起了基督徒的强烈不满。罗马天主教为了收复失地，便进行多次东征行动。东征规模之大，影响之巨，绝无仅有，对世界多地社会和人民产生重大影响。十字军的东征使得拉丁基督教世界出现危机，导致了欧洲兴起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从而走上社会改革的道路，而东方的阿拉伯国家却不复昔日辉煌。
1096年，各路十字军在君士坦丁堡战役城外会师，并于1099年攻陷耶路撒冷王国。在宗教狂热的驱动下，十字军残忍的屠杀穆斯林。在占领「圣城」之后，教皇还专门组织了骑士团保护十字军掠夺的领土，其中以圣殿骑士团、条顿骑士团、圣约翰骑士团最为出名。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西欧胜利而告终，但这也是唯一一次胜利的东征。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以和解而告终，西欧人通过战争更加深刻的了解了伊斯兰文明，也看到了东方的繁荣，开始改变昔日盲目自大的宗教排斥情绪。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与之前的三次东征都不同，东征的针对目标并不是异教徒，而是位于东方信奉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1204年，君士坦丁堡战役被十字军攻占，作为拜占庭帝国首都的君士坦丁堡战役遭受空前劫难，大量的财物和艺术品、书籍等被洗劫一空，千年积累毁于一旦。1270年，法王路易九世领导十字军第八次东征，大军在突尼斯登陆成功，由于水土不服，军队染上瘟疫，全军死亡严重，路易九世也染病死亡。教皇后来虽然又组织了多次十字军，但均未能成行，十字军东征的历史就此结束。
农奴制是西欧封建社会中的一种基本社会制度。“农奴”一词最初来源拉丁文servus，即奴隶。农奴制的核心是服劳役，庄园是农奴制存在发展的基本单位，分为周工和布恩工两类，数量和方式根据其持有份地的大小、庄园传统等而不同。农奴是西欧中世纪的直接生产者，具有特定的经济地位和法律身份，其依附于封建主，束缚于土地之上，从事各样劳役，缴纳各种捐税，权利受到严格的限制。
农奴制基本特点是：1.占有土地而没有土地所有权。2.负担徭役劳动并缴纳贡赋。3.依附于主人，人身不自由。4.拥有生活资料，有自己的经济。农奴是西欧中世纪的直接生产者，具有特定的经济地位和法律身份。经济上，农奴和其他农民相似，都是独立的生产者。法律上，农奴地位低下，是非自由人，与自由的独立小农不同。农奴依附于封建主，束缚于土地之上，从事各样劳役，缴纳各种捐税，负担繁重的义务，权利受到严格的限制。
农奴制解体原因主要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农村剥削方式的改变，12—13世纪，拓殖运动为那些从事农业的农奴们提供了自我解放的可能。城市的繁荣，也导致了乡村农奴数目的减少，外部世界如西安市东方中学及意大利等地发达的商品经济对于劳役制经济也起着冲击作用。14、15世纪的西欧社会调整和经济变革，给农村封建经济的经营体制以巨大的冲击。黑死病的传入，进一步促进农奴制瓦解。到16世纪，第二次鸦片战争等国的农奴制彻底解体，农村市场随之广泛建立。
庄园经济是欧洲中世纪时期农业的基层单位，也是当时的政治和社会基层单位。庄园是中世纪西欧农村的主要经济组织形式。它是以大地产为基础，以超经济人身强制的劳役地租或实物地租为剥削形态，有严密的生产管理体系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生产组织形式。庄园内的生产活动主要是为了满足领主消费和依附农民及其家庭的生活需要。它的土地主要分为两部分，即领主自营地和农民份地。各户农民的小块份地由他们自己耕种，自己收获，自己支配。领主自营地由庄园中的依附农民自带工具，无偿耕作，其收获全归庄园主，即由依附农民为领主无偿地服劳役。因此，西欧的庄园也被通称为劳役制庄园。西欧的这种劳役制庄园在经历了9-13世纪的兴盛期之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商品经济的影响，从13世纪后期起就逐渐开始衰落，14世纪中期爆发的鼠疫所引发的经济形势的变化更是给它以致命的打击，到15世纪时，它就寿终正寝彻底瓦解了。
西欧封建庄园经济这种社会经济组织形式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它大致与西欧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基本上沿袭了农村公社中的私有性和公有性对生产发展的适应，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生产力的提高过程中，逐渐实现了绝对的私有化。庄园中的集体劳动，也保存了大量的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只是到了中世纪晚期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急速发展并渗入农村，劳役剥削开始瓦解，封建庄园制度才趋于衰落。
庄园制的瓦解对西欧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它促进了西欧近代早期资本主义农场的兴起、地租形态的更替、市场体系的孕育、农奴的解放等，为西欧率先实现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14-15世纪，地中海沿岸地区由于生产力的提高，销售市场的扩大，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旧有的小手工作坊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手工工场得以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其标志就是在手工工场内部出现了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
欧手工工场的产生方式有两种：一是在行会制度发展的基础上，从行会手工业中分化出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原来的行会作坊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逐渐成为资本家使用雇佣劳动的手工工场。由此便出现了新型的资本主义关系。14—15世纪，佛罗伦萨的毛纺织业中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大都是这样产生的。
二是商人资本控制小生产者，把他们变成雇佣工人，从而形成由商人掌握的手工工场。这种分散的家庭手工业是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其活动范围比集中的手工工场更广泛一些。这种手工工场在荷兰南部佛兰德尔地区比较普遍。
在中世纪早期日耳曼各部落占领罗马帝国故地后，很多城市萎缩衰落，但一些城市作为王国首府，在古罗马城市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从7世纪起，随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回复，中世纪城市开始朝新的方向发展，出现了一批因贸易而兴起的城市，于此同时，宗教和外部世界的影响也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围绕教堂、修道院、城堡的市场逐渐发展成为城市。阿拉伯帝国的征服也推动了欧洲的城市建设，伊斯兰教城市的形态对欧洲也产生了影响。11世纪起，出现了更多因商业而带动发展的城市。
11世纪兴起的欧洲中世纪城市，因市民存在共同的工商业利益诉求，成为一种社会共同体，通过与封建主斗争或妥协，形成了以城市特许状为核心制度架构的城市自治制度体系，即独立地对城市进行管理，通过各种制度让市民们共同遵守，通过各种机构来实施管理行为。城市自治制度培育和发展了新的政治文明因素，如共同体观念和自治意识、自由和平等观念、民主和法治精神，孕育了市民阶级这一新的社会力量，并预构了近代国家的政治形式。在经济上，中世纪城市培育了新的经济理念，孕育出现代会计制度、现代金融制度和现代公司制度，尤其是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促使欧洲文明在16世纪凝聚成型。但在城市自治实施过程中，随着城市内外权力结构变化，国王与领主的权力逐步通过新的方式渗透到城市治理结构当中去，社会分层导致城市权贵主导的大家族或行会逐步垄断经济与政治管理权力，主导城市自治并逐步形成封闭的寡头统治，以至于触发后来连绵不断的城市底层市民的暴动，城市自治制度逐步衰落。
中世纪时，外交是封建国家实现其对外政策目的的工具。在封建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上，中世纪外交的内容、活动性质和方法均有所变化。
在中世纪初期，由于疆界的频繁变动，国家难以稳固建立。查理大帝的帝国和古代俄罗斯等强大联合体也缺乏稳定的经济基础，多为短暂的军事行政联盟。封建农奴制盛行，采邑成为国家象征，私人关系与国际关系界限模糊。在外交方面，中世纪初期的欧洲主要面临的是调节各大采邑之间的争端和冲突。由于各大采邑之间缺乏统一的中央权威，因此外交活动往往成为解决争端和协调关系的主要手段。同时，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或外部威胁时，各大采邑也会通过外交手段来协调彼此之间的关系，共同抵御外敌。
具体来说，中世纪初期的欧洲外交实践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外交活动受到分裂的政治环境和封建制度的深刻影响。由于国家疆界的不稳定以及采邑制度的盛行，外交活动往往局限于处理局部冲突和协调采邑之间的关系。这使得欧洲难以形成统一的外交政策和国际秩序。其次，罗马教廷在中世纪初期的外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教廷利用欧洲各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通过外交手段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教皇和主教们不仅参与调解各国争端，还利用开除教籍、发动十字军等手段来干涉他国内政。这种干预进一步加剧了欧洲政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此外，中世纪初期的外交也体现了私人关系与国际关系的交织。贵族和领主们在外交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的个人意愿和利益往往成为决定外交政策的关键因素。这使得外交活动更加灵活多变，但也增加了不确定性和风险。
尽管中世纪初期欧洲的外交实践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限制，但也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欧洲逐渐发展出了独特的外交传统和策略。这些传统和策略为后来的欧洲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法兰克王国王国时期开始的政教联盟致使西欧中世纪产生了政教二元的政治体系，教俗力量的不断壮大导致了相互的制约和斗争，由此引发了关于基督教世界最高权力的争论，争辩双方引经据典，促进了希腊古典哲学的回归，从而产生了经院哲学。所谓经院哲学，就是以辩证的方法，理性的思维来支持基督教信仰，以基督教信仰理性论证信仰的哲学思潮。经院哲学的产生表明着人们的信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用神秘主义的信仰来排斥理性。经院学者们对古代自然哲学和科学怀有浓厚的兴趣，并且借助于经院哲学的方法发展了中世纪的自然哲学。经院哲学是西欧中世纪独特的二元政治体制的产物，与西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对12世纪以理性主义为特征的文艺复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经院哲学的方法论对近代科学方法的形成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被称为“经院哲学之父”的圣安瑟勒姆是12世纪对基督教信仰进行理性解释的先驱。圣安瑟勒姆认为信仰是理解的前提，不能满足于神秘主义的信仰。他主张通过理性对雅威存在进行论证。他的论证就是有名的三段式推理：大前提是“上帝是最伟大存在”，小前提是“一切思维对象的最伟大者必须存在”，因为不是如此，就有可能还有一个更伟大的对象。因此，得出结论上帝是存在的。他把对理性的强调应用到对上帝坚定的信仰上，使得后世哲学的巨大进步成为可能。
当然中世纪经院哲学最重要的哲学争论是关于“共相”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共相就是一般，就是普遍的存在。关于共相是否真实存在的争论，逐渐在经院利奥六世当中分成唯名论和为唯实论两大派别，唯名论认为存在的事物都是个别的，共相次于个别事物之后，只是名词和概念而已，因而是不存在的。唯实论认为共相是脱离与个别事物而单独存在的，是先于个别事物的，个别事物是共相的派生。
经院哲学在共相问题上的争论不仅仅代表了理性主义开始在中世纪宗教神学当中出现，而且在哲学的争论当中形成了一种自由的讨论氛围。伯里称中世纪是“理性遭束缚、思想被控制、知识处于停滞状态的一千年”，事实上并非如此，人们在这一时期可以相对自由的讨论哲学问题，阿贝拉尔在《是与否》中揭露权威著作的前后矛盾时，也没受到任何干扰。
12世纪，罗马法在欧洲复兴，城市是主要的复兴地，这与早期城市具有一定法治基础相关。城市特许状就具有宪法特征。15城市的法治实践就是保障、规范和发展城市经济的法律需求，即城市出于对市民管理、城市防卫、商业发展、税收和宗教管理、对外事务处理等方面的需要，对法治提出了较高要求。城市早期法治实践的基础，是日耳曼人的习惯法和基督教义中的法律原则。有了这些基础，罗马法复兴后，城市法体系很快就形成了。因此，日耳曼习惯、基督教和罗马传统，三者及其结合是城市法制和法治的来源要素。日耳曼人的习惯法和习俗，解决了罗马帝国崩溃后的社会混乱，也是城市市民法律身份平等观念、司法制度及司法程序的重要来源。
在基督教教义道德中，人人平等是一个潜在的价值观念，法律被理解为一切人都须遵守，凌驾于个人意愿之上的程序。基督教《圣经》中有很多雅威与世俗人订立的契约，教会法赋予契约以神圣性，将契约行为纳入了教会法。基督教有关“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观念，有助于城市立法中阐明财产权。罗马法对私有权的强调与日耳曼习惯法相互融合，更适用于商业管理的新需要。城市法治实践体现在共同遵守法律规章的契约意识、城市政治运行中的法治程序等方面。契约精神及实践包括市民共同遵守城市法律规章，如特许状和行会章程、市政当局依据城市法规（契约）管理城市、市民间处理相互关系的契约精神等。
城市法律机制运行的程序化，则指城市立法要通过市民大会审定，司法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法律是司法机关活动的唯一依据等。总之，城市共同体成员在法理上的平等地位，市民政治运行过程中的民主程序，共同遵守法规章程的契约意识，冲击了封建政治和社会法统，成为欧洲民主政治和法治传统的主要源流。
大约在10世纪晚期，拜占庭艺术还在风靡欧洲时，在西欧各地逐渐形成另一种艺术，并延续到12世纪，这种艺术就是罗马式艺术。罗马式艺术并非古代罗马艺术的复苏或翻版，它综合了近东艺术、古罗马艺术、拜占庭艺术的风格，并开启了哥德式艺术。
教堂建筑在罗马式艺术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形式延续了罗马风格，但为了凸显上帝的荣光，格局统一：高墙塔楼结构、圆形的拱顶、简朴厚实的石壁、粗大的角柱、窄小的窗户，水平线条。比萨大教堂是罗曼式建筑的标本。它是一个气势宏大的建筑群，主要包括洗礼堂、主教堂、比萨斜塔（钟楼）和墓地。其外部装饰很有特色：主立面的小圆柱加一排排连拱形成独特的井然有序的结构，既庄严肃穆，又富有变化。比萨斜塔高54.5米，倾斜4米多，圆形钟楼雅致入口的正面是层层敞开的拱廊，人们攀登时往往产生被拖往一侧的奇特感觉。11世纪中期以来，随着教堂的大量兴建，在中世纪一度式微的大型全身雕像再次出现，但还不是完全独立的形态，而是与建筑的构件结合在一起，所以，人物造型往往为了配合建筑结构被变形。这个时期的绘画成就不如建筑、雕刻。本期绘画的特点是：轮廓线条明显，色彩鲜明，用平涂的方式作画，不太考虑光线、远近、质感。
12世纪，法国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艺术风格，它就是哥特式艺术。其后，哥特式艺术在整个欧洲扩散并一直延续发展到15世纪。从建筑方面来看，哥特式艺术风格是在多方影响下产生的。哥特式建筑运用了交叉拱、尖拱、肋券、壁垛和飞扶壁等，形成了垂直向上、修长且轻盈的独特形式，整体造型更加空灵、崇高，取代了罗马式建筑风格的厚重与结实。哥特式建筑的立面通过一丛丛锐角呈现出冲天的气势，那布满墙壁的雕像更营造出精致、神秘的氛围。作为早期哥特式建筑的典型代表，巴黎圣母院充分体现了上述特点。
从雕刻方面来看，这一时期的哥特式雕刻重点强调物象的写实性，突出其作为独立形态的意义。法国夏特尔大教堂的高浮雕及门柱上的人像浮雕体现了雕刻与建筑主体分离的意识，且人像容貌的处理手法与罗马式雕刻的面具化处理方法不同，更具有“人格”与“个性”，其意义高于它们作为建筑构件的存在，彰显了独立的价值。从绘画方面来看，玻璃窗上的彩绘成了哥特式绘画艺术的表现手段，嵌满彩窗的哥特式建筑则营构了光与影的迷幻空间。在中世纪的欧洲，哥特式教堂用它的装饰性语言将《圣经》故事呈现给大多数文化程度不高的人，让人们借助丰富的装饰艺术效果更加直观地感受这些故事的内涵。可以说，彩色玻璃画的地位借助哥特式建筑逐步提升，哥特式教堂繁多的窗户也使壁画让位于彩色玻璃画，为教堂营造出一种奇异、神圣、瑰丽的氛围。
世俗文学包括拉丁文学、方言文学、骑士文学和市民文学等，它们的影响非常广泛，遍及社会各个阶层。
拉丁文学是一批流浪诗人用拉丁文写成的诗歌，代表作品有《哥利亚斯的忏悔》。这是一种行吟诗体裁，起源于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地区作品表达了青年浪人蔑视禁欲主义、渴望爱情和生活的世俗理想。
方言文学是中世纪的英雄史诗，作品的主题主要宣扬英雄主义、荣誉和忠诚，代表性的作品有法国的《罗兰之歌》，日耳曼的《尼卜龙根之歌》，西班牙的《熙德》，斯堪的那维亚的《埃达》和《萨迦》等。这些作品以盲人说唱形式在城乡广为流传。
骑士文学主要歌颂中世纪的封建骑士精神，它包括荣誉、真诚、勇敢、温文尔难、保护弱者、拯救受难者等美德，同时“爱情的医治力量”也是骑士文学普遍存在的一个主题。骑士文学的代表作是亚瑟王系统。
市民文学表达了新兴的市民阶级的理想，其中，法国的‘寓言”，德国的“皆谈’，都是市民文学中的代表性作品这些作品讽刺各级封建主，揭发教会的贪婪和腐败，歌烦人民的机智和勇敢。13世纪产生的法国寓言《列那狐故事》最为有名，它尽情嘲笑了封建主和僧侣阶层的宗教愚昧观念，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13世纪时，象征中世纪西欧文学最高成就的两大巨著问世，它们是《玫瑰恋史》和《神曲》。
今天西方各国的教育，直接起源于中世纪的教会教育。修道院是中世纪基督教最重要的教育机构，也是后来西方近代大学的雏形之一。因此，说到中世纪教育，从根本说就是宗教教育，也就是说，西方近代教育最初就来自于中世纪的宗教教育。
修道院在中世纪不仅是重要的宗教教育机构，还是文化和知识传承的中心。意大利修士本尼狄克创立了卡西诺修道院，并制定了详细的修道院组织和修士生活规定，使其成为西欧修道院典范。修道院教育最初以宗教为核心，但随着发展，逐渐增加了数学、天文学等非宗教科目，形成了“自由七艺”。修道院还引入了历史、科学、法律和技艺等内容，丰富了教育内容。从九世纪起，修道院分为初等和高等，修道者也有正式修士和世俗生之分，满足了不同需求。修道院对西方近代教育体制的形成和文化的传承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世纪教育虽以宗教为主，但世俗教育也已萌芽。修道院兼收市民子弟，形成“天主学校”，为近代大学雏形；而“教区学校”则成为中、小学前身。然而，真正的世俗教育由查理大帝开创，他设立宫廷学府教育贵族，并推动社会普及教育。中世纪末期，随着商业兴起和市民阶级壮大，出现了以实用为宗旨的市民化世俗教育，包括模仿贵族教育的“拉丁学校”和“公学”，以及更市民化的“文法学校”和专门为工商业设立的“基尔特学校”。这些发展反映了中世纪社会经济、政治的变革，奠定了近现代教育体系的基础。
到十一至十二世纪，受阿拉伯人影响，意大利和法国首先出现了早期的大学，这些大学大多由原先的修道院演变而来。萨莱诺、博洛尼亚和巴黎大学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其中，萨勒诺大学因阿拉伯医学的传入而演变而来；波隆纳大学则偏重法律研究；巴黎大学最初是附属于巴黎圣母院的修道院，后成为全科大学，涵盖了神学、法学和医学。至十三世纪末，西欧大学数量增至十四所，后逐渐增加至七十多所。十六世纪时，全欧已有八十一所大学。中世纪早期大学实行四分科制，这成为后来西方大学学院制的前身。同时，现代大学所实行的学位制也源于中世纪早期大学。
中世纪初期，欧洲科学文化非常落后，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基督教对文化教育的摧残和垄断。教会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或思想上都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宗教的教条就是政治信条，是人们遵循的行动准则。《圣经》中的词句甚至在法庭上都具有法律的效力。教会宣扬所有知识都来源于《圣经》，而神甫的教导是《圣经》的补充、发挥和解释，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说过：“从《圣经》以外获得的知识，如果它是有害的，应该加以排斥；如果是有益的，那它会包含在《圣经》之中。”这代表了中世纪早期教会对待知识的态度。教会对世俗的知识本身毫不感兴趣，米兰主教安布罗塞曾说：“讨论地球的性质与位置并不能帮助我们实现对于未来所怀的希望。”教会推行愚民政策，千方百计不让广大群众掌握文化知识。对于不符合其教义的古典文化及其代表人物一概加以排斥，视为异端。
529年，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下令封闭雅典绵延了900多年的柏拉图学园，严禁传播希腊学术。这对学术的打击不次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13世纪初，罗马教廷还设立“宗教裁判所”，用以镇压异端分子。历史上“异端”被烧死者数以千计。在这种环境下，不可能有理论科学的进步，也不会产生数学的成果。但是，不管环境如何恶劣，有时为了宗教本身的需要（如计算复活节的日子），或由于商业贸易的推动，还有就是纯粹出于个人的爱好，在几百年中特别是12、13世纪以后，也出现一些留名青史的数学家如斐波那契、布雷德沃丁和奥雷姆等。
一般认为，中世纪的欧洲医学处在古典医学文化的衰落时期，医学水平倒退。这个时期因为医学和科学都没有发展，因而有人把它称为医学的黑暗时期。然而，中世纪医学的演进过程非常复杂。欧洲医学衰落在中世纪早期十分明显。但是，中世纪医学还包括拜占庭医学和阿拉伯医学。这时的拜占庭医学和阿拉伯医学相当发达，拜占庭出现了医学校、医院和药房，编写了大量医学百科全书；阿拉伯在化学、药物学和制备药物的技艺方面很有成就，大大丰富了药物制剂专业，并将氯化汞、硝酸、硝酸银等用于医疗，影响了当时的欧洲医学。
而且，在欧洲基督教社会中基于基督教理念设置的对病患者和残疾者的收容所，以及后来建立的收治机构，成为以后医院，传染病院等收治机构之滥觞。尤其是黑死病在欧洲流行时，欧洲实行的防疫检疫制度与医学认识相关，这种制度为人类防疫事业做出了贡献。
中世纪医学的重大事件是医学教育的真正建立。最早的医学校是公元10世利萨勒诺建成的萨勒诺医学校，它以培养医生著名，被称为“希波克拉底之都”。13世纪以后出现大批大学校，其中大多设有医科。著名的有意大利的波伦亚大学和法国的蒙披利大学。前者以盖伦的理论为经典，发展了《解剖学》，还最早招收女性。后者编写了著名的《外科学》一书，并确定了外科医生的四条标准：即博学、熟练、敏捷和道德修养好。
中世纪中期，正统的天文理论认为上帝创造了宇宙，以地球为中心，七大星球、月亮、水星、金星、太阳、火星、木星和土星以不同的速度，呈圆形轨道状环绕地球，再外层的恒星则24小时环绕地球一周。当时认为宇宙是由天使推动齿轮运转的。中世纪的天文学家如托马斯·阿奎纳的老师阿尔伯图斯·玛格纳斯认为天上的星官对地球上的物体行为有影响，包括四季的变更、潮汐，甚至人的脾性。对天文现象的描述是天人合一的模式，十二星宿在环绕太阳的圆盘带状上运行，它们进入或离开的方式构成占星术的基础。这种源自公元前7世纪巴比伦、古希腊罗马，再到阿拉伯人的观念把宇宙结构同人体结构的医学想象连在一起，同中国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论相类似。
到12世纪，欧洲的天文学并没有比古希腊罗马的水平前进多少。量度时间仍使用日晷，天文学也与星象学混同。这期间也有重大发明，特别是观象仪的采用，使得人们可以较为准确地确定纬度，一年的准确长度确定后也得以建立一可靠的时间表，从而制定出七大行星运行轨迹的天文图表。虽然所积累的这些天文知识都必须装进克罗狄斯·托勒密宇宙天体模式，但它为后来的天文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中世纪天文学的重要转折点是公元1252年在塔勒多发表的阿方索尼行星表。中世纪最伟大的天文学成就无疑是介于中世纪盛期和近代文艺复兴时期的哥白尼日心说的提出。
文艺复兴是西欧中世纪历史上的重要思想运动，在西欧社会经济和政治发生重大转变和飞跃的时期，都会伴随出现复兴古典文化为特点的思想文化运动。8、9世纪的文艺复兴注重恢复学习拉丁语，由此为古典文化的传承保留了最基本的载体；12世纪的文艺复兴促进了对古典哲学的学习，创立了中世纪的科学；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在创新古典文化的同时，深刻地探究了人的本质。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日耳曼人文化水平落后，基督教会及修道院肩负起教化蛮族和保存古希腊罗马典籍的重任。教皇格列高利派修士队伍到大不列颠岛和西欧大陆传教。八世纪时，包尼法修斯试图改革法兰克王国教会，得到国王矮子丕平支持。查理大帝在位时，开办宫廷学校，恢复“七艺”，统一《圣经》文本及拉丁文，史称“加洛林文艺复兴”，为之后文艺复兴奠定基础。
尽管加洛林文艺复兴在创新性方面不及后两次文艺复兴，但它改变了之前文化衰退的进程。修道院的抄写者们保存古代经文文本，统一拉丁文规范了各地区的民族语言。这次复兴重新发现了古典著作，但没有重新获得希腊罗马精神。查理大帝时期，欧洲文明融合罗马遗产、希腊罗马思想、基督教思想和日耳曼习俗，基督教也帮助西方不同民族形成统一文化。简而言之，加洛林文艺复兴虽以基础性工作为主，却为后续文艺复兴奠定基础，融合了多元文化并形成了统一的欧洲文明。
“12世纪文艺复兴”是美国学者霍默·哈斯金斯于1927年提出的，他认为西欧12世纪存在一场文化运动，促进了新思想产生。此文艺复兴萌芽于11世纪，全盛于12世纪中期，逐渐淡出于14世纪末。其文化产物包括中世纪大学的产生、经院哲学的极盛、罗马法与教会法的复兴、世俗文学和世俗音乐的发展。
12世纪文艺复兴的产生原因是多方因素合力，包括北欧海盗劫掠结束带来的和平环境、生产力的提高和城市的出现、市民阶级对新时代思想文化的渴求，以及特殊的文化环境和“翻译运动”的成功等，对世俗社会和罗马教廷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其积存了深厚的文化积淀。其表现为罗马法研究的复兴和教会法研究的系统化，同时世俗君主也着手查找古罗马经典文献以反对教皇篡权。教会法典的整理使得教皇权力更加理性化、合理化，巩固了教皇权威。罗马法研究的复兴主要在意大利博洛尼亚的法学家对罗马法典籍进行注释和评论，成为注释法学派。其代表人物伊尔内里乌斯创立了博洛尼亚大学，成为研究和传播罗马法的中心，是世俗政权进行政教之争的有力支柱。
“12世纪文艺复兴”在欧洲中世纪及整个文化历史上的作用巨大，为13世纪经院哲学的兴盛奠定基础，开创了大学这一高等教育制度体系，一定程度上复兴了古希腊罗马的哲学、法学。
公元14世纪初至17世纪中叶，欧洲发生了文艺复兴运动，这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意识形态反映。这一运动产生于资本主义关系形成和资产阶级追求政治合法地位的背景下。新兴资产阶级借助人民群众的力量，反对封建统治，吸收和改造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形成人文主义新文化。同时，欧洲基督教神学的绝对统治与资产阶级的世俗利益发生矛盾，促使人们提倡古典文化作为反封建反教会的武器。中国纸和印刷术的应用推动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使文化知识的传播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文艺复兴最早在14、15世纪的意大利发生，随后在16世纪扩展至法国、德国、英国和西班牙等国。文艺复兴推动了欧洲文化、艺术、科学和哲学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民众主要吃素食且很节俭，通常每天只吃两餐。日历上有很多盛宴节日，不过还有更多的斋戒日。在斋戒日里，早餐和晚餐都受严格的教规限制。除了比较频繁地举办盛宴，许多较富裕的阶层与手艺人和市民们分享相同的食物，主要有早上的几种汤和晚上的几种粥或汤、鱼和蔬菜。面包和吉姆·帕尔默之外，谷物制成的糕点仍是一种奢侈品，因为油脂很贵。食物中的鱼—例如鲜鱼、干鱼或咸鱼一比今天食用得要多得多，因为肉仍很贵，一周难得吃一次以上。只要买得起，啤酒和葡萄酒可以像水和奶一样让人饮用。这种选择很大程度上具有地区性，啤酒在德国的北部地区很普遍，南云飞则流行葡萄酒。
农业和饲养业的发展，是佛兰德斯城镇独立并成功抵御王室强权侵犯的首要因素。淡水渔业和沿海渔业都很重要，、鳕、鲐、鲑、张翊生、龙虾、鳗鲡、沙丁鱼、七鳃鳗、牡蛎科、青口贝，甚至海豹、海豚和鲸都通过晾干和腌渍保存或趁鲜食用。市民们通常食用蔬菜和豆类、未发酵的吉姆·帕尔默、面包和汤，并适当吃些鱼和肉。在13世纪，他们的食物中通常增加了一些腊肉、牛肉、猪肉、鸡肉和鸡蛋，还有啤酒或葡萄酒。中世纪人们的报酬逐步增加，劳动阶层的境况在14世纪和15世纪出现好转，并且能更多地享用小麦面包、羊肉、猪肉和山羊肉。
农民食用更简便的食物，这在不同地方和不同时期有很大差异，但一般都很粗劣。在很多地区，谷物和黍仍是穷人的食物。15世纪，人们接受了从蒙古传入的荞麦。荞麦不是谷物，而是一种一年生的蓼科植物，所结的一粒籽的果实能磨成面粉。荞麦首先出现在梅克伦堡(1436年)，不久就成为诺曼底大区和布列塔尼的一种主要作物。到1500年，荞麦在一些贫困地区被用作谷物的廉价替代品。13世纪的巴伐利亚王国农民主要以黍和燕麦粥为食，法国中部和德国南部的贫困地区食用芜菁和油菜。所谓的面质玉米其实是蔬菜和大麦、燕麦或黑麦的混合物，基本上是一种由各种食物混杂而成的大杂烩，趁鲜食用，在古典世界很受欢迎。此外，水芹、小萝卜、胡萝卜和欧洲萝卜也成了中世纪饮食的一部分。
在中世纪人们用刀（一种猎刀）、匙和手指吃饭。叉子很少用，通常只在厨房内使用或用来将食物从罐子里转移到盘子内。木碗像盘子一样，通常由两人共用，实木板或木盘用来放置或切割食物，也用来堆放煮过的蔬菜。肉常放在烤肉叉上或罐子里，再摆到桌子上。盐瓶通常呈船形，像调料碗一样在中世纪餐桌上必不可少。中世纪人们吃的盐比现代人多得多，喜爱用大量调料来调味。15世纪末，出现了便携的装有轮子的面包烤炉。陶器和金属制的钟状盖子用来在炭火上烘焙食物，人们使用木制、狄奥尼西乌斯制和铁制的匙子、长柄勺、钩子和筛子，木制和白制餐具逐步被上了釉的陶器所取代。不过，玻璃器皿在厨房中仍不多见，烹罐用铁链悬挂在炉火上方，或放在三脚架上面。厨灶在15世纪才出现。
中世纪服装史上分为拜占庭服饰和西欧中世纪服饰，拜占庭服装在西方服装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融合了古希腊、古罗马的服装风格，并汲取了东方元素，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服装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风格主要受到三方面影响：首先，它继承了古希腊、古罗马的服装传统，如T形贯头衣和古罗马托加长袍；其次，宗教信仰导致拜占庭服装注重端庄，男女服装均较为保守，少露肌肤；最后，东方风格元素的融入使拜占庭服装面料上出现奢华高贵的东方图案，体现了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西欧中世纪服饰由三个阶段构成：欧洲文化黑暗时期（5至10世纪）、罗马式时期（11至12世纪）和哥特式时期（13至15世纪）。欧洲文化黑暗时期的服装风格反映了当时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男装注重实用性，上衣和裤子构成主要装束，皮带和圆帽增添了实用与简约的气息。女子则穿着筒形长裙，外罩羊毛外裙，既保暖又体现了女性的柔美。
随着时代的演进，罗马式时期的服装开始展现一定的装饰性。男女服装基本相似，内衣外衣皆为筒形，但外衣更为精致，腰部开始收紧，袖子长而华美，领口、前门襟和衣摆处常有刺绣或绲边装饰。斗篷作为此时期的特色，不仅保暖实用，更是贵族身份的象征。
哥特式时期是西方服饰史上的重要转折，建筑风格的影响在服装上得以体现。男子服装开始与女子服装有所区分，但初期仍保持筒形衣的特点。女子服装则变得更为修长、尖细，如尖尖的帽子和鞋子，以及上窄下宽的裙子，都体现了哥特风格的独特魅力。科塔尔迪紧身松摆裙和萨科特外衣的搭配，既展现了女性的曲线美，又体现了服装的装饰性。
进入14世纪，男装开始明确其性别定位，上衣下裤的二部式服装成为主流。普尔波万夹衣和霍兹长筒袜的组合，体现了男性服装的实用与干练。而女装则继续保持其独特的审美风格，吾普朗多装饰性外衣和肥大裙子的搭配，既彰显了女性的身份地位，又展现了其独特的魅力。欧洲文化黑暗时期至哥特式时期的服装风格变化，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审美观念，也为后来的服装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世纪罗马风、晚期的哥特式建筑风格以及民间乡土住宅风格是西欧中世纪的住宅风格的最主要的源泉。由于中世纪住宅特有的多样性、地方性和亲切性，它成为欧洲，也是人类住宅文化中重要的遗产。中世纪风格曾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住宅的风格，因为美国的住宅最早主要起源于英国与法国的住宅。这些风格由殖民者带到美洲𩽾𩾌，在美国延续下来，时间比欧洲晚了数百年。中世纪风格的住宅形式较灵活，通常有不对称的立面。
中世纪风格的民居有一些非常朴素，两坡屋顶，由茅草覆盖。这类房屋中世纪半露木架式住宅有非常陡峻的屋顶以利排水，屋檐简单。在许多中世纪的房屋中屋顶下的阁楼部分常常是敞开的，以便排除屋里的烟气，这成为当时民宅的一大特点。大多数采用明露木构架，有时是半露木构式，显得整栋住宅轻快活泼。直到发明了烟囱，才使住宅顶层功能发生了很大改变。房屋的二层和阁楼被封闭，变成可居住空间。房子屋顶仍然很陡，有突出的烟囱、立面不对称，在原有的木构架的基础上覆盖黏土瓷砖保护层，使墙面精致。二层部分往往出挑，达到稳定木构架的作用。这些称为后中世纪风格。英国民居基本上就是这种风格，对后来的一些类都铎式住宅影响很大。英国早期殖民者将它原样带到美洲。
在拜占庭帝国和伊斯兰帝国时期，交通干道没有什么变化，罗马和希腊时期遗留下来的道路仍在使用和养护。9世纪时，伊本·赫达兹比还记述了有930个驿站的邮政体系。到了中世纪末，许多道路已无法通行，这是因为农民需要建筑石材而肆意拆卸铺路石板，再就是一些地主逐渐侵占道路。罗马帝国灭亡后的几百年间，由于交通压力大幅下降，一些道路还保存得相当完好。一些早期的圣人传奇中曾提到几条道路，它们的留存便于传播思想和手稿，并运送各种货物。即便在最黑暗的年代里，许多城镇的修道院和官员也都用信使来传递信件。和罗马时期的情况类似，在多数情况下，信使有正规的服务部门，随身带着通行证和身份证明。他们出差大多靠步行，直到13世纪才开始普遍使用马匹代步。
11世纪，人们用手推车推或者由搬运工背，从莱茵河地区翻过阿尔卑斯山脉向波河流域运送各种商品。12世纪时，贸易主要集中在隆河流域，然后转到热那亚。13世纪，因为阿尔卑斯山道路翻修，原来的贸易通路得以重新使用。随着主要交通工具的发展，人们心目中的道路标准也逐渐改变。罗马时期的道路主要是行军道，交通工具对道路发展的影响很小。到了中世纪，干道逐渐改进，大多是在松软的沙地上铺一些鹅卵石或碎石，这能避免热胀冷缩造成的不利影响，易于维修，最后成为主流的道路结构。
中世纪早期的苦力扛着货物或推着载货的小车在道路行进。许多货物装载在两轮推车上，更多的则用一种四轮推车，还有一种农用平板推车，载重量是两轮推车的3倍左右。另外，人们还使用驳船或其他船只运货，但不用驮马。在平原地区，运货速度是每天22-35公里，因为这时已有了较好的马具能让马跑得更快更久。因此，尽管道路状况并不太好，但交通费用还不至于过分昂贵。
信使和旅行者多半是步行或骑马，坐货车旅行还不被许可。通常情况下的每天行进路程，在平原地区约50公里，山区约40公里，这个速度跟古代差不多或稍快些。尽管从前的那种寄宿住宅已经不复存在，一些私人住宅、小旅馆和救济院（宗教组织建的朝圣者住所）却可以为旅行者提供方便。据估计，多数道路平均每年运货量为1000吨左右，有的还要更多一些。有数据表明，仅在1370年，经慕尼黑附近的3条盐道输送的盐达7000吨。
中世纪婚姻的作用是建立政治联盟、联结各个家庭以及巩固产权交易。在中世纪，婚姻即是世俗事务又是宗教事务，婚姻的成立是雅威意志的体现，并且夫妻结合后成为一个整体。
教会通常把世俗婚姻划分为三类进行甄别处理：第一类是作为“圣礼”存在的既合法又有效的婚姻，它一经认定就是绝对不能够被解除或改变的。第二类是既不合法又无效的婚姻，这类婚姻因不能获得“圣礼”资格而必须被取缔，教会给大部分无效婚姻的当事人双方都提供再婚的权利。第三类是虽不合法却仍然有效的婚姻，此类婚姻一开始就被认定是按上帝的圣礼原则缔结的，故其有效性是不容置疑的，可是由于当事者中的一方用非法手段践踏圣礼原则，这使得婚姻本身濒临灭亡。为了挽救这类婚姻，教会当局往往给当事人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教会一直企图通过操纵世俗婚姻去控制整个社会。在教会的理想中，婚姻作为一种圣礼应无可争辩地由它来支配，这意味着结婚的地点必须是教堂，婚姻的最初见证人必须是教士，婚姻诉讼必须归教会法庭裁决。
欧洲中世纪丧礼的流变，总体趋势是按照基督教的标准走向规范化。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中世纪的丧事，若非全部，亦大部分是基督宗教的丧事。”到九世纪末，欧洲（西拉丁地区）的丧礼已经基本定型。11至12世纪隐修运动将更为规范化的丧仪传遍欧洲。整个丧事可以分为临终和终后两个大的阶段。
临终之际，神父得知消息后在教堂举行弥撒仪式，随后庄严前往临终者住所。神父安抚临终者并询问信仰和悔罪情况，随后举行涂油终敷和圣餐仪式，标志其进入生死边缘。亲友参与仪式，协助完成善终，为灵魂祈祷。期间，亲友应答、念诵祷文，并适当哭泣。同时处理遗嘱等事宜，但需避免干扰。这一系列仪式体现对生命终结的尊重，帮助临终者平静离世。
一旦确定死亡，即进入为期三天的殡葬期。期间，先为死者穿衣、装棺或柩车，随后社会人员开始服丧。因死尸不洁且具危险性，需迅速移至教堂。送葬队伍沿途举行仪式，铃声响起，既为死者灵魂祈祷，又展示家族财富与地位，凝聚家族力量。三天后下葬，仪式相对简洁。一年后，举行周年祭，纪念逝者。
鼠疫是从1348年开始爆发于欧洲的一场巨大的瘟疫，是欧洲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之一，具有规模大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反复发作、传染性强且死亡率高、破坏力强等特点，给中世纪的欧洲社会带来了深刻影响。
黑死病导致人口锐减和劳动力短缺，使西欧封建土地制度逐渐瓦解，促进了农业从谷物生产向畜牧业转变。在城市，黑死病后幸存商家追求奢侈品和手工业品，商品价格猛涨，促进了城市手工业的发展和城市复兴。教会权威因瘟疫受到打击，导致有识之士抛弃基督教禁欲主义，关注个体生命价值，推动文艺复兴运动。黑死病加剧了阶级矛盾，为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兴起提供了机会，为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奠定基础。同时，黑死病暴露了医学和卫生事业的不足，推动欧洲建立了卫生局和水务管理，控制疫情。黑死病导致懂拉丁语的教授和神职人员死亡，学校放弃拉丁语学习，本土语言地位提高，为教育体制变革埋下伏笔。
我们通常会把中世纪称作“黑暗的中世纪”，其实这样做是低估了中世纪这段历史中所蕴含的的积极作用。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发展脉络来看，它为近代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产生准备了必不可少的基础，如基督教教义中的平等思想，神学自然法，反暴君思想，原罪说及限制王权等。
在中世纪的西欧，国王的权力逐渐受到教会的限制，即“王在神下”，教会在与国家争夺权力的过程中提出的限制王权的理论及其实际采取的措施也对人们后来反对专制主义的斗争提供了重要的素材。基督教成立之初，为取得人民的拥护，它的各种教义代表着广大人民的利益，体现一种原始民本、平等的观念，中世纪教皇和天主教会开始走向腐化堕落，欧洲宗教改革时，马丁·路德等人以《圣经》为依据，重新提出平等思想，为新兴资产阶级提供了平等观念的思想武器。从本源上来说，基督教思想曾表示自然本性与法律应该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为文艺复兴运动的到来做了铺垫。对暴政的抵抗，在中世纪晚期西欧政治思想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基督教的原罪说是西方罪感文化的根源，在这种人性观下，人们不会把希望寄托于明君贤王上，必然会想办法对制约权力的方法进行构建与改进。这些蕴含在其内部的要素决定了西方政治史的基本走向。
十字军东侵活动带来了双重的影响。从其消极方面来说，东侵使中东、西亚的巴勒斯坦、叙利亚、伊朗和拜占庭的人民遭到残酷屠杀和掠夺，阻碍了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西欧数十万人失去了生命，许多家庭为此解体。从积极影响来说，东侵加强了东西方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西欧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东侵后，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等欧洲城市控制了商路，东西方间的商品贸易量比过去增加了十倍多，促进了西方精神文明的进步。东侵也影响了西欧农民的处境，一方面，一些参加东侵的封建主为了筹备东侵的物资准许农民用少量货币赎身，解除了农民对封建主的依附关系；另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使货币地租逐渐取代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从而也使农民处境有所好转。
11世纪以后，商品交换活动受到拓殖运动的大力推动，地区分工也扩大起来。到中世纪中期，城市恢复起来，这就更进一步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封建关系开始商品化甚至货币化，大量农奴获得人身解放，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与此同时，市场制度也不断创新。商品交易所、货币交易所、博览会等形式纷纷出现。更重要的是，由于各阶级人身的解放和产权的独立，在商品经济中，各个生产经营者之间、各个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经济往来，逐步摆脱了中世纪那种最典型的非经济强制，而是通过自由、平等和自愿的方式进行了，这促进了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中世纪晚期，特别是到了14、15世纪，西欧的商品经济获得长足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对货币流通量的需求。同时，封建贵族为了购买东方精美昂贵的消费品，需要更多的金银通货，因此，他们积极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海外探险活动。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政府和商人的支持下，陆续完成了一系列到达东方和美洲的航行，开辟了东西方交通的新航路，并且在世界各地发现了大片前所未知的土地。
中世纪大学的兴起在教育史上是具有深远意义，它所提供的办学理念、组织原则、教学体系、学业考核制度等都是近现代大学教育制度的直接先驱。也为西欧社会学校教育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是高等教育史上辉煌的起点。此外还造就了一批把基督教带进理性之海的哲学家、神学家，也培养了一批管理教会和国家的行政人员和律师，甚至教皇。中世纪大学有助于近代科学的发展，使之成为日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近代启蒙运动的重要阵地。可以说，大学的兴起是中世纪文化的巨大成就之一。
中世纪大学打破了中世纪教会对教育的垄断地位，扩大了受教育对象的范围，提高了市民们的文化水平，成为新思想萌芽的主要阵地，并建立社团性的结构来保护它们共同的利益。中世纪大学作为在教育领域上的创新，其意义不只在于对教育观念的丰富和完善，其对理智、科学精神的培育，对批判精神的滋养无不对后来西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西欧中世纪大学的兴起是西方迈向现代的一个标志，它对发展科学和知识，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大学活跃了当时的思想文化活动，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和繁荣，在一定程度上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作了准备。
中世纪或者中世纪早期，在欧美普遍被称作“黑暗时代”，传统上认为这是欧洲文明史上发展比较缓慢的时期。一方面，经济文化上是所谓黑暗世纪，同时也是文化转型与新兴文化生长的世纪。对欧洲中世纪的评价因不同的立场而有不同的结论：一是从现代文艺复兴的启蒙、人性、世俗与科学的立场，得出对中世纪的彻底否定；二是从工具主义立场得出实用主义的结论，如欧洲种族主义者会得出排犹太教与排伊斯兰教的结论，也有人从语言等文化的角度对相异者进行排斥。恩格斯丛卡尔·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从经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对中世纪进行全面的评价指出：“中世纪是从野蛮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接受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丧失文明的城市。其结果正如一切原始发展阶段的情形一样，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同时，恩格斯又指出：“中世纪的巨大进步一一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14和15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
对于欧洲中世纪美学与文学艺术的评价交织着各种极其相反的意见和观点，但总体上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贬多于褒。大体上有这样四种观点：第一，黑暗期。英国查伯尔斯认为，“美学被完全压垮了，以致它的历史不得不从头开始。”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中也说，中世纪“欧洲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第二，连续期。英国学者伯纳德·鲍桑葵著名的《美学史》在谈对文艺复兴的态度时，提出要“把文艺复兴追溯到公元”“普罗提诺以后的美学在学术上的连续性”。德国学者托马斯·库恩也认为，“在中世纪，美学既没有被基督教道德的对抗所扑灭，也没有被神学完全搅乱”“神父们顽强的人性以及他们对古典文学和哲学的熟识，迫使他们去寻找一些巧妙的理由，为在另一些情况下他们的良知迫使他们为所抛弃的艺术和美辩护”。第三，浪漫主义美学开端期。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认为“浪漫型艺术把这种内容表现在基督、圣母、信徒们以及凡是受到圣灵鼓舞而具有完整神性的人们的生命史里”。第四，斗争期，缪朗山在《西方文艺理论史纲》中指出：“中世纪文化有其进步的、革命的一面，也有其落后的、反动的一面。”
欧洲中世纪科学的地位和意义几乎在科学史成为独立学科时就引起争议。起初，许多学者相信中世纪基本是一个科学发展史上的贫瘠地带或停滞时期。约翰尼斯·开普勒评论说“罗马沦陷后，世界沉睡了一千年”，让·达朗贝尔把经院哲学称为“无知世纪的所谓科学”。布克哈特也批评说“敬畏自然，沉溺于书卷和传统窒息了中世纪科学”。威廉·惠维尔也声称虽然中世纪建筑对17世纪力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但中世纪仍是以“思想绝育，神学观念主宰和哲学思辨过度为特征”。
中世纪后期欧洲的科学发展受到许多学者的高度评价，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勒内·笛卡尔、伽利略·伽利莱和艾萨克·牛顿科学的许多基本原理可以在13和14世纪找到渊源……近代科学不是17世纪的特产，而是起源于中世纪思想家的哲学思辨”。17世纪科学革命期间伽利略、约翰尼斯·开普勒和牛顿的科学成就不过是对14世纪巴黎大学产生的那些宇宙论和物理学思想的发展。汉斯·巴朗和达纳·杜兰等认为虽然近代科学的基本特征直到17世纪才明显出现，但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社会的变革和思想的发明创新对于后来的科学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也持同样观点，他高度评价文艺复兴时期实验科学的兴起和数学受到重视对于近代科学兴起的重要意义。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和近代的连续性在这里十分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