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9-03 19:51
无政府主义（Anarchism），英文Anarchism一词源于希腊语中的αναρχία，意为没有统治者，因此无政府主义又被称为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和哲学思想，其主要主张是试图在政治实践中废除政府及其相关机构。
无政府主义思想最早可以追溯至古希腊的昔尼克学派和中国古代的道家思想，这一时期的哲学家质疑国家的必要性。无政府主义成为较为完善的政治理论学说是在十九世纪中期，代表人物是施蒂纳、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米哈伊尔·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现代无政府主义产生于二十一世纪之交，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理论在积极建构自身的同时，更关注对社会的批判和反思，代表人物有塔克、沃尔夫等。
无政府主义经过了漫长的发展流变过程，诞生了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开展了数量可观的社会实践运动，留下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和社会影响，在当代仍然保持着其生命力。同时，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也带来了较多争议。与传统无政府主义思想相比，当代无政府主义在基本观点上做了较大的修正并加强了自身理论的反省和论证，与西方世界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也鲜有曾经的剧烈冲突。
无政府主义一般定义是无政府主义是指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提倡个体之间的自助关系，关注个体的自由和平等，以消除政府以及社会上或经济上的任何独裁统治关系为政治诉求。
无政府主义的英文是Ancrchism，最早源于希腊语中的αναρχία，意为没有统治者，无政府主义的词根是“无政府”，英文为anarchy，其希腊语αναρχn由两个单词αν（意为“反”）和αρχn（意为“政府，权威”）组成，最初的含义为权威或政府的缺失。
在史前的狩猎时代，人类主要自发地以大家庭的形式聚居；没有所谓政府和国家，只有小规模的财富积累和劳动分工，也没有法令和统治者。无政府主义者主张这段时期为原始的无政府状态。
古代世界最著名的无政府主义先驱是中国和希腊。在中国，道家利奥六世和老子提出了哲学无政府主义（关于国家合法性的讨论）一些学者认为道家的社会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中最发达、最连贯的思想之一。因此，道家也被认为是无政府主义的“重要先驱”。
有人认为可以从道家圣人老子、庄子的作品发现无政府主义的宗旨，例如“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同样，无政府主义倾向也可以溯源至古代希腊哲学家的观点，比如斯多葛派哲学创始人埃利亚的芝诺，还有昔兰尼的阿瑞斯提普斯，他说智者不应该为政府放弃自己的自由。之后的社会运动参与者包括中世纪的自由人（Freien Geistes）、再洗礼派教徒、英格兰的掘地者（Diggers）和激进者（Ranters）团体，也都被认为具有无政府主义的概念。
最早的“无政府”的使用出现在前467年埃斯库罗斯的戏剧《七勇攻忒拜》。其中， 安提戈涅公主的哥哥波吕尼刻斯参与攻打底比斯，统治者因此禁止埋葬波吕尼刻斯的尸体作为惩罚，安提戈涅公开拒绝接受禁令，说“就算没有别人来，我也要自己埋葬他，并独自承担埋葬我的亲兄弟所带来的危险。对这种挑衅对抗城市统治者的无政府行为，我并不羞耻（ekhous apiston tênd anarkhian polei）。”
在处理个人与社会的事务中，昔尼克学派和昔勒尼学派“表现出一种无政府主义色彩”，因其“强调个人作为一个法律，宣称追求个人幸福成为生活的目标，主张从政治事务中退出。昔尼克学派反对对个人组织施加限制。伊壁鸠鲁学派对于国家起源以及国家建立的目的与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颇为相像。斯多葛学派中有关个人主义、理性主义、世界主义的观点同样可以看作是无政府主义所提倡的理想，其代表人物芝诺（336-264年）可以看作是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先驱，主张建立一个没有政府的自由社区，这完全不同于柏拉图的共产主义式的国家，而之所以可以形成这样一个社区，是因为社会本能使人们为了共同利益相互合作，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再需要各种强制机构，人们遵循自己的本性便可以和平相处。
希腊的悲剧作家和利奥六世也阐述了无政府主义的态度。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和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用安提戈涅（Antigone）的神话来说明国家强加的法律与个人自主之间的冲突。不断质疑当局，坚持个人良心自由的权利。犬儒主义者摒弃人类法律（nomos）和相关权威，同时努力按照自然（physis）生活。斯多葛派支持在没有国家存在的情况下，公民之间以非官方的友好关系为基础的社会。
古希腊也被西方认为是首先创造了作为哲学思想的无政府主义，斯多葛派哲学家埃利亚的芝诺作出了这一贡献，他被克鲁泡特金称为“古希腊最好的无政府主义诠释者”。按克鲁泡特金的总结，芝诺“批判了国家万能、干涉和管制，并提出了个人的道德法则的重要”。在古希腊哲学体系之内，芝诺无政府自由社群的主张和政府论相对，后者的代表性表述为柏拉图共和政体和乌托邦。芝诺提出人有自卫本能，这让人变得利己，自然也相应的赋予了人类另一本能——社会性。像一些现代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他相信如果人们按照本能行事，就不需要法律、法院或是警察，不需要寺庙和公共偶像崇拜，也不用钱（赠品经济代替交换）。年代久远，我们只能通过引文支离破碎地了解埃利亚的芝诺的信仰。
在中世纪的欧洲，除了一些禁欲主义宗教运动外，没有无政府主义活动。这些运动和其他穆斯林运动后来催生了宗教无政府主义。在萨珊帝国，马兹达克（Mazdak）呼吁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并废除君主制，但很快就被皇帝卡瓦德一世（Kavad I）处死。在巴士拉，宗教教派宣扬反对国家。在欧洲，各种教派发展出反国家和倾向。文艺复兴时期对古代的重新兴趣和宗教改革时期对私人判断力的重新兴趣恢复了反权威的世俗主义元素，尤其是在法国。启蒙运动对知识权威（世俗权威和宗教权威）的挑战以及 17 世纪 90 年代和 1848 年的革命都刺激了古典无政府主义时代的思想发展。
在经历中世纪和宗教改革之后，在一些宗教改革运动中，许多举措借助无政府主义进行推广，如千禧年之说使许多人相信没有统治者的时代即将到来，真正完整的基督教国度将在无政府状态下产生。然而还有很多运动被误认为是无政府主义性质的，如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的激进举措，显然不是以无政主义为原则展开。宗教无政府主义在这一时期发展最为突出，主要依据基督教建立无政府社会。与此同时出现的其他基督教派也形成了反专制的观点，例如，16、17世纪的早期教友会拒绝遵守法律，谴责战争，并宣称每个人都有自己解释圣经的权利，这种个人主义与平等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原则相类似。
16世纪欧洲的再洗礼派教徒往往被认为是现代无政府主义的宗教先驱。 英国现代数学家、哲学家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再洗礼派教徒“批判所有的法律，他们认为所有好人都被圣灵指引……以这个前提他们到达了共产主义……”。小说《Q》则描述了这一活动及其革命性的意识形态。1548年，埃蒂安·德拉博埃蒂（Etienne de la Boetie）写了Discours de la servitude volontaire（志愿性服从之道），一篇探究人们服从统治者的文章。17世纪英国内战时，掘地者中的Gerrard Winstanley则出版了一个小册子，提倡公社所有制、以小块耕地为单位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它也被认为是现代无政府主义的先驱。
第一篇明确提出没有政府的文章是爱德蒙·伯克的《为自然社会而辩护》（1756年），他还匿名写过其他一些文章，但他声称那都是讽刺文学。尽管如此，一些学者怀疑伯克的声明是由于详尽论述的论点和文章的严肃性。
1793年 威廉·戈德温出版了《对政治正义的评论》，其中他借批评政府发表他的自由社会的观点。有些人认为这是首次无政府主义论述，把戈德温称作“无政府哲学的创立者”。除了出于个人在面对外来侵犯时会自发联合，戈德温反对其它任何有组织的个人劳动合作，认为这会妨碍善行，他甚至反对管弦乐团。他是早期的自由主义支持者，支持个人私有产权，并定义它为一种“帝权，使每个人有通过勤劳获取产出的资格”。但直到这个时期无政府主义的运动仍未存在，而“无政府主义者”一词也仍然是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的吉伦特派用以羞辱其他较激进派系的负面用语。
法国大革命期间，恩拉盖（Enragés）和无产者（sans-culottes）等党派团体见证了反国家和联邦主义情绪萌芽的关键时刻。最早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在 18 世纪开始蓬勃发展，威廉·戈德温在英国倡导哲学无政府主义，从道德的角度使国家非法化。马克斯-斯特纳的思想为个人主义铺平了道路，而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的互助主义理论在法国广受欢迎。到 19 世纪 70 年代末期，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的不同思想流派已经形成。从 1880 年到 1914 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浪潮。这一时期的经典无政府主义一直持续到西班牙内战结束，被广泛视为无政府主义的黄金时代。
米哈伊尔·巴枯宁借鉴互助主义，创立了集体主义无政府主义，并加入了国际工人联合会，这是一个阶级工人联盟，后来被称为第一国际。国际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卡尔·马克思是其领导人物和总理事会成员。巴枯宁的派别（汝拉联合会）和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的追随者（互助主义者）反对国家社会主义，主张政治禁欲主义和小规模所有权。经过激烈的争论，巴枯宁主义者在 1872 年的海牙大会上被马克思主义者逐出了国际。无政府主义者在第二国际中也受到了类似的待遇，最终于 1896 年被开除。米哈伊尔·巴枯宁曾有过著名的预言：如果革命者按照马克思的条件取得政权，他们最终将成为工人的新暴君。为了应对被国际工人联合会开除的命运，无政府主义者成立了圣伊米埃国际。在俄国哲学家和科学家彼得-克鲁泡特金的影响下，无政府共产主义与集体主义重叠。受 1871 年巴黎公社的启发，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主张自由结社和按需分配物品。
在当代政治哲学的话语中，政治合法性论证的危机使无政府主义对公民自由和国家权威的批判与思考被重新提起。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基本发展图景呈现出当代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本质特征和内在思想逻辑。当代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想是当代西方政治理论和政治哲学不应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它与其传统的存在形式已然有了诸多的差异。
到 20 世纪之交，无政府主义已经传播到世界各地。东京是东亚国家叛逆青年到日本首都求学的热点。在拉丁美洲，阿根廷是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大本营，无政府共产主义在那里成为最突出的左派意识形态。在此期间，少数无政府主义者采用了革命政治暴力策略，即所谓的行动宣传。巴黎公社被镇压后，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分裂成许多团体，许多共产党员被处决或流放到殖民地，这鼓励了个人主义的政治表达和行动。尽管许多无政府主义者与这些恐怖行为保持了距离，但该运动还是受到了玷污，有人试图阻止无政府主义者移民到美国，其中包括 1903 年的《移民法》，也称为《无政府主义者排斥法》。非法移民是这一时期一些无政府主义者采取的另一种策略。
无政府主义是深刻影响近代中国社会的社会政治思潮之一。 它起源于欧洲,20 世纪初传入中国,在“五四”运动前后被广泛传播,为许多进步青年所接受。无政府主义对中国社会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它一度成为政治精英和思想精英倾心的对象, 与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同时深刻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俄国革命中无政府主义者遭到了严厉镇压。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从圣彼得堡和莫斯科逃到乌克兰，然后布尔什维克也镇压了那里的无政府主义运动。随着无政府主义者在俄国遭到镇压，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新思潮：纲领主义和综合无政府主义。前者试图建立一个团结一致的团体来推动革命，而后者则反对任何类似政党的东西。看到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和由此引发的苏俄内战中取得胜利，许多工人和活动家转向共产党，共产党的发展牺牲了无政府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国家科技革命和垄断资本的发展，工人失业增加，城乡小布尔乔亚破产，许多青年绝望和不满，于是，无政府主义残余分子在西方国家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复活起来，力量有所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50年代末。即从1945年大战结束到50年代末，这段时间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处于恢复和发展时期，社会矛盾相对缓和，国内无政府主义的幽灵，虽开始在西欧上空游荡，但它还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统一国际组织，也还没有形成一股国际性的社会思潮和政治派别，它的力量也有限，只有在无政府主义的故乡法国、意大利有无政府主义组织。这些组织一般有几百人，上千人，进行一些零星的活动，在一些青年工人，失业工人和学生中有些影响。在法国，1945年10月成立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联盟”，它是战后法国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发端。尔后，这个组织因分裂而派生出许多无政府主义小派别。1953年分裂出去的少数派仍叫“无政府主义联盟”，出版了《无政府主义世界》报和《街道》理论杂志。1954年法国各地无政府主义小组联合成立“无政府主义联合会”，出版《黑与红》杂志。
第二阶段，从10世纪60—70年代末。随着西方国家科技革命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在60年代中期已相当严重。大批工人失业、小布尔乔亚破产，社会笼罩在一片萧条衰败的气氛中，许多人感到思想困惑、前途渺茫，于是一些绝望的青年起来抗争，1968年5月，法国爆发了席卷全国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这就是著名的“五月风暴”。随后，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一些造反学生，自发建立了名为“三·二二”运动的无政府组织。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扰乱和冲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秩序和统治阶级的安定，但也招致各国政府的血腥镇压，造成社会群众心理恐惧和反感。
第三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无政府主义的恐怖活动在整个70年代都很不平凡，不过在各国政府的严厉打击下，各国无政府主义的恐怖组织都于1980年前后暂时偃旗息鼓，但沉默2年之后，无政府主义恐怖分子又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从1983年开始到1985年。他们已完全恢复元气，各国无政府主义的恐怖组织串通一气，组成了一个国际恐怖网络，西方又一次陷入了无政府主义恐怖分子活动高峰时期。近几年，这股无政府主义的恐怖活动仍在持续泛滥，仍被西方国家称之为“20世纪的政府瘟疫”。是发达资本主义各国政府的一块心头病，同时也使西方人士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和心理承受着恐惧和压力，并成为全球性的现实问题。
从宗教的统治下解放人类的思想;从财产的统治下解放人类的身体;从政府的枷锁和束缚下解放出来。主张以个人为中心和个性的绝对自由，反对法律、强权，反对一切纪律、约束、权力和权威，主张向一切政府和权威宣战，消灭一切国家，大力宣扬利己主义，要求绝对自治，进而提出一种基础是平等、社区和非强制性共识的理想的人类繁荣理论。
无政府主义包含了众多政治哲学思想和社会实践运动，其共同特点具有以下几个方面：
由于无政府主义者不了解剥削的根源, 不了解社会的发展规律, 所以他们既不能说明资本主义剥削, 也不能战胜这种剥削, 只是一味地空喊反对剥削的口号。面对掌握生产资料和国家机器的资产阶级, 他们不是依靠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和力量去打破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争取革命的胜利, 而是寄希望于少数破产游民。
无政府主义者不知道按照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条件采取适当的一种或是几种斗争形式, 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 而是或片面地强调所谓的“人名银行”和“交换银行”的作用, 并将其作用夸大化, 或是选用暗杀的恐怖手段, 妄图杀害几个国家领导人就能够取得革命的成功, 就可以建立他们所谓的没有一切权威、自由的社会。依靠这种单一化的革命手段不但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反而会给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带来负面影响。
卡尔·马克思曾经如此评价米哈伊尔·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观念, “巴枯宁是社会理论领域中一个最无知的人”, “他的纲领是东一点西一点草率拼凑出来的杂拌”[4];被誉为“我们时代最卓越的政治理论家”的达尔在《民主及其批评者》中这样评价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不仅表现为多样性的观点, 而且他们常常体现为一种难以进行系统分析的松散的思想……他很难形成一种哲学上一以贯之的模式。”
巴枯宁式的无政府主义主张反对任何权威, 其本人却在国际内部成立以他为绝对权威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并且要求同盟内的所有人都得毫无保留地服从他的权威, 还妄图破坏国际, 他甚至认为“强盗就是英雄”, 抢劫是“生活最光荣的形式”。而俄国的克鲁泡特金和法国的爱尔威等人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改变了以前的反对任何战争和政府的立场, 转而支持帝国主义战争, 给无产阶级的运动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列宁就深刻地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的危害性, 指出:它是在否定政治的幌子下使工人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的统治, 在理论上是荒谬的, 在实践中必然遭到彻底破产。
无政府主义者在对待政府职能、法律与财产以及如何建构新社会及其手段的问题上持不同观点。D.诺瓦克将无政府主义大致分为四种派别，分别是宗教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以及无政府个人主义。
宗教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是列夫·托尔斯（Leo Tolstoy），主张消灭国家和私有财产，拒绝权威、包括人对人的统治，并认为人类只有生活在简单的农业社会才可以保持人的天性。宗教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人类的意志是雅威意志的唯一反应，并且人类应该从他们的欲望中解放出来”，他们不仅拒绝国家机构，甚至反对教堂一类的宗教机构。一些宗教团体发展出了一种反权威的思想与实践行动，强调个人权利“他们谴责战争，拒绝服从法律或履行誓约”。彼得·赫尔斯基（Petr·Chelcicky）最系统地发展了宗教无政府主义，对于所处时代的宗教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且主张人们应当回到基督教的早期。在基督教的法律指导下，人们可以过着一种自然平等的生活，不需要任何的国家强制机构。“基督教只有一个国王那就是基督本身，并且只遵循自己的法律”，因此宗教无政府主义表现出一种对基督教教义的肯定，在基督教国家中，“世俗权威将不再存在，法律被爱替代，犯罪将会消失，和平成为法则”。但是赫尔斯基也并非否认一切世俗权力，因为雅威的法律有时候并不能被人们完全理解，世俗世界也没有办法完全按照其规则施行，并且现实生活中的人需要世俗权力以保证人类享有公正和平的生活。这是赫尔斯基较之前的宗教无政府主义者的发展之处。之后的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看到上帝与人类的矛盾，“人类的本性包含着不断进步与发展，而上帝是固定不变的。因此人类代表前进，上帝代表倒退”。米哈伊尔·巴枯宁则更进一步，“如果上帝存在，那么它就必须被废除。”与宗教无政府主义者不同，他们都认为“宗教是国的壁垒，它的精神是等级制度的”，因此，后来的大部分无政府主义者都属于无神论者。
该名称首次在1880年瑞士的国际无政府主义者大会中使用。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彼得·克鲁泡特金，继承了戈德温、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的大部分思想，例如在面对国家强权与法律时，克鲁泡特金同蒲鲁东一样,认为政府制定的各种法律强迫人们遵守,这是国家实行统治的原因。无政府共产主义采取无政府的政治状态，按照共产主义的组织形式进行生产。“无政府共产主义将个人看成社会的本质构成，但是也只有在社会中才可以全面发展,而社会只有在其成员自由的基础上才可以受益。个人与社会的利益不是相矛盾而是互补的，如果社会权威机构不去干扰那么人们就可以达到一种自然地和谐状态。”这一点与彼得·克鲁泡特金对查尔斯·达尔文进化论的改造吸收有关，因此他提出“互助论”，认为互助是人类的本能，不须借助强权，社会就可以保持和谐状态，克鲁泡特金将这种自愿组织原则发展到极致，并根据此观点，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进行攻击。巴库宁也属于无政府共产主义，其主张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建立世界联合，并认为在革命开展的短时间内就可以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工人占领土地、生产资料的同时取消政府的干预，并自发地组织到协会中进行社会生产。在米哈伊尔·巴枯宁与彼得·克鲁泡特金设想的共产公社中，每个人都可以自愿加入或退出任何一个组织，由此链接的社会（有一套经济组织原则）可以抵御战争和饥荒，因此，国家以及任何强制性的机构都没有再出现的可能。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共性，即反对私有财产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政权。
无政府工团主义认为工人联合这类组织可以成为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领导机构，主要强调工人的经济要求，主张通过工会代替国家，因此并不一定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其代表人物是索列尔。在对待国家问题上，索列尔认为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统治一样，并不会因为统治阶层的改变而建立一个新社会，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依旧是一个充满阶级与私欲的社会。索列尔主张在暴力革命之后，工会以新的经济组织原则掌握生产，这样工人与工作之间的联系不再是以出卖劳动力为前提的剥削关系，工人的生活与生产将直接相连，并且工人将乐于生产。当代无政府主义者伍德科克则认为这样的劳工联合不过是一种“体面的贫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无政府共产主义与无政府工团主义都主张建立联合公社，然而在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上却不尽相同。
无政府个人主义认为任何的合作、联合都没有好处，施蒂纳是这一类型的代表。施蒂纳宣称个人的绝对自由，视“我”为一切造物主，把无当作自己的事业，认为“我”有权获得想要的一切，除“我”之外不存在任何法，因此“我”是唯一合理的存在物，这是典型的唯我论。除此之外施蒂纳拒绝上帝、家庭、爱等概念，并认为国家是阻碍人类自由的障碍因此应当被废除。“至于家庭关系，这一类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民事婚姻应当被废除”，从这个方面也可以看出无政府个人主义主张取消一切伙伴关系。
此外，随着无政府主义的发展，还有社会无政府主义、哲学无政府主义和后无政府主义等流派。
社会无政府主义又称左派无政府主义或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是无政府主义的一个分支，认为自由和社会平等是相互关联的。它主张通过社会革命来消除压迫性的等级制度，如资本主义和国家。取而代之的是，社会无政府主义者鼓励通过互助进行社会协作，并设想了非等级的社会组织形式，如自愿协会。社会无政府主义认同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米哈伊尔·巴枯宁（Mikhail Bakunin）和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的社会主义传统，由于后者对社会主义的批判，社会无政府主义经常与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形成对比。
社会无政府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社会和政治权力、等级制度和压迫，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和资本主义。因此，社会无政府主义认为自由与社会平等是相互关联的，并认为最大限度地实现其中一个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另一个的必要条件。因此，社会无政府主义采用功利主义伦理，关注所有人的福祉，因为它认为每个人的幸福与其他人的幸福是平等的。因此，社会无政府主义寻求保障所有人的平等自由权和物质安全权。
塔克（Benjamin R．Tucker）在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哲学无政府主义，这也可以看作是“美国人对实用主义的贡献”，哲学无政府主义也可以被称为个人无政府主义。但是依照塔克的观点，这种无政府主义既反对强制性合作，也不同于个人的孤立与自私，无政府社会的建立不能通过暴力革命完成，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用人们自愿组成的协会代替国家。塔克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方面的，他认为无政府主义需要一套经济原则来维持公正。之前的无政府主义者如施蒂纳、蒲鲁东、巴库宁等，其无政府主义思想主要建立在形而上学、逻辑推理的基础上，或是一种对未来社会的幻想，塔克认为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还没有触及人们生活的根本，因此他对经济问题的处理十分看重。这些问题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低工资、垄断、特权、失业等，塔克认为这些问题是由国家造成的，垄断和特权引起的社会不公正使劳动者长期处于被压迫的状态，并且常常面临失业的可能。垄断成为了合法的抢夺，因为国家是为这个强盗服务，因此塔克认为，废除国家就可以消除这些垄断，经济不平等的现象也随之消失。“土地、货币和银行、贸易、专利和版权”是造成经济不平等的四个重要因素，根据这四方面塔克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无政府主义者对自由的强调同样是塔克面临的问题，对于自由的极致追求是否会导致犯罪同样成为自由。塔克的设想是成立陪审团，并且惩罚并不代表控制，这就不会违反无政府主义的设想，不会出现一个掌控社会与个人的机构。当然如果经济可以获得公正与平等那么社会的犯罪率就可能会消除。此后艾伦·里特（Alan Ritter）在《戈德温，蒲鲁东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对惩罚正义性的论述》中进一步探讨了如何在不违背无政府主义的原则下，使惩罚具有正当性的问题。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比戈德温进步的地方是其提出了赔偿原则，并且注意到公共谴责的作用，这比一般的法律惩罚更加深入人的内心世界。对人道德的强调与坚守是古典无政府主义的特征，古典无政府主义者将人的本性看作其理论构成的基础，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本体论依据，无政府主义论述的道德世界如何可能。这成为后无政府主义的一项思考内容。
索尔·纽曼认为后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反政治的政治”，后无政府主义并不是政治的具体形式，不提供改变的公式和处方，也不会用新的名字来取代无政府主义。后无政府主义分享了无政府主义中反专制的社会目标，但是，和古典无政府主义相比，后无政府主义面临更多问题，对于权力的批判必须和现实相关，而不是在本质主义之下思考社会与权力问题，例如对人内在理性与道德的肯定，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自愿合作社。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不再以道德为动机，不再肯定人的道德性，否则会陷入无政府主义的虚无主义。马修·亚当斯（Matthew S．Adams）和内森（Nathan J．Jun）在《政治理论与历史：无政府主义的状况》中认为目前学界对后无政府主义的问题认识的还不够，后无政府主义应得到更为深入的讨论。其对当前的知识和政治背景缺乏足够理解，也缺乏相应的社会运动实践，后无政府主义对无政府主义的理论理解仅建立在对权威作品的阅读中，因此忽视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深度和多样性。甚至后无政府主义者对权威作品的阅读过于简单，或以其他方式歪曲其观点。这并不是说后无政府主义者是为了误导大众，但是在当前的理论背景下对古典无政府主义做进一步的讨论是十分值得的。马修和内森以彼得·克鲁泡特金为例，表明更诚实的阅读对理解无政府主义更有益处。
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有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Proudhon)、米哈伊尔·巴枯宁(Bakunin)、克鲁泡特金(Kropotkin)、埃玛·戈尔德曼(Goldman)等人。
蒲鲁东（1809年1月15日——1865年1月19日）是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和互助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小布尔乔亚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奠基人之一。蒲鲁东被称为“无政府主义之父”，首先使用安那其（Anarchy）一词表述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他否认一切国家和权威，认为它们维护剥削，扼杀自由。反对政党，反对工人阶级从事政治斗争，认为其主要的任务是进行社会改革。无政府主义与改良主义合成一体，提出一个所谓“互助主义”的救世良方。主张生产者根据自愿原则，通过订立契约进行互助合作，彼此“等价交换”各自的产品。这种空想的互助主义方案建立在小生产者的小私有制基础之上，其目的是形成生产者之间“永恒的公平”，防止他们遭受破产的厄运，使小私有制永世长存。1848 年大革命后，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成为法国议会议员，此后他自称为联邦主义者。蒲鲁东将他所追求的自由描述为 "共同体与财产的综合体"。有人认为他的互助主义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一部分，也有人认为它是社会无政府主义的一部分。
蒲鲁东的学说和政治活动对巴黎公社前的法国工人运动颇有影响。卡尔·马克思就《哲学的贫困》等一系列著作中对蒲鲁东及其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Mikhail Alexandrovich Bakunin，1814年5月30日~1876年7月1日），俄罗斯早期无产阶级革命者，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出生在俄罗斯帝国贵族地主家庭。1849年曾参加德意志革命，后被捕引渡回国。1861年逃往英国，1864年加入国际工人联合会。但在此期间，他却玩弄各种阴谋，企图分裂第一国际，篡夺国际领导权。他的这些伎俩，一再被马克思主义者所戳穿。1872年，第一国际在海牙召开代表大会，会上，他指使其党羽搞分裂活动，最终被大会开除出第一国际。1876年病死于瑞士。 米哈伊尔·巴枯宁是俄国革命无政府主义者。他是无政府主义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也是、社会无政府主义和集体主义无政府主义传统中的重要人物。巴枯宁作为革命家的声望也使他成为欧洲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在整个俄国和欧洲的激进分子中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巴枯宁的主要著作有《国际革命协会的原则和组织》（1866）、《革命问答》（1869）、《上帝与国家》（1870-1871）、《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1873）等。其中1866年写成的《国际革命协会的原则和组织》，标志其无政府主义思想已逐渐形成。他认为，人类进化的目标在于完成人性，只有当个人得到绝对自由时人性才能获得最完满的实现。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在内的一切国家都是同个人自由相对立的，因而是违反人性的。他反对各种形式的政治斗争，主张通过暴动和不间断的破坏立即消灭国家，然后建立一个自下而上的各自由公社的联邦。联邦中的所有个人和团体都是绝对自由的，不受任何权力的支配。另外米哈伊尔·巴枯宁于1873年发表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集中表达了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埃玛·戈尔德曼（英语：Emma Goldman，1869年6月27日－1940年5月14日），美国无政府主义者，以其政治激进主义、著作与演说著称。戈尔德曼出生于俄罗斯帝国科夫诺（现立陶宛考那斯）的一个犹太家庭，1885年移居至美国纽约，并投身于当地新兴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在干草市场暴乱后，戈尔德曼成了无政府哲学、女权与社会议题等领域的作家及著名演说家，吸引了上千名听众。她与她的爱人——也是她的终身挚友——无政府主义作家亚历山大·贝克曼谋划暗杀亨利·克雷·弗里克，藉以鼓吹无政府主义。刺杀行动终告失败，贝克曼被判处二十二年徒刑。埃玛·戈尔德曼亦在随后数年间，因“煽动暴乱”及非法散布节育相关资讯而多次入狱。1906年，戈尔德曼创办无政府主义刊物《大地》。她的著作和演讲涉及广泛的问题，包括监狱、无神论、言论自由、军国主义、资本主义、婚姻、自由恋爱和同性恋。虽然她与第一波女权主义及其为妇女选举权所做的努力保持距离，但她开发了将性别政治纳入无政府主义的新方法。经过数十年的默默无闻，戈德曼在 20 世纪 70 年代因女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学者对其生平的重新关注而获得了偶像地位，重新点燃了大众对她的兴趣。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克鲁泡特金（俄语：Пё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Кропо́ткин，英语：Pyotr Alexeyevich Kropotkin，1842年12月9日－1921年2月8日），俄国地理学家、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最高精神领袖和理论家。其父为世袭亲王。本人在西伯利亚地区任军官时，业余从事地理考察和动物研究，修正了东亚地图，丰富了冰川时期亚洲冰河作用的知识。但对于政治的关切改变了这位潜在科学家的道路。因主张废除一切形式的政府和从事反沙皇活动而被捕。在越狱逃逸后长期旅居瑞士、法、英。十月革命前回国，认为工农自发组成的苏维埃可以在没有国家权力的干预下使人类获得彻底解放，从此致力于伦理史写作，把美好理想寄托在对青少年的教育上。一生公正无私，胸怀坦率。深受追求崇高社会理想人们的敬佩。罗曼·罗兰以著名的格言对他作出评价：“列夫·托尔斯泰追求的理想，被他在生活中实践了。”主要的著作有《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互助论》等。彼得·克鲁泡特金以主张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而闻名，主张建立一个权力下放的共产主义社会，摆脱中央政府的控制，以自治社区的自愿协会和工人经营的企业为基础。克鲁泡特金主张进化的重要因素是合作而不是竞争，因此人类社会应该发展成分散的、非政治的、合作的社会，人们不受政治、宗教、军队的干预，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他提出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主张取消私人财产和不平等的收入，按需分配，主张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他认为要实现这种理想，需要从教育青少年入手，青少年不仅要学习书本知识，还要参加劳动和户外考察。这一设想，为现代教育理论学者普遍接受，彼得·克鲁泡特金根据自己监狱生活的经验，主张对监狱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应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
乔治·尤金·索列尔(Georges Eugène Sorel)，法国哲学家，工团主义革命派理论家。提出神话和暴力在历史过程中创造性作用的独特理论。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学过土木工程，1892年离开民政工程职务，专心于思考和研究问题，1893年发现马克思主义并开始写分析评论文章。1897年曾热情为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辩护，1902年他抨击社会主义和激进党派关于民主和宪政是通往社会主义的途径，他热烈的支持革命工团主义，革命工团主义强调阶级斗争的自发性，是一个具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的运动。他最著名的著作《暴力论》（1908）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索列尔看来，暴力是对现存社会秩序革命的否定，而国家的武力是强制力量。他不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并由此得出结论说：令人满意的社会秩序不可能自发的产生，而必须通过革命行动产生。1909年以后，他对工团主义不再抱有幻想。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后，他宣布支持布尔什维克，他认为布尔什维克能使人类在道德上再生。索列尔的哲学结合了亨利·柏格森和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思想，认为理性受制于感性。这成为了他创立的革命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他认为，通过动员非理性力量进行暴力革命，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方式。索列尔将总罢工赋予一种神秘色彩，认为它具有撼人心魄的力量，可以动员工人采取“英雄式的暴力”，并进而摧毁资本主义社会。和一些民粹主义者不同，索列尔眼中的社会主义是由少数精英治理的。索列尔认为，一般大众不具有控制自身的能力，因而只能被精英统治。
麦克斯.施蒂纳（1806.10.25-1856.6.25），德国哲学家。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原名J.C.施米特 Johann Kaspar Schmidt。德国后黑格尔主义（英语：post-Hegelian）哲学家，主要研究黑格尔派的社会异化和自我意识概念。施蒂纳通常被视为虚无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理论、后现代主义和个人无政府主义的先驱者。
施蒂纳的主要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于1844年在莱比锡市首次出版，此后它历经多次再版，并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出版。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出版后，施蒂纳又写了《施蒂纳的评论者》（Stirner's Critics），并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让·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译为德语以换取一些积蓄。1852年，施蒂纳又参与了《反动的历史》的编写。1856年，施蒂纳在柏林死于昆虫叮咬后的感染。青年黑格尔派中，只有布鲁诺·鲍威尔和路德维希·布尔二人代表整个组织出席了他于柏林索菲恩格德二号公墓（英语：Friedhof II der Sophiengemeinde Berlin）的葬礼。施蒂纳的哲学主要体现于其主要的哲学作品《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他的哲学观被认为对虚无主义、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及个人无政府主义、后无政府主义和后左派无政府主义（英语：post-left anarchy）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施蒂纳本人反对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人文主义、自由主义、财产权和民族主义，他认为这些都是权威支配个人的不同形式，进而无法与他的个人主义哲学调和，他的这一观点影响了许多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和后左翼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常见问答（英语：An Anarchist FAQ）》的作者们称“在苏格兰格拉斯哥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中，许多人接受了施蒂纳的‘利己主义者的联盟’，并将其作为他们在1940年代及以后所传播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根基”。同样，著名的无政府主义历史学家麦克斯·奈特劳（英语：Max Nettlau）称：“在阅读施蒂纳的著作时，我认为只能在社会主义的层面上对他的著作进行诠释”。施蒂纳是个反资本主义者，同时也是亲劳工运动者，施蒂纳曾抨击道“私有财产造成的劳动分工使工人的自我和个性逐渐消亡”，并且称“自由竞争并不是‘自由的’，因为我没有进行竞争的实物。在市民等级的统治下，劳动者经常落入有产者的手中，即落入那些掌握任何国家财产的人的手里，特别是落入掌握货币和财产者，即资本家手里。工人不能按照他的劳动对于享受者所占价值的程度来取得等价报酬。国家建立在对劳动的奴役基础之上。如果劳动自由了，那么，国家就将消失”。施蒂纳认为，“劳动有利己主义的特点，工人是利己主义者。”
施蒂纳的哲学观在现代无政府主义思想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又以个人无政府主义和利己无政府主义为重。虽然施蒂纳最常被与个人无政府主义联系在一起，但他同样影响了许多社会无政府主义者。
莱桑德·斯普纳（英语：Lysander Spooner，1808年1月19日－1887年5月14日）是美国19世纪的个人无政府主义者、政治哲学家、废奴主义者、和法律理论家。他最广为人知的是他在废奴运动中扮演的角色、与美国邮政总局的大胆竞争、以及他对于美国个人无政府主义的贡献。
斯普纳是最早期的个人无政府主义者之一，他拥护他称为“自然法”的理论—或称正义的科学—亦即主张所有侵犯和强迫个人及其财产的举动都是“非法”的，但仅为了对抗人造法律而起义的犯罪则是正当的。斯普纳一生都是自然神论者。斯普纳最著名的是他在废奴运动中扮演的角色。他最知名的作品是一本标题为《奴隶制度的违宪》的书，在1846年出版后获得了大量废奴主义者的称赞、但也招致奴隶制拥护者的大量批评。斯普纳的书成为废奴运动论战中的重要作品之一。斯普纳对“宪法支持奴隶制”的说法进行挑战，虽然他也承认美国独立先驱们在撰写宪法时可能无意间地写下了奴隶制度，但他主张宪法文字的意涵才是正当的，而非撰写者们的私人意图。斯普纳运用了复杂的法律和自然法解释方式来说明宪法其实并不支持奴隶制，而且某些条款甚至还禁止地方州设立奴隶制度。斯普纳的论点被许多废奴主义者引用，而原先反对统一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后来则改变为支持统一的立场，宣称斯普纳的论点是使他改变心意的原因。在1858年，斯普纳开始四处发放一份“废除奴隶的计划”，呼吁黑人奴隶和非蓄奴的南方白人使用游击战来对抗蓄奴主。在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于弗吉尼亚起义未遂被捕后，斯普纳也加入了拯救他的计划，但计划最后并没有成功。
在1860年，斯普纳坚持汤玛斯·杰佛逊派的政治哲学，成为废奴主义者中对美国共和党的主要批评者之一。在今天，斯普纳最为人所知的是他在废奴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和他对于美国邮政总局垄断的挑战，这场挑战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却也大为减低了后来的美国邮政费用。斯普纳的著作促成了美国自由意志主义政治理论的发展，而且也常在早期的自由意志主义刊物如Rampart Journal等流传。他的著作也大为影响了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穆瑞·罗斯巴德以及法学家兰迪·巴内特等人，最终促长了无政府资本主义的诞生。
H.L.A. 哈特，(H.L.A. Hart, 1907年-1992年)，英国著名法理学家，新分析法学派首创人，20世纪最重要的法律哲学家之一。曾长期任牛津大学法理学教授，主要著作有《法律的概念》(The Concept of Law )(1961)、《法、自由和道德》(1963)和《刑法的道德性》(1965)等。他的学说和H.汉斯·凯尔森的纯粹法学构成了20世纪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中的两派。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在西方法学界，以H·L·A·哈特与L.L.富勒、德富林、德沃金为中心，开展了战后实证主义法学和新自然法学的长期论战。由哈特提出公平游戏理论是当代无政府主义的重要争论之一，基本观点是，如果一些人根据规则从事任何联合事业 (比如结成国家共同体) , 并由此限制了他们的自由那么在被要求时服从了这些限制的人们就有权要求那些受益于他们的服从的人们给出类似的服从。也就是说, 国家这样的共同体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产生于他人对制度和法律的遵守和服从,正是因为他人对制度和法律的遵守和服从, 才能享有国家带来的利益, 也正是因为享有了这种利益, 为了公平起见, 也就必须有义务支持政治制度和服从法律, 也可以说政治义务是“我”与其他公民共同生活在一定制度和法律之下所必然产生的公平性要求。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um）是德国哲学家施蒂纳 1844 年的作品。本书是施蒂纳的代表作，通常也被当作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代表作之一。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的标题是“人”，第二部分的标题是“我”，比较完整和系统地阐述了无政府主义学说。施蒂纳在本书中公开地批判了他的青年黑格尔派伙伴们的不彻底性，从而树起了极端个人主义和彻底的无政府主义的旗帜。该书一方面对基督教和传统道德，另一方面对人道主义、功利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当时蓬勃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进行了后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式的批判，转而倡导一种非道德的（但重要的是本质上并非不道德或反社会的）利己主义。它被认为对无政府主义、存在主义、虚无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什么是所有权》（全称《什么是所有权或对权利和政治的原理的研究》或译《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是法国思想家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创作的政治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840年6月。
该书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尖锐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私有财产。 贯穿全书的主题是：借用法国大革命时期布里索的名言，提出“所有权就是盗窃”（即“财产就是盗窃”）的论断。这表明蒲鲁东主要是从法权观点出发，对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进行尖锐的批判。他认为每个人都应有平等的权利享受自己的劳动产品，但是地主和资本家却以地租和利息的办法，掠夺了劳动者的一部分产品，这实际上是侵犯了他们的权利，完全可以说是一种盗窃行径。该书出版后在法国轰动一时，使作者获得社会声誉，并奠定了他小布尔乔亚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该书本身也成为政治思想的经典，因为它对私有财产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批判，认为私有财产既是西方文化的基本制度，也是贪婪、腐败、政治暴政、社会分裂和违反自然法的根源。该书的评论性和历史性导言将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的 "恶魔之作（他这样称呼）置于十九世纪社会和法律争论以及整个政治思想史的背景之下。
德国思想家卡尔·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中评价《什么是所有权》是“机智的著作”。“这一著作如果不是由于内容新颖，至少是由于论述旧东西的那种新的和大胆的风格而起了划时代的作用。” 德国思想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蒲鲁东在“这本书用丰富的智慧和真正的科学研究阐明私有权以及这一制度的后果即竞争、道德沦丧和贫困，这种把智慧和科学研究在一本书中结合起来的做法，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作者亨利·梭罗（1817年7月12日-1862年5月6日），美国作家、哲学家，超验主义代表人物，也是一位废奴主义及自然主义者，有无政府主义倾向，曾任职土地勘测员。
该文主旨提倡依靠自己，并认为面对不公，不一定要诉诸暴力，可以采取不支持、甚至抵制的作法。这篇短文对此后从事公民不服从的人士，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文中，梭罗将拒绝纳税，作为对奴隶制度、美墨战争的一种抗议。公民不服从被指人们反抗法律不公的方法之一，在许多非暴力抗议运动中都有使用，包括在印度（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的社会福利运动以及从大英帝国独立的运动）、在南非针对种族隔离的斗争、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和平运动。其中最早获得巨大成功的是1919年埃及人反对英国占领的革命。
作者乔治·索雷尔出生于19世纪中叶，作为政治思想家和哲学家，开始写作地比较晚，最先关注那些界定模糊的科学主题，后来转而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他是第一位把马克思主义视为科学的人。在本书中索雷尔着重对革命工团主义进行了阐述，尤其强调了社会神话的重要意义。总罢工的社会神话在索雷尔看来可以集中无产阶级每一位成员的力量，为他们的目标努力。暴力在索雷尔那里是积极的，虽然它赋予了工人阶级以枷锁，但同时也赋予了他们指向解放的强力。G.索列尔(1847～1922)在《论暴力》（1908）一书中，强调暴力在历史进程中起创造性作用，认为社会变化不是被经济决定了的自然演进过程，而是暴力的创造过程。暴力论夸大暴力的作用，颠倒了经济和政治的真实关系，因而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理论。暴力论的流行，与资本主义实行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对外扩张相适应。
《互助论》是无政府主义的主要活动家和理论家彼得·克鲁泡特金在1902年发表的一部代表作。书名全译是《互助：一个进化的因素》。全书是作者1890年至1896年间在伦敦陆续发表在英国《十九世纪》杂志上单篇论文的结集。全书共分八章。它是克鲁泡特金用无政府主义观点写成的一部社会发展史。作者彼得·克鲁泡特金（1842—1921）是俄罗斯的地理学家，也是“无政府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因宣扬废除一切形式的政府和从事反沙皇活动被捕。在逃亡西欧期间，庸俗进化论和社会学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及形而上学对彼得·克鲁泡特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而形成了其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本书就是以上述指导思想为基础，企图从理论上“驳倒”阶级斗争学说，为无政府主义建立一套“科学”的理论体系。
《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国际工人运动史上无政府主义主要代表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所写的政治学著作，发表于1873年。
《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宣扬任何国家“都是一种羁绊，它一方面产生专制，另一方面产生奴役”。因此要向一切统治、政治监督、领导和权威无情宣战。总之，要反对一切国家和权威。 该书强调个人的绝对自由和各阶级的平等。 该书全面地反映了米哈伊尔·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是伴随着巴枯宁分裂国际的活动而出笼的。它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理论上都是十分反动的。该作认为，现代社会的罪恶根源不在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而在于国家本身，为使人民群众获得解放，就必须通过全民暴动的社会革命，摧毁一切国家，消灭一切权威，建立个人绝对自由、各阶级完全平等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巴枯宁在书中极力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他认为，即使是革命专制，也是奴役人民的政治制度。他还恶意攻击马克思的革命实践活动，污蔑德国社会民主党；鼓吹泛斯拉夫主义，为俄罗斯帝国的扩张侵略政策辩护。
该书发表后，很快被许多无政府主义团体奉为纲领性的著作。卡尔·马克思为了反击巴枯宁的挑战，写了《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深刻批判了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反动观点。
无政府主义从诞生经过了漫长的流变过程，发展出各类流派。
无政府主义以极端个人主义的世界观为基础，是处于日益破产中的小布尔乔亚和流氓无产阶级绝望的产物。在无产阶级夺取胜利之前，无政府主义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反对进行有组织的阶级斗争，严重干扰着工人运动的开展，起着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无政府主义涣散组织纪律，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削弱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者一向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就有许多对无政府主义理论及其实践的深刻批判。如马克思的《论蒲鲁东》、恩格斯的《论权威》、列宁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等。
无政府主义对于近代中国也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早在晚清革命运动时期，革命者就已经在无政府主义里发现了与自己相似的观点和语汇。1906-1907年，巴黎和东京分别成立了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前者由李石曾、吴稚晖领导，受彼得·克鲁泡特金影响，提倡科学主义和未来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实施工读计划，提出知识与劳动结合的教育理念。后者由刘师培、何殷震领导，主要受列夫·托尔斯泰影响，关心妇女与农民问题，美化中国古代的乌托邦思想，提出农村公社等设想。在20年代初，无政府主义是中国革命思想及话语的核心，历史上许多后来被归纳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下的思想言论，最初是通过无政府主义的渠道提出和传播的。新文化运动期间，无政府主义作为激进主义的核心得以广泛传播，北京大学教师中的三个团体之一即为无政府主义组织，与“《新青年》派”和“保守派”并列。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钱玄同、倡导过“新村运动”的周作人，都被认为是无政府主义者。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重要参与者、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匡互生，即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无政府主义与早期共产党人的思想和实践活动发生过直接联系。许多党的早期组织成员在思想上不同程度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一些无政府主义者还直接参与了党的早期组织的组织、宣传、联络等活动，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独特贡献。
而到了21 世纪初，没有任何一个无政府主义运动能对国家权力构成严重威胁，无政府主义者也没有比一个世纪前更接近实现无政府社会的梦想。然而，由于人们认为政府未能解决种族和性别不平等、贫困、环境破坏、政治腐败和战争等持久的社会问题，无政府主义思想在许多群体中增加了吸引力。年轻人尤其被无政府主义优先考虑的创造性和自发性所吸引--在此时此地实现 "新社会 "的重要性，而不是无限期地推迟到 "革命之后"。对于这些人和世界各地的其他许多人来说，无政府主义仍然是批判、抗议和直接行动的积极和充满活力的发酵剂。同时，无政府主义也对政治哲学的当代发展产生了影响。
列宁对无政府主义的评价：列宁在1901年写了一份提纲提炼了一些他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观点。
“(α)不懂得剥削的根源；(β)不懂得社会在向社会主义发展；(γ)不懂得阶级斗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创造力量。 ...... 对于剥削的根源的了解。私有制是商品经济的基础。生产资料公有制。无政府主义对此一窍不通。 维护小私有制和小农经济。 无所谓多数（注：即无政府主义者否认少数服从多数。——编者注） 否认政权有统一的和组织的力量。”—— 列宁，1901，《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
卡尔·马克思对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的无政府主义给出了批判：批判其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基础是启蒙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对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批判并未深入到社会生产方式内部，本质上只是停留于基于上述原则展开的道德审判。他还把经济范畴永恒化并把现实的社会历史运动变成观念的关系运动或永恒理性的运动。经济进化也只是“在绝对观念的神秘怀抱中发生的进化”，给人提供的只是“经济范畴在他的头脑中的排列次序”。蒲鲁东的问题是，他始终受整个启蒙时代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和限制，未能离开基于抽象的人性或理性原则展开思想体系的构建路径，沉陷在对社会历史的唯心主义阐释、对现实社会的道德主义批判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想象基础之上。
尽管无政府主义的当代形态与其传统形态已经发生了十分巨大的变化, 但是, 它们依然无法避免存在着一定的一致性, 比如它们都过度地强调自由, 片面地理解国家并否定国家。因此,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对无政府主义的本质批判, 即便是面对当代西方无政府主义, 依然有着其特有的深刻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基础、乌托邦本性依然是当代无政府主义无法回避和克服的问题。而从西方政治思想史和西方政治哲学的角度较为全面和客观地了解当代无政府主义的基本状况和特征, 则是对当代无政府主义思想进一步研究、认识与批判的一个基本前提, 也是西方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哲学一个有益的补充与完善。
对无政府主义最常见的批评是认为人类无法自治，因此国家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哲学家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支持这种批评，他说："和平与战争、关税、卫生条件和有毒药品销售的管理条例、维护公正的分配制度——除其他外，这些职能在一个没有中央政府的社会中是难以履行的”。对无政府主义的另一个常见批评是，它适合一个孤立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只有足够小的实体才能自治；对此的回应是，主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都主张无政府主义联邦制。
对无政府主义的另一种批评是认为它本质上是不稳定的：无政府主义社会将不可避免地演变回国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其他早期的社会契约论者认为，国家的出现是对自然无政府状态的回应，目的是保护人民的利益和维持秩序。利奥六世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认为，"守夜人国家"（或称minarchy）将通过 "看不见的手 "的过程从无政府状态中产生，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将行使其自由并向保护机构购买保护，进而演变成一个最小的国家。无政府主义者驳斥了这些批评，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人类不会只是处于战争状态。无政府原教旨主义者尤其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类最好是生活在靠近土地的小部落中，而一般的无政府主义者则认为，国家组织的负面影响，如等级制度、垄断和不平等，超过了其好处。
传统的无政府主义最为人所诟病的就是其政治理想和实践所体现出来的空想特征, 而且最为人所厌恶的是其十分幼稚地认为单纯的暴力革命是实现其政治理想的有效途径。当代无政府主义思想在反思其传统的时候亦注意到了这些问题, 它们绝大多数不主张暴力革命并认为无政府主义具有乌托邦的性质。但也有少数的当代无政府主义思想家试图借鉴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来实践某种已经有些“修正”了的当代无政府主义政治理想。比如迈克尔·泰勒在《无政府与合作》一书中认为, 如果人们能够自由地结成无统一政府的社团关系寻求到安全与利益的保护, 无政府主义就不是一种乌托邦的假想。而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和无政府主义者乔姆斯基则认为无政府的理想可以通过完全民主的方式实现, 因为完全的民主即能体现公民的绝对自由权利又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达到公共事务的治理。乔姆斯基的理想实质上和古希腊伯里克利的政治理想非常类似, 其观点显然是十分脆弱的。但是, 不管是迈克尔·泰勒的社团方式还是乔姆斯基完全民主的方式, 都已经和传统无政府主义者暴力革命的实践构想有了很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