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08:08
蔺瑶，第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得主，初赛作品《妈妈》堪称当时比赛的代表作之一。 MiMZii成员之一。图书策划人。曾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00级中文系基地班。目前在《Alice》中设有专栏，讲述辛苦又幸福的图书编辑之一二三四。个人偏爱翻译小说，最爱《时间旅行者的妻子》。现在上海世纪证券公司工作。
参与写作或独立完成的图书
出版有童话《安娜小姐》
《两个人和一种告别》（与张尧臣合著）
[以下按时间顺序排列，部分时间不详]
《就是不想学文法》 - （潘玮柏 / 2005-01 / 中国农业出版社）
《大长今》 - （柳敏珠 / 2005-05 / 人民文学出版社）
《飞翔的鸟拒绝忧伤》 - （伍德尔 / 2005-5-1 / 人民文学出版社）
《智高无上：当我啃完大英百科全书》（AJ雅各布 / 2005-7-1 / 复旦大学出版社）
《走在昨天的巴黎》 - （多米尼克·维达尔 / 克里斯蒂娜·凯拉尔特 / 浙江人民出版社）
《朱孝天的美味新关系》 - （朱孝天 / 2006-6-1 / 中信出版社）
《野猪大改造》 - （白岩玄 / 2006-10 / 人民文学出版社）
《风之影》 - （卡洛斯·萨丰 / 2006-10-01 / 人民文学出版社）
《美第奇匕首》 - （韦斯特 / 2006-12-01 /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不可逆转的时刻-关于死亡哲学的84则对话》 - （冉克雷维 / 2007年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蜘蛛男孩》 - （尼尔·盖曼 / 2007-02 / 人民文学出版社）
《发条钟》 - （菲利普·普尔曼 / 2007-3-1 / 人民文学出版社）
《时间旅行者的妻子》 - （奥德丽·尼芬格 / 2007-4-1 /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失窃的孩子》（凯斯·唐纳胡 / 2007-05 / 人民文学出版社）
《时光停止的夏天》 - （沈星妤 / 2008年2月 / 上海人民出版社）
《马赛克镶嵌壁画案》 - （朱利欧·莱奥尼 / 2008-03 / 人民文学出版社）
《直觉》 - （阿丽嘉·古德曼 / 2008-4-1 / 人民文学出版社）
《伯恩的身份》 - （罗伯特·陆德伦 / 2008.7 /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世纪文景）
《爱与其他不可能的追求》 - （阿耶莱·沃尔德曼 / 2008-07-01 ）
《左右手》 - （冯霖毅 / 2008.8 / 江西教育出版社）
《北极光，请将我遗忘》 - （芬德拉维达 / 2009-1-1 / 上海人民出版社）
《来不及穿的8号鞋》 - （朱迪·梅里尔·拉森 著 Judy Merrill Larsen / 2009.3）
《我生命的速度》 - （杰里米·杰克逊 / 2009.3 / 上海人民出版社）
以及其他MiMZii书系杂志
妈 妈
蔺瑶
（刊登于《萌芽》杂志总360期，2000年三月号）
自我出生以后，我就喊她「妈妈」。她伴着我的成长让我学书法、练琴、学英文打字。所以我和妈妈相处的时间就是我大部分的童年。邻居都在背后说她是「吃了人参的『蛮娘』」，我过去也常在想：她是不是真是我妈妈，会不会在产房里给人调包了？但是这个想法我一直没有告诉她。
在我考初中的时候，她有一天对我说：「妈妈下岗了。」正如英文里的laid off是中国人造出来的一样，有许多字词都或多或少地带有自我慰藉的黑色幽默。下岗其实就是失业嘛。她又补充道：「以后我就没工作了。」我望着她极其孔乙似的表情，没有工作不等于没事干。几个月前她就与人家合伙到集市里卖打火机。我去那儿吃过一顿午饭，打火机三十元一只，再送一个皮套。一个男人拿着喇叭对涌动的人流喊：「走过路过」，而我的妈妈，站在柜台前，和每个过来的人都重复一样的话。她不喝水，不上厕所，只为能多卖掉一个打火机，以致于回家后，已经发不出声了。
她出生于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三年自然灾害中，还长得胖胖墩墩。小时候是班上第一批戴上红领巾的孩子，做红小兵时在公共汽车上跳宣传舞。她说那时她总喜欢触摸家里的红木家具，有时精雕细琢的镂空里还有柔软的灰尘。她有一个透明的糖罐，里面放满了得花几年工夫才积攒下的五颜六色的糖纸，有些被折成了小人。小人个个细腰长裙，像王妃一样的高贵优雅。后来她进了工厂，去安徽参加小三线建设，在那儿当幼儿园老师。
可是，她下岗了，更要紧的是她自己强烈要求下岗的。这直到我考入重点中学后，她才告诉我。她有过八次在集市卖打火机的经历，用赚来的钱与人合买了两百张股票认购证。在那段日子里，家里还常有被绳子捆起来、一迭一迭厚厚的堆在裹了几层的塑料袋里的认购证。可惜她又决定把那两百张认购证转卖给别人。几个月后，她看到人家拿着一迭迭数得豪爽，不过那一迭迭的不是认购证，而是人民币。
后来，她自己也从银行里取出一迭迭的人民币，这是几年后的事了。她是我今天的妈妈。
她坐在某证券营业部的大户室里，每天像上下班一样，但晚去早归，中午在附近的饭店里享用午餐。她拥有自己独立的计算机，还不时在键盘上敲几下，她只需稍一用力，转椅就使她转过身来对我说「你好」。椅子在转的时候，裙角轻轻飘起，裙角里的皮鞋从三百多元的变成八百多元，直到上千。她已经几年没去南京路了，而领我进美美百货的时候就像领进自己的家。
她是大户室里唯一的女性，那些男人们都让我跟着妈妈做股票，每一次，都由她微笑着拒绝。她只为我买一双名牌球鞋，直到穿得不能再穿，才同意买第二双。她至今和我们生活在一间只有十七平方米的公房里，因为家离学校近，因为她不能打扰我的高三学习。我的房间实际就是阳台，满橱满地的书，就像她满页满纸的股票代码一样。她留着她的钱，为了我的学习。
我常说「穷得只剩下钱」之类的话来警醒她。我曾无意中看到过她年轻时穿着工作服在演讲比赛激昂的表情，这张照片被她留在抽屉的最底层，扎马尾辫的、单眼皮的、还没有下岗的妈妈。她对我的建议几乎是无动于衷。终于有一天，她买来了《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我欢欣鼓舞地把所有的平假名片假名抄下来贴在家里的每扇房门上，可是不久，这些纸变成了我家的招贴画，而比起挂在墙上的终日有灯照耀的大剧院的留影来显得黯淡灰色得多。我让她看《文化苦旅》，她说挺好看，但不如我看书时或捶胸顿足或潸然泪下或沉思半晌的反应。我想她是不是已没有激情？她是否还拥有青春？
但她看起来很年轻，从不浓妆、不配戴首饰，见到我俩的人没有认出她是我妈妈的。她夏天穿T恤、牛仔裤，还淡淡地染发，一切在她身上显得协调、自然，不像市井生活缝得镰刀似的眉毛、烫得如花卷似的发型、内衣比外衣低五个档次的女人。她能潇洒自如地驾驶一辆本田或Volvo，她和她的朋友们外出郊游的时候，高速公路上都留下她的身影。
然而她不让我接触那些拥有高级私家车的百万富翁，而常带我去大学教授家聊天，在那里我往往是喝不上一口清水却能欣赏一场关于物质与精神的绝妙演讲，这些年轻或年老的教授们在送走我后会继续他们的论著或打开计算机看走势分析图。她非常尊敬他们，我知道她是希望我与他们一样拥有渊博的知识和经济的头脑。
她不光与教授、社会上与股票有关的人物为友，主持人、名医、足球俱乐部经理、报纸编辑和各类的「XX家」、「XX长」也常与她联系。看财经新闻的时候，她会告诉我哪一个股评家是才高八斗，而哪一个是鼓吹市场人气为自己解套。在一段热闹地交往之后，更多的名字、证券账号、身份证号码则出现在她的笔记本上。
她带我去看过一个由她组织的证券讲座（她后来在一家股票俱乐部兼职），主讲人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一个经济学家，下面的人像临考的学生一样勤奋地笔记。我问她：「你为什么不去听听？」她却说这类讲座她多数都不听的。但却有很多人要听她的评论，晚上的电话铃一直在响，也无非是一些「今天大盘如何」，「XX股票如何」的问题，其实他们不要专业知识，他们也不要会分析，他们只是想今天买进股票明天就暴涨。于是她就收下这些亲朋好友的厚望，过一段日子按银行利息的几倍奉还给他们，他们手握着钱欢天喜地。再者，本与她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也潮水般地涌来，单位里愿意当场兑现她所有的医药费；交警愿意不开她罚单还留下电话；卖鸡的愿意白送她两只老母鸡…
她也觉得有趣，到厂里去时，厂长对她点头哈腰，工会主席主动帮她领下岗工资，她也尽可能的衣着朴素，乘公共汽车，免得使工人们眼睛红得发紫。她对我说：「要是当初不下岗，每月拿几百块工资，你能上大学？你能想买什么书就买什么书？」下岗无疑是她人生中重要而坚定的一步，我记得中国中央电视台里有一则关于下岗就业的公益广告，那英在倾盆大雨里高歌，她的头发、衣服全湿透，很是振奋人心。不过这是给那些没有下岗的人看的，真正下岗的人，又有几分闲情？又有几人在时代中翻滚得洒脱？
我想她不会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人，所以她当初会吵着下岗，她是不想一辈子穿一套工作服，一辈子呼吸化工厂里的毒气，一辈子辜负她的青春。她已经远离一个群体，上班下班、抄仪表、边在桌子上睡觉边值夜班。从前与她一起的一个工友总把「肥皂」说成「皮皂」，上班时她俩就把一根根铁丝七弯八绕地变成衣架。她现在谈起这些的时候已不像是从前对年幼的我说一种无意义的幽默，而更像是对我宣判：她已经和这个群体划清界限，或者她非常成功地摆脱了这个群体对她的束缚。从某种意识上说，她的确在社会等级上跃进了好几步。可她也同时远离了她真实的自我，那已消失很久的激情只会出现在和人谈论某个股票或和爸爸吵价的时候，但她又每天摆出她的急切，盼望着我能考上一个名牌大学。我六岁时，工厂里曾举办过职工家庭大擂台，她帮我报了名，除了让我弹琴、写毛笔字，还与我一同表演小品《拔萝卜》，她演什么我忘了，我只记得直到登上舞台，她还拉我到幕后帮我摆正头上小狗的纸帽，把我的花衬衫塞进半透明的白色连裤裆里。小品结束后，她领着我到评委那儿问分数，对他们说：「这就是我的女儿啊。」如今，我已无法再看到她眼里的光芒。岁月在改变她，也在消磨她，那是一种无法拒绝的悲凉，而我的妈妈，毫无保留地奉献出她最珍贵的代价。
七月份时，她带着一群我的同学重回工厂，学校已无法解决所有学生的学工问题，众多大中型企业的亏损和倒闭使得他们对学生也爱莫能助，只好由自己寻找据点，拍几张照片回去交差。她走在前面，工厂里几乎找不出一个象样的地方，看不见工人，只有堆堆废铜烂铁和墙上「甲苯区域」斑驳的红漆。我们在蒸汽管道下站成一排，她也要求我们为她留一张影，大概是对过往的回眸，大概是衬托她价值的最好凭证。闪光灯在日光里无力地亮过，即使这里有她青春最初最深刻的烙印，再转过身的一秒钟，她还是如此轻易地否定了这座工厂。这座工厂和她，一个落魄衰败，一个风华正茂，从一样的起点互相背道而驰，谁也不再回头。
当然她的现况也不容她回头，更不容她找回自我。建筑在金钱之上的竞争是理所当然的冷酷。可以没有个性、没有文化、没有道理，但是不能没有钱。每次提及钱，她说我轻狂，我说她世俗。其实事实是明摆的，她也在寻找平衡，而平衡的支点就是我。
她想让我去国外念书，又担心我的安全，最终决定在国内发展。我和她达成协议，到大学的所有开支都记帐，但不能在外地培养独立。她爱着我，想让我展翅高飞，又怕高飞后的结果会留下她后半生的孤独。她会在心里哭泣，可是泪水有一天提前挂满她的面颊。
她拿出所有的账号和密码，告诉我股票和余款，她指着一张张纸片说这是她全部的财产。昨天她被医生初诊为癌，她一晚上都被恐惧笼罩，在第二天早上作出这个决定。我看着这些未见过的纸片，我可能会失去她，我意识到我和她在情感上的紧密相衔，因为我宁愿失去一切。在手术的前半小时，我奔到学校的电话停给她打call机，我希望她能在看到我的留言后，平和地接受她女儿的祈祷。我不是教徒，但看来上帝还是救了她：一块肿瘤被误诊为癌。
以后，她每天为观世音上三炷香，一为家人平安，二为我考上好大学，三为股票多赚钱。再以后，她竟然有了法名，为修建一个庙捐了些钱。我倒更愿意她是为贫困的失学儿童。她则认为，奋斗是自我搏击的挑战。
近三十年要好的姊妹来找她借钱，她拒绝。这个老朋友在安徽和她睡上下铺，叫她「小胖子」。大户室里，她说「不」的时候，这个老朋友眼里只有泪水，当她哽咽地决定终止这近三十年的友情时，我的妈妈，同意了。我望着她，她平静地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没有人帮助过我。」我已不想与她争辩，恐怕她后悔从前说过的话，我已无力摇动她，无力丰富她。
在安徽她始终都是党组织重点培养的对象，直到犯下「严重」错误。她把从上海市带来的三洋牌录放机拿出来，在闭塞的山沟里第一个给大家放了邓丽君的歌。那个晚上，年轻人在她的带领下翩翩起舞，舞会结束前却出现了一张狰狞的面孔。她说她想起了童年被抄家的一幕幕，一个个撕心裂肺、近乎颠疯的魔抢走了所有的东西。这次也一样，录放机、邓丽君的磁带，和她的追求。
她曾是多么深情地热爱她的生活，在那个山沟里，她不仅作幼儿园院长，还兼任财务、卫生老师。她帮孩子们剪脚趾甲、掏耳朵、洗衣服。第一次教他们立正竟然教了一个星期，她不像另一个老师整日抓着一把剪刀吓唬孩子，而是真正地去爱。最后汇报演出时，孩子们的父母泪流满面，他们的孩子当初都是爬铁门进幼儿园的。
有一天，她在和我一起看辩论赛时，指着屏幕上复旦大学的唯一女辩手说：「她曾是我的学生，在安徽。」
当我把所有写好的东西念给妈妈听后，她眼里泛着泪光，对我说：「我听了都快要哭了。」其实，妈妈已经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