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22:46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戈尔巴托夫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Горбатов(1891.3.9(21)，波霍季诺村，今属伊万诺沃州帕列赫区—1973.12.7，莫斯科)苏联军事首长，大将(1955)，苏联英雄(1945.4.10)。在俄罗斯军事科学院2002年的评定中，其功绩在伟大的卫国战争33个上榜的集团军司令里面名列第九。按他的地位和能力，他本来可能是一个元帅的。可是没有给他指挥一个方面军的机会。
191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19年参加苏联红军。毕业于骑兵指挥训练班(1926)和高级指挥人员进修班(1930)。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为军士。二月革命后先后任团、师士兵委员会委员。参加国内战争初为列兵，后历任骑兵排长、连长，团长及独立骑兵旅旅长。国内战争后，历任骑兵连连长(1921)、团长(1921—1922)，旅长(1922—1931)。1931年起任骑兵师副师长，1933—1937年任师长。
1938年10月，时任第6骑兵军副军长的戈尔巴托夫被捕入狱受审，后被关押在堪察加半岛的科雷马集中营。其夫人多方奔走营救，经谢苗·布琼尼元帅和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元帅出面找拉夫连季·贝利亚，1941年3月获释。戈生前写的回忆录《岁月与战争》于1988年出版，因此成为苏联高级将帅回忆录里唯一有详细描写冤狱情节的。
苏德战争时期任西南方面军伊万·科涅夫的第19集团军任第25步兵军副军长。1941年10月—1942年6月任步兵第226师师长，参加乌克兰地区(西南方面军)作战。1942年6—10月先后任西南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骑兵监。1942年10月—1943年10月任第24集团军副司令，同年4—6月任近卫步兵第20军军长，1943年6月至战争结束，任第3集团军司令，在处理 与下级的关系和管理部队方面有相当高的文化修养，对下级不是用施压的办法，而是为使他们顺利完成任务创设条件，使他们能充分利用炮兵、空军和其它火器装备。1943年7月在奥廖尔战役中，戈尔巴托夫在马尔基安·波波夫上将的苏联布良斯克方面军编成内出色地组织了该集团军突破祖沙河敌人坚固筑垒防御阵地的作战行动及尔后的进攻。8月5日第3集团军与科尔帕克奇的第63集团军协同作战解放奥廖尔市。在1943年秋和1944年冬进行的各次进攻战役中，他指挥的第3集团军成功地强渡巨大的江河障碍(索日河、第聂伯河等)，参加了1944年的白俄罗斯战役。6月29日晋升上将。1945年1—2月在(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编成内)进行东普鲁士战役过程中，戈尔巴托夫又出色地指挥集团军突破敌人永备防御阵地并抗击了反突击，然后又完成从东普鲁士王国向奥得河的机动，并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编成内参加了1945年的柏林会战。
1945年6月任突击第5集团军司令兼柏林城防司令。1946—1953年任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司令，1953—1954年任空降兵司令，1954—1958年任波罗的海沿岸军区司令，1958年4月任苏联国防部总监组军事顾问监察员。1952—1961年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
在鞋店工作的5年期间（译者：十月革命前），我成了一个一流的售货员。一天，一个姑娘走进店里。她个子不高，但很漂亮，而且端庄。她为自己挑了几双鞋，小声说了再见，然后就走了。可我非常想再见到她，哪怕在远处看一眼也好。我的愿望实现了：她又来到店里买鞋跟上用的胶垫。在帮她打包的时候，我鼓起勇气建议她把鞋也带到店里来，这样我可以帮她把胶垫装上。她对我表示了感谢，但谢绝了我的建议。但是，不久她又回到了店里，还带来了鞋，请我帮忙钉上胶垫。于是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延长她呆在店里的时间，我是通过尽可能慢地干活来达到这个目的的。她坐在那里，聚精会神地看我干活，我们谁都没说话。
我有个朋友叫连卡，他在我们对面的商店里干活。他比我小一岁，但追姑娘比我勇敢。工作日我们下班后一起散步，但星期天他要和姑娘们出去，我只好一个人溜达。夏天里的一天，我在公园里遇到连卡和两个姑娘在一起，其中一个就是那个我特别喜欢的顾客。我多么诅咒我那愚蠢的羞怯呀！正是羞怯阻止了我走上前去和他们一起漫步。
如果不是在下一个礼拜天我又遇到了连卡的话，我们可能根本不会有机会相识了。这次连卡还是和上次的两个姑娘在一起。他走过来说其中一个姑娘想和我认识。我开始拒绝了，但是要摆脱连卡可不那么容易。他使劲儿劝我，责备我不礼貌，保证说介绍认识并不使我承担任何责任。“如果你不喜欢她，”他说，“就只当和她消磨一天时间就是了。”
两个姑娘走过来，连卡说：“就是她。”她就是我那位顾客，名叫奥丽娅，她的朋友叫薇拉。连卡和薇拉很快就走了，留下奥丽娅和我单独在一起。我们坐在长凳上，什么都没说。她说的第一句话是：“天晚了......我该回家了。”我们就默默地朝她家走，快到她家门口时，她把手伸给我，握了握，然后就分手了。我敢肯定，当我看她的时候，她注意到了我幸福的眼神。
自从初次相遇后，四个月过去了。我每个星期天都在公园里遇见她，但每次她都是和女伴在一起。我们从很远处互相打招呼，但我从没有下决心走上前去。连卡有一次告诉我说奥丽娅正在学做裁缝，她和父母以及两个兄弟住在一起。后来他又告诉我奥丽娅很奇怪我总是一个人在公园里散步，而不去和她说话。我被迫承认我唯一的理由就是她总和其他姑娘在一起。于是在下一个礼拜天，我看到奥丽娅只一个人在公园里。我很快朝她走去。然后我们在长椅上坐了三个小时，没说一句话。我们同时被幸福和忧伤缠绕着。这种沉默的约会持续了2年多。在这期间，孤独感加深了我们的相互吸引。
1912年夏季的一天，我们在大街上约会，奥丽娅看起来很焦虑。眼看天渐渐黑了，奥丽娅柔声说：“舒拉，我要和你谈谈。我们往旁边的胡同里走吧。”我的心几乎幸福地停止跳动：奥丽娅突然决定说出我们的共同感受。但她鼓足了全部勇气也只能发出耳语的声音：“他们要把我嫁给彼得。”我简直不知道我怎么能说出了这样的话：“我认识他，他会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嫁给他吧。”奥丽娅哭了，她责备我说：“你为什么要当着我的面夸他？你知道我只爱你。”听了这话，我也哭了。我告诉她我也深深地爱着她，但我找不到语言来表达我的爱。“舒拉，那我们还等什么？”她哽咽着说，“如果我们爱对方，为什么还要劝人家嫁给别人？”我还怎么隐瞒我的悲伤呢，我告诉她三个星期后我就要被征入伍，一去就要3、4年，我怎么能娶了她又让她守活寡呢。关于战争的传闻很可怕。“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你嫁给他。”奥丽娅又伤心地哭了。我们久久地走在黑暗地小巷里，第一次不再害羞地谈起我们在这两年半里的感情。奥丽娅感谢我真挚纯洁的爱情。我们流着眼泪分手了。三个星期后，我被动员入伍。就在那一天，奥丽娅结婚了。她邀请我参加婚礼，只是想见我最后一面。我没有去。
1937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我打开报纸，读到内务部的公告：“揭露了一个法西斯主义军事阴谋组织……”同谋者的名单中有几个红军领导人的名字，包括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这则新闻使我震惊了。“怎么会这样？”最后，在胡思乱想了所有的可能性之后，我接受了当时非常普通的答案：“无论你如何驯化一只狼，它都是要回到森林里去的。”显然，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几个被捕的人都出身于富有的阶级，还曾经是白军军官。显然，当时许多人都这么说，试着从困惑中找出答案。“他们在出国执行任务和治疗的时候，被外国间谍组织招募了。”
在基辅军区党代表大会上，很多人注意到，约纳·亚基尔紧张而忧郁的坐在主席台上。很多人把这归于他即将调往圣彼得堡军区的传言，过了些日子，听说亚基尔作为“图哈切夫斯基阴谋集团”成员，在离莫斯科不远的地方的火车上被捕了。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很了解亚基尔并尊敬他。在内心深处，我寄希望于这是一个失误－－“事情会澄清，他会被释放的。”
很快，基辅军区有了新领导。叶菲姆·夏坚科，军事委员会委员，他毫不掩饰地调查指挥员和政工干部。并且发起了一场株连各级指挥员的运动。每天都有关于蓄意破坏、变节间谍的惊人的新闻。一九三七年八月上旬，骑兵第七军军长彼得·彼得罗维奇·格里戈列夫被紧急召到基辅，军区党委指责他与“人民的敌人”有染。当我们握手的时候，格里戈列夫说：“谁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呢！”
第二天，我们听说格里戈列夫被捕了。当天，军政治部主任阿纳托利·波格丹诺夫来到我们师。他召集全师开会，并宣布了军长被证实为“人民的敌人”。 “已经证实了……”在那些日子里，这句话就象控制一切的魔咒一样。一个人，活生生的，本来还在工作，然后，突然间，“被证实为……”我也被叫去谈话。我说我认识格里戈列夫十四年多了，在这期间我们一起同反党集团作斗争，格里戈列夫对党的信念从未动摇过，他是全军最优秀的指挥员之一。如果他背叛了党，一定会有所表现。作为他多年的直接下属，我一定能看出来。我相信经过调查，格里戈列夫的案子一定能够澄清，他的清白最终会证实。会后，军政治部主任波格丹诺夫和师政治部主任库利科夫指责我犯“自由主义”。参加会议的所有人中，只有我的妻子说我的发言是公平的和真实的。
一天以后，我听说前军长被剥夺了他那匹非凡的训练有素的马，那匹马是他在军区竞赛中赢得的。那马归了特别部门的代表，那人甚至根本不怎么会骑马。我从没想到这个人会这么下流。我把他叫到我的司令部，对他说：“显然你的良心有些问题，所以你给特别部门做事。马上把那匹马还回来，否则它会被不懂得如何照料它的人毁掉。”第二天，有人报告我说命令已经被执行了。
一个月过去了，按照军区司令的命令，我被撤销了军长职务，随后被开除了党籍，理由是串通“人民的敌人”。听候国防人民委员部组织部长的处理。我和妻子商量了一下，决定去莫斯科。起初我们住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旅馆，寄存了我们的财物。然后经组织部长许可，我们去萨拉托夫投奔我的岳父岳母，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钱住旅馆。我的岳父及岳母都是心地善良的人，他们热情的迎接了我们。我岳父当时是梁赞－乌拉尔铁路的一个站长。女儿丽娜是医务学校的学生，儿子谢廖沙是中学生，和他们住在一起。他们住在有三间卧室的平房，很慷慨地让我们住其中的一间。
又过了几个月，我依然前途不明。然后，一九三八年三月上旬，我被召到总政治部，恢复了党籍。因为人事局长频繁更替，恢复职务等了很久。所以，两个半月以后，五月十五日，我被任命为骑兵第六军副军长，隶属于格奥尔基·朱可夫。我们在一起工作得很愉快。但说实话，我还是想直接指挥部队，因为我天生喜欢独立工作，但是要求没有被满足。“看起来我还笼罩在阴影里，”我想，“不过……不要紧……”
我们出发去奥希波维奇。那里是军部所在地。军长欢迎了我们，把我们安置在他住的独立楼房的二楼。我对工作思念已久，就很快开始工作了。不久，朱可夫被任命为军区骑兵副司令员，并去了斯摩棱斯克，我代理军长职务。我希望我的职务能够转正，但愿望没有实现。“看来我的怀疑被证实了，”我想，“我仍在阴影的笼罩中。”
九月，军司务长给我一个通知，让我去领冬装。第二天，我去了他那里，他看起来非常窘迫。他向我出示了军政委，高级政治指导员（注：疑为二级集团军政委级军衔）福明发来的电报：“不要发冬装给戈尔巴托夫。”在见到这封奇怪的电报后不久，我被隔离了。 23年后，一九六二年的春天，一位中将走到高级将领中间找到我。他说：“我有一种感觉，戈尔巴托夫同志，您没认出我来。我是福明，前第六骑兵军政委。我很久以前退休了，现在住在圣彼得堡。” “是的，福明同志，”我答到。“起初我是没认出您，但我肯定在什么地方见过您。现在我想起来了，我特别记得您是军政委，军衔是高级政治指导员，而且您从莫斯科发了一份电报建议不要发给我冬装。几天后我被解除了职务，您一定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福明这次与老熟人的会面是不愉快的。
1938年十月十五日，我离开奥希波维奇去莫斯科，试图找出我被开除出军队的原因。我没有被允许去见人民委员，但十月二十一日，组织部长夏坚科听我讲了几分钟后说：“我们会告诉你是怎么回事的。”然后他问了我住在哪里。那天下午，我给妻子发了一份电报：“正在搞清情况。”凌晨两点钟，我的旅馆房间响起了敲门声。 “是谁？”我问。一个女人的声音回答说：“有一份给你的电报。” “当然是妻子发来的。”当开门时，我想。三个穿制服的人进了房间，一个人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说我被捕了。我要求看逮捕证。“难道你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他回答。随即一个人开始从我的上衣上扯勋章，另一个从我的军服上剪掉了军衔标志，第三个人盯着我穿衣服。他们拿走了我的党证、居民证及所有文件。他们押着我走出了旅馆，推进了一辆汽车。汽车在行驶，我们沉默着。我无法描述当汽车从莫斯科清晨空荡荡的大街上急速驶过时，我的心理感受。
先是卢比扬卡的大门、然后是牢房的门在我身后关上了。我模模糊糊地看见几个人，并表示了问候。他们齐声回应了我。共有七个人。短暂的沉默之后，一个人说：“我们部队的同志可能在想‘我没有犯任何罪，而现在我在一群罪犯中间。’这样想没有用。我们和你一样。别不好意思，坐到你的铺位上，给我们讲讲世界上正发生什么事。我们很久没有听到外面的消息了。”
令我的不幸的同志们最感兴趣的，是法西斯主义德国的局势。逐渐地，我了解到他们原来都承担着很重要的职务。他们给我的印象是有文化的、思想严肃的人。当我听说他们都承认了完完全全是胡说八道的、虚构的罪行，并且指认了别人的罪行，我感到恐惧。有一些人是在体罚压力下屈服的，另一些人只是被用刑的威胁吓坏了。我就是不能理解：“不仅是你们，而且你们供出的那些人都要遭殃。”我告诉他们，“他们是你们的亲戚和朋友。还有，你们误导了侦查，因此也误导了苏维埃政权。”
但他们认为我的争辩没有说服力。一些人甚至持有这样的奇怪的观点：即抓进来的越多，放出去的也就越多。这对党没有任何不良影响。 “不对，”我说，“我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象你们那样做。”当他们试图证明自己的清白时，我起初很同情他们。但逐渐的，这些懦夫激怒了我。我气愤地说：“就单凭你说谎承认自己犯下严重的罪行，就该被关进监狱！”他们讥讽地回应我说：“让我们等一个礼拜以后，再听听你是怎么说自己的吧。”前三天没有找我。第四天的晚上，我被领到审讯员那里。他核实了我的情况，让我坐在他对面，给了我笔和纸，说：“把你犯下的所有罪行都写下来。”“没什么可写的。”我回答说。 “他们开始都这么说，然后他们仔细想了想，他们就想起来，就有的写了。你有足够的时间，我们不着急。那些没有什么可写的人都在外面自由自在呢。现在你既然进来了，那就写吧。”他离开了房间。几个小时过去了，当他回到房间，看到我什么都没写的时候，说：“你真的不明白对你的要求吗？我们这里不开玩笑－－要记住，明白不？让我看见你写点儿什么，和我对着干对你没好处。到现在为止还从来没有人什么都写给我。够清楚了吧？”他又离开了房间。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当他回来并发现我仍然什么都没有写的时候，他说：“你起了一个坏头。真可耻。好吧，回牢房好好想想。”两个身强体壮的卫兵把我扔回了囚室。囚室的门刚在我身后关上，问题就劈头盖脸的来了：“他们问你什么了？”“你怎么回答的？”“你检举了什么人？”他们最后得出了结论：审讯方法没有改变，我面临下一次审讯，然后我要么认罪，要么将被送往列福尔托沃。
那天我再次被短时间传讯。这次是职位较高的人和我谈话。他让我写个声明，当我回答“我不写”的时候，他开始大骂，最后威胁说：“那你只能怨你自己了。”第二天，囚室的门开了，一个人走进来问：“有人的姓是G开头的吗？”我说了自己的名字。事情就再明白不过了，我将被送往列福尔托沃监狱。狱友们表示了同情，给了我一些建议，并祝我好运。
我被推进一辆黑色箱式货车。听到引擎发动，车门被用力关上。听到街上人们小声谈话的声音和笑声。然后就听见列福尔托沃的大门打开又关上了。我被关进一间单人囚室。已经有2个人在那里了。有三张床铺，组成U型。我的邻居是旅长B和一位贸易人民委员部的负责人K。两个人都已经写下了控告自己和他人的蠢话。他们很肯定的告诉我没有其它出路。如果你不签字，那么一周以后，或六个月以后，或什么时候你会签的，反正都一样。 “我宁可去死。”我说，“也不诽谤自己－－或诽谤别人，这更糟糕。”
三天过去，审讯开始了。开始，他们和卢比扬卡没什么两样，但当审讯员确认了我不会认罪的时候，他嘶叫到：“你会认罪的。他们都认罪了，你也会的。”第四次，我被带去见一位高级官员。开始，他平静地问我是否知道自己为什么进监狱，问我是否考虑完全了，是否考虑了所有的方面。然后他对我的审讯员说：“是的，我同意你的看法。”然后就离开了房间。
那次，审讯持续了很长时间，才允许我回囚室。当我步履艰难地走回牢房，我的囚友们异口同声地说：“这就是了！这只是一切的开始。”B同志轻轻地摇了遥头，说：“这有什么好处？”
随后是5次伴随着拷打的审讯，中间有2或3天的间歇。有时我要人帮助才能回到囚室。随后让我休息了20天。对妻子的挂念让我不得安宁，但突然我受到50俄罗斯卢布汇款，让我有些放心了，相信她仍然是自由。我的囚友们认为审讯的中止对我来说是个好兆头。
但不久第二轮审讯又开始了－－又是5次审讯。其中一次我偶然听到我的恶魔般的审讯员的名字叫斯托尔邦斯基。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如果他还活着，我希望他能读到这些文字，并感到我对他的蔑视，不仅仅是现在，而且是我在他手里的时候。但我想他是早就清楚的。除了他以外，另外两个肌肉结实的拷问者参与了审讯。直到现在，我耳边还回想着斯托尔邦斯基那恶毒的嘶叫“你会签的！你会签的！”当我虚弱的，染满鲜血的被抬出去的时候。我在的第二轮审讯中经受住了折磨，但当第三轮审讯开始的时候，我多想死！
有一次，C同志问我：“难道这一切还不足以说服你，你是没有出路的吗？” “不，没有。”我回答，“如果必要的话我会去死，当我死去时，我还要说－－不！不！”最后，他们让我清静了3个月，没有传讯我。那时，我坚信我会被释放。我不止一次的捶门要求见监狱长或检察官。当然这种鲁莽的举动不会不受到惩罚。但人总要想办法打发时间。
在那三个月里，我改变了对许多事情的看法。我第一次不再对父母的过世感觉难过，至少他们没有活到我被捕的那天。我时常想念妻子，她的处境可能比我更糟。我毕竟是和与我一样遭难的人在一起，而她，是在自由人中间，人们会因为她是“人民的敌人”的妻子而避之不及，这样的想法让我不得安宁。
我记得－－在倒数第二次审讯中－－审讯员问我和妻子的关系怎样。我告诉他我们感情很好。 “噢，感情很好？那么我们要把她也抓起来。我们可以让她检举你和她自己。”我诅咒我自己的坦诚。逐渐的，我才放心了，因为每月都收到50俄罗斯卢布，这说明她仍然是自由的。后来，我发现，妻子收到了我被捕那天发给她的电报。因为过了几天仍然没有我进一步的消息，她感到不安。她决定去见新任军长。
“他们可能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了。”安德烈·叶廖缅科说。 11月8日她决定去莫斯科。启程前他再一次去找军长。 “如果他们逮捕了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我应该知道的。”安德烈·伊万诺维奇说。他叫来特别部门的负责人，当着我妻子的面，表达了对我可能已经被捕的担忧。
“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我们早就该知道，并且早就搜查他的营房了。”特别部门的负责人瞟了一眼我的妻子，说。 11月9日，妻子来到莫斯科。熟人告诉她说10月20日最后一次见到我，他们还以为我回家了。在旅馆，她被告知我是22日离开的。当她离开旅馆的时候，一个姑娘在走廊里追上她，姑娘没有停下脚步，只是在从她身边擦肩而过的时候，轻声说：“他22日夜里被抓走了。”妻子坐在旅馆对面广场的长凳上，她在那儿坐了很长时间，哭泣着，努力考虑着下一步该做什么。她决定去卢比扬卡，她被带到问讯处，排队轮到她的时候，她问：“我丈夫在哪儿。”
“为什么你认为你丈夫被捕了。”他们反问她。 "“我很久没有他的音信了。” “我们这里没有你丈夫。” “但是他们给了她所有监狱的地址，其中唯独没有列福尔托沃监狱，并且说：“自己去找吧，我们不知道他的情况。”她在其它监狱得到的是同样的答复。最后，在她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卢比扬卡的问讯处排队。那儿有一位妇女建议她到列福尔托沃监狱问问，并且告诉给她打听想要知道的信息的窍门。按照那位妇女的指点，妻子来到监狱，走到窗口说他要给戈尔巴托夫送一个包裹。窗口就关上了。过了一段时间，那人又出现在窗口，检查了妻子的证件，收下了50俄罗斯卢布。随后，妻子走访了我们最亲密的朋友，告诉了他们所有的事情后，然后才回家了。
在途中，妻子决定离开奥西波维奇去萨拉托夫，去她母亲那里共同分担所有的悲伤。1938年4月30日，我岳父就被捕了。早些时候，她的哥哥，一个工程师，也被捕了。她以为在萨拉托夫会比较容易找到工作。一到奥西波维奇，她就把打算告诉给了军长。军长批准了，给了她帮助，这在当时是很罕见的。我们到现在都深深地感激安德烈·叶廖缅科高贵的品格和勇气，这甚至比在战场上需要更大的勇气。
就在妻子启程前的夜里，大约凌晨2点钟，住宅底层的门被重重地敲响了。勤务员含着眼泪说：“轮到你了，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她不愿去开门。妻子硬下心肠，飞奔下楼，问：“是谁？” “请问旅馆在哪儿？”两个醉熏熏的声音问。妻子瘫坐在楼梯上，呜咽起来。勤务员咒骂着那两个欢宴归来的醉鬼，指给了他们去旅馆的路。
到了萨拉托夫，妻子发现岳母和儿子女儿一起住在郊外的一间出租屋里。岳父被捕以后，她们就被从住宅里赶了出来。她们没有关于我内兄的消息。后来我们才得知，那时他已经死了。特别委员会判处我岳父蹲五年劳动营。妻子变卖了她从奥西波维奇带回的我们的财物，得到了一小笔钱，得以养活她自己，并资助我和岳父。她不止一次费劲拔力地找到工作，但每一次都是，过不了几天，人家发现她丈夫和父亲都是“人民的敌人”，二话不说就把她解雇了。我只是在获得自由以后，才得知这一切。
1939年5月8日，侦讯中断了3个月后，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张名单走进我的牢房，叫我收拾东西准备出发。我简直控制不住喜悦了。B同志也确信我将被释放，一遍又一遍地问我是否没有忘记他妻子的地址。他请求我告诉她：他不是一个坏蛋，他只是未能坚持住，才签了那伪造的供词，他极其渴望她能够原谅他，她仍会爱他。我许诺了一定去见他妻子，并且转达他的话。我们拥抱，然后告别了。
当走在监狱走廊里的时候，我步履轻盈。我被带到一个储物柜前，命令我把私人物品放进去，然后继续向前走。一个押送我的人消失在一扇门里报告去了。等了一会儿，我被带进一个小礼堂，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军事法庭前。3个人坐在桌子后面，我注意到主席的黑制服的袖子上绣了一道很宽的金色条带。我想。欣喜的心情始终没有离开我。这正是我想要的－－一个法庭来审理我的案子。
程序进行了4到5分钟，核实了我的姓名，民族，出生日期和地点，然后主席问：“你在侦查期间为什么不承认罪行？” “我没有犯罪，没有什么可承认的。”我回答。“为什么有10个已经认罪的人都检举你呢？”主席问。我当时心情极好，确信会释放我，以至于回答地很随便。我后来追悔莫及。“我读过维克多·雨果的一本书，”我说，“那上面说16世纪的英国，有11个人因为与魔鬼私通而受审。10个人在遭受拷打之后承认了，但是第11个人没有供认。于是詹姆士国王命令把那第11个人活活煮了来证明那可怜的家伙的确与魔鬼私通。显然那10个检举我的人经受了那10个英国人遭受的一起，他们不愿意遭受那第11个人的命运。”
法官们笑起来，互相看了一眼，姓尼基申科的法官说：“很清楚了，是不是？”其他人点点头。我被带到走廊里，两分钟过后，我被带回小礼堂，读判决书给我听：“判处15年劳动营监禁，加剥夺公民权力5年。”事情这样意外，我瘫倒在地上。
1941年3月4日傍晚，我被告知侦查已经结束，我当晚就会被释放。侦查员问我在莫斯科有没有我妻子来时可能投靠过的朋友。 “有的。”我说。 “你怎么想？她有没有可能在那里留上一套你的军装？”我们不能让你穿成现在这样出去，即使是晚上也不行。”他亲自开车去朋友那里取回了一整套军服。
3月5日凌晨2点，侦查员开车送我到科姆索莫尔斯基广场朋友的家里。当我离开卢比扬卡的时候，我在保持缄默的保证书上签了字。
早饭后，我给妻子发了封电报，告诉她我已经回来了，叫她赶快来莫斯科。然后，我去了国防人民委员会。苏联元帅·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的接见是真挚热忱的。我向他汇报了我“执行的漫长危险的任务”。 “很高兴看到你还活着，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至于健康，你会恢复的。休息恢复一下，然后有工作给你。我已经下令给你恢复在军队中的职衔，你还会收到按照原来军衔水平补发的所有30个月的工资。”
我发自内心地感谢他，然后离开了国防人民委员的办公室。我想和所有人分享我的喜悦，但是妻子病了，她正在萨拉托夫盼着我。我一赶到那里，她就奇迹般地开始康复了。不到8天，我们就又回到了莫斯科。在那里我得到了不远的阿克汉格尔斯克疗养院的疗养证。一个月后，我们转到基斯洛沃德斯克继续疗养。
我们回到莫斯科的时候，心情愉快，充满活力，身体也健康了许多。当再次见到国防人民委员时，我象换了一个人。 “要不要再多给你一些假期？”他问。 “不需要了。”我回答。 “想回到骑兵部队去吗？或许，选择其它兵种更明智些？” “不想当骑兵了。如果能加入一个步兵军，我会感到荣幸。” “先去步兵军当个副军长吧，这样你可以有机会多看看，了解新事物。以后，我们再看……”
人民委员介绍了复杂的国际形势，“这看起来就好像大战前的平静，我们要竭尽全力做好工作”，我走的时候，他这样说，并且祝我在新的岗位上工作顺利。当天，我接到了去驻乌克兰的第25步兵军的任命。我和妻子再次分别，尽管看起来将是短暂的离别，但我们都有一种预感——将再次分离数载。
我研究了我们军的各个师团。它们的实力逐渐增强，但我感到它们之间不能真正地协同，在我看来，水平不高。越是深入了解，我越是肯定了部队缺乏必要的秩序、组织和纪律。更糟糕地是，指挥员们没有认识到这些缺陷。回到军部，我豪不夸张，但明确精要地向军长汇报了我的所见。他完完全全同意我的说法。但是，已经没有时间补救——战争降临了。
人人都知道战争即将来临，我们的战士很少有人报有战争可以避免的希望。然而，当宣布敌人的飞机轰炸了日托米尔、塞瓦斯托波尔、考纳斯和明斯克，以及许多铁路枢纽和机场，敌人的师团越过我国边境的时候，每个人都感到措手不及。这也反映了我军在思想政治方面准备不充分。
我自己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多么幸运，我及时恢复了自由和力量。但我立刻就想到了妻子，对她来说这又是多么大的打击。我还能见到她吗？我给妻子打了电话，倾听她的声音。尽管很悲伤，但她还是竭力让我开心：我们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最近三个月她过地很幸福，她现在有足够的勇气期待胜利的那一天。
战争的第一和第二天，我们的各师准备进入战斗状态。没有任何好消息。6月25日，我们听说敌人占领了Kaunas和Vilnyas。第聂伯河东岸出现了难民――整村的人从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逃难过来。我们猜测由于德国人已经几乎控制了整个欧洲的工业，再加上其进攻的突然性，使其推进相当快。当然，事实也就是这样。但是，我早先的担忧仍然使我毛骨悚然：战争还没有开始，我们就失去了那么多有经验的指挥员，这仗怎么打呀？无疑，这是我们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没人提起。有人甚至仍然假装认为1937和1938年“清洗叛徒的军队”使军队更强大。
我军的各师起初集结在基辅附近的森林里，明斯克失守后, 我们又回到了第聂伯河东岸，然后在Darnista和Brovara乘火车以转隶西方面军。我也坐上其中一辆火车。停车的时候，我走进一个个车厢，给战士们讲27年前我怎样第一次参加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时我坚信自己不仅不会被打死，而且都不会负伤。1915年，大战的第二年，俄罗斯军队什么国产的东西都没有：马鞍是加拿大的，靴子是美国的，枪是日本的，这些进口的东西还是不够用，但我们打地很好。现在，由于国家的工业化建设，我们拥有了苏维埃的武器，保卫我们自己的工农国家，如果仗打地还不如旧俄士兵的话，就丢脸了。
我听军官们说，有些人是从预备役征召的，不熟悉新式武器，我命令用拖延的停车时间紧急进行训练。我们甚至组织了实弹演练。车头和车尾都有防空观察员并装备了机枪，但是，每次空中出现哪怕是单飞的敌机，也要停车，没有特殊任务的人都要下车散开到田野里。敌机飞走后，吹号集合，战士们不慌不忙回到车厢。我认为这是极端胆怯和纪律涣散的现象，军官对指挥他们的部队准备不足，党的教育工作缺乏力度和热情。
我们的火车在斯摩棱斯克堵了好几个小时。跨过铁道，我看到了第19集团军司令I.S.伊万·科涅夫中将，我向他做了自我介绍，报告了我们军车的到达。他仔细看了看我，说：“我想，1935年我们在索契疗养所时是邻居吧？”得到我的肯定答复后，他又说：“你比那时侯瘦多了。”我回答说我还未能彻底恢复健康。 “能在前线见到老战士真是太好啦，哪怕不是熟人呢。”将军说，“如今很难遇到啦。”他向我简要介绍了西方面军的局势，告诉我维贴布斯克已经被敌人占领，命令我尽量防守维贴布斯克周围地区。他祝我好运，然后就分手了。见过伊万·科涅夫之后，我陷入沉思。为什么会这样，1936到1937年还指挥一个团的人现在指挥一个集团军，或担任方面军副司令，以前负责一个师的人现在却指挥整个方面军，而I.S.科涅夫，我军最有经验的指挥员之一，1935年就指挥一个步兵军，而现在却仅仅指挥一个集团军？
载着25步兵军的列车把部队运到了维贴布斯克东南部。不待各师集结完毕――更别说整个军了――团和营一下车就在距离维贴布斯克40英里的占领了阵地。在战争的这个阶段，特别是第一个月里，你经常要习惯听到“我们的侧翼被包抄了”，“我们被包围了”，“伞兵在我们后方降落”等等。不仅是士兵，而且没有打过帐的军官也很容易轻信谣言，这在现代战争里很常见。一天早晨，我听见维贴布斯克方向传来了炮火声。我提醒军长注意，并且得到他的批准前去察看。沿着公路，我开始遇见小股的疲惫战士向东方向移动。当我问他们去哪里做什么时，得到的是含混的答复。我命令他们向后转，和我一起走。我遇到越来越多的部队向东撤退，不得不时常停下来。我对他们说他们应该感到惭愧，并且命令他们转回去。我开始感到出了大麻烦，现在急需找到团长。我厌倦了拦截和盘问战士，现在急需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我把车开到距前线不到3英里的地方，我看到第300团正在无秩序地撤退。在士兵的人流中，有几个面带愧色的不同级别的军官。不时地有敌人的炮弹在田野里爆炸，没有威胁到我。我下了车，大喊：“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当所有人都停下脚步，我命令道：“所有人，向后转！”等所有人都转身面向敌人，我让所有人原地卧倒。然后，我集合了军官，试图搞清撤退的原因。一些人说收到了上级的命令，另一些人说“我们看见别人都撤退了，我们也就撤了。”在躺在一边的战士中传来一个声音：“只看见敌人的火力铺天盖地，而我们的炮兵什么都没有做。”其他的声音也附和着。我明白了，溃退的一个原因就是炮火倾泻在了尚未适应战争的人们中间，另一个原因是有人传递了并非来自上级的命令。但根本的原因是无能的军官未能制止惊慌失措，并且他们自己也接受了可耻的溃退。我简要地向军官们解释了我的看法，然后命令：“现在，就地建立防线！”
我问一个营长他们的团长在哪里。似乎团长早晨就的公路左侧在距维贴布斯克2英里，在那以后，没有人见过他。我又向前开了一英里，然后下车步行。我仔细察看了那一带，但没有见到任何人。最后，我听见一声喊，一个军人朝我跑过来。这就是501步兵团的团长，一个叫科斯特耶维奇的人。从不远出的一个散兵坑里爬出来的是参谋长和通信员。“你们怎么弄成这个样子？”我问团长。他无奈地挥了一下手，回答说：“我完全知道所发生事情的严重性，但我无能为力。所以我们决定留下来，死在这里，也比没有命令就溃退强。”他佩带着两枚红旗勋章，但他是在退役多年以后最近才应召从预备役转入现役的。我对他说，虽然他有勇气宁死也不离开岗位，但这又有什么用呢？看这这副可怜巴巴的面孔，我感觉很不是滋味。
显然让这个团回到原来的阵地已经毫无意义，我叫军官们跟我走，开车把他们送到他的团那里。我指给科斯特耶维奇一处观察所，就各营的部署和火力支援提了建议。命令他挑出人去和各营观察所建立联系。
在公路右侧的树林里，我找到了军的炮兵团，发现他们还没有让炮进入阵地，团指挥员甚至还没有建立观察所。我把炮兵们集合起来，训斥了他们一顿，下达了必要的指示，让炮兵团的军官和科斯特耶维奇取得联系，告诉他们进行协同。我告诉科斯特耶维奇从每个营派一个排去到他们原先应该守卫的战线，让炮兵指挥员提供炮火掩护。
回来以后，我向军长进行了详细的汇报。看起来这些情况并不比听取下一列军车顺利卸载的报告留下的印象深。我问162师师长是否知道他下属的501团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不知道。
我指出说由我来向他汇报他下属团的情况是很奇怪的现象。我接通了军炮兵司令的电话，问他的炮兵团现在在哪里做什么。 “炮兵团正在维贴布斯克地区为162师501团提供火力支援。”他肯定地回答说。 “你确定吗？” “是的，我收到了报告。”他回答说，声音里多了些担忧和迟疑。 “您应该感到惭愧。您不知道下属团的位置，更不用说您对炮兵团如何执行任务一无所知。指挥军所属炮兵是您的责任。”军长也在场，但是没有参与谈话。
13点的时候，我再次听到来自同方向的炮火声。我给162师师长打电话，问他是否听到炮火，如果听到了，为什么不立即前往501团。“现在不必回答我，”我说，“在501团掩护的公路上向我汇报。我要自己去那里。”说完就放下了电话。
这一次，尽管炮弹在该团的战线上爆炸，部队没有沿公路溃退的迹象。于是我开始幻想该团处于良好控制之下，“看起来用不着如此费劲地教一个团进行防御。”可是，当师长和我小心翼翼地察看了该地域，我们找不到该团的影子。师长提出两种可能，一个是他们很好地伪装了起来，或许他们占领了原先的距此2英里的阵地。我们决定把汽车留在公路上，穿过田野和稀疏的白桦林。走了大约半英里，我们爬上一个小山丘，突然3声枪响从身后传来，子弹从头边呼啸着擦过。
“或许是我们后方的掩护阵地，”我的副官说，“他们以为我们想投降，所以才想我们开火。”我们转回身，朝着枪响的方向走去。就象几小时前一样，从一个散兵坑里冒出了团长科斯特耶维奇和他忠实的参谋长，还有通信员。
“是我们开的枪，”团长说，“我们不知道是你们。”他报告说，炮击一开始，他的团又撤退了，“不过这一次他们没走公路，他们穿过山谷进树林了。”科斯特耶维奇用小的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咕哝着，为他未能强迫他的部队执行命令找借口。这一次，我让他留在原地，并且许诺把我们能追上的人都带回来。
在山谷里，我们看到深草丛中被踩出了一条宽宽的路――显示了后撤士兵的行踪。只向前走了300步，就看见了十几个正围着篝火烤包脚布，其中4个连武器都没有。我让师长把这些人带回去交给科斯特耶维奇，并把师预备队交给科斯特耶维奇以掩护公路。我和副官继续向前搜罗那些放弃了阵地的人。
很快，我们就追上了一些散落的正向东面的Liozono和Rudnya村小的分队。我们截住他们，我羞辱他们，咒骂他们，命令他们回去，看着他们不情愿地走回去，然后继续追赶其他人。有几次，不得不承认，当我追上一群人，命令所有的干部下车。有时，说来难为情，我对待他们中间级别最高的人的态度超过了允许的限度。后来我很生自己的气，但是那时候，说话已经不管用了。
那一夜，想着501团从自己阵地上后退的样子，我几乎一夜没合眼。那是个很大的团，我不怀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爱国者。但为什么士兵和军官都会溃逃呢；为什么没有人留下来守卫阵地，除了那个撤退命令的小插曲？毫无疑问，部队的瓦解是团长的问题，但我想地更多。为什么师长听到501团地域有交火的声音，却不立即前往该团？他离那里比我近，所以他听到的炮火声一定比我清楚。为什么，至少，他没有在我告诉他那可怕的情况后没有立即前往该团，而是呆在那里直到我把他拉出来，命令他和我在公路上会面？是欠考虑还是根本就漫不经心？
再有，军炮兵团的军官又怎么样呢？他们知道敌人前几天推进的速度，但是当敌人只有6英里远的时候，他们在卸车以后只建立了休息营地，既没有指挥所也没有观察所。甚至当炮兵团司令部看到步兵在无秩序的溃退，甚至他们已经看到敌人的炮火在身旁倾泄，他们对所发生的一切却无动于衷。
对我来说，刚刚回到军队，这一切看起来就象一场恶梦。我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不停地抗拒着那个顽固的想法：“想必是1937年和1938年瓦解了士兵对军官的信赖，现在他们以为是被一群‘人民的敌人’指挥着？不可能。更可能的原因是那些没有打过仗的军官缺乏经验，工作中生搬硬套。”这个想法让我不得安宁。我决定早晨的时候在政治部主任在场的情况下同军长坦率地谈一谈。话是谈了，但是没有收到任何效果。事情发展地太快了。
在第聂伯和会战的时候，戈尔巴托夫的第3集团军从苏联布良斯克方面军转隶给了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为扩大索日河西岸的登陆场而战。此前该集团军的部队经过艰苦的战斗在难以通行的地形条件下向前推进了很远。官兵们十分疲乏，各部队和兵团减员严重，但战斗力仍然很强，而取得的战果也极大地鼓舞了官兵们的斗志。集团军司令员及其司令部也斗志昂扬。他们明白，在这种条件下想喘息一下是不可能的。
罗科索夫斯基在他的回忆录《军人的天职》中这样评价他：戈尔巴托夫是个很招人喜欢的人。他是个勇敢、善于思考的军事指挥员，是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的狂热崇拜者。他特别重视战斗中的突然性、动作神速、远距离奔袭敌人的侧翼和后方，将这些品质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戈尔巴托夫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学苏沃洛夫的榜样——拒绝享受任何舒适的生活条件，在士兵灶就餐。
苏沃洛夫的原则对他指挥作战大有裨益。但有时戈尔巴托夫对这些原则的理解过于机械，不考虑条件已发生了某些变化。在我们时代，要前出到敌人侧翼和后方己不那么容易，因为集团军已十分庞大，而战线十分严密。要突破敌人的阵地，一个集团军常常是不够的，必须采取同时有几个方面军参加的大规模战役。而现在就正是在进行一次这种大规模的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戈尔巴托夫的集团军是在一个次要地段上扮演一个很次要的角色，把敌人的兵力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而让方面军的主要集团在决定性方向上实施突击。
戈尔巴托夫是个老指挥员了，他一得到进攻的命令，就立刻投入全部兵力来完成任务。但局势却出乎他的意外，他的努力没能导致他想达到的结果。于是戈尔巴托夫便毫不掩饰地抱怨，说方面军司令员没能正确使用他的集团军。我拜读了他的上诉书并将其寄往大本营。
戈尔巴托夫这样做，只是使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更加高大。我确信，这是一个真正的、善于思考的军事指挥员，全身心要做好交给他办的事情。既然大本营对他的上诉没有给予答复，我便自做主张，一反惯例，在该集团军司令员面前摊开了所有地图，并详细给他讲解了他的集团军在当时的具体形势下的作用。戈尔巴托夫对我表示感谢，并保证将以最好的方式完成任务。
但是，戈尔巴托夫将军的上诉书经我转交大本营后，看来还是起了作用。于是，大本营便开始将自己的意图及我们部队在实施这些计划中的地位更充分地通报我们大家。而集团军司令员戈尔巴托夫即使在方面军次要地段上也能有出色的表现。他所率领的第3集团军抓住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溃了敌军，并紧追不放一举渡过了第聂伯河，而这已是后话了。
当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60集团军因为冒进而在基辅被德国人三面围攻时，戈尔巴托夫却在为执行最艰苦的诱敌工作，战后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却被亚历山大·华西列夫斯基提拔为方面军司令，这些年轻的将帅那个希望提升一个资历在自己之上的老人呢。
白俄罗斯战役前，戈尔巴托夫就被调到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据格奥尔基·朱可夫说，当时马特维·扎哈罗夫是自行作出让某个集团军担任主攻的决定的，而戈尔巴托夫却不同意上级分派给他那个方向上担任突破任务的坦克军的进攻路线。在定下突破敌防御的决心时，戈尔巴托夫中将建议用巴哈罗夫的坦克第3军从更北面一些的森林沼泽地域实施突击，因为根据他的情报，敌人在该地的防御十分薄弱。但是对方面军戈尔巴托夫的建议未予同意，仍命令他准备在方面军领导人指定的地段实施突破，所根据的理由是，如果照戈尔巴托夫的建议办，那么第48集团军的主要突击也不得不向北推移。交战开始了，对敌人防御的突破进展得很慢。目睹这一情况，戈尔巴托夫请求允许他执行其最初的计划，即用坦克军从更北面的地方实施突击。这一次格奥尔基·朱可夫支持了戈尔巴托夫的建议。作战成功了。敌人被击溃。巴哈罗夫的坦克兵突入敌军翼侧后，迅猛地向博布鲁伊斯克推进，切断了敌人渡过别列津纳河退却的唯一道路。在我军完成这一成功的机动后，德军开始从日洛宾―罗加切夫地区退却，但为时已晚。博布鲁伊斯克附近唯一的一座桥梁6月26日即已掌握在巴哈罗夫的坦克兵手中。帕洛夫的坦克军前出到博布鲁伊斯克西北地域后，切断了该市内敌军的一切退路。于是，6月27日在博布鲁伊斯克地域形成了两个包围圈，被包围的是德军步兵第35军和坦克第41军，总数共达4万人。他在这次战役中，参加了博布鲁伊斯克、明斯克(参见比亚韦斯托克-明斯克战役)、比亚韦斯托克三次进攻战役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集团军兵团和部队且战且进500余公里，连克新格鲁多克(7月8日，协同第50集团军)、沃尔科维斯克(7月14日)、比亚韦斯托克(7月27日)诸城市。集团军继续发展进攻，再克奥斯特罗文卡(9月6日)和沃姆扎(9月13日)两城。集团军进抵纳雷夫河后，在奥斯特罗文卡、鲁然一线地区转入防御。姆瓦瓦—埃尔宾进攻战役(1945)中，集团军在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突击集团编成内，由鲁然登陆场向维伦贝格(维尔巴尔克)、梅尔扎克(佩年日诺)方向实施进攻。
2月10日起，集团军编入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据戈尔巴托夫回忆：现在，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的战线已经转向西，而我的集团军在右派，转隶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司令员是伊万·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大将（38岁的大将）。他第二天就到弗雷恩马克来看我们（戈尔巴托夫）。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他非常年轻，精力旺盛，信心十足。一见面，他就对（我们）对部队发出的各种指令表示满意。我记得他的原话：“很好，非常正确。”当他听完我对形势的估计并报告了想法后，他再次表示满意。他问我多大年纪，战争开始时指挥什么部队。 “五十四岁，（当时）我指挥一个师。”他后退了一点，看着我说：“也不错。”然后他问我来这里的路上遇到的一位师长的名字。因为不知道他说的是谁，我回答起来有些困难。于是他描述了那人的外貌，“他是个很老的人，”他说。 “师长中没有老人。”我告诉他。 “嗯，他大约四十五岁。”
“如果他四十五岁的时候玩布娃娃，”我说，“那他年纪是有点大了。但指挥一个师，他还不老。”我又补充说，“1914年德国人围攻巴黎时，率领侧翼军队的是布劳和库拉克。一个67，另一个69，他们都打得很好。”这次谈话之后，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大将待我很重礼节。但那又怎样－－一个老人！
1945年2月18日，东普鲁士战役发起前两天，年轻地的 切尔尼亚霍夫斯基 大将在视察前线的时候中炮阵亡，死在了戈尔巴托夫的怀里，年仅39岁。
攻克东普鲁士后，戈尔巴托夫的第3集团军被纳入了最高统帅部预备队，他回忆道：我们就指望在10到15日内得到补充并且适当修整。但是，四月一日我们收到指令，转向法兰克福奥得河东北方向。我们并未因此而沮丧。事实上，我们对此很满意，因为每个人都想参加柏林会战。我们被兵员短缺所困扰，但仍希望在战役开始前得到加强。我们没有猜错，在到达新的集结地域后，部队得到了少量补充，许多人获得奖励，其中一些人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其中包括我自己。
我向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员苏联元帅格奥尔基·朱可夫报到，向他汇报了部队集结的进展。他告诉我对柏林的进攻将在黎明前很早开始，用145盏探照灯照射，将把敌人变成瞎子，把黑夜变成白昼。他说四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两个坦克集团军将在十五里宽的桥头堡发起进攻。他还讲述了把敌人赶出柏林方向的具体措施。我们将在15日内即4月26日到达易北河。我对在夜间以这样密集的队形进攻可能导致混乱表示了忧虑。而且为什么要把黑夜变成白昼？我还想到（尽管没有说）这样的进攻队形过于密集，想要旋风式地夺取柏林是不合理的。最好是先封锁柏林，然后向易北河推进。交谈过程中，方面军司令员坚持夜间进攻的意见。然而后来的事实是：进攻并未在夜间，而是在6点30开始。
我们到达了奥得河尼斯河一线，并占领了进攻出发阵地。方面军各部队开始准备柏林会战。到四月十五日，我集团军除个别后勤部门外，都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第二梯队内集结。战役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两个师被安置在正对敌人的奥德河东岸的桥头阵地上，朝向法兰克福方向。
德军指挥官显然在等待我们进攻。他们在两条河上都建立了牢固的防御－－一个纵深的防御地带，有中间地带和狙击点。屈斯特林桥头堡面对的塞洛高地的防御尤其强大。山脊距我们的推进区域仅三里，敌人从那里可以俯瞰整个进攻阵地。而在柏林的另一面，朝向英美军队的方向，德国人根本没有在柏林和易北河之间建立任何防御。
德军方面的防御部队是由第三坦克集团军和第九集团军组成的“维斯瓦”集团军群，以及“施泰因”集团军群的一部分，共有六个师以及无数的辅助单位。除此之外，仅柏林自身就有三道防御，并新组建了两百个营。德国人拿出了整个预备队，高等军事院校及所有军事训练单位，用这些人补充前线的部队，使建制扩大70%到80%，并且组建独立营。他们还从西线抽调部队，补充到东线，而全然不怕在西线留下空荡荡的阵地－－希特勒仍未放弃同英美单独和的希望。
最高统帅部把突破敌人的奥德－尼斯防线，瓦解敌坚固防御的任务交给了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员苏联元帅伊·斯·科涅夫）和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司令员苏联元帅康·康·罗科索夫斯基）。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于四月十六日投入战斗，敌人的防御被突破。22日，战线推进到大柏林地区的北郊，绕过施特劳斯贝格、Kinbaumm、Buchholz、Belendorf，直至法兰克福北郊一线。同时，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也推进到大柏林地区外围，从南面和西南面绕过了敌人的法兰克福－古本集群。
此时，我的集团军已集结完毕，接到的任务是在Schoenfeld-Kagel-Bondsdof地区及左派的Heinersdof－Buchholz－Bindow－Mittenwalde发起进攻，与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会师，完成合围，切断法兰克福－古本集群向柏林撤退的后路，并和友邻一起摧毁它。瓦西里·崔可夫上将的近卫第8集团军在我们的右派，左翼是弗拉基米尔·科尔帕克奇上将的第69集团。
完成对敌军集群合围的决定是在Jansfolde的古堡中做出的。见证人就是古堡主人的祖先－－那些受人崇敬的统治者们，他们从图书室墙上的金色像框中，用呆滞的目光望着我们。
我们认为敌人的士气已经被粉碎，士兵们只是因为惧怕被他们自己的惩戒者枪毙而继续战斗。因此夜间进攻会比较有利，因为此时军官们很难控制其下属，尤其是在这个森林密布的国家。我们决定23日夜强渡施普雷河和奥得－施普雷运河，4月25日到达柏林西部地区措森高速公路，完成合围。这是个困难的任务。要知道，不仅仅是22里距离的问题，这之间有多大的湖泊由运河相连，而此间仅有狭窄的陆地。然而，任务还是按时完成了。我们的确遇到了有组织的抵抗，但毕竟不象在东普鲁士那样。在完成了合围，开始歼灭被围部队时，我们才遇到了最猛烈的抵抗。
在前进的过程中，我们占领了一个湖畔长满老松树，有着很多漂亮房子的地区。德国贵族在那里生活了几个世纪，后来他们成了阿道夫·希特勒的仆从。别墅里留守的仆人们挂出了正镶白旗。我们还经常看到自杀的希特勒主义分子。有些人上吊，有些人吞枪，有时还碰到全家自杀的。狂热的纳粹分子先杀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然后自杀。在Neue-Mole，我们拿下了功率强大、运转正常的柏林电台，还有些工作人员愿为我们服务。我们还占领了一个制造炸药的工厂和其它一些设备完好的工厂。 4月30日黎明，我们听到了科尔帕克奇将军和维亚切斯拉夫·茨韦塔耶夫上将的第33集团军司令员部队的炮声。被合围的敌军停止了抵抗。
5月1日，我们奉命在柏林北部边界集结，消灭被围的敌游击队，但是当夜游击队就投降了。于是，我们被派到75公里以外的易北河，指望在三天以内赶到，以阻止希特勒的军队逃向英美军队一边。我和一个师一起行动，追赶朝西北撤向易北河的敌军。我不仅看到拥挤在河岸上被围的德军，还看到他们在不顾一切地用各种方式渡河－－汽船、驳船、摩托艇、游艇，还有人只穿着内衣游泳，全然不顾河水的寒冷。我与对岸的美军第102步兵师和一个步兵团的指挥官取得了联系，要求他们遣回渡河的德军。我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基于我们本可以向渡河的德军开火，击沉船只，但却怕误伤对岸的盟军而没有这样做。美第102步兵师师长Kitinch少将理解了我的初衷，还回了一大批德国人，还有船只。我代表集团军和我本人，对美军和Kitinch将军本人表示了谢意。美军则在对岸朝我们欢呼，以示问候。
5月9日晚，集团军司令部举行晚宴庆祝“胜利日”。我在前面提到过，1907年，我曾经发过誓不吸烟、不喝酒、不讲脏话。人们一辈子都在纠缠我，试图劝我喝酒，尤其是战争时期。有一次，我不小心说了：“等我们打赢了战争，我就喝。”说完我就忘了，但同志们没有忘。参加聚会的所有人都坚持说我应该遵守诺言。晚餐在西勃兰登堡州最漂亮的别墅的花园里进行。那一晚，为了让同志们开心，我打破了自己的这一誓言。
苏联第二—五届最高苏维埃代表。获列宁勋章3枚，十月革命勋章1枚，红旗勋章4枚，一级苏沃洛夫勋章2枚，一级库图佐夫勋章1枚，二级苏沃洛夫勋章1枚，二级库图佐夫勋章1枚，红星勋章2枚，奖章及外国勋章多枚，获荣誉武器1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