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13:32
谭厚兰（1937-1982），女，出生于湖南省望城县，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造反派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
谭厚兰早年曾在湘潭一中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61年，作为调干生被保送到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学习。谭厚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与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韩爱晶以及中国地质大学外国语学院的王大宾一起被称为北京造反派的“五大学生领袖”，他们领导并参与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造反活动。谭厚兰曾率领红卫兵破坏曲阜市孔庙、孔府、孔林等文化遗产。文革结束后，她在痛悔中度过了余生，终年45岁，一生未婚。
谭厚兰于1937年出生在湖南省望城县的一个贫农家庭。1958年，她在湘潭一中高中毕业后留校工作，同年入党。1961年，作为调干生被保送到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学习。
1965年秋季，谭厚兰被派往《红旗》杂志社实习。在那里她结识了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生，日后升任为《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的林杰。1966年6月，谭厚兰最先响应北京大学学生领袖聂元梓的举动，在北师大贴出大字报，矛头指向校党委领导人，后又对准进校的工作组，受到批斗，酿成了“六二O事件”。工作组被毛泽东下令赶走，她就成了“英雄”和公认的学生领袖。
文化大革命初期，全国各级、各类学校都在“停课闹革命”，大批学生走出了校门，出现了全国性的红卫兵大串联运动。在此情势之下，谭厚兰等人开始了砸碑、开大会、挖坟掘墓等“讨孔”运动，使曲阜市众多的文物古迹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1966年11月9日，谭厚兰率领着北京师大在天安门广场宣誓要“打倒孔家店”的200余名红卫兵，到达曲阜，受到了曲阜师范学院、山东水力学校、曲阜师范学校、曲阜市第一中学等大、中学校红卫兵组织的热烈欢迎。她到曲阜后，首先联合当地的大、中学校的一些红卫兵组织，成立了“全国红卫兵彻底捣毁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革命造反联络站”（以下简称“讨孔联络站”）。谭厚兰是第一领导人。在北京，谭厚兰与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并称为首都的“五大学生领袖”，故曲阜市各界和大小红卫兵组织，大都愿意依附于她，听其调遣。“讨孔联络站”的成立，使谭厚兰有了出面指挥“讨孔”的名份和力量，也使曲阜的一些“讨孔”组织和人员有了归属和领袖。
在谭厚兰来曲阜之前，当地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也有一些“讨孔”活动，但那只是些小动作。谭厚兰到曲阜之后，形势大变了。1966年11月15日上午，在孔府门前，聚集着北京师大和曲阜大、中、小学的部分红卫兵，以及来曲阜串联的全国各地的一些红卫兵，还有当地的一些有组织和无组织的民众。据《济宁拨乱反正》记载，共有“2000余人”。在这里，“讨孔联络站”召开了“彻底捣毁孔家店誓师大会”。红卫兵宣读了《火烧孔家店——讨孔檄文》《给国务院的抗议信》《告全国人民书》等文告，公然诬蔑国务院1961年3月4日在曲阜“三孔”等处所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碑是“牛鬼蛇神的保护伞”，是“讨孔”的绊脚石。他们挥动大铁锤，将国务院立在孔府大门西侧的石碑砸毁了。他们又将国务院立在孔子庙、孔林和鲁国故城等处的石碑也统统砸毁了。1966年11月28日和29日，在曲阜师范学院的操场上，“讨孔联络站”召开了“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参加大会的，除了曲阜师院及其附中、山东水利学校、曲阜师范学校、曲阜市第一中学等各校的红卫兵之外，还有曲阜市各人民公社调集来的大批农民和从工厂抽调的工人，共约十万人。谭厚兰的讲话和代表发言如出一辙，都是诬说孔子思想反动、“孔家店”有罪，并指责中共曲阜县委和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员会的某些领导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尊孔复古，保护“孔家店”，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应该公开检讨，向人民请罪，向毛主席请罪。
谭厚兰和发言的代表都表示，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发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彻底捣毁“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建设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最后，大会宣读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讨孔”大会的另一个重要活动，就是拉着孔子像游街示众。大会期间，红卫兵就把孔子庙大成殿里的孔子塑像头放到解放牌大卡车的车厢正前面了。高大的头像上，还戴着一顶高帽子，上写着“头号大坏蛋孔老二”。有关资料记载，此像塑于清代雍正八年（公无1731年）。像体为坐姿，在一个巨大的雕龙贴金神之内。其高九尺六寸，腰大十围，头戴十二之冕，身着十二章之服，手捧镇圭于胸前，表现了孔子“温而厉、威而猛、恭而安”的神态。主持孔子像游街的是余修（时任山东省副省长）、周予同（复旦大学教授）、严北溟（复旦大学教授）、高赞非（曲阜师范学院首任院长）等。他们都是1962年11月在济南市召开的“孔子学术讨论会”的出席者。周予同是拖着病体之身从上海市来曲阜作陪的。他的学生孙言诚在其文章《复旦“二周”：周谷城、周予同》中写道：“周予同有心脏病，上课都要按时吃药。文革中因病重瘫痪了，就这样还被拉到曲阜市批斗。由于腿脚不便，批斗后掉进一条沟里爬不起来，没有人去拉他一把。最后，还是一同挨批的严北溟先生从沟里把他扶了起来。我不能想象心目中那样儒雅的周先生，怎样爬上了那条屈辱的沟坎。”
汽车出曲阜师院南大门，折而向东。车后，还有大批红卫兵，列队随行。开道的宣传车上安着高音大喇叭，不是呼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孔老二”口号，就是介绍陪游的“牛鬼蛇神”。游街完毕，汽车开到孔林墙外西南角。在那里的一条小沟底，将从孔庙、孔府等处拉来的“孔子”“万世师表”等各种匾额文物用大火焚烧，孔子的头像也被掀到火海里。
与十万人的“讨孔”大会相配合，谭厚兰等人组织的另一个“讨孔”的行为，就是到孔林去扒坟掘墓。挖的是孔子、孔鲤、孔伋祖孙三代和孔祥珂、孔令贻后两代的坟墓，并拉倒砸毁了大批石碑、华表等物。因年代久远，在前三代的墓中，虽下挖了深深的坑穴，但既未见骸骨，也没出土任何文物之类的东西。在后两代衍圣公墓穴和棺中，挖出了不少东西。“讨孔联络站”主办的《讨孔战报》1966年11月30日登载：从孔令贻的坟墓中，取出黄金630克、碎银250克，银圆宝1000克，玛瑙玉器等84件，此活动引发了更多的破坏。同时，“向孔林进军”“一夜扒架拖拉机”，是孔林周围一些公社生产大队的行动口号和追求目标，还有的学校和单位，到孔林去建了农场，搞生产。曲阜市的统计资料指出：在占地3000亩的孔林里，10万余座坟墓，被挖了2000余座；42000多株树木，伐了万余株；4000多通墓碑，被拉倒的近千块。实际上，扒坟之事并不限于孔林。曲阜境内的孟母林、梁公林、少昊陵、东西颜林等，都遭到严重破坏。
《游读曲阜》中提到，曲阜城东的西颜林是颜氏家族的一处大型墓葬区，占地面积190000平方米，因葬有晋唐以来的颜氏侍郎13人，故称“颜侍郎林”（简称“侍郎林”）。林区中有柏、楷等古树1770余株，碑刻300余通。“文革”期间，“平墓毁林，使整个墓区荡然无存。”
1967年，因积极参与江青等人发动的“反击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谭厚兰在全国性政治运动中出尽风头。5月1日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北京市革委会成员，身为常委的她站在毛泽东身边。此时的谭厚兰还是北京师范大学革委会主任，她所领导的北师大“井冈山市公社”在全国主要城市设立了联络站。1967年7月，“七·二O”事件后，江青、陈伯达等弃卒保车。谭厚兰依恃的“左派”一夜之间被打倒，谭的地位也开始受到猛烈冲击。同年9月，北师大反对派学生组织乘机加紧攻击“井冈山公社”；9月7日，师大校革委会被砸。在谭厚兰的地位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中央文革小组”出面保住造反典型，助她检讨过关，但其无法再控制“公社”。1968年5、6月间，高校各路造反派掀起武斗风潮。7月28日，毛泽东接见“五大学生领袖”，对他们提出严厉批评。会后，谭厚兰的“井冈山公社”公开宣布解散。同年10月，谭厚兰到北京军区4627部队劳动锻炼。1970年6月，她被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清算。1975年8月，审查结束，她被送到北京维尼纶厂监督劳动。1978年4月，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入狱，此时她已患了癌症，在狱中，她对自己的罪过表示了忏悔。“五大学生领袖”中的其他四人被判处徒刑前一年，也就是1982年底，谭厚兰病死狱中。
谭厚兰有罪，有大罪，的确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另一方面，就谭厚兰个人来说，她也是一个下场悲惨的“文革”殉葬品。（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教授 张顺清）
文革学生领袖谭厚兰的结局:癌症去世终身未婚.凤凰网.2024-03-01
我对孔子的认识.光明网.2024-01-15
曲阜孔庙遭劫 红卫兵头领谭厚兰病死狱中.中国孔庙保护协会.2024-03-01
谭厚兰“讨孔”的一些事.曲阜师范大学档案馆.2023-11-10
砸孔庙的谭厚兰及其结局.中文期刊.2024-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