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09 14:24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简称红二十五军，1931年10月成立于安徽金寨麻埠，隶属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后改编到红一方面军。
鄂豫皖苏区红二十五军1931年10月成立于安徽金寨麻埠，政治委员王平章，下辖第七十三师：师长刘英、政治委员吴焕先。七十四师、七十五师。
1932年秋，主力随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
1932年11月30日，奉命留守的红二十五军一部编成新的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王平章，下辖第七十四师：师长徐海东、政治委员戴季英；第七十五师：师长周希远、政治委员高敬亭。
1933年9月间，红二十五军在演麻公路遭敌包围，二十五军被分割。七十五师由吴焕先、戴季英率领突围到鄂东仍保留二十五军番号，七十四师由徐海东率领，退回皖西重新组建二十八军。
1934年1月，红二十八军并入到红二十五军。
1934年，第二次组建的红二十八军再次并入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政治委员吴焕先，下辖第七十四师，师长梁从学、政委姚志修；第七十五师，师长王少卿、政委高敬亭，全军共3000余人。
不久中央指示，红二十五军进行整编，军长程子华、政治委员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参谋长戴季英、政治部主任郑位三、副主任郭述申、供给部部长吴维儒、军医院院长钱信忠。全军3000人。辖第223、224、225团 和手枪团。
1934年11月，奉命开始长征。
1935年9月到达陕北地区苏区，9月18日与陕北的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刘志丹。
1937年，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八路军第115师344旅一部，投入抗日战争战场。
红二十五军开始是准备在伏牛山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可是进入伏牛山区后，发现该地区人烟稀少，粮食和物资匮乏，加之敌军跟踪而至，在这里建立苏区也很困难。因此，省委再次改变计划，决定转进陕南商洛市。这时，敌军正分两路追击，并派兵控制了入陕的要道。我军在当地群众帮助下，沿一条人迹罕至的隐蔽小路，直奔豫陕交界的铁锁关，一举突破了敌军在河南省布置的第三道封锁线。
1934年11月26日，红二十五军长征行至方城县境内，为躲避敌人的追击围剿，军首长在秦房河滩把二二四、二二五团和军直属队编为前梯队，先行出发；把二二三团改为后梯队，阻击尾追之敌，掩护全军行进。当天，突降寒流，风绞雨雪而下，红二十五军指战员衣着单薄，又被雨雪浸透，饥寒交迫，十分疲惫。而国民党第四十军一一五旅和骑兵团于26日上午11时到达七里岗村附近，并在许南公路两侧构筑临时工事，形成东西长10华里的“u”形堵击线，提前两小时封锁了公路。
下午1时许，红二十五军前梯队二二四团到达七里岗并沿岗脊北进，当要接近许南公路时，埋伏在公路两侧的敌军突然向红军行军队形进行猛烈攻击。因气候恶劣，能见度低，加上战士们手被冻僵，拉不开枪栓，中国工农红军先头部队一时陷入被动。就在这危急时刻，军政委吴焕先一面指挥反击，一面大声疾呼：“同志们！就地卧倒，坚决顶住敌人，决不能后退!”吴焕先从警卫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高喊：“同志们，现在是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共产党员跟我来!”正当拼杀激烈之际，徐海东率后卫部队疾速赶到，立即向敌人发起冲击，经过一番恶战，终于打退敌人进攻扭转危局。入夜，红二十五军乘敌空隙突击重围，挺进伏牛山。激战中，红二十五军近百名将士英勇献身，二百余人身负重伤。
独树镇战斗，是红二十五军长征中生死关的一战，为红二十五军胜利完成战略转移任务，并先期到达陕北地区，迎接党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北上并在陕北建立革命的大本营奠定了基础。江泽民同志将这次战斗称之为“血战独树镇”，并与一、二、四方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长征金沙江之战、飞夺泸定桥、转战乌蒙山、激战嘉陵江等著名战例相并列，充分肯定了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红二十五军进入洛南县境后，于12月10日在庾家河召开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在鄂豫陕边区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会上，省委正确分析形势，认为鄂豫陕边区是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遂作出了《关于创建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不失时机地解决了新区选择和当前的方针任务等重大问题，同时决定将中共鄂豫皖省委改为中共鄂豫陕省委。鄂豫陕边界地区，包括陕西省东南部、湖北省西北部和河南省西部地区。该地区北靠秦岭，南濒汉江，地势险要，人民困苦，敌人统治薄弱。红二十五军到来之前，这一带就受过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影响，适合红军立足发展。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可以牵制敌人大量兵力，对西南的川陕苏区、北面的陕甘苏区以及长征中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都可以起配合作用。为此，红二十五军坚决执行省委的决议，全力投入创建新苏区的斗争。
进入陕南之初，红二十五军只有2500余人，在集中主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多次抽调领导骨干和部队去做群众工作，建立地方武装和基层政权。当时，蒋介石还未能统一鄂豫陕三省边界地区军队的指挥。因此，红二十五军抓紧有利时机，广泛发动群众，很快在鄂陕边区建立了第一块根据地，初步奠定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并扩增红军400余名。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边区燃起的革命烈火，引起了蒋介石统治集团的恐慌与不安，便急忙调动军队发动“围剿”。 1935年1月，蒋介石令驻河南的第四十军两个团和驻湖北的第四十四师，在陕军第一二六旅的配合下，以11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边区红二十五军发动第一次“围剿”。面对来势汹汹的进攻之敌，我军采用避其锋芒、各个击破的战术，以一部分兵力牵制敌人，主力则迅速由山阳、西交界地区北上袁家沟口，突然出现在敌人背后。经过蔡玉窑、文公岭两战，给单独冒进的陕军第一二六旅以重创。
战后，我军乘胜在蓝田县、商州区、山阳县、镇安县、柞水县5县边区建立区、乡苏维埃政权，在陕东南开辟了第二块根据地。接着，又连克宁陕县、佛坪县两县城，在华阳镇东南的石塔寺附近设伏，歼灭陕军警二旅5个营。战斗结束后，我军在华阳地区建立了7个乡的革命政权，开辟了第三块根据地。4月上旬，红二十五军从华阳东返，在葛牌镇以南的九间房镇设伏，将一路跟踪追击的陕军警备第三旅两个团打垮，毙俘共1000余人。随后，我军攻克洛南县城，又在豫陕边区建立了一批区、乡革命政权。广大群众在中国工农红军战斗胜利和获得翻身解放的鼓舞下，革命情绪高涨，青壮年纷纷参加红军。我军在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的同时，先后在鄂豫陕边区建立了4块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中共鄂陕、豫陕两个特委和5个县工委，初步建成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下辖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和2个县、13个区、48个乡、314个村的苏维埃政权，苏区人口近50万。鄂豫陕根据地的建立，使红二十五军得以休整，并不断发展壮大。到5月初，主力红军增至3700人，另外还有游击师、抗捐军等地方武装2000余人。
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边区的第一次反“围剿”作战连战连捷，使鄂豫陕边区的革命烈火愈烧愈旺。蒋介石大为震惊，紧急调动原进攻鄂豫皖苏区的第六十七军和驻郑州市的第九十五师开入陕南，会同第四十军、第四十四师和陕军一部，共30多个团的兵力，发动第二次“围剿”，并限令在3个月内将红军全部消灭。我军对敌人发动更大规模的“围剿”早有准备，决定以根据地作依托，针对敌军运动和补给困难等情况，采取“先拖后打”的作战方针，先诱敌深入，再调动、分散、疲惫敌人，打乱敌人部署，然后集中兵力歼敌一部。
6月初，我军以地方武装袭扰、牵制敌军，主力自郧西向北，转至外线捕捉战机，经商南奔袭荆紫关兵站，缴获大批弹药物资。当敌军蜂拥增援荆紫关时，我军又挥师西行，诱敌进至根据地中心区的袁家沟口一带。袁家沟口是一条长达10多里的深沟，两侧山高林密，我军在预选战场设伏待敌。7月2日拂晓，陕军警一旅进入伏击区，我军突然发起猛烈进攻。顿时，群山军号响，满谷杀声起，各种火器向密集之敌雨点般扫射，中国工农红军各连队勇猛插向乱作一团的敌群。经过约10个小时的激战，歼敌1700余人，俘敌旅长唐嗣桐，缴获轻重机枪40挺、长短枪1600支。我军仅伤亡100余人。袁家沟口战斗后，我军得到了物资和兵员补充，乘胜东进，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市，致使正准备由西安开往天水市的东北军第五十一军紧急改变计划，准备保卫西安。
红二十五军威逼西安的行动，不仅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也有力的策应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北上的行动。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的两次反“围剿”作战中，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使我军由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屡战屡胜，战果也愈来愈大，并能够在一次战斗中歼灭装备精良的整团整旅之敌，其作战实践证明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作战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也标志着红二十五军领导在军事指挥方面达到了比较成熟的程度。
旧址位于新县箭厂河乡方湾村。原是闵氏宗祠，坐北朝南，背靠太平寨，面临一条小溪，门前有两株枝繁叶茂的古枫树。该祠建于清咸丰元年，系砖木结构的南方民族建筑形式，占地面积316平方米。布局为前后两排，每排5间，与东西各两间耳房构成“四水归池”的天井院，院内地平用条石砌成。祠内建筑均为梁柱组合起来的通屋，面向院内的一周前墙全部砌装木隔扇，隔扇外有宽敞的廊檐。祠堂正面中部为一吞字大门，大门和后排走廊装有拱形天花板。前后两排屋顶为古钱形瓦条脊，脊中间有彩瓷“顶子”，两端有鳌鱼兽头。前后墙用花砖封檐，前檐花砖之间还有彩绘戏剧故事。于1986年11月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