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10:27
严恩，钢铁冶金学家，炼铁专家，中国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冶金先驱者之一。辛亥革命胜利后，他参加了汉阳铁厂的修复、扩建和生产；负责中国当时最新、最大的大冶铁厂1、2号高炉开炉的技术工作；中国抗日战争初期，负责汉阳铁厂、大冶铁厂、六河沟铁厂拆迁四川大渡口的技术工作；规划大渡口区钢铁厂的建设。他是云南钢铁厂的主要创建人；对中国抗日战争前和抗日战争期间的钢铁事业作出了贡献。
严恩棫，字冶之，1886年生于江苏省上海县。1906年左右由上海市赴日本求学，就读于东京大学矿冶工程系。1912年毕业，获学士。学成回国后，参加汉冶萍公司汉阳铁厂工作，任炼铁工程师。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汉阳铁厂受到炮火毁伤，外国工程技术人员全部遣返回国，其他人员也多散失，全厂停工。严恩棫到汉阳铁厂时，正是修复汉阳铁厂之时，他在工程总负责人吴健领导下，积极参加炼铁高炉的修复和开炉工作。1912年11月，两座100吨（248立方米）高炉修复投产。1913年产铁67512吨，以后又修复了250吨（477立方米）高炉一座。这次修复和投产工程全由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独立完成，（在这之前，汉阳铁厂的技术工作全掌握在外国技术人员之手）。这是中国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史上的第一次。
1910年日本资本家为掠夺本溪的煤铁资源，与清朝签订了《本溪湖煤矿合同》，合办“本溪湖煤矿有限公司”。1911年9月，又诱使清政府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合办炼铁事业。1915年1月1号高炉（150吨，335立方米）建成开炉。汉冶萍公司派严恩棫到该厂实习半年。实习回汉后，被提为汉阳铁厂炼铁股股长（相当于炼铁分厂厂长）。这时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激战之际，欧洲国家无暇东顾，世界钢铁需求量又大。在吴健坐办（厂长）的领导下，严恩棫一方面积极组织生产，另一方面进一步组织力量新建4号高炉（250吨，477立方米，1917年建成），使生铁产量不断增加。1919年，汉阳铁厂生产了166096吨生铁。创造了汉阳铁厂历史上产铁的最高纪录。炼铁焦比也较低（100吨高炉每吨铁耗焦1．10吨，250吨高炉为每吨铁耗1．00吨焦）在严恩棫任职中，连续4年生产情况一直良好。
在7年多的炼铁实践中，严恩棫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很好地掌握了250吨高炉的生产技术，提高了生产水平，成为当时钢铁界公认的炼铁专家。1920年，他被公司提升为汉阳铁厂副厂长。
1921年，大冶铁厂1号高炉（450吨，796立方米）炉身工程竣工，汉冶萍公司即令大冶铁厂尽快开炉出铁，以解决公司偿还日债的急难。当年6月1日成立了开炉筹备处，专门负责开炉一切事宜，争取秋季出铁。严恩棫作为有经验的炼铁专家，被调到大冶铁厂协助吴健厂长组织开炉，负责开炉的技术工作。
由于日本人的掣肘和大冶铁厂总工程师大岛道太郎（日本人）工作中的严重错误，致使1号高炉先天不足，造成开炉投产的极大困难，开炉后只生产了14天就被迫停炉。严恩棫虽是见多识广，经验丰富，但对此也一筹莫展，无力回天。
1921年冬，大岛道太郎病逝，吴健兼任总工程师，在严恩棫的协助下，汲取了1号高炉的失败教训，精心对2号高炉加强准备。1923年4月4日，在严恩棫的直接指挥下，2号高炉点火开炉，一切都很顺利。到5日晨就出铁152吨。2号高炉生产情况一直较好，平均日产汽车公司335吨，焦比1．13，只是由于焦炭不足，未能达到设计能力。严恩棫的出色工作充分表明了中国炼铁工程师已完全能够独立掌握新式的大型高炉的操作和生产。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钢铁价格急剧下降，销售市场也越来越小，汉阳铁厂和大冶铁厂日益萧条，并逐步收缩。1924年汉阳铁厂3、4号高炉停产，1925年，大冶铁厂高炉全部停产。1926年，严恩棫返回上海市。
1928年6月9日，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成立，周仁任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所长，聘严恩棫为工程研究所研究员，负责钢铁研究工作，在上海白利南路建钢铁试验工场，从美国进口了500千克三相电弧炉和锻锤等设备。当时国内还很少有合金钢生产，炼钢生产方法也很落后，他们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合金钢的研究和试制，在周仁的领导和周行健的协助下，先后试制成功了各种碳素钢、耐磨铸铁、含铬铸铁、碳素工具钢、高速钢、不锈钢、锰钢等多种合金铸铁和合金钢，并生产了多种设备部件如火车曲轴、碰钩等，为中国钢铁研究开辟了道路。
工程研究所开办时，周仁从国外订购了大量科研参考书籍。在这段时间中，严恩棫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潜心学习。他不但精通日文，进一步熟悉了英语和德语，博览了钢铁和机械方面的书籍，了解了各国著名钢铁工厂和机械制造业的情况，更为博学多闻，为他以后从事的工作打下了更扎实的基础。
筹建湘潭中央钢铁厂
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决定利用中德易货协定的外资，在湘潭市创办中央钢铁厂。严恩棫被邀参加筹备工作，任筹备委员会委员，并担任技术总负责人。
1936年底，严恩棫被派往德国与承担中央钢铁厂设计的克虏伯公司商定初步设计，1937年回国汇报获批准。同年5月，严又率代表团赴德洽谈技术设计。在德期间他联系了原由中央钢铁厂派往德国学习的8人，并邀请与钢铁工业有关的留德学生和专家10余人参加中央钢铁厂的工作。由于中央钢铁厂尚未开始建设，严恩棫就组织他们结合本专业到德国工厂实习，计划在技术设计完成后一起回国。当时参加学习的技术人员有：靳树梁（学习炼铁），王之玺、邵象华、刘钢、杨树棠、谭振雄（学习炼钢），李松堂、史通（学习轧钢），毛鹤年、许声潮、刘纯倓（学习电机），齐慰、孙祥鹏（学习炼焦），郁国城（学习耐火材料），吴之风（学习设备维修）等。时年已51岁的严恩棫在商谈中央钢铁厂技术设计之余也分赴各厂参观学习。
1938年2月，国内形势恶化，抗战声急，严恩棫、靳树梁、王之玺、刘刚四人急于参加抗战，申请提前回国。当年4月，返抵武汉市，这时中国抗日战争已至紧张阶段，湘潭中央钢铁厂被迫停建，严恩棫等四人遂由资源委员会派到由兵工署和资源委员会联合成立的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工作，严任迁建委员会委员，负责拆迁的技术工作。
负责钢铁厂拆迁技术工作规划大渡口区钢铁厂的建设
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的任务是迅速有效地把汉阳铁厂和大冶铁厂的部分设备拆迁到四川大渡口重建，以应战事急需。当时拟拆迁汉阳铁厂的250吨高炉、30吨马丁炉、钢轨轧机、钢板轧机、型钢轧机、机修设备以及其他附属设备。严恩棫考察了六河沟铁厂，根据四川省煤铁资源情况和拆运条件，提出“不拆汉阳铁厂250吨大高炉，拆六河沟铁厂100吨高炉和汉阳铁厂的30吨马丁炉炉体结构及换向阀、钢轨轧机、钢板轧机、中小型轧机和全部机修设备及耐火材料”的比较切合实际的拆迁计划。当即被迁建委员会采纳。他积极组织拆卸装箱，但数量仍较庞大。1938年秋，日寇进迫武汉市，沿江轰炸愈演愈烈，运输日益困难。幸得事先拆迁计划比较合理，主要设备大部分按计划运抵重庆市，但仍有一部分来不及运出，另有一部分则被炸沉江中。严恩棫与全部拆迁人员也一起内迁重庆。
严恩棫抵渝后被派协助迁建委员会总工程师翁德銮工作，负责规划大渡口区钢铁厂的布置和建设。他考虑到抗战急需钢铁，建100吨高炉和30吨马丁炉工期太长，特别是四川省当时探明的煤铁资源质贫、层薄、分散，运输条件差等情况，与靳树梁、王之玺、刘刚等人商定，在煤铁原燃料条件的供应尚未得到保证以前，炉容量不宜过大，遂决定先建20吨高炉和10吨马丁炉以应急需。在严恩棫的主持下，由靳树梁负责20吨高炉设计，刘刚负责10吨马丁炉设计。这样，争得了时间，高炉和马丁炉分别于1940年3月和1942年初投产。
创建云南钢铁厂
1938年，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兵工署和云南省省政府为解决云南地区兵工和机械建设的需要，决定在云南建设钢铁厂。1939年8月，在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大渡口区钢铁厂的规划工作基本就绪之后，资源委员会派严恩棫到云南复勘云南钢铁厂的资源情况。当时王之玺已先调到昆明市，对云南钢铁厂建厂资源情况做了基本调查。在王之玺的陪同下，严恩棫察看了易门铁矿、一平浪煤矿和初选的两个厂址，并研究了建厂规划，决定把云南钢铁厂建于距昆明数十公里处的安宁市郎家庄（今昆明钢铁公司所在地）。随后，他被正式调到云南钢铁厂筹备委员会工作。筹备委员会由王宠佑任主任委员，周仁为副主任委员，严恩棫为委员兼工务处处长，全面负责建厂工作。
建厂开始后，严恩棫分别从重庆市、昆明等地调靳树梁、谭振雄、吴之风、许声潮、杨尚灼、方刚等参加建厂工作。当时计划先建50吨高炉一座和1．5吨贝塞麦转炉两座，而后再建150吨高炉，并决定由靳树梁负责高炉设计，同时着手进行易门王家滩铁矿建设、一平浪的炼焦生产和昆阳耐火材料的烧制等工作。这时，昆明市可以从越南海防运进各种设备和材料，工程进展较快。
1940年秋，日军侵占越南，通海防的道路被切断，建厂工作受到极大阻碍，几乎停顿，部分技术人员另行安排了工作，如靳树梁被调任四川威远铁厂厂长，王之玺被调往陕甘地区进行煤铁资源调查。严恩棫则仍留在云南钢铁厂坚持工作，当时条件十分困难，他设法在四川省制造部分小设备，并在重庆拆船，用其旧钢板焊接拼凑进行50吨高炉建设。1941年6月，滇缅公路全线通车，建厂所需设备得以从仰光运入，工程遂又迅速开展。这时云南钢铁厂筹备委员会改组为理事会，严恩棫任理事兼云南钢铁厂工程处处长，继续负责建厂工作，并调回王之玺任工程处副处长，协助严恩棫工作。在条件依然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到1943年建起了50吨高炉一座，1．5吨贝寒麦转炉两座，矿山、炼焦等配套工程也相继完成。高炉和转炉分别于1943年6月和12月先后投产。
高炉出铁后，云南钢铁厂工程处改为云南钢铁厂，严恩棫任厂长，王之玺任副厂长。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当局忙于接收东北地区和沿海工矿企业，对云南钢铁厂已无暇顾及，遂于1945年9月停产封存。该厂先后共出铁102860吨，产钢373吨。
1945年冬，严恩棫调任资源委员会钢铁组组长，主管国民政府辖区的钢铁企业和接收敌伪钢铁企业，并负责它们的扩建规划。日本战败后，决定以部分工厂设备赔偿中国因战争造成的损失，严恩棫于1946年5月奉命往日本选取钢铁赔偿设备。
1946年下半年，严恩棫与美国麦基公司谈判在大冶市建设年产50万吨钢的新钢铁厂的建设方案和实施步骤，同时对华北、东北接收的各钢铁厂提出1947年的恢复与生产计划。1948年以后，严恩棫因年高体弱，辞去了资源委员会钢铁组组长职务，移居台湾省。去台后的情况不详。
约1906～1912年在日本东京大学矿冶工程系学习，获学士。
1912～1914年任汉阳铁厂工程师。
1915年在本溪湖煤铁公司炼铁厂实习。
1915～1920年任汉阳铁厂炼铁股股长。
1920～1925年任汉阳铁厂副厂长，奉派去大冶铁厂协助1号、2号高炉的开炉工作。
1926年返回上海市。
1928～1935年任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研究员。
1935～1938年任资源委员会中央钢铁厂筹备委员会委员，技术总负责人。
1938～1939任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委员，拆迁及重建规划的技术负责人。
1939～1945年任云南钢铁厂筹建委员会委员、工务处处长、理事会理事兼工程处处长、云南钢铁厂厂长。
1945～1948年任资源委员会钢铁组组长。
1948年移居台湾省。
1、《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 出版社，1989．
3、《重点工程建设经验总结》 北京市：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