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03:02
《道听途说》是由清代作者潘纶恩编著，黄山书社出版的一本书籍。本书是清代志怪小说，是一部创作于清代道光中后期至咸丰初年的笔记小说集。全书十二卷，收录小说110多篇，大多数为道听途说之乡里野谈，情节曲折离奇。本书在当时的文言小说创作上标志着创作风气的一种转折。内有《鬼报》《旅店冤鬼》等篇。后世出现的《墨余录》《里乘》《夜雨秋灯录》等反映现实生活的篇目增多，仿《耳中人》以花妖狐媚写人的篇目数量减少，受到《道听途说》的影响。
潘纶恩除了揭露吏治黑暗、民风浇薄，还把笔触伸向家庭这个最基本、最普遍的社会单元，广泛地描写了这一社会细胞诸种人伦关系的败。《道听途说》不仅以内容的批判性、揭露性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在艺术上也有与之相适应的特色。作为一部主要成书于爱新觉罗·旻宁年间的笔记小说，它在清代文言小说史上标志着创作风气的一种转折。对《道听途说》这种艺术特色，筠坪老人曾概括为“善道俗情”。《道听途说》凝聚了潘纶恩的半生心血，也是其传世的唯一作品集。
潘纶恩（约1800一约1857），字炜玉，号苇渔、园，泾县人。约生于爱新觉罗·颙琰五年前后。道光六年（1826）府学秀才，此后屡试不第。约道光六年后，幕游于江苏省、安徽省、江西省等地，历时十余年。约道光二十年（1840）前后归里。除读书余曰德外，常遨游于山水间，广泛接触民众，开始进行小说创作，约咸丰三年（1853）写成《道听途说》一书，另有《箨月山房诗钞》若干卷。约咸丰七年卒。其兄潘锡恩曾官南河河道总督，《清史稿》卷二八二有传。
《道听途说》成书后，书稿由潘纶恩子潘江藻保存，光绪元年潘江藻将书稿带至六安市问序于潘纶恩族弟潘锡恩，后带至上海市，被收入《申报馆丛书余集》，排印问世，最早的版本即是1875年上海申报馆版。现存主要版本有清光绪上海“申报馆丛书”排印本。1996年黄山书社“笔记小说名著精刊”排印本。
《道听途说》创作于清代外敌入侵、内乱频发的时代，当时社会有着清代前所未有的混乱，所以该书一改《耳中人》问世以来的笔记小说争相模仿之风，多记录现实生活之事，陆林称其为“创作风气的一大转折”。此书作者潘纶恩一生功名坎坷，年届而立才考中秀才，此后，屡试不第，以生员终老。二十岁后，离家游幕，浪迹各地，漫游大江南北，十余年不归。在此期间，他丰富了阅历，熟悉了社会，品味了人生，并收集了大量素材：对此，他解释为：“将藉以有成。”为后来的小说创作打下了基础。他身处清代由盛转衰之际，目睹世风愈下，自然感慨万分。首篇《屠钤》，以调侃之笔写书生屠钤，屡次赴试，连秀才也无法捞到，表明他对科举制度的忿然不平。据陆林考证，潘纶恩于爱新觉罗·旻宁九年（1829）结束第一次入幕生涯开始游历，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结束游历生涯，返回泾县开始创作，由此大概可知潘纶恩于1840年开始创作《道听途说》。根据潘氏家谱记载，潘纶恩卒于咸丰丁巳十一月甘三亥，即1858年，而《道听途说》中所记录的有时间标注的最晚的故事乃是卷十《雷殛三则》，篇中点明雷击时间是咸丰壬子六月十一日，咸丰壬子年即1852年，所以可以大致推断此书约成书于1852年至1858年间。
扶路侯童
孤儿某甲，为算命瞎子的导盲童子。他生性狡黠，多巧思。用木板刻制两条龙形，晚上仰卧在上面，日久，背上有清楚的龙形印痕。又把来找瞎先生算命人的年庚八字登记在册上，积了一大本，把自己的名字列在册首，注上“当立某甲为教主”。把名册装进石匣，埋在城外一棵大树下、效学当年陈胜、吴广的篝火狐鸣之法，燃烧硫磺来引入注意。老百姓晚上看见火光，大为惊异，更在树下挖得石匣，发现了名册，一时哄动，吃素入教的人很多，某甲立为教主。官府恐其作乱，拟发兵收捅。新任江西省某县令锐身请任，率兵围而捕杀。教民惊起，惨泣悲啼，而重围似铁桶，逃窜无门。官兵不论老幼，见一个杀一个。为逃过断头之惨，上吊投的不计其数。村落间的一池一沼，无不填满尸首。唯教主某甲漏网，虽派兵四处搜捕而未得。
逆子
山门姥姥，丈夫早死，仅有一子，逆不孝。媳妇倒是贤惠，孙子刚满周岁，一日，姥在家熬粥，火力正旺，沸汤腾涌。姥抱幼孙急急上前，要掀开锅盖，止住沸涌。不料，沸汤上扬，抱中幼儿惊跳，堕于釜中而死。媳知逆子快要回来，急遣姥回外家暂避。逆子归家，间及儿子。妻称幼儿暴疾天殇，婆母年迈，过度伤心，已让她回外家暂住。逆子怏怏不乐。邻妇无知，在旁叹息道：“老人失手，竟毙隹儿，深可悯也。”逆子得知真相，暴怒，然不露于形色，怀刀去外家，欲杀老母。外家表妹见他神色不善，私下对自己母亲说：“姥姥回去，必无好事。不如拖迟些日子，让他怒气平一下才好。”舅母却认为不妨。女儿又请派佣工护送。舅母说：“儿子能把母亲怎么样？”就放姥姥随逆于归家。逆子竟在路上把老母杀死了。事发到宫，官以情节严重，有碍自己做官前程，不欲详决。命鞭逆子八百，皮肉尽碎，而气犹未绝，因掘坎，倒身而埋之。
在作者的笔下，吏治是黑暗的。其小说凡涉及官府的作品，反面官吏的形象占了绝大多数。他们刚愎愚昧、荒淫好色、贪赃枉法、酷虐残暴、徇私舞弊、推诿塞责，各种丑陋嘴险，不一而足。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当时吏治的批判虽以县级官府为主，但也时将笔锋指向声名显赫的封疆大吏。潘纶恩在批判吏治黑暗的同时，还对当时民风的浇薄进行了广泛的描写。在各种欲望的驱使下，纯朴民风已为尔虞我诈所代替，钱骗、色骗层出不穷，而且手法愈变愈奇，竟有用洋制假人替代新妇者（《焦德新》）；求佛信神之所，成了敛钱宣淫之地，尼姑成了媒婆，寺庙成了淫窟，袈裟缁衣之内，包裹的是一颗颗贪淫的灵魂；礼义廉耻荡然，荒淫无耻遍地，通奸偷情屡见不鲜、卖淫嫖娼司空见惯。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不良习俗：新婚闹房、敬神乞福、宿庙求子、吸食鸦片，弄得处处乌烟瘴气。社会秩序的混乱不堪，使法律已失去约束力。奸杀、仇杀、财杀、抢劫、偷盗、欺诈，各类案件在小说中都有多次描写。潘纶恩除了揭露吏治黑暗、民风浇薄，还把笔触伸向家庭这个最基本、最普遍的社会单元，广泛地描写了这一社会细胞诸种人伦关系的麻败。处在这人欲横流的末世，各种家族亲情关系，均受到剧烈的冲击震荡；传统的父慈子孝、夫敬妻贤、兄友弟恭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种种人伦惨变或丑闻。
善塑众生之相。作者冷视芸芸众生，借助生花妙笔，在小说中塑造了大批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举凡封建社会中常见的县官衙役、幕僚讼师、农夫仆女、商贾佣工、村儒乡绅、僧道尼姑、妓女嫖客，无不刻划得活灵活现，呼之欲出；并善于凸现同一身份者的不同性格。如同为恶妓，吉庆工于离间，弄舌谗言（《巴嫣嫣》）；蒋四姑恶滥贪酷，无情无义（《曹良贵》）；同为良妓而遇食言男子，唐金之豪爽阔大，慷慨任事（《唐金之》）；曹翠之行事绝决，快意复仇（《姚崇恺》），皆各有声口、各有特征。善构曲折之文。作为传奇小说集，《道听途说》不少篇目情节曲折多变，故事波澜起伏。如《徐延选》行文波谲云诡，扑朔迷离，前半篇写徐延庆如何慕色求亲而入骗党中，读者与当事人均被蒙在鼓里，待至洞房成亲，始知美丑调包，至此回味前文，更觉骗术之谲诈莫测;后半篇写其兄延赞投身骗党，为弟复仇，读者在明处，静观骗党赔了夫人又折妹，更觉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有些篇目并不靠情节的大起大落取胜，而是以描写人物命运变化的曲折过程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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