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20:10
1933年4月，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同志调离会昌中心县委，由中心县委组织部长罗屏汉同志接任中共会昌（亦称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11月，奉中央军委重命，在剑溪的桅杆下成立了闽粤赣边区游击纵队司令部，并且担任闽粤赣边游击纵队司令员，率部队在兴宁市、平远县、寻邬、龙川县边境开展游击战争。
1933年4月，罗屏汉接任邓小平同志的中共会昌(亦称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6月调任粤赣军区政治部主任；9月被选为粤赣省苏维埃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不久又被选为中共粤赣省委候补委员。参加第四、第五次反“围剿”的南线作战。同年11月，奉中央军委重命，在剑溪的桅杆下成立了闽粤赣边区游击纵队司令部，并且担任闽粤赣边游击纵队司令员，深入到国民党粤军的“喉咙”要害，用游击战和运动战迂回于国民党粤军后方进行重要的军事袭击，牵制和镇守南方战线，率部队在兴宁、平远、寻邬、龙川边境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国民革命军南线进攻部队，策应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作战。1934年8月罗屏汉被调到新成立的中共赣南省委工作，加强寻南工作团的领导。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罗屏汉再次奉中央军委重命整编闽粤赣边区游击纵队司令部，在剑溪的桅杆下共编六个纵队分散深入到中国国民党粤军的“喉咙”要害，用游击战和运动战迂回于国民党粤军后方进行重要的军事袭击，牵制和镇守南方战线，秘密平衡协调着“罗塘谈判”的五项协议，为红军主力作战略转移创造一切最有利的条件。1935年2月，“九路突围”困难时期，中央分局陈毅同志按毛主席早前的嘱托委任古柏同志为闽粤赣边游击纵队司令员之职，准备派往寻乌县接任罗屏汉司令员一职，罗屏汉另作军政重任。粤赣边区军政委员会成立后，会议一致确定选举罗屏汉为粤赣边军政委员会主席，闽粤赣边区游击纵队司令部由古柏继续领导指挥。陈毅同志说：“他们都是粤赣边的重要领导人，有他们共同在闽粤赣边开展游击斗争，革命工作才能得以顺利开展。”
1933年4月，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同志调离会昌中心县委，由中心县委组织部长罗屏汉同志接任中共会昌(亦称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6月，罗屏汉调任粤赣军区政治部任主任，9月，罗屏汉被选为粤赣省苏维埃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不久又被选为中共粤赣省委候补委员。参加各次反“围剿”的南线作战。同年11月，中央军委下达命令，罗屏汉担任闽粤赣边游击纵队司令员，率部队在兴宁市、平远县、寻邬、龙川县边境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到中国国民党粤军最危险的“腹部”进行牵制国民党南线的陈济棠军队，策应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作战，进行反蒋介石的层层“围剿”。1934年8月被调到新成立的中共赣南省委工作，加强寻南工作团的领导。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时期，情况万分危急，周恩来同志和朱德同志通过秘密部署，再次以中央军委名义重命罗屏汉到寻乌县南部进行强有力的军事游击领导，重新整编闽粤赣边区游击纵队司令部，并仍然由罗屏汉亲任司令员。潘汉年与何长工也另外单独和罗屏汉作了砌夜长谈，交待了各项秘密任务，后在寻乌剑溪桅杆下原来的司令部（剑溪区党支部），共编了六个纵队分散深入到国民党粤军的“喉咙”要害，用游击战和运动战迂回于国民党粤军后方进行重要的军事袭击，牵制和镇守南方战线，秘密平衡协调着“罗塘谈判”的五项协议，为红军主力作战略转移创造了一切最有利的条件。1935年4月，中央分局陈毅、项英领导的“九路突围”困难时期，罗屏汉在寻乌县接到了周建屏、李天柱带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和部队护送下的陈正人后，按中央的指示，在赣南寻乌县剑溪最隐蔽的山区梨树溏（俗名：塔坭）成立了粤赣边区军政委员会，会议一致确定选举罗屏汉为粤赣边军政委员会主席。之后，闽粤赣边区游击纵队司令部由古柏继续领导指挥。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时，古柏受“邓毛谢古”的影响，也留在了中央革命根据地，1935年2月，“九路突围”困难时期，中央分局陈毅同志按毛主席早前的嘱托委任古柏同志为闽粤赣边游击纵队司令员之职，准备派往寻乌，在赣粤边开展游击战争。与此同时，陈毅又亲自写信罗屏汉同志，特嘱李天柱交给罗屏汉，信里的内容是：“现在革命形势恶劣，斗争异常残酷，应尽快把党的革命团体缩小分散隐蔽起来进行游击斗争；派好的领导带领粤赣红军用游击战和运动战攻击瓦解敌人；秘密工作，必须建立好香港特别行政区、汕头市的秘密交通路线。为适应粤赣边地区革命斗争的需要，并使这些工作顺利开展起来，必须尽快组建一个指挥中心，抓好武装游击斗争和人民群众斗争，使党政军团结一致，力挺难关，共迎胜利之曙光”。后罗屏汉同志按中央的指示，在赣南寻乌县剑溪最隐蔽的山区梨树溏（俗名：坜塔坭）成立了粤赣边区军政委员会，会议一致确定选举罗屏汉为粤赣边军政委员会主席，闽粤赣边区游击纵队司令部由古柏继续领导指挥。但粤军非常害怕古柏和罗屏汉的队伍汇合在一起并肩战斗，所以粤军在古柏同志回寻乌县的途中设置了层层阻碍，至使他们最终被敌人冲散。3月6日，古柏在广东龙川上坪鸳鸯坑被国民革命军包围，在掩护部队突围的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29岁。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古柏牺牲的噩耗传到延安市后，毛泽东亲笔题词：“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 7月，罗屏汉在兴宁大坪的鸽池村也为了掩护粤赣红军独立营营长潘秉星（为罗屏汉任会昌县委书记时的贴身警卫）而壮烈牺牲，时年28岁，年小古柏同志一岁。这便是历史上艰苦卓绝、最黑暗的游击战时期。
口述：潘秉星（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罗屏汉贴身警卫员、闽粤赣边区游击纵队司令部游击二纵队队长、粤赣边区军政委员会警卫连连长、粤赣边区军政委员会独立营营长、寻乌县民政局干部、寻乌县革命纪念馆馆长、江西省政协委员）
笔录：刘承松（原吉潭公社毛主席思想广播宣传站站长、剑溪乡党委办公室主任、剑溪乡民政所所长、《寻乌广播史》撰写人之一、《寻乌吉潭镇志》编辑部主要成员/剑溪片区主编）
1934年10月，由于博古和共产主义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排挤了毛主席正确的军事路线，实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线路进行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结果损失残重，迫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要离开“红都”瑞金，开始作战略转移。
正在这时，原粤赣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罗屏汉特别受中央军委任命和委派，离开了一直并肩作战的、时任赣南省委白区工作部部长的爱人张瑾瑜同志，到寻乌南部进行强有力的军事游击领导。主要任务是深入到国民党粤军的“喉咙”要害，用游击战和运动战迂回于国民党粤军后方进行重要的军事袭击，牵制和镇守南方战线，秘密平衡协调着“罗塘谈判”的五项协议，为红军主力作战略转移创造一切最有利的条件。
临行前，中央军委地方工作部长潘汉年、粤赣军区司令员何长工特别和罗屏汉单独作了整夜的长谈，传达了周恩来和朱德的秘密指示，并且交给罗屏汉一封中革军委即刻委任他司令员的委任书和相关文件，还有送交闽粤赣省委、军委的指示信。
罗屏汉回寻乌后，立刻领导闽粤赣边的游击队投入了战斗，马不停蹄地频频在闽粤赣边境活动，不断攻击、牵制向中央苏区延伸的、被蒋介石收买的广东、福建军阀部队，使他们盘踞自己地盘死守“老巢”，不敢随便谴调部队为老蒋卖命，时时想着保存自己的实力，有力地在闽粤赣三省周边省境对向中央苏区延伸的中国国民党军队以无情的攻击和瓦解，破坏、阻止了活动在广东省、福建省的军阀北上去中央苏区。同时开辟了安全无阻的革命秘密通道；使用各种商业隧道换取了中央紧缺的物资。
10月21日，红军主力转移途中，过陈济棠在安远、信丰的第一道封锁线，结果陈未守约，没有遵守“罗塘谈判”的五项协议来给红军撤退部队让道，发起了战斗。在剑溪的罗屏汉立刻进行了周密的战斗部署，在必要的关键时刻，发起了攻打陈济棠国民党粤军反动部队的战斗，命令蔡梅祥和罗亚彬为第一纵队，带领部队速回广东，钳制陈济棠在广东之留守军队；命令潘秉星为第二纵队，带领部队袭击李扬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驻罗塘的师部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驻澄江市的军队；命令李大添为第三纵队，带领部队钳制余汉谋第一纵队第四十四师清溪方向之敌；陈锦华和杜慕南的部队负责牵制余汉谋第一纵队在安远县、赣县区的三个师；
剑溪苏维埃主席刘隆宝负责敌区情报；周田苏维埃主席黄清泉负责后勤。这些红军游击队接令后，立刻神出鬼没地不停奇袭陈部。顿时，陈济棠以为红军全面向他的广东省进攻，恐慌万状，立即下令停战，钳制陈济棠死守诺言，遵守“罗塘谈判”的五项协议给红军主力主动撤军让道，使我红军主力以较小伤亡顺利地通过了第二、三道陈济棠的封锁线。
罗屏汉的这次战斗部署，完全是按中央的正确指示，秘密、灵活、有效地利用了陈济棠想独霸“南天王”宝座，欲借红军为“挡箭牌”抵制蒋介石军事压力，同时害怕和红军打仗削弱了实力的矛盾心理，在陈济棠还没有搞清楚红军的秘密动向时，使其与红军始终保持着“外打内通”的良好关系，最大限度地减轻了红军主力转移途中的战斗损耗和阻力，使红军主力转移途中顺利地跳出了蒋介石的第一次军事大包围。
11月，闽粤赣边的游击队，在罗屏汉的领导下，钳制陈济棠遵守“罗塘谈判”五项协议成功，战事也稍停。罗屏汉在寻乌县澄江的周田村宿营，等候从罗塘回来的潘秉星部队，并且准备尽快按来寻乌之前中央军委下达的命令，完成重新整编好闽粤赣边区游击纵队司令部的任务。次日，接到了潘秉星的部队后，与在剑溪万安石迎候的蔡梅祥、李大添、罗亚彬等部队会合，在剑溪村桅杆下原来的剑溪区党支部（原独立三师师部驻地）重新组织整编了闽粤赣边区游击纵队司令部，壮大了武装力量，在剑溪区苏维埃政府驻地石壁下建立了临时指挥所，罗屏汉按原中央军委的委任仍然亲任司令员。
司令部整编完善后，原独立三师308团政委谢远青（滋溪人，外号“铜锣四”）的亲人在滋溪张屋张庚秀家（新独立三师成立点、师部驻地、滋溪党支部）首先发展了新的赤卫队，热烈响应罗屏汉的号召。之后榜溪、渔溪、剑溪、周田、牛栏背、华齐、大墩、簧竹湖、赖地、汉地、上转坑、项山等村也相继发展了新的赤卫队，不断地壮大了武装力量。游击纵队经常打敌人的团防；剪他们的电线；挖毁北上交通；烧断运输的桥梁；截取军事情报；并且购取大批医药、枪弹、粮食、油盐等，通过红色通道运往中央支援红军
和苏区群众。
从1934年10月底至1935年4月初，主力红军长征了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全面被中国国民党慢慢所控制。陈济棠也在湖南湘军的湘江战斗中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真正动向，便撕毁了”合约“，并从江西省调回主要军队，开始疯狂“围剿”罗屏汉领导的闽粤赣边区和古大存领导的东江苏区，历史上艰苦卓绝、最黑暗的游击战便已拉开了序摹。
任闽粤赣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广东兴宁特委书记的罗屏汉本来在龙川、兴宁、平远等地迂回打游击，准备用他原来”五兴龙“以前的基础，重新组织苏区群众起来武装斗争的，但陈济棠闻知后，立刻调来了中国国民党粤军重兵前来包围。罗屏汉避重就轻，立刻带领部队躲开他们，不跟他们正面交锋，转而攻入江西寻乌南部的留车、岑峰和丹溪，并在平远八尺、仁居袭击了陈济棠第二军军长张达和黄任寰独一师驻粤北没有防备的部队；潜入寻乌项山又攻击了几个“屎缸伯公”的民团，并且没收了大地主的银元分给当地贫苦农民兄弟，最后隐蔽在不远的剑溪腊塔泥休整。
不料，在剑溪腊塔泥巧遇闽西交通站工作人员送来封张鼎丞的信，于是又爬过五夷山余脉，进入武平县的东留、民主一带，协助闽粤赣军区在福建武平的武装部队伏击了中国国民党的钟少奎部。
罗屏汉领导的闽粤赣边区游击纵队就象根“鱼刺”扎在陈济棠粤军的“喉咙”里，更象孙悟空钻进了妖怪的肚子里，必要的关键时刻，总能适当按意愿左右着陈济棠的军队，牵制拖累着他们。在”九路突围“时，又为陈毅、项英领导的中央分局大突围创造着最有利的条件，继续发挥着闽粤赣边区游击纵队司令部不可磨灭的重要历史作用。之后，闽粤赣边区游击纵队司令部由古柏继续领导指挥。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时，古柏受“邓毛谢古”的影响，也留在了中央革命根据地，1935年2月，“九路突围”困难时期，中央分局陈毅同志委任古柏同志为闽粤赣边游击纵队司令员之职，准备派往寻乌县，在赣粤边开展游击战争。与此同时，陈毅又亲自写信罗屏汉同志，特嘱李天柱交给罗屏汉，信里的内容是：“现在革命形势恶劣，斗争异常残酷，应尽快把党的革命团体缩小分散隐蔽起来进行游击斗争；派好的领导带领粤赣红军用游击战和运动战攻击瓦解敌人；秘密工作，必须建立好香港特别行政区、汕头市的秘密交通路线。为适应粤赣边地区革命斗争的需要，并使这些工作顺利开展起来，必须尽快组建一个指挥中心，抓好武装游击斗争和人民群众斗争，使党政军团结一致，力挺难关，共迎胜利之曙光”，成立了粤赣边区军政委员会后，会议一致确定选举罗屏汉为粤赣边军政委员会主席，闽粤赣边区游击纵队司令部由古柏继续领导指挥。陈毅同志说：“他们都是粤赣边的重要领导人，有他们共同在闽粤赣边开展游击斗争，革命工作才能得以顺利开展。”但粤军非常害怕古柏和罗屏汉的队伍汇合在一起并肩战斗，所以粤军在古柏同志突围回寻乌县的途中设置了层层阻碍，至使他们最终被粤军冲散。3月6日，古柏在龙川县上坪鸳鸯坑被国民革命军包围，在掩护部队突围的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29岁。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古柏牺牲的噩耗传到延安市后，毛泽东亲笔题词：“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 7月，罗屏汉在兴宁市的大坪也为了掩护粤赣红军独立营营长潘秉星（为罗屏汉任会昌县委书记时的贴身警卫）而壮烈牺牲，时年28岁，小古柏同志一岁。历史上艰苦卓绝、最黑暗的游击战便已拉开了序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