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8-15 18:01
中山装（Zhongshansuit）是孙中山先生在广泛吸收欧美服饰的基础上，综合了日式学生服与中式服装的特点，设计出的一种立翻领有袋盖的四贴袋服装，被称为中山装。
1929年4月，中山装经国民政府明令公布为法定制服。1935年，南京特别市政府规定"办公时间内一律穿着制服"严厉"取缔奇装异服"，穿中山装，且质料"必须国货"。1936年2月，蒋介石下令全体公务员穿统一制服，式样为中山装。"从此，中山装正式成为了全国公务员的统一制服。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山装成为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的正式服装。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山装在民间逐渐被人们遗忘，但国家领导人在出席重大活动时，依旧习惯穿着中山装。2016年2月29日，民革中央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十二届四次会议提交提案，建议将中山装作为国家正式礼服。
中山装是孙中山先生在广泛吸收欧美服饰的基础上，综合了日式学生服与中式服装的特点，设计出的一种直翻领有袋盖的四贴袋服装。由于中山装具有轻便、简单、实用的特点，它迅速成为中国男人的工作服和社交服。中山装的四个口袋表示国之四维：礼、义、廉、耻；前襟五颗纽扣代表"五权(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宪法"的权力制衡理想；而袖口三颗纽扣则表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封闭式翻领，显示了严谨治国的理念。中山装自初兴至今的百年历程，对凝聚中国革命事业，推动民族纺织工业发展乃至社会进步都起到积极的作用。
中山装是南洋华侨"企领文装"与西装结合的产物。这种说法很普遍。《中华文化习俗辞典》中对中山装的解释是："汉族男子服式。流行于全全国各地，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参照中国原有衣裤特点，吸收南洋华侨的'企领文装'和西装样式，本着'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的原则，亲自主持设计，由黄隆生裁制出一种服装样式。上装为翻领，对襟，竖列五组扣，前胸上下左右共缀四个方形凸带，下部两个稍大于上部两个，凸袋上有软盖并有一明纽扣。衣长至臀，袖长及腕。裤制全面开裆，用暗钮，左右各一暗袋，右臀部有一暗袋，上用软盖，前右腰有一暗表袋。孙中山主张'礼服有所必更，常服听民自便'，带头穿着。后在推广过程中不断改进，成为我国男子服装的代表样式。""武斌的《时尚中国：20世纪中国流行文化的变迁》也持这种看法，书中提到："黄隆生是越南河内的华侨，开有一家洋服店。1902年孙中山到河内筹组兴中会，一次到黄隆生店购物，黄知道了这位顾客就是孙中山，当即提出要加入兴中会，为革命出力。以后，黄隆生依照孙中山的设计，制成了第一套革新的服装，以后就被称为"中山装"。1911年武昌起义后，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在码头上有数万群众欢迎，孙中山轮船登岸时穿的就是中山装。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1月5日主持南京临时政府首次内阁会议时，也都身着中山装。"尚明轩主编的《孙中山的历程--个伟人和他的未竟事业》中认为，"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任革命政府大元帅时，即开始着手传统男子服装的改革。他以当时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上衣为基样，在企领上加一条反领，以代替西装衬衣的硬领。又将'企领文装'上衣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下面的两个明袋还裁制成可以随着放进东西的多少而'涨缩'的'琴袋'式样.....衣袋上加上软盖，既美观，又实用。"
持广东便服说的人认为中山装是以广东便服为基础，加入西装的硬领及多袋等特色而形成的。
这部分人认为中山装是以宁波便服为基础，也是加入西装硬领与多袋等特色形成的，并考证指出，1916年孙中山请托宁波荣昌祥裁缝王才运制作出第一套中山装。
中山装缘起日本也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中山装缘自日本校服和陆军士官服。孙中山长时间在日本从事反清活动，据说是孙中山委托居日华侨张方诚设计了中山装的草图。同年孙中山返沪后命王才运依图生产。另一种说法认为是孙中山在1919将自己穿过的日本陆军服拿去上海市的亨利服装店改为便服而成中山装。
还有一种说法，称中山装源自英国的猎装。1929年5月《北洋画报》有一则文章《中山装之起源》一文：昨唔自南来某要人，为述民党制服之起源，始恍然与所谓代表三民五权等说，均属牵强误会，某之言曰：“昔先总理在粤就大元帅职后，一日，拟检阅军队，欲服元帅装，则嫌其过于隆重不适于时，西装亦无当意者，正检阅行筐中，得旧日在大不列颠岛时所御猎服，颇觉其使宜，于是服之出，其后百官乃访而制之，称之曰中山装，至今式样已略有变更，非复先总理初时所服者矣。”这是广东省版本的说法，这个说法是目前认可度比较高的，正如报纸所记载，孙中山在广州市就任大元帅检阅军队是在1923年建立陆军军官学校时期，猎装式的中山装最早出现在1923年，因此根据报纸的记述这款猎装式中山装则是立翻领七粒扣四个贴口袋的制服。
孙中山在广州任中国革命政府大元帅时，感到西装式样繁琐，穿着不便。中国原来的服装，既不能充分表现当时中国人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在实用上也有类似西装的缺点。于是请上海亨利服装店将一套英国陆军制服改成便装。这套便装在保留军服某些式样的基础上，吸取了中式服装和西装的优点，显得精练、简便、大方。由于孙中山先生的提倡以及他的名望，这种便装式样很快流传，经过不断修改，发展成中山装，并成为中国男子普遍穿用的服装。
中山装源自学生装和军装的结合改进。冯泽民和刘海清编著的《中西服装发展史教程》中讲到“孙中山很早就留学美国，后去日本，接受西方教育期间，常穿学生服，革命活动中，也穿过西式军便服，日式学生服和西式军便服都是采用西服裁法制成的，结构和中式全然不同。中山装借鉴了这种裁法和结构，结合中国国情，改制成既带有军装风格又不失学。
中华民国的中山装大致可分两款，第一款为早期的中山装款式这时期的中山装为立领、七纽、四个口袋。另一款是到1924年基本定型，立翻领，对襟，前襟五粒纽口，四个明袋，下面的两个明袋设计成可以随所放物品的多少而涨缩的"琴袋"式样，可以放笔记本、书本等学习和工作必需品，衣袋上加软盖，袋内的物品就不易丢失，袖扣三粒纽扣，后片不破缝。裤装的设计参照了西装裤的设计：前面开缝，用暗扣，左右两侧各设一大暗袋，右前部分设一小暗袋，俗利你"表袋"，右后臀部挖一暗袋，用软盖，这样的裤子穿起来方便，携带除值身必需品也很方便，此外裤袋的腰部打褶，裤管翻脚也有异于其他服装，为中山装的特色之一。"
1928年3月，中国国民党内部要求部员一律穿棉布中山装；次月，首都市政府为发扬精神起见，规定职员一律着中山装；1929年，国民党定都南京，中央政府规定将中山装定为国服，并在第二十二次国务会议议定《文官制服礼服条例》：文官宣誓就职时，制服用中山装，春季冬季和秋季使用黑色，夏季穿白色；就此中山装经国民政府明令公布而成为法定的制服。在1931年中山装就出现于课本之中，并被称作"完美的衣服"，以引导学生穿着中山装。
1935年，南京特别市政府规定"办公时间内一律穿着制服"严厉"取缔奇装异服"，穿中山装，且质料"必须国货"。"随后，江西省i政府颁布《江西省公务员制服办法》，中山装成为全体公务员的统一着装，而且规定"制服质料，以本省土布或国货布匹为限"，"春秋两季灰色冬季藏青色"。1936年2月，蒋介石下令全体公务员穿统一制服，式样为中山装。"从此，中山装正式成为了全国公务员的统一制服。
同时，国民政府对学校教职员工的着装进行规定，并通过中山装将学生纳入了三民主义党化规训体系中来。1935年，河南省人民政府规定，学校男教职员，应一律着中山装；次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专门规定：学校教职员服中山装为原则，但颜色式样须一律；同时学生也必须穿中山装，学生服装式样：衣裤中山装，帽徽用青天白日党徽。"
1939年，福建德化师范学校成立后规定，学生不得自由穿着，只能穿黑色中山装制服，佩戴布制方形胸章、金属制三角形校徽。"天津官立口中学也规定全体师生统一穿着灰布中山装。"公立学校规定学生穿中山装是自然之事，但私立学校也是如此，如江苏丰县私立又平职业中学规定，学生须缴纳制服费，校服是黑色中山装。广东省吴川市世德学校规定参加军训的学生制服为中山装。作家秦牧1942年曾在漓江桥畔一座中学任国文老师，平时均穿蓝布中山装。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政府在重庆进行了为期43天的和平谈判，毛泽东、蒋介石两人虽然政见不同，但是所穿的中山装却是同一个标准样式。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身着一身黄绿色的中山装，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人民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从那一刻起，中山装成了新中国标志性的服饰。此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正式场合，都穿着中山装，中山装成为新中国时期的礼仪服饰。1954年，周恩来总理代表新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1955年出席万隆会议，都是身着中山装。
1957年北京红都服装公司的高级服装师田阿桐接到为毛主席制作中山装的任务，他没有照搬之前中山装的款式，而是根据毛主席的身材、脸型和特有的气质，对中山装进行了改革。"将上面两个衣袋的兜盖改为弯而尖，使衣服更显出朝气和动感；垫肩稍微上翘，两肩更加平整服贴，领子变化尤大，领口大，翻领大，完全改变紧扣喉部的款式"。
1966年-1976年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极端左翼思想的干扰和破坏下，中国的服饰进入了一个畸形的发展状态，服饰款式与色彩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意味，灰、蓝、黑老三色的中山装，以及由中山装演变而来的军便装统占了整个服装领域。人们从开始的对军便装的陌生，到崇拜，最后发展到了狂热的程度，人们把中山装式样的绿军装、军帽、军用包当成了革命的标志，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普通农村的政治影响。
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改革开放的政策使长期封闭的国人眼界大开，人们也开始对服装的重视，对灰、黑、蓝的中山装和军便装感到厌倦。于是人们纷纷把服装改革的目光投向西方，掏出自己口袋里的钱，掀起了全民大换装的热潮，中国进入了现代服装业的初创期，中山装逐渐淡出舞台中央。
虽然中山装在民间逐渐被人们遗忘，但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出席国内外重大活动时，依旧习惯穿着中山装。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华诞，胡锦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身着中山装面向世人、面向世界。
2014年，在荷兰王室举行的国宴上，习近平主席身着一套改良版的中山装。这套中山装是蓝黑色，立领精致剪裁，样式更加简洁，是对传统中山装的重新设计，非常吸人眼球。而在国内一些重大场合，习近平还是会穿传统意义上的中山装。这也在近年引领起了一股中山装热潮。2015年10月20日，习近平主席再次身着中山装改良装出席伊丽莎白·亚历山德拉·玛丽·温莎举行的欢迎晚宴。通过传统服饰载体激活流淌在中国人血液中的民族记忆和创新活力，对于构建新时期中华文明的认同感，增强华族的文化自信心意义重大。
2016年2月29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十二届四次会议提交提案，建议将中山装作为国家正式礼服。
中山装的形制的基本确定，应该在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逝世之前，其经常穿着一种立翻领、四个贴袋式的改良服装，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才确立了"中山装"这个名称。这种"中山装"的样式大约在二十年代初基本成型，其基本形制是：立翻领、四个有笔架形袋盖的贴袋、袋盖上有纽扣、前门襟有七粒纽扣、袖口有三粒扣、背部有腰带和开衩。对于中山装的形制研究，基本山此为起点。
自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山装虽然在款式上有个别的变动，但总体变动不大，主要的改动就是把七粒扣改为五粒扣；后背取消腰带、开衩；上口袋有褶式的贴袋改为平贴袋。这些改变在三十年代完成后，中山装的形制基本稳定下来。中山装款式的总体变化趋势是局部变化，整体不变，并且由繁到简，结构更加清晰，线条简练滑顺。
"毛式中山装"诞生于1956年，因为毛泽东的穿着而得名。孙中山所穿的中山装，领底较高，翻领小而圆。"毛式中山装"在领型上对中山装进行了改革，把僵硬的高立领改为更舒适的高度，使中山装逐渐脱离了军装式的硬朗，且不不失庄严，又具有亲和力。领子的外翻部分对衬托脸型很重要，不管是"毛式中山装"还是蒋介石穿的中山装，都很注重这一点，早在1945年重庆谈判时，蒋介石的中山装的领型就已经呈现比以前略阔，略尖的状态，那时毛泽东的中山装领子还相对小而圆。1949年开国大典上，毛泽东穿的中山装仍基本保持1945年的领型。
制作一套中山装需要一百多道工序，其工艺技术要求对称、重复、复杂，缝制工序多、难度大。传统的制作中山装的设备器具有手摇式或脚踏式缝纫机、手工剪刀、熨斗、尺子、手针等。
中山装的用料范围非常广泛，可以说，任何面料都可以制作中山装。从高档的羊毛呢、军服呢、礼服呢，到普通的棉布、粗布，再到后来的人造化纤细，中山装都可以在上面大展身手，这也是它能够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一个重要原因。最初的中山装用料比较考究，穿着者中官员、公务人员较多，在这个范围内，中山装总是以体面的形式出现，裁剪考究，做工精良，受到上层人士的推崇。建国后，由于国家的推崇，中山装基本成为国家制服，领导人的中山装在用料上明显讲究得多，毕竟事关国家的形象，多数用毛呢料，冬季厚，春秋的偏薄。普通老百姓的中山装就不可能达到这个水准，一些干部可能会有一件毛料中山装在正式场合穿着，普通百姓穿的最多的是棉质的中山装。50年代的人们对中山装的认识是：呢制的中山装属于"干部""公家人"的打扮，布制的中山装却更亲日民，属于普通劳动者、学生的装扮。
从历史资料来看，中山装的颜色主要有：土黄、灰、黑、藏青、蓝、军绿、白。这些颜色占据了中山装用色的主体地位。土黄色是中山装里比较特别的一种，由于比较接近军服的颜色，到建国后，土黄色中山装和军装已不太好区分了，但在中山装出现的早期，它是很受欢迎的。孙中山的那件典型的中山装就是土黄色的，至今陈列在上海孙中山故居。灰色的中山装受到领袖人物的喜爱。毛泽东对灰色的中山装情有独钟，春秋穿浅灰，冬季穿深灰。周恩来也经常穿着灰色的中山装，在国家领导人中灰色是最适合的，是最典型的中山装用色。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国庆阅兵典礼上，国家主席胡锦涛又一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山装的风采，这件具有纪念意义的中山装也是灰色的，是更庄重的深灰色。
中山装是中国现代服装的一大品类。立翻领，对襟。前襟共五颗纽扣。上下对称共四个口袋，带盖和扣子。袖口各有三颗纽扣。下身是西裤。1912年民国政府通令将中山装定为礼服，完善了中山装造型，并赋予政治含义。四个口袋表示国之四维：礼、义、廉、耻；前襟五颗纽扣代表"五权(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宪法"的权力制衡理想；而袖口三颗纽扣则表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封闭式翻领，显示了严谨治国的理念。
孙中山设计中山装的目的与追求本身就带有很强的政治意义与革命诉求，中山装成为"革命"在身体空间中的象征符号。中山装的诞生，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袍服制一统天下的局面，颠覆了中国人原有的关于传统服装与身体空间的观念，中山装的流行也代表着服装平等化观念的出现，是中国服装发展史上一场震撼性的革命。"中山装比一般意义上的制服更具有政治象征意义。
中山装的流行，主要源于国家权力的推广，人们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逐步形成中山装代表革命、进步、文明的审美认同。正是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之下，中山装在民国时期成为流行服装，并进而成为国服。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山装是时代的镜子，它折射出中华民国作为新兴民族国家力图通过推广国家服装重塑中国人的身体政治。服装是人们思想观念的外在表现，中山装的流行，体现出作为国民革命领袖和民主共和制度化身的孙中山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中国国民党一直追求将国民塑造成为忠于党国的三民主义信徒，从国旗到国歌，从中山路到中山纪念堂，再到中山公园，无不围绕三民主义党化教育展开社会文化的建设。中山装的推广与流行，促成中国传统袍式服装向西方短式服装的转型，改变了中国人"交领右，上衣下裳"的服式习惯，也改变了中国人对服装的审美习惯与实用标准。中山装不仅作为一种政治服装而流行全国，而且作为中西文化融合的服装而深受国人喜爱。中山装是爱国、进步、文明的象征，更是继承孙中山遗志的象征，满足了近代中国人意欲表达的政治情感，引起思想共鸣，这是中山装能够流行的真正社会思想基础。
中山装以西装为模本，吸取了西欧猎装和日本学生装的元素，并结合当时南洋华侨中的"企领文装"，而设计出了一种具有强烈的开明、开放精神的服饰。中山装并非完全照搬西装的设计，而只是采用西服基本模式，衣长略有缩短，比西服更经济、更合体，领子处有较大变化。西装的领子设计为敞开的大翻领，而对于穿惯长袍马褂的中国人来说会担心脖子、胸口受冻，因此中山装采用关闭式的立翻领，穿起来比较符合中国人的习惯，又挺括、精神。另外，孙中山先生赋予了五权分立、三民主义等意义，带有浓厚的西方民主主义色彩，这便是对西方先进文化理念的发展与弘扬。
中山装的出现，改变了中华民国陈旧迂腐、保守落后的长袍马和带有殖民主义、反民族主义缺陷的西式服装充斥中国男装市场的局面，它是一种既体现民主气派的民族精神，又体现西方近代民主、平等、开放精神的新式男装。中山装的整体造型不仅符合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所倡导的"和谐"的文化思想，而且树立了中国男性的新的形象，全新的诠释了华族的文化性格和民族精神。
中山装是中国近现代服装史上最重要的服装之一，任何一本太介绍中国近现代服装史的书籍，都会以浓重的笔墨加以介绍，它统治了中国服装几十年的时间司，范围遍及城市乡村、老幼妇孺，在服装史上的有着崇高的地位。首先，中山装是近现代服装变革的典范。中山装和中国封建传统服装相比，它书写了中国服装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新篇章。中山装把西式服装的优点充分昔鉴过来，引入服饰平等观念，主张人性的回归，依托经济实用的外在形式，建构起中国服饰现代化的典型形象。其次，中山装是普及最广的新式服装。它的普及，并不只是外在穿着形式的普及，穿着范围上的普及，穿着时间上的普及，而且是革命思想普及的外在表现。伴随着中山装的普遍穿着，它承载的革命意义也广为流传。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到毛泽东的革命精神，中山装已演变成一个按时间纵向延伸的，按空间横向扩展的，普及化的革命象征符号。
首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民族"是放在首位，足见孙中山时刻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在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上努力探索。孙中山倡导服饰变革选，同样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之上，力图创制的服装既能符合现实要求也能象征民族精神，中山装就是他在这条道路上不断探索的结果。其次，当中山装定型之后，其蕴含了孙中山思想的精粹和中华文化的韵味，这让全体中国人感到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在中山装上，可以找到华族的精神所在。中山装的四个口袋代表"礼、义、廉、耻"或"四海归心"，表现了中国的传统道德规范和"大一统"的传统观念；前襟的五粒纽扣象征"五权分立"；袖口的三粒纽扣象征着"三民主义"，这些说法虽没有找到史料依据，但流传的范围却很广，已经成为中山装思想意蕴的代表。中山装的关闭式的翻领，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含蓄、内敛、注重修养的民族性格：不张扬的用色和方正、儒雅的的外形都充满了中国文化的神韵，展现了独特的民族气质。
再次，中山装独立于中西式服装之外，既源于西式服装，又不同与西式服装，结合中式服装含蓄的特点却又不是中式服装，这样的独特性让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特别在民国初年的时候，社会思潮要么陈腐落后，要么崇洋媚外，急需要一种能体现中国人的特点又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新服装，中山装符合这些条件，为中国人挽回一部分曾丧失的民族尊严。最后，中山装在经济性和实用性上，也体现了华族勤俭节约的美德。
有关中山装的三民主义、国之四维、五权宪法等政治含义流传甚广，已经成为中国大陆高中历史课堂甚至社会上流行的“常识”。但在薛伟强、汤文于2014年发表的《中山装“政治含义”考辨》一文中，作者基于民国时期大量官私文献的梳理检核认为，没有证据支持孙中山或国民政府曾赋予中山装特殊的政治含义。而这种说法的最初起源是复旦大学夏林根提出的，他在1992年的《第一套中山装》一文中描述“纽扣为五粒，象征五权宪法”。但并没有注明这种说法的来源。此后，《文化生活报》中一篇有关中山装来历的短文，在基本沿用中山装意含五权宪法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三民主义”“国之四维”这两个说法。形成了中山装完整的“三四五”故事，并迅速流传开来。因此，薛文认为“所谓中山装的特殊政治意义只是一个美丽的童话，最多可以视为民间娱乐版”。
毛经文在2018年发表的《也析中山装的政治含义》一文中则认为，中山装虽没有“三民四维五权”等特殊政治意义，但也不若薛文所述中山装没有某些政治含义。他认为中山装具有以下几点政治象征意义：一是爱国的国货意义，中山装具有民族主义色彩，一般用国货中山布制作，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对得起中山先生，才能起到缅怀和纪念孙先生作用。二是中山装在整齐、严肃、神圣、庄严的背后隐含着通过身体实践对人们进行意识形态隐性化规训，对政治要求的自觉认同。三是让每个中国国民党党员，都觉得党员应该穿着中山装，应通过统一着中山装来维护党内团结与凝聚革命力量。四是关联爱国，中山装成为革命、进步的代名词，穿着中山装就被定义为拥护革命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