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09 15:32
郭秉文（1879年—1967年或1969年），字鸿声，原籍江苏江浦（今南京浦口），生于江苏青浦（今青浦区）。他曾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华美协进社首任社长，国民政府工商部国际贸易局局长。1947年，他退休留居美国。
1879年，郭秉文出生于江苏青浦（今上海青浦）。
1896年，郭秉文毕业于上海清心书院。
1908年，已经工作12年、年近30的郭秉文弃职就学，远涉重洋，到美国俄亥俄州的乌斯特学院攻读理科。
1911年，郭秉文从乌斯特学院毕业后随即去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期间任中国留美学生联合会会长，并兼任会刊主编。
1914年，郭秉文以题为《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一文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最早的教育学博士，也是在美国最早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之一。同年，他受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江谦校长的聘书，邀请他做教务主任。
1915年，应江谦之聘，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
1918年3月21日，江谦因病休养，由郭秉文代理校长。
1919年9月1日，教育部正式委任郭秉文为校长。
1920年4月7日，郭秉文提出建立东南大学的建议，随即组织“筹议请改本校为东南大学委员会”。同时决定自1920年暑期正式招收女生，开放“女禁”。
1921年9月，国立东南大学正式成立，“南高”、“东大”其实是双轨制运行，郭秉文同时兼两校校长。
1921年东大成立后，郭秉文开始积极推动两校的合并，决定“南高”自1921年起不再招生，俟其学生全部毕业后即并入东大。同年，“南高”商科扩充改组并迁址上海市，成立东南大学分设上海商科大学（今上海财经大学）。
1923年3月，郭秉文任中国首席代表参加第一次世界教育会议，被推选为世界教育会副主席兼亚洲地区主席，之后连任两届。
1923年6月，“南高”正式并入东大。
1924年，郭秉文奉派为保管美国庚款华籍董事之一，组织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
1925年1月6日，段祺瑞北京政府于国务会议上通过免除郭秉文东南大学校长决议。
1925年2月1日，东大校董会举行会议，否认教育部易长之令，请郭秉文照旧任职，先请赴国外考察教育。
1926年5月，与门罗（Paul Monroe）在纽约创立“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任首任社长。
1931年郭秉文受孔祥熙之邀回国，出任国民政府工商部国际贸易局局长。
1941年3月，郭秉文任国民政府财政部常务次长，兼中央贸易协会主任。
1945年抗战胜利，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副署长兼秘书长。
1947年，郭秉文退休留居美国。
1957年，郭秉文与恒慕义（Arthur Hummel）及曹文彦、鲍幼玉等人以私人力量在美组织华府中美文化协会（Sino-American Cultural Society），举办学术活动，并应邀担任“中华民国在美教育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
1969年8月29日，郭秉文在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逝世。
- 《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1915年，中文版为《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
- 《郭秉文先生纪念集》。
郭秉文认为，一所大学的师资力量是其存在的前提和发展的保证。
郭秉文认为办理大学应该力求达到四个“平衡”，即通才与专才平衡，科学与人文平衡，师资与设备平衡，国内与国际平衡。
郭秉文认为大学应设立多种学科，培养多种类型的人才：“正科注重通才教育”，但不忽视应用；“专修科注重专才教育”，但不忽视基础，“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但两者并非截然划分。一个综合大学的好处，通才与专才相互调剂，使通才不致流于空疏，专才不致流于狭隘。大学生都应成为平正通达的建国人才。”郭秉文认为，一所综合大学，可以既设偏重学理的学科，同时又设偏重应用的学科，两者互补，相得益彰。
人文与科学平衡，在郭秉文眼里有两层意思。第一是开办综合性大学，需要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需要两大类学科的相互交叉和渗透，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具有较高人文修养和科学素养的复合性人才。例如，东大心理系即同时隶属于“文理”和“教育”两科；生物系则同时隶属于“文理”和“农学”两科，以期能收到人文与科学相互利用对方优势、吸取对方长处、依赖对方支撑之效。郭秉文力主教育学要“科学化”，强调把教育学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用科学的方法培养人才。第二是大学既要提倡民族精神、重视民族文化，又要吸纳西方文明，重视科技新知。通过沟通和融合，使大学成为弘扬民族文化的基地，成为发展科学的重镇，成为人文精神与科学新知的交点，进而培养出文理兼修、既有人文情怀又有科学思维、既喜琴棋书画又好声光化电的高素质人才。
郭秉文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大师的珍贵价值。不过，在他眼里，所谓大学者，既是大师之谓，亦是大楼之谓，那便是他的“师资与设备平衡”。对物资设备的规划与努力，目的在于改善教学和科研条件，培养各类合格人才。
郭秉文认为只有博取百家之长、广求世界知识，才能使学生放宽眼界、开拓心胸、广纳人类无限的知识和智慧。当时，学校开设的课程和所使用的教材，也几乎都是以欧美大学为蓝本的，并且经过了一个引进、消化、改造和创新的过程。文理科各系的学生都可以学习这些前沿性学科。
郭秉文执掌东大，贯彻实施“三育并举”的办学宗旨。所谓“三育并举”包括三方面：一是坚强的体魄，二是充实的精神，三是道德、学术和才识。“三育并举”旨在促使学生养成完善的人格，成为一个对国家负责的国民。郭秉文坚信：“欲广求知识于世界，务使同学们放宽眼界，开拓心胸，则爱国之心，油然而生。”在办学措施方面，他提出“严格甄审，宁缺毋滥”的招生原则，并把心理测验运用到入学考试中。另外，他格外重视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注意培养学生的自控能力和自制力。
郭秉文认为师范生不仅要具备普通大学生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更要重视教材教法的精研和器识抱负的秉持。在郭秉文看来，一所学科单一的师范院校难以培养出高素质的教师，而一所学科专业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可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学习和发展空间。因此，郭秉文认为要培养高质量的教师，必须将高等师范学校并入综合大学，将师范教育放在综合大学教育的大背景下，使学生获得更全面的发展。因此，他效仿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兼办师范学院的办学模式，提出“寓师范于大学”的观点。
郭秉文认为，凡中等以上的教师，必须有宽厚的基础知识，并且应该是双料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在一个单科性的师范院校里，是很难从根本上提高师资的质量，所以在综合性的大学里学科齐备，各科知识互补，才是造就师资的理想场所。郭秉文指出，“师范学院办在大学里，教师的来源不必局限于师范院校。”
郭秉文主张大学自治，办学独立，学校为教育和学术的神圣殿堂，应独立于党派之外，不应与任何党派发生纠葛。他倡导学者治校，发展民主治校体制，校务实行责任制与评议制并行，即一方面确立校长总理一切校务之责，一方面规定凡学校大政方针必须交校务委员会议决。校务会议相当于学校的立法机构，所作决议经由校长批准后即由学校行政部门付诸实施。同时，成立各种常设或临时的专门委员会，将学校的各种事务交由教职员自行办理。经过完善，逐步形成了校董会制、校长制与“三会制”并存的学校治理模式，即校董会决定学校大政方针，校长总事校务，评议会、教授会、行政委员会各司其职，评议会议处学校重大事宜，教授会议处全校教学、研究及学科建设事宜，行政委员会统辖学校行政事宜。
郭秉文提倡学术自由，从政治思潮来说，当时学校所在的南京，共产党被当局视为异端赤党，中国国民党亦处于地下状态，东大却包容着持有各种主张的师生，三民主义、国粹主义、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共产社会主义等种思潮，汇于一堂，成为自由思想的堡垒。
郭秉文提出“自动主义”，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和自治素养。自动主义，对在校学生而言，指学习上的自学和自力研究，生活上的自立、自理，各种学术、文化、体育活动上的自行组织和主办。“自动主义”的熏陶也培养了学生自治、民主的现代共和国民素养。为推动“自动主义”的实行，学校评议会中专门设立了学生自治委员会，先后聘请深受学生敬仰的刘伯明教授、陶行知教授为主任委员，指导学生自治会的工作。
郭秉文通过多种渠道筹集办学经费，使学校从社会各方面获得支持和资助。其中，由校董会出面集资是其中最重要的渠道之一，他还利用各种机会，或是请人来华讲学，或是出国考察讲演，积极扩大东南大学的国际影响，从而争取国外一些知名人士和机构的援助。郭秉文还模仿美国哈佛大学的办学方式，鼓励私人捐助办学。
在郭秉文看来，教育管理是为了教育而管理。在教育管理的管理职能与教育要求之间，教育要求的达成是首要的，管理职能的履行则是从属性的，是为促进教育活动、实现教育目的服务的。教育管理首先是作为实现教育目的的手段而存在的，是稳定教育教学秩序、为学生发展服务的工具；同时，教育管理除了工具价值外，还具有本体价值，特定的组织形式与管理方法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力量，要发挥其积极的教育效果。
郭秉文认为教育管理之所以要具有公共性是因为，教育是一项具有公共价值的事业。从教育中受益的不只是某一个体、群体或地区，而是整个社会与国家。郭秉文主张，一个国家应当积极地发展其公共教育制度，公共教育制度在对象上面向的是所有公众，公共教育发展的首要责任主体是政府。郭秉文指出，要摆脱普及教育踌躇不前的状况，需要有效化解两大难题：一是要解决文字语言所造成的学习难繁问题；二是要解决学校建设所需教师的培养及其经费问题。
郭秉文对于西方教育制度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并从创造美好国家前途的角度，对西方公共教育制度心向往之。但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所倡导的“抛弃传统、全盘西化”的主张不同，他又有着明确的文化自觉意识，强调教育制度建设一定要在世界眼光中保持清醒的本土思考。在他看来，只要将世界眼光与本土思考结合起来，一方面采用欧美制度所长，一方面保存、发扬中国教育之所宜是，就能够迎头赶上，创造教育和国家的美好前途。
郭秉文关注教育制度的历史沿革，主要不是为了记叙史实，而是为了解教育的过去，理解当下教育的来路，以及思考未来教育治理的去向。同时，他也是用这种方式提醒教育管理者确立教育管理的历史意识。首先，郭秉文相信，现实是历史的一个部分，是经历史一步步演变而来的。郭秉文也认为，教育管理很大程度上不是管理问题，而是历史问题。很多现实的教育管理问题，必须回到过去，才能明白现实的由来，找到问题的原因所在。其次，郭秉文认为，现实虽是历史一步步演变而来的，但今未必胜于古。再次，郭秉文也强调，时事有变迁，宜于古者未必宜于今。他倡导一种辩证的历史观，不迷信“今必胜古”，也不陷于“复古主义”。
郭秉文对于教育改革持渐进立场，他对于传统的教育观念与教育内容不是简单地排斥与否弃，而是在肯定其价值的基础上寻求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在倡导新兴教育价值与教育制度的同时，也关注其局限、现实适应性以及实施条件等问题。因此，学校行政改革切不可一下子由严格高压变为放任自流，不能“迈大步子”，只能“一步一步走”。同样，在当时教育界普遍倡导的“学校全体共作之精神”与“学生自治”问题上，郭秉文也主张审慎对待，不可求之过切、操之过急。
“东南大学之父”。（新浪网）。
“郭秉文先生是我校最有影响力的校友。”（美国伍斯特学院）。
郭秉文先生是推动中美教育交流的近代巨擘，也是全面学习美国教育的先驱。
“各国人士的眼睛里，中国人在外交界上只有顾维钧、施肇基，教育界上只有郭秉文。”
“五四”之前中国的高等学校，除个别私立大学(包括教会大学)外，大都仅招男生而不招女生。教育史上称此现象为“女禁”。1920年4月7日，南高决定自1920年暑期正式招收女生。考虑到这一举措可能遇到的阻力，为造声势，郭秉文与蔡元培、蒋梦麟和胡适等人商定，南北一致行动，共同开放“女禁”。
1920年4月7日，郭秉文在校务会议上正式提出建立东南大学的建议，经过讨论，一致赞成。
中国对美国大学模式的引入自东南大学始，郭秉文从一开始就努力移植美国大学模式，南高——东大的选科制、评议会、董事会，处处可见美国大学模式的痕迹。和北京大学的欧洲大学模式相比，东南大学的美国模式有几个显著的特点：在学校行政管理上，设置董事会；在大学职能的定位上，面向社会，服务社会。
东南大学筹建之时，他借鉴哈佛大学卫谛氏图书馆和哥伦比亚大学科学图书馆的经验，规定，若有人独资捐建，图书馆就以其别号命名；若有集资建图书馆，就将其芳名刻于铜牌，悬挂在馆内正厅。
“南高”以科学名世最典型的表现大概要算中国科学社的整体进驻。中国科学社与南高是同年出生的，它比南高还早两月，1914年6月在美国成立。当时，以任鸿隽、杨杏佛、赵元任为首的一批中国留美学生看到“欧美各国的强大，都是应用科学发明的结果”，遂成立了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的中国科学社。南高成立时，中国科学社的骨干成员尚在美国留学，由于郭秉文在留美期间交游广泛，还曾担任过留美中国留学生联合会会长，因此，在他的号召之下，这些人陆续学成回国时，不少人应其之邀到南高任教。1918年，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内，总部就设在南京。其主要成员相继应聘到南高，南高——东大遂成为科学社骨干成员的云集之所。1920年南高改组东大时，文科的梅光迪、陈中凡、汤用彤、陈衡哲、陆志伟，理科的任鸿隽、竺可桢、张准，农科的邹秉文、胡先，工科的茅以升，商科的杨杏佛，教育科的陶行知、陈鹤琴，都是中国科学社的成员。
东南大学所处的江苏省一直在直系军阀的控制之下。1924年12月22日，北京政府下令讨伐直系的江苏督军齐燮元，齐被迫下野，避居上海市。
郭秉文奖学金。
为纪念郭秉文，东南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学校设有郭秉文奖学金（郭夏瑜设立）。
郭秉文雕像。
在上海财经大学国定校区内建有郭秉文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