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8-15 18:28
英敛之（1867年11月23日-1926年1月10日），出生于北京，满洲正红旗人，满族老姓赫舍里氏，汉姓郁，名英华，字敛之，后以英为姓，以字行，号安蹇，晚号万松野人，教名文森蒂斯（Vincentius），《大公报》创办人之一。
英敛之出身于满族下层家庭，为了早入军籍改善家境，英敛之勤练武艺。后来意识到习武没有出路，20岁左右，英敛之正式弃武从文。英敛之一心想寻求富国强民的方法，由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找到答案，于是转向西方文化，并在学习的过程中受到天主教影响，于1888年领洗入教。戊戌变法中，英敛之因支持维新派而遭到清政府缉拿，被迫流亡。1901年英敛之再次回到天津市。1902年6月17日，英敛之在天津创立《大公报》。1912年，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英敛之不愿意与袁世凯合作，加之身体不佳，遂离开大公报馆，携夫人退隐香山县，全身心投入到天主教事业中。1913年，他在香山创办了辅仁社。为摆脱法国传教士对华采取的愚民传教政策，1917年，他撰写了《劝学罪言》一文。后来又筹建了台湾辅仁大学。1926年1月10日，英敛之病逝。
《大公报》所确立的办报宗旨“开风气、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恰是英敛之所提倡的“移风易俗、开启民智” “忘己、无私”等理念的体现。英敛之以“文人论政”的鲜明特色，开启了《大公报》最早的黄金时代。因此，他也被尊为“大公精神”发轫的奠基者。现在很多报社的成规、制度，都是《大公报》最早创立、实践的。英敛之明确了《大公报》的商业性和社会责任，这种对报纸双重性质的判断当属中国第一人。英敛之信奉天主教，拥护君主立宪制，倾向于保守温和的改良方式。英敛之的宗教观也体现在他的“宗教救国说”上，而“以宗教救国说”也从反面维护了天主教，二者相辅相成。以西方宗教为参照物，英敛之将天主教与中国民众普遍的“信仰”进行对比，从而认为自己找到了中国社会出现问题的根源，这也使得他在评论中时有“抑中扬外”的基调。
1867年，英敛之出生于北京西郊的一个满族下层家庭。父亲靠摇煤球为生，是社会中最底层的人。这种情形下，家世贫寒的英敛之只有通过考核列入军籍才能领取钱粮以改善家庭窘境。为了早入军籍，英敛之勤练武艺。但当时八旗兵役虽然可以提供一定粮饷，但是对于整个家庭以及不断抬高的物价而言则是杯水车薪，英敛之遂决定弃武从文。英敛之童年曾入学，尽管连《四书》都没有读完，但是起到了开蒙的作用。十六七岁时，英敛之在西山遇到了乔霁轩。在英敛之弃武从文的转变过程中，乔霁轩起到了引领和推动的作用。乔霁轩又将英敛之介绍到彭蓼渔、志刚的门下，他们都是当时素有声望的博学之士。20岁左右，英敛之正式弃武从文。他特别喜好吟诗作文，而且阅读面极广，博览群书、广学兼收为他打下了厚实的知识基础。英敛之做了乔霁轩的书童，随这位先生在一户有钱人家里教书，并在此时认识了他后来的妻子爱新觉罗·淑仲。由于生活在社会底层，英敛之深刻体会到贫富差异带来的社会不公，后又读了诗书，对处于内忧外患中的国家多了一些思考，因此英敛之目睹当时国家衰败、吏治腐败，不由得痛心疾首。
英敛之一心想寻求真道纯德的根源以及富国强民的方法，然而他并没有在传统的儒释道中找到令自己满意的答案，意识到中国引以为立国之本的儒家学说缺乏治国功效，于是转向了西方文化，并在学习的过程中受到天主教影响，于1888年领洗入教。入天主教后，英敛之针对时人对天主教的敌意，积极护教，努力通过文字的形式为天主教辩护，以消解社会人士对天主教的误识。自1891年至1898年前后，英敛之在《益闻录》发表的文章共有近百篇之多，它们不仅反映了英敛之的护教思想，更体现了英敛之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戊戌变法中，英敛之发表《论兴利必先除弊》以配合，因支持维新派而遭到清政府缉拿，被迫流亡。戊戌变法的失败，使英敛之对清政府失望至极。生活的重压、外国侵略者的骄横，使他开始重新思考挽救国家颓势的方法和途径，将救国思想由早期的理论层面逐渐向实践层面转化。
1901年英敛之再次回到天津市，此时逢教友柴天宠邀他办报，柴天宠和富商王郅隆愿意出资办报，希望英敛之主事。柴天宠曾向英敛之表达过“不计较金钱利益，但只求救亡图存”的态度。英敛之此时早就怀揣救国报国之心，通过大众媒体向公众敞开思想，发出自己的声音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几经周折，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在天津创立，最初在天津法国租界出版，法文名L'Impartial。创办之初的《大公报》除主笔由方守六担任，报馆的总理、撰述、编辑等，均由英敛之兼任。他亲笔撰写的《大公报·序》，明确阐释了“开民风，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的办报宗旨。有关“大公报”的题名寓意，英敛之解释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办报最初两年，遇到了很多困难，但都在英敛之的努力之下解决并且坚持下来，《大公报》和英敛之也逐渐被大众所熟知。现在很多报社的成规、制度，都是《大公报》最早创立、实践的。比如"社论"，当年叫"社评"，就是英敛之发明出来的。
《大公报》所确立的办报宗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恰是英敛之所提倡的“移风易俗、开启民智” “忘己、无私”等理念的体现，正因为英敛之清楚地知道报纸媒体对上可以起到监督、喉舌的作用，对下可以起到开启民智、舆论导向的作用，因此他要求大公报人不畏强权、秉笔直书，敢于为天下先，要“敢言人所不敢言，敢登人所不敢登”。在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下，报刊等舆论媒体做到“敢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大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下，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都无法保障，要想言论自由、针砭时政，根本不可想象。英敛之一直持守办报初衷，因此《大公报》的“敢言”特征就特别明显。《大公报》是一份爱国报纸，也是一份真正的新闻报纸，英敛之认为报纸虽然有着商业的成分，但终究不是只为钱财的真正商家，监督政府，引导国民也是它的天职。这其中明确提出了《大公报》的双重性质：商业性和社会责任，当是中国第一人。
在英敛之的引领下，这家在距离清廷政治中枢很近的天津市创办的大公报，与梁启超主办在海外的《清议报》，以及南方若干标榜维新的报纸一起，猛攻当时中国落后的体制和文化糟粕。《大公报》在其创刊后第五期，即登出英敛之手笔《论归政之利》，公然要求慈禧归政于立志宪政改革的光绪帝，痛陈“归政则中外利、满汉利、民教利、新旧利、宫闱利、草野利、君子利，小人亦无不利”道理，并痛斥慈禧亲党一伙儿是“祸国殃民”的“国贼”及“谄媚小人”。当时天津由直隶总督袁世凯管理，英敛之对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期间首鼠两端，依附太后一党的行为很不齿，因此在自己的报纸上竭力揭露和批判袁世凯，袁世凯对他软硬兼施、极尽打压，但终告无效。
“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是“诗界革命”先行者梁启超对中国诗歌变革的基本设想与殷切期冀，《大公报》奉为圭、身体力行。该报于1902至1911十年之中，发表的诗歌作品数量在五百首以上。另外，《大公报》创办之初的小说栏目，也紧紧围绕“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的意向，大量发表包括寓言、侦探题材在内的“泰西”翻译小说。这些作品多包容有大量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方面的内容表述，给长期闭锁于国门之内的读者以充分的新知识量。到英敛之主持《大公报》后期，中文原创小说也渐增。他们发出的小说作品，揭示不公正社会现实、批判官场黑暗政治、扫除愚昧迷信旧习、倡导开化生活态度等主题，均时有所见。至1909年，英敛之及《大公报》对于登载小说的体验与认识已经相当明确：“社会教育之中尤以小说之功居多。论者谓一国善良之习惯，多由一代小说家造就之。无怪欧西人士，以小说一门为专门名家之学也。……其转移社会之力极大。”
在《大公报》刊发的文章中，英敛之为新式女子学校的发展进行了大力宣传和推介。他认为中国女子要摆脱受压迫的地位，必须读书识字，求得谋生本领，希望通过兴办女学、开启女智，引导女性追求经济独立、婚姻自由，促进中国妇女的觉醒和解放，争取真正的国民地位。他不仅在文章中积极提倡建立女学堂，更是亲自参与了新式女子学校——天津女学堂的创办，为女性赢得更多受教育机会。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1912年，清帝退位，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对于主张君主立宪的英敛之而言，他不愿意和袁世凯政权合作，再加上身体原本不佳，常年办报又费心劳神，精神更是疲惫，于是离开了大公报馆，与夫人英淑仲退隐香山，全身心投入到天主教事业中。
为天主教在华发展的长远计，1912年9月，英敛之与马相伯联名上书罗马教廷，请求教皇委派品学俱佳的传教士来华，创办天主教大学。为给教会弟子传授学问，1913年，英敛之在香山静谊园创办了辅仁社，“辅仁”意指培养仁德，取曾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意，反映了英敛之振兴中国天主教教育事业，弘扬传统文化的决心。1917年秋末，英敛之受熊希龄之邀，出任收养灾童的慈幼局（香山慈幼院前身）局长，负责收养灾孩的各项具体工作。为摆脱法国传教士对华采取的愚民传教政策，1917年，他撰写了《劝学罪言》一文，不仅大力提倡中华文化，而且直指教会中的各种弊病，呼吁罗马教廷重视在华人才培养工作。英敛之积极参与中国天主教的本土化工作，筹建了北京公教大学（后为辅仁大学）。1925年3月，英敛之与美国本笃会的奥图尔神父合撰《美国本笃会创设北京公教大学宣言》。无论是辅仁社还是辅仁大学，都体现了英敛之的办学宗旨：即“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和“会通中西，立足本土”。1926年1月10日，英敛之因创办天主教辅仁大学劳累过度，在西华门里第去世，时年59岁。他去世次年，北洋政府准予试办私立北京辅仁大学。
参考资料
英敛之在思想上属于是资产阶级的保皇立宪派。他具有独立不倚的个性，反对暴力革命的社会诉求，也跟其他同时代的维新势力保持一定距离。他迷恋西化，竭力宣传开启民智的新思维新文化，终究还是希望没落的旧有帝制改弦更张，立宪维新。通过他所主持的《大公报》以及其他一些主张立宪的改良派报纸的奋力促动，也迫于国内外局势的压力，清廷曾于1906年9月颁布仿行立宪的诏令，叫英敛之等人很为自己多年所致力终见曙光而振奋；可是清廷空有承诺，却迟迟没有实际行动，立宪之议到底未能兑现。当时英敛之所担心的，惟暴力革命会危及国家独立和大众生存，其精神站位，既受到宗教身份的局限，也和他的民族出身有关系。他不满于革命党人笼统反满的作为，指出“所谓排满者乃自排，所谓‘革命者’乃‘革汉命’也。”因而，到了辛亥年间国政易帜，他便离开了他10年来为之殚精竭虑的《大公报》。他偕家人回到北京，隐居香山静宜园，一面研究宗教、经济、教育、文化和社会现实，一面从事他热心的慈善事业。
英敛之拥护君主立宪制，倾向于这种保守温和的改良方式，与其自身接受西方宗教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天主教的教义主要分为三位一体、天主创世、人有原罪、救赎说、天堂地狱和忍受苦难等。它自身就强调有一个万能的主来拯救我们，我们要学会忍耐，因为我们天生就是有罪的，这些与中国的帝制和中国儒家历来强调的温文而雅，讲礼恭顺有相似之处。英敛之也曾试图在中国发展本土的“天主教”以使其更符合中国人的宗教习惯，与儒家相结合，从这些事情上，我们都可以看出英敛之不仅自身对天主教有深刻的研究，同时他还有着使天主教融入中国社会，尤其是民生和思想方面的抱负。这种观点也奠定了《大公报》时事评论的一贯特色和相对固定的风格，那就是以宗教的角度看时事，让博爱和人性充斥在评论之中。
英敛之笃信西方宗教可以拯救中国，这也是他努力地将自己的这两种身份融为一体的表现。当这两种社会角色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有时倾向于遵循独立的“士”的道德品性，而不愿让信仰压倒一切，有时候又会将信仰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加以维护和弘扬。英敛之的宗教观并非只是在维护天主教上，也体现在他的“宗教救国说”上。而“以宗教救中国说”也从反面维护了天主教。它们二者并非脱节，而是相辅相成的。在英敛之眼里，中国民众为何无知，为何麻木不仁，原因就在于没有信仰。所以他在《以宗教救中国说》的评论中说：“何以无中国？中国国魂丧失也。国魂胡以丧失？民群无爱国思想也。民群胡以无爱国思想？自固其灵魂而未曾释放也。灵魂何以不能释放？无文明教化也。何谓文明教化？宗教是也。”虽然身为教徒，英敛之的思想核心依旧是拯救国民思想，唤起民智。他的这种慷慨激昂的语气，很能够唤起普通群众和知识分子的共鸣。
以西方宗教为参照物，英敛之将天主教与中国民众普遍的“信仰”进行对比，从而认为自己找到了中国社会出现问题的根源。他在评论中越来越偏向于一种基调，那就是“抑中扬外”。由于英敛之是《大公报》的主编，也就是所谓媒体的“把关人”，信息的选择都要经过他的过滤，所以《大公报》呈现出的报道几乎都和他个人的观点不冲突，也就是符合宗教气息浓厚的媒介氛围。因为在英敛之眼中，西方宗教才是治疗中国疾的良方。英敛之对于中国民间信仰的认知都比较固定，那就是愚昧、落后和迷信。他不遗余力地对传统民间信仰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批判。但《大公报》最为出色的一点就是也并非完全一竿子打死，它仍然认为：中国旧有的好风俗真不少，外国新添的好风俗也很多，所以不能一概而论，要常常比较。
英敛之原名英华，家族满洲老姓是赫舍里，“英”字本为行辈用字，到了他这一代，始将自己的行辈用字改为了自家姓氏。康有为“公车上书”后，英敛之写了一篇《论兴利必先除弊》的文章支持康有为的政见。但随后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光绪被囚，“六君子”喋血刑场， 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海外。英敛之虽然没有上书，但因支持维新言论，也在被抓之列。为怕株连，他辗转逃到越南，一年后悄然回国。后来，慈禧太后为讨好洋人，大赦了一批维新变法的重要人物，其中就有英敛之。由于当时抓捕名单中并没写英敛之的姓，只写了他的名“英华”。当时慈禧太后说了句“把那个满族英华也赦免了吧。”英敛之从此之后就只能姓英了。由于担心“英华”这个名过于张狂，英敛之就借用古人“英华内敛”的寓意，为自己取名“敛之”。
1906年初，《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接到“馆房转主”的通知之后，立即通过比利时教士雷鸣远向望海楼教堂借款一万元，租用“东京建物株式会社”的地皮，自建2层洋楼。同年9月5日迁到新址。该址为《大公报》的第二处馆址，地址为原日租界旭街与松岛街交口处，现和平路与哈密道交口处，四面鐘对面，门牌为和平路169号，是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
英敛之在思想上属于是资产阶级的保皇立宪派。他具有独立不倚的个性，反对暴力革命的社会诉求，也跟其他同时代的维新势力保持一定距离。他迷恋西化，竭力宣传开启民智的新思维新文化，终究还是希望没落的旧有帝制改弦更张，立宪维新。（关纪新评）
英敛之，是我们家族中最了不起的一个人。英氏后人之所以做出一点成绩，其实都承英敛之先生余惠，他是当之无愧的英氏家族第一人（英达评）
《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以“文人论政”的鲜明特色，开启了《大公报》最早的黄金时代。因此，他也被尊为《大公报》的肇始人与“大公精神”发轫的奠基者。（《大公报》评）
半页新诗见性情，通今博古任纵横。君应不让云中鹤，岂似鸳鸯浪得名。（友人张云亭评）
其为学也，博闻强记，贯穿四部，能见其大，不流于破碎。躬行实践，不涉于迂谈。其为文也，浩瀚汪洋，滔滔而不竭。（友人陈垣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