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03:38
舒鸿贻(1867—1948)，一名鸿仪，字冰茹，一字彬儒。安徽省怀宁县人（今安庆市区蓬莱街人）。清末民初官员、诗人。著有《宜园诗集》等。
舒鸿贻(1867—1948)，一名鸿仪，字冰茹，一字彬儒。清末民初官员、诗人。安徽省怀宁县人（今安庆市市区蓬莱街人），其父是以课塾维持家计的舒问农，母亲汪氏，岳父是安庆著名书法家胡竹芗（1834-1904）。舒鸿贻兄弟3人，鸿贻居长，二弟舒凤仪，三弟舒鸾仪。舒鸿贻幼年家境贫寒，寒窗苦读，奋疾为学。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乙未科，28岁的舒鸿贻与康有为同科中进士（名列二甲九十二名）。当时清代处于危难之际，列强将不平等条约横加于中国，舒鸿贻对康有为的“公车上书”深为同情和赞赏。对于列强“不劳一弹之费，一矢之加，而要塞尽失。”深为痛心。当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舒鸿贻奔赴西安市。二十八年(1902年，35岁)，舒鸿贻以军机章京记名。不久，舒鸿贻转任刑部郎中。三十二年(1906年)赴日本考察警察行政，著有《东瀛警察笔记》（上海乐群图书局, 清光绪32年铅印本）。次年(1907年)回国后任御使记名。1908年，舒鸿贻任奉天制造银元总局总办，并奉命创办电灯厂，翌年发电，这是奉天城的照明用电之始。宣统二年(1910年)初，舒鸿贻被授直隶巡警道，不久转任直隶(今河北省)通永河道。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革命以后，舒鸿贻一度任奉天都督府秘书长，中华民国成立后，舒鸿贻任北京政府内政部司长。
由于国内政局不稳，军阀混战，民国六年舒鸿贻回到故乡安庆市定居。民国7至9年，任安徽省烟酒印花税局局长。民国9年9月(1920年)倡建安庆电灯厂。民国13年(1924年)，联络士绅集资10万余银元，在大南门外招商码头处新建电灯厂厂房。在安庆舒鸿贻以私资创设农工银行、宜园等。在宜园的西北自建楼房，创办菱湖小学，开启民智；左建平房，办平民工厂，名义丰织布厂，发展民族工业。民国14年(1925)3—10月舒鸿贻任安庆道尹（省会城市市长，范围比现在的安庆市大许多），造福乡梓。民国26年(1937)初任安徽省禁烟督办，数月后去职。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人侵略安徽，舒鸿贻不愿当汉奸，，不顾高龄（时年70岁），举家入川，担任行政院赈济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安庆市区蓬莱街故居居住。1948年在安徽安庆市病故，享年八十一岁，葬在安庆市集贤关，著有《宜园诗集》等。
作为科举正途出身的舒鸿贻是学者型官员。在政事之余，喜写文章、诗歌。作为桐城派向现代文化的过渡形态，舒鸿贻的文章、诗歌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在晚清皖学中占有一定地位。在晚清皖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化过程中，舒鸿贻与姚述节、姚仲实、方守彝、方守敦、洪思亮、吴传琦、赵曾重、陈衍庶、胡远浚、邓绳侯等人齐名，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和尝试，具有进步意义。
舒鸿贻具有忧国爱民的思想，早年支持变法维新，并积极投身清末新政。
在晚清政府与日本签定《马关条约》后，他感到悲愤，对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更是痛心疾首。在主持通永河道治水时，舒鸿贻以大禹治水的精神激励自己尽心尽职地治理河水。在安庆市建设宜园时，恰逢水旱，他还能想到“丈夫贵兼济岂独爱一庐安得万间厦广大庇寒儒”。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舒鸿贻生活拮据，过去的挚友王揖唐，时任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邀其出任日伪职务，舒鸿贻以民族大义为重，严词拒绝，并抛弃在安庆的家产，举家入川，还担任了全国赈济委员会委员，以实际行动参加抗日活动。舒鸿贻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表现出中国士大夫应有的骨气。
清末民初是中国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起步时期。舒鸿贻积极参与创办实业，解决民生问题，表现出强烈振兴中国工业的愿景。1908年舒鸿贻在沈阳市（今沈阳）创建电灯厂，打击了日本对奉天省城渗透之企图，维护了国家的主权。民国9年（1920），安徽省会电灯厂另择新址。安庆绅商会议推举舒鸿贻、马伯瑶等着手筹办新厂，招股金10万两银元，在安庆大南门外沿江堆栈选定厂址，改建电灯厂。新安庆电灯厂选址大南门外招商码头扩建，并向上海德商“西门子股份公司”洋行购置640千瓦汽轮发电机一台，经过三年的厂房基建与设备安装，1924年正式投产发电。安庆市老城电力照明状况得到很大改善。民国15年对中日实业公司在安庆叶家冲危及军事要塞，舒鸿贻与之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最终使阴谋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