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00:31
詹姆斯·C.斯科特教授是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斯特林(Sterling)教授，农业研究项目主任，曾任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Princeton)]研究员和柏林高级应用科学研究所的古根海姆研究员。他是美国艺术和科学研究院以及东南亚研究会(Council on Southeast Asia Studies at YCIAS)成员。1997～1998年盖伊·斯科特教授被选为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 )主席。《国家的视角》出版于1998年，并在2000年获比较研究学会的马特·达根奖(Mattei Dogan Award)。
他的研究兴趣包括政治经济学、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农民政治学、革命、东南亚和阶级关系等。
《马来西亚的政治意识形态》(1968)
《比较政治腐败》(1972)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1976)
《弱者的武器》(1986)
《统治与抵抗的艺术》(1992)
《国家的视角 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
耶鲁大学政治学与人类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笔下的东南亚农民，是处于低下社会地位的小农(peasant)。他们虽然作为农业社会的人口主体，在各种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却从来是无声者和无名者，是少有文字记述其历史的群体；他们即使偶尔出现在历史记录中，也不是作为历史的参与者，而是作为征召、税收、劳动、土地产出和谷物收获的贡献者，因而只是在统计学意义上以数字形式出现的无名者。但农民在历史中的消隐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受注意，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也不可谓不关注农民，但关注的原因在于，农民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是索取的对象，是任何社会都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农副产品、税、费和廉价劳动力——的提供者；而且农民的生存境况和由此导致的集体行动常常关乎整个社会的安定或动荡，甚至导致王朝的更名易主，这便是各个社会的统治者都谙熟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
对农民的关注，对解决农业、农村问题的呼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这样一种危机意识：农民的生存状况过于恶化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或者不如说出于一种自上而下的对危险警示的反应。人们会以历史上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或流民之患为例，提请决策者和世人要有足够的危机意识。显而易见，出于“危机”反应的对农民的关注，尚未离开统治的立场、精英的立场或城市既得利益阶层的立场。农民在这样的关注眼光中是作为治理对象、防范对象和怜悯对象而存在的。
以农民的眼光来注视，以农民的立场来思考，已有的农民社会经典研究无疑不能忽视。詹姆斯·斯科特继《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之后，又以《弱者的武器》和《统治与抵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两部著作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农民反抗与农民政治的灼见。介绍其富于洞察力的研究，对于关注农村社会与农民问题乃至整个社会结构的问题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斯科特首先反思并批评了许多关于农民革命的研究只对那些在国家层面造成大规模结构性变迁的运动感兴趣。这类研究主要集中于有组织的、正式的、公开的抗议运动，因为它们显然对国家造成威胁，即使只有短暂的片刻。但就发生而言，所谓农民的真正的反抗是相当稀少的，它们大多被轻而易举地击败；即便是非常罕见地成功了，其达到的结果也很少是农民真正想要的。斯科特在此区分了所谓“真正的”反抗与象征的、偶然的甚至附带性的反抗行动，并且不同意将非正式反抗视为无足轻重和毫无结果的。不难理解，在历史中正式的、组织化的政治运动，即使是秘密的和革命性的，也通常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所拥有；若在这一领域寻找农民政治大半会徒劳无功。农民也因而被认为是政治上无效的阶级，除非他们被外来者加以组织和领导。
斯科特以自己在马来西亚农村的田野工作材料为证据，指出上述视角所遗漏的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于多数从属阶级来说是过于奢侈了，因为那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有鉴于此，他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去理解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即农民与从他们那里索取超量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平常的却是持续不断的争斗。这些日常形式的反抗通常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怠工等等。这些被称为“弱者的武器”的阶级斗争形式具有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而且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对抗权威。
了解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更有利于理解农民长期以来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对抗统治秩序所做的一切。在第三世界，农民很少在税收、作物分配、发展政策或烦琐的新法律等问题上去冒险直接对抗权威；他们更可能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去蚕食这些治理策略。
这类反抗的技术长期以来是最有意义和最有效的。因为它们适合于农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特点：一个散布在广大乡村的阶级，缺少正式的组织和纪律，为了广泛的游击式的防御性斗争而装备起来。日常的反抗形式是一种没有正式组织、没有正式领导者、不需证明、没有期限、没有名目和旗号的社会运动。然而农民这些卑微的反抗行动不可小觑，大量的微不足道的小行动的聚集，就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日积月累地造就的珊瑚礁，最终可能导致国家航船的搁浅或倾覆。仅此而言，理解这些无声的匿名的农民行为的颠覆性就是十分重要的。斯科特认为，无论国家会以什么方式做出反应，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农民的行动改变或缩小了国家对政策选择的范围。正是以这样一种非叛乱的方式，在法律的政治压力以外，农民经典性地表现出其政治参与感。因而，任何一种农民政治学的历史或理论若想证明农民作为历史行动者的正当性，必须掌握农民所使用的“弱者的武器”。
继农民的日常反抗形式“弱者的武器”之后，斯科特又推出了“隐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这一概括农民行为选择和意识形态的分析性概念。通过这一概念斯科特进一步阐述底层群体的意识形态特征，并以此解释和理解底层群体的难以捉摸的政治行为。这种在统治者背后说出的对于权力的批评是千百万人日常的民间智慧的重要部分，它们与“公开的文本”的比较为理解支配与反抗提供了根本性的新方法。
作为底层政治(infrapolitics)意识形态的隐藏的文本，不仅是一种话语、姿态和象征性表达，也是实践的依据。斯科特在东南亚一个小村庄的田野研究工作证明了农民的反抗实践与反抗话语的相互依存与相互维系。而且，支配与占有的紧密联系意味着不可能将从属的观念和象征从物质剥削过程中分离出来。同样，也不可能将对统治观念的隐藏的象征性反抗从反对或减轻剥削的实际斗争中分离出来。农民的反抗，一如统治者的支配，是在两条战线上作战。隐藏的文本不仅是幕后的恼怒和怨言，它也是为减少占有而在实际上被实施的计谋(偷窃、装傻、偷懒、逃跑、放火等)。关键在于，隐藏的文本不仅阐明或解释行为，它还有助于建构行为。
农民反抗与底层政治的特殊逻辑“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使得底层政治的伪装逻辑扩展至它的组织和实质性方面。因为公开的政治活动代价过高，几乎是被排除的，因而反抗主要依托于非正式的亲属网络、邻里、朋友和社区而非正式的组织。非正式的市场、邻居、家庭和社区的集合既为反抗提供了结构，也为其提供了掩护。由于反抗是在小群体和个体层面进行的，即使规模稍大也会使用民间文化的匿名性或种种实际的伪装，因而适合于对付监视和镇压。在这种非正式反抗中，没有可供逮捕的领导人，没有可被调查的成员名单，没有可以指控的宣言，也没有吸引注意的公开活动。可以说它们是政治生活的元素化形式。这些元素化的形式也有助于解释底层政治经常不被注意的原因。底层政治的逻辑是在其经过之处几乎不留痕迹，通过掩盖痕迹不仅可使参与者的危险减至最小，而且消除了许多可能让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相信现实政治正在发生的证据。
底层政治本身的性质及其对立面出于自身利益的默不作声共同造成一种“合谋的沉默”,几乎将这些日常反抗形式从历史记载中完全抹去。历史与社会科学由于是知识分子用文字书写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有文化的官员所创造的，因而不可能揭示那些沉默的、匿名的代表农民的阶级斗争形式，这就是被盖伊·斯科特比喻为红外线的底层政治。与那些公开的民主政治、目标明确声音洪亮的抗议示威不同，这些由从属群体日常使用的谨慎的反抗形式超出了政治活动光谱的可视范围。
就此而言，书写未被书写的反抗史并赋予其政治地位，理解和分析农民的“弱者的武器”,就成为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斯科特将来自村庄研究的本土见解与更大的关于阶级的社会经验以及典型的阶级斗争语境联系起来。通过深入地分析象征性反抗的日常形式和经济反抗的日常行动的方法，达到对于阶级意识和意识形态霸权的理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盖伊·斯科特对于日常形式的反抗与统治意识形态之间微妙关系的探究，他并不否认马克思关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统治的意识形态”的经典论断，但他更为强调的是，认清在何种程度上统治阶级能够将自己的公正社会秩序的想象，不仅强加给被统治阶级的行为，而且强加给他们的意识。他的底层视角使他能够重新思考霸权(霸权主义)概念及与之相关的“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神秘化”(mystification)等经典概念：葛兰西的霸权概念虽然阐明了统治阶级不仅要支配物质生产方式，也要支配象征生产方式的要求，但是不能正确地解释现实中的阶级关系和大多数情境中的阶级冲突。原因在于，霸权概念忽略了大多从属阶级能够在其日常物质经验的基础上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洞察和去神秘化的程度。霸权理论还经常混淆何为不可避免与何为正当的区别，而这种错误从属阶级是很少会犯的。在强大的经济占有、政治统治和意识形态支配情境中，农民运用属于自己的“弱者的武器”和“隐藏的文本”,以坚定而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我们从这一切当中看到的是避免最坏的和指望较好的结果的一种精神与实践，而这恰恰构成了支配与反抗的历史和持久存在的张力。
从《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到《弱者的武器》和《统治与抵抗的艺术》,我们不难看到，斯科特对东南亚农民的行为选择和精神世界的探索在实践层次上是不断推进的。如果仅仅关注正式的反抗行动，或如果仅以“生存伦理”(subsistence ethic)来解释东南亚农民的行为，我们就无从理解为何当他们进入生存绝境时仍未有公开的反抗；而处于如此情境尚不反抗，真不知还有什么能够让他们奋起反抗了。对于农民的政治行动，仅用生存伦理的逻辑无法解释，还必须加上对压制制度、暴力强度和意识形态治理的考量。面对强大而严密的统治，对立的双方因力量强弱过于悬殊，无从形成真正可以称为对抗性的对立面，无从形成对垒的双方，因而弱势一方反抗的逻辑就会发生扭曲和畸变。这种反抗可能形成托马斯·霍布斯所描述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却不可能有助于改善他们的生存境遇，或使社会的制度安排变得比较合理。除此之外，反抗的伪装性，即以表面的顺从代替实际的反抗，有可能反而强化了统治权力,“弱者的武器”在上述扭曲的反抗逻辑中也有可能反而变成强者的工具。
介绍斯科特关于农民反抗和底层政治的研究，我们可以获知的不仅是非正式反抗与底层意识形态长久以来不被注意的实际存在，更有支配与反抗之间复杂和微妙的互动关系。而这些，如果没有对于农民社会与农民权利的真正关心和理解，没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底层视角，是不可能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