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20:58
《陈奂生上城》发表于《人民文学》1980年第2期，是作家高晓声以自己为人物原型而创作的短篇小说。
《陈奂生上城》主要讲述的是衣食无忧后的“漏斗户”主陈奂生进城卖油绳、买帽子、偶遇吴书记、住高级宾馆的一番际遇。小说以诙谐幽默的笔调，写活了陈奂生这个处于时代变革中的传统农民形象，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1980年，《陈奂生上城》荣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曾被选入人教版高中二年级语文教材及多个文学选本。1982年，潇湘电影集团、北京电影制片厂将《陈奂生上城》改编成电影后上映。2016年，常州滑稽剧团将《陈奂生上城》改编成滑稽戏《陈奂生的吃饭问题》。2018年9月，小说入选由《小说选刊》杂志社、中国小说学会等评选的“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最有影响力的40部小说”。
陈奂生是一位中年农民，因常年贫穷而负债累累，素享“漏斗户主”雅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政策放宽，他的日子好起来，囤里有米，橱里有衣，身上有了肉，脸上有了笑，还开始做起小买卖──去城里卖油绳，赚几个零用钱买顶保暖的新帽子。勤劳检朴的陈奂生决定在油绳卖完后再去买帽子。结果，油绳卖完了，满怀喜悦的他因为没戴帽子着了凉，双腿发软，浑身无力，竟一头躺在车站候车室。曾经在他们村蹲点的县委吴书记及时发现了他，并好意安排他住进县招待所。第二天，受宠若惊的陈奂生在房间里小心翼翼，生怕弄坏了东西。但是，当结账时听说只睡一晚就要五元钱后，他大吃一惊，进而忿忿然，在房间大搞“破坏”。但是，回村后，因为坐过县委书记的车、住过一晚五元的招待所，他在村里的地位一下子提高了。
高晓生曾在《且说陈奂生》中写道，“写作《陈奂生上城》不是预先有了一个概念，不是为了证实这个概念，而是在生活接触到了一些人和事，有所触发，有所感悟。”作家在农村生活过二十多年，与农民患难与共，有着一致的情感，而且多年的经验和观察使其对中国农民的性格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识。这促使他致力于描写和反映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民命运。与蒋子龙等作家早期的“改革文学”相比，高晓生关注的始终是最广大、最普遍的农村小人物的命运。1979年他发表《漏斗户主》，讲述了三中全会后，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农民如何解决温饱问题，开启了“陈奂生”系列，1980年，他创作发表该系列第二部《陈奂生上城》，进一步探讨解决温饱后农民的精神层面问题。
具体到《陈奂生上城》的写作，启发高晓声创作灵感的契机同样来源于他的生活经历。高晓声恢复工作后，经常出差，在东道主的热情安排下住进了较好的房间，住一夜要付五六元到七八元不等。有着丰富农村生活经验的他联想到苏南农民劳动一天通常只有七八角的收入，悬殊实在太大，农民们如果听说他住的房间价格，一定会笑他吹牛。由此，他设想出了让农民住进高级招待所的情节，又想到了他的小说《“漏斗户”主》的主人公陈奂生。选择陈奂生为主人公，一是因为高已经写过他，能把握得住他的性格；二是《“漏斗户”主》在《钟山》上刊登后，因为印数少，无法为更多读者所熟悉，作家想通过《陈奂生上城》引起读者对《“漏斗户”主》的注意，“救活”《“漏斗户”主》。
从《“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到《陈奂生出国》，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实际上也就是一部中原地区当代农民的命运史。作家对中国农民生活命运进行追踪式描写，注意将农民的命运与中国的社会历史命运紧密相连。一方面，中国的社会历命运制约乃至决定着农民的命运，另一方面，从农民的命运中也可窥视到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家在《“漏斗户”主》告诉人们，只有首先解决了吃与住的问题，才谈得上农民的其他生活和精神、文化等追求。而续篇《陈奂生上城》，则从中国历史文化等角度来思考中国农村和农民命运的发展历史及其原因，提出了一个引起人们深思的问题：农民在解决了生存需求之后，是否还有精神的追求。在《陈奂生上城》中，高晓声通过塑造陈奂生的艺术形象，对中原地区农民的文化心理和精神结构进行了深入解析，并由此引发出对中国国民性的改造问题。
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是中国农民的一类典型：善良而正直，无锋无芒，心地光明，通情达理；老实得受了损失却不知道查究，单纯得受到欺骗会无所觉察。他们抱定两个信念，一是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相信能依靠自己的劳动活下去，二是坚信中国共产党能够使他们的生活逐渐好起来。他们始终对现实抱着无限的希望，并且总是尽一切努力去实现那种希望。在小说的字里行间，作家对他们充满了敬仰和感激，但是，与此同时，作家也指出，陈奂生及其所代表的中原地区农民乃至更广大的中国民众尽管解决了温饱问题，在心理上却“还没有从因袭的重负中解脱出来”。
《“漏斗户”主》中曾经因缺粮的困顿而陷入精神麻木的主人公陈奂生，在三中全会后甩掉了“漏斗户主”的帽子，肚里吃得饱，身上穿得新，便萌发了精神生活的要求，渴望得到“神气”的机会，渴望得到人们的尊重。接下来，高晓声诙谐地渲染了陈奂生这种急切想“神气”一番的心理，进而精心设计了陈奂生“上城奇遇”。陈奂生为了买顶新帽子进城卖油绳，病倒在车站，被旧相识县委书记吴楚安排在招待所的高级房间住了一晚。书记的好意让他感激涕零，却也令他因损失掉卖油绳所赚的五元钱而陷入沮丧，以至于心理失去平衡，甚至用在沙发上“跳坐”、不脱鞋进屋等方式泄愤。然后他又顿悟“这五块钱花得值透”——“试问，全大队的干部、社员，有谁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有谁住过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他可要讲给大家听听，看谁还能瞧不起他……哈，人总有得意的时候，他仅仅花了五块钱就买到了精神的满足，真是拾到了非常的便宜货。”通过这种自我解嘲，陈奂生得意地摆脱了物质的负累，虚荣心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这种阿Q式的自欺欺人和自我陶醉恰恰在一个怪圈式的循环中造成就了另一种精神的麻木与困顿。
“陈奂生”典型地表现了中原地区广大农民身上存在的复杂精神现象，包容着丰富的内涵，具有深厚的现实感和历史。在“上城奇遇”中陈奂生的心理“突变”中包孕着农民文化心理，乃至整个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的可悲可怜心态，表现出农民在新生活到来时的必然惶惑。在农民能够部分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他们又是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迷途羔羊。当陈奂生获得更多的自主权时，他却没有主人翁的意识。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这种弱点“如果得不到解决，中国还会出皇帝”。
典型的情节设计
作家先定下了“刚刚填饱肚皮、刚刚站起来还没立稳，自卑又自尊的前‘漏斗户’主上城住进高级招待所闹笑话”的大框架，然后为了使这种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能够“合理”发生进行了周密布局。陈奂生绝对住不起招待所，一定要有一个很有力的介绍人，介绍人之所以要介绍他进去，是因为他生病了不能回去，之所以生病是因为他受了凉，之所以受凉是因为没买到帽子戴。而没买成帽子，恰是陈奂生既精打细算又有点莽撞冒失的性格使然。他算计着用卖油绳的利润买帽子，因此没有带钱，但是他千算万算却没算到等油绳卖完时商店早已关门，第二天才能买到，于是，他只能卖完油绳后在火车站候车室凑和一夜，正好碰上吴书记，被“理所当然”地送到了招待所。就这样，作家以倒推法，巧妙地进行了情节构思，合理的布局牵连出一串有趣的故事，同时典型的故事又丰富了人物的性格。
巧妙的叙事方式
在《陈奂生上城》中，作者大量运用了“自由转述体”的叙事方式（即表面上运用第三人称客观叙事，实际上是叙述人转换到角色的视点，模仿角色的语气进行事物描述或心理描写），灵活变换的叙事视角与人称。在描写陈奂生运用“精神胜利法”达到心理平衡并满足虚荣心的段落中，作者这样写道：“他自问自答，左思右想，总是不妥。忽然心里一亮，拍着大腿，高兴地叫道：‘有了。’他想到此趟上城，有此一番动人的经历，这钱花得值透。他总算有点自豪的东西可以讲讲了。试问，全大队的干部、社员，有谁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有谁住过5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他可要讲给大家听听，看谁还能说他没有什么讲的。看谁还能说他没见过世面。看谁还能瞧不起他，晤，他精神陡增，顿时好像高大了许多。老婆已不在他眼里了，他有办法对付，只要一提到吴书记，说这5块钱还是吴书记看得起他，才让他用掉的，老婆保证服帖。”一开始的“自问自答”表明是叙述人物的心理活动，而下面“他总算有点自豪的东西可以讲讲了。试问，全大队的干部、社员，有谁坐过吴书记的汽车。”叙述的视角就变得模糊起来，既像是叙述者在叙述，又像是人物的自言自语。“看谁还能说他没有什么讲的。看谁还能说他没见过世面了。看谁还能瞧不起他，唔。”一句又用了第三人称叙述，像是叙述者采用零视角叙述。最后的拟声词“晤。”更增加了直接引语的感觉。叙述人以隐蔽的方式取代了人物角色，把这些与直接引语有同样效果的心理活动从引号中剥离出来，形成了流畅的叙述，主语的省略又成功地抹去了转换的痕迹，叹号的保留又让间接引语保持了直接引语的现场感，这一切共同制造了“客观”的假相，让读者把陈奂生心理活动的部分也当成了叙述人的客观陈述，大大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感。
生动的心理、行动刻画
作者以风趣的语言通过心理活动变化和细致的动作捕捉，塑造了陈奂生这个典型形象。陈奂生有着农民的淳朴、善良，他在被窝里缩成一团，知道自己身上不大干净，生怕弄脏被子，随即悄悄起身，拎着鞋子，光脚走出门。这时，他还不敢去坐坐那个沙发椅，怕压瘪了弹不饱。一个不知豪华的城里生活为何物、战战兢兢又有点自卑心理的农民形象在这段描写中跃然纸上。陈奂生也有着农民的狡、狭隘和暴殄心理，当他得知住了一夜竟要出五元钱的大价钱时，他不禁忿忿然，他再不怕弄脏，穿着鞋大摇大摆又走回房间，一屁股坐在刚才还敢看不敢碰的沙发上：“管它，坐瘪了不关我事，出了五元钱呢。”“想找块毛巾洗脸，却没有。心一横，便把提花枕巾捞起来干擦了一阵。”他要充分享受这个暂时属于自己的高级房间，既然可以往到十二点，他就索性住满这几个小时，衣服也不脱，就盖上被子睡了，这回他再也不怕弄脏什么，即使房间弄成了猪圈，也不干他事，反正出了五元钱呢。然而，仔细一琢磨，“再在这床上困下去，会越来越饿，身上没有粮票，中饭到哪里去吃。到时候饿得走不动，难道再在这儿住一夜吗。他慌了，两脚一踹，把被头踢开，拎了入旅行包，开门就走。此地虽好，不是久恋之所，虽然还剩得有二三个钟点，又带不走，忍痛放弃算了。”这种一波三折的心理刻画和动作描写，使主人公有血有肉，整个袒露在读者面前。
《陈奂生上城》曾获得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2年，潇湘电影集团、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联合拍摄了电影《陈奂生上城》，影片内容改编自《陈奂生上城》和同系列的另一部作品《陈奂生转业》，由王心语导演，村里主演。2018年9月，入选中原地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
《陈奂生上城》全面地显示出高晓声的才气，使他在描绘农村面貌和成功地塑造农民典型方面占有新时期文学史上第一流的位置。（当代作家阎纲评）。
纵览四十年来当代文学长廊中形形色色的典型人物，陈奂生是不可或缺的一位，他是继阿Q之后又一个具有深层次文化含义的农民形象。陈奂生的价值在于他折射出社会转型期农民在观念上的重塑。他由默默无言，到村上人人都要听他讲，他从没有帽子，到舍得花钱买一顶簇新的、呱呱叫的帽子，很显然，高晓声的笔触已经楔入温饱后农民的精神肌理，毕竟，“说话”是自由的体现，而“帽子”则是自尊的象征。（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滕叙兖评）。
高晓声（1928—1999年），江苏武进人。20世纪50年代开始创作，1953年与人合作的大型锡剧剧本《走上新路》获华北地区东戏剧会演一等奖。1954年发表短篇小说《解约》，描写了新一代农民恋爱婚姻问题上表现出的新道德观，开始形成自己的风格。1957年初，与陆文夫等创办《探求者》文学月刊社，主张文学应大胆干预生活。反“右”时被错划为右派，1958年被遣送回原籍监督劳动，从此停笔20多年，一直在家务农。1962年后，当过中学教师，社办工厂技术员。1978年重新执笔，接连写出了《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钱包》等反映农民生活和命运的短篇小说，以深沉的思考，冷峻幽默的笔调，刻画出中国农民的各种形象和传统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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