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3-05 08:50
《佛说盂兰盆经》，又称《盂兰盆经》《盂兰经》，是由中国西晋时期的译经家竺法护翻译而成的一部佛教经书，这本经书属于佛经中的方等部经典，收在《大正藏》第十六册，全本只有一卷。经书全文讲述了佛陀的弟子目连以天眼通见其母堕饿鬼道，向佛祖求教方法后，在每年七月十五日用百味饭食等供养三宝，最终令他的母亲脱离苦难的故事。中元节也源自于此经书。
这本佛经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将佛经翻译结合中国传统孝道文化，后世人也因此效仿《佛说盂兰盆经》习俗，于七月十五日举行法会以此供奉三宝、来感谢并回报父母的恩情，称为盂兰盆会、盂兰盆斋，后变为祭祀鬼神的中元节。更有目连救母的各类变文，以及戏剧形式产生，为中国古典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佛说盂兰盆经》，梵语名为Ullambana-sutra，“盂兰盆”三个字是梵Ullambana翻译而来，又读音为乌兰婆拏，义译为“倒悬”。竺法护当初在翻译时将bans译为“盆”，不只取字音近似,而且取其作为容器的字义，将语音与字义以及故事相结合，完成佛经翻译的本土化特色。该经最早著录于南梁僧祐的佛教目录专著《出三藏记集》卷4《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当时将其归于失译人之列，时代不明。而关于相关衍生的中元节，到北齐时就有颜之推在《颜氏家训·终制篇二十》中记载中元节的风俗，所以推测从经文理论到形成的节日习俗尚需一个过程，而由此推断《盂兰盆经》至晚东晋时期已经出现。隋朝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6最先题西晋竺法护译，唐朝智《开元释教录》卷2遵之，后世各种《大藏经》均遵此题，常记为《盂兰盆经》。
据典籍《三国志·魏志·东夷传》的记录，西刘欣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西汉太学生景卢采访了来华访问的大月氏国外交官伊存，并把采访记录整理成《浮屠经》，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中国本土的佛教翻译佛经的工作从东汉开始，东汉末年，译经僧们逐渐多地从古印度和西域来，译经家们在洛阳市译经传道，翻译出了大量佛经，其中以安世高和支娄迦谶最为著名。
因佛教中的经典、佛塔与佛像皆为传递佛陀圣教的载体,是佛教徒必须恭敬供养之法宝，所以历代高僧对于参与经典翻译与译场人员的素质要求甚高。来自月支的竺法护从敦煌市千里迢迢到长安，从此开辟了一条翻译佛经线，译经家竺法护在曹魏末年至西晋这一时代工作，不仅政治极不稳定，译经之处也常常是在战火纷飞，恶劣的环境之中，但此时是佛经翻译到达的极盛时期，也是历史上佛教的一次兴盛时期。竺法护凭借丰富的佛经翻译知识储备，翻译成这一部自印度而来的佛教经典《佛说盂兰盆经》。
竺法护(公元231～306年），是中国古代魏晋时期，月氏(支)人，竺法护以“支”为姓，他们世代都居住在今天的敦煌市一带。他8岁出家，拜竺高座为师，然后便随师而改名为竺昙摩罗刹，汉语名字就叫竺法护。典籍记载在他的学僧时代他便已是“博览六经，游心七籍”，这为他日后翻译包括《佛说盂兰盆经》在内的众多佛经打下基础。在他生活的当时，中国佛教刚传入不久，所以相关佛教典籍十分贫乏，为了求经，竺法护和他的师傅向西游历并且求经问学。在经过竺法护数年的刻苦学习之后，当时西域的36国语言文字都被他学会贯通，搜集了大量来自中国外域的佛经典籍，返回到长安经行他的翻译传经工作。
根据传记《高僧传》本传来作推算，大概可知竺法护在公元266年开始了他在中国的译经事业，由此从事这项工作长达24年，《佛说盂兰盆经》这部典籍大约就译成在这一阶段。历史上来中国传道和翻译的著名译经家们大多有朝廷支持他们的译经工作，译经家社会地位很高，工作环境好条件优越，都是专门设置的译经场。而竺法护在西晋较为混乱的时代，属于单纯的私家译经家，在译经的人力、物力各种方面都有所不济，他的助手只有几位信仰笃诚的门生，其余译经工作只能全靠自己，而与之相关的资料十分缺乏，完全凭借竺法护精通的西域三十六国语言和超强记忆天赋进行佛经翻译。《佛说盂兰盆经》就是竺法护在如此艰难苛刻的环境下翻译成书。
《佛说盂兰盆经》全篇只有一卷，全文八百余字，无篇章目录分别。在佛经开头，就引入如来佛祖弟子目连得到六通，却看见尘世的生身母亲处在地狱，沦为饿鬼受刑罚之苦。得道的目连用自己的佛钵试图给挨饿的母亲送饭，却只能眼见饭食遵守地狱的规则变为灰碳，母亲仍然挨饿。为解救母亲的苦厄，目连向佛祖求教方法。在此经书中，佛祖告诉目连和世人，世俗孝道的必须是”敬“和”顺“，但也要想到从”道“的层面去为孝敬父母做出行动。《佛说盂兰说经》传达的就是：“只有理、行同修，才能达到真正的大孝。”
佛祖不能解救目连罪孽深重的母亲，但告诉弟子目连可以求助于世间十方僧众，凭借众人的力量解脱母亲的苦厄。让他在七月十五日，僧众最为自由的那一日里，准备好百味食物、香油纸烛等祭祀之物，准备好世间最洁净美好的食物等，放在盆中供奉僧众，请求他们帮助祈祷解脱他母亲的苦厄。不仅身在地狱受饿的这一世父母会得到解脱，甚至会福及七世父母，解脱他们的苦厄罪孽。如果现世父母没有罪恶，那么就会加福乐到他们身上，甚至追加到七世父母的身上，这一方法的功德庞大，是世人都应该回报孝敬父母，去做得到的功德。在佛教关于孝道的劝解中，都是通过讲经这一过程去告诫佛徒不忘世情、并且始终牢记孝道要”慎终追远“的思想。《佛说盂兰盆经》中也有这一思想的反映。
最后目连按照佛祖的指示供奉众僧帮助解脱了自己母亲的苦厄，目连再次问佛祖，世间众人都可以用这种方法回报孝敬自己的现世父母，甚至福及到七世父母身上吗。佛祖告诉他，无论是佛教弟子，还是其他弟子，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无论是男女，只要照这个方法去为父母祈福，都可以救度七世父母。最后佛祖还劝世人行孝道，要经常想着为父母祈福，每年的七月十五按照这个方法去做，就是实现孝行的一个很好的方式，不仅佛门弟子应该多为父母行孝，世人都应该常常如此。《佛说盂兰盆经》中将孝道从个人的事情，上升到所有民众的应有作为，充分体现了大众的力量，不仅在故事中借助了六合众僧的形式帮助目连解脱其母，更让大众知悉孝行具体作为，突出宣扬孝道中世间众人力量在其中的作用。
“盂兰盆会"本来只是佛教独有的节日，出自《佛说盂兰盆经》如来佛祖目莲僧救母故事，是每年农历七月十五举行的供佛供僧，以度饿鬼及七世父母等法事活动。《佛说盂兰盆经》宣称此举会有功德，让七世的父母都能脱苦厄境地，消除罪恶然后去往极乐世界中，如若没有罪恶就是会为现世的父母长福添寿。所以盂兰盆会最初佛教内部的一种法事。
佛教在传入中国后，融合本土特色进行传道，《佛说盂兰盆经》影响了中国一项重要的民俗活动——中元节与盂兰盆节，盂兰盆节也同样结合本土特色与道教的中元节逐渐相互融合，成为中国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习俗。于是盂兰盆会也入乡随俗，融和中国本土的儒道二教文化内涵，受到中国众多民俗文化的影响，盂兰盆会变成一项传统，又逐渐成为中国特色本土的民间节日。历代以来其本初的宗教传道意义越发淡化，到后来七月十五的盂兰盆节便常常与中国本土的"中元节"和“鬼节”互称乃至合一。
其全称是瑜珈焰口施食仪，本来是一种超度饿鬼的法事活动，最初只作为佛教密宗的一种行仪，后来广为采用，成为《佛说盂兰盆经》衍生的盂兰盆会中的一种娱乐形式。放焰口这一项法事活动，唐朝传入中国，宋代一度没有法师了解此项法事活动，直到元代又复兴，此后一直是中元节与盂兰盆节的一种宗教兼民俗活动。
自古以来的汉族民俗中，就有放河灯这样的民俗活动，在最早也是宗教祭祀的仪式中产生演变而来。放河灯有先民对灯的图腾崇拜，先民将灯看作神灵。道教有些仪式也是有放灯和点灯的习俗。同《佛说盂兰说经》一样衍生出来的盂兰盆节，也在举行活动中融合了道教的祭祀活动和仪式，所以演变到明代时的“盂兰盆节"，放河灯这一项活动也加入这一节日，但这时的祭祀范围不仅限于最初孝亲脱厄，祭祀、引路，普渡孤鬼孤魂都是这项活动的内容涵义。演变至今已经完全不只有《佛说盂兰盆经》的教义。
目连戏是由《佛说盂兰盆经》中“目连救母"的故事演变而成，这一文学作品在天宝已经出现，同样作为中元节与盂兰盆节一项重要民俗活动，从宋代起目连故事以杂剧的形式在当时的都城东京汴梁演绎，但可惜的是，这一时期的杂剧文本不存于世，今人无法得见它的面貌，杂剧从瓦舍勾栏里传播开来，成为一项佛经故事与戏剧相结合的民俗活动。
《佛说盂兰盆经》衍生了中国的各类“目莲僧救母故事”，主要因为这个故事情节丰富，又想象奇诡，有典型性却没有阶级性，这些特色都让这一故事具备十分广的流传度。文人依据此佛经创作变文等文学作品。
如今关于目连故事的类型主要包含有四种：飞行、斗法、上天入地、地狱救母。通常流传较广的故事是通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以及各类”目莲僧救母“的变文，目连故事在救母情节上各有差异变化，在六朝志怪小说流行是便融合许多志怪小说元素改编，而到了封建时代中后期时，适应教化的改变就加入了强化孝道精神的故事情节。不仅在翻译过程中将地名等换成了独具中国本土特色的称谓，还吸收借鉴其他佛经以及故事情节，变成经典孝道故事。
唐朝文人开始创作“目连救母”变文，现可知到的资料有元末明初的《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还有明代郑之珍创作的《目连救母行孝戏文》三卷（一百出），是元明最为弘伟的传奇故事之一，清代人元明变文的基础上又将这个故事扩大成为篇幅十本的《劝善金科》，成为无数图画与戏曲的题材。这些变文创作在佛经故事的基础上，附会融合宗教信仰，最终演变成为最具本土特色的文化艺术。
《佛说盂兰盆经》对于中国文学艺术的影响不仅在于变文文本，也创造了目连戏这一戏剧经典。目连戏是以“目莲僧救母“故事为主要题材创作的各类的剧目的总称，从民间傩戏到京剧等等戏剧表演形式几乎都包含有这一题材的剧目。孝道传统已然是非常经典的戏剧创作来源，而《佛说盂兰盆经》给创作者以启发，不单纯讲述佛教弟子的孝道故事，还结合地方特色以及剧目特色，创造别具一格的戏剧。虽然因为文本刊刻时代区别，相应剧目不同者达到数十种之别，但剧目表达的核心精神仍然是对于孝道文化精神的传达和演绎。佛经已有目连、目连的母亲、佛这些基本人物形象，也拥有主人公母亲因“罪根深结”而下地狱简单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都为戏剧创作者创作相关戏剧剧本提供了重要元素。《佛说盂兰盆经》对于中国戏剧的贡献还在于，它为后世”目连救母“故事和目连戏的衍化提供了底本与创作来源。
《佛说盂兰盆经》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将其本土化翻译中的最为重要的佛教经典之一，经文中用故事讲经宣扬的孝道精神，在传教劝善的同时也与主动契合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既满足了中国民众自古已有的祖先崇拜心理需求，还恰当地缓和了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和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冲突，从而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进一步推动中国孝道文化的传播。
从历史来看，佛教自传入中国开始，就不是只专注于传播发展，而是积极找寻与中国本土的儒、道俗文化相同点融合处，再慢慢演变发展成中国本土化的佛教。译经家考虑到在中国传教的受众文化习俗，改变了文本，才有了这部佛教经典。就像主人公目连会在得到后还想着救母亲出苦厄，儒家也是历来强调家族孝亲等思想，所以《佛说盂兰盆经》在中国的翻译流传也会受到中国传统的孝道观影响，翻译者就会将修行与孝道联系起来，并且还以民众最易接受的讲故事形式讲述佛理，达到传播佛学典籍，传达教义佛理的目的。
”目连救母“故事从晋代佛经《佛说盂兰盆经》中发展变化而来，直至唐朝目连变文吸收、借鉴其他佛经的内涵教义，又丰富和扩展了故事情节与内容，为后世”目莲僧救母“故事提供了相对完备的底本，但是唐代还未产生戏剧最初的表演形式，加之未脱离宣教主题，《目连救母》杂戏还未产生。
直到北宋才有《目连救母》的民间杂剧形式出现，此时戏剧文本不仅吸收了大量的杂技和百戏金院本《打青提》，更是将杂剧的“艳段”(序幕)改编成独立的演出剧目，成为此后北方目连戏的发展方向。在北宋”目连救母“的杂戏演绎中，主人公的人格被进一步拔高，受到宋朝看重文人品格的影响，这一版戏剧中的目连自然也拥有文人所崇拜的圣人品格，形象高尚伟大。而元代明代的目连戏又形成了文人阶层和民间阶层两个演出倾向，丰富了剧目变化和内涵。演变到清代时期，”目莲僧救母“故事又有了宝卷和戏剧两种传播形式，那时戏剧演出开始进入宫廷，而民间目连戏盛演于南方，目连戏打上地域文化的烙印，直至如今仍旧有许多带有鲜明地域特色的“目连戏”以不同形式在演绎，展现出更为磅礴的生命力。
《佛说盂兰盆经》是一本外来佛教典籍，但历来古籍会有作伪书的情况出现，《净土盂兰盆经》便是中国本土的僧人根据原经典撰写得来，又名《净土盆经》《大盆经》《净土大盆经》《大盆净土经》《大经》《净土经》。还是主要讲述目连造盆救母的情节故事，引用了其他佛教经书典籍和教义，想要进一步强化劝诫民众的作用，是一本专为中元节与盂兰盆节斋会撰写的伪书。
遗憾的是此本具有文献价值的伪书多年失传，研究者也只能在佛教经录或其他零星的著述中检索到《净土盂兰盆经》的名目或其中个别段落一直无缘得到这本经书的完整经文。而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之后，如今的法藏P.2185号写卷成为了《净土盂兰盆经》唯一的抄本，非常珍贵。虽为伪书，根据《佛说盂兰盆经》内容撰写《净土盂兰盆经》仍然有非常大的价值，这本经书的撰述和传播也是佛教孝道观世俗化、中国化的经典范例。
具有叙述性的文学类型数千年来是中国文学最受人民群众喜爱的，人类丰富的想象力展现在故事演绎中，佛经中的目连故事现存文本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这一篇。故事主要依据经文开始的一百多字,就推演出了一篇洋洋万言，情节曲折变化，教义深沉又贴近民众具有浓郁文学色彩的故事。《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脱出佛经的教说与宗教意味，构造有序言，有故事起因，正文层层讲述，起承转合的情节与通俗文学的结合，成为独具文学价值的艺术文本。
这版注疏由唐朝名僧圭峰宗密禅师所著，是历代《佛说盂兰盆经》的注疏中最具影响力的一部，历来被视作解释《盂兰盆经》的权威注疏专著，此疏中不止专注于佛教教义，更是大量儒家经典的化用，又将儒、道这两个中国最本土产生生长的两家文化中的孝道思想吸取融合在一起，在文字表达上考虑受众接受度，行文通俗易懂，所以不只是僧人教众重视，更是广受非信众的传阅。在此之后数代的译经家和佛经注疏者，注疏时都将此版作为最佳的规范参照，在当时以及后世都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力，作为佛经注疏并成功完成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例子。
此版注疏为宋代大智律师元照所撰写，是李豫密禅师《盂兰盆经疏》的注释书，传入日本后，以律宗寺院泉涌寺的开版印刷为矢，从中世到近世数次刊行出版。然而《盂兰盆经疏》虽广引儒释经典，引用之际却多以“儒中”“释中”等代替原本的书名，导致典籍出处模糊，初学者难以理解，望而却步。后来元照意识到其这种翻译生涩难明，所以详细考据了其典故、引文的出处，引经据典说明其中含义，还对生僻、难懂的词汇加以注释之后才广为采用。此书在中国已经亡佚不存，难以考据其传播和阅读的历史，在日本以律宗寺院泉涌寺的开版印刷为嚆矢，从中世到近世数次刊行出版，并为僧侣所撰唱导文学、说话文学和佛经注疏等所征引，也是一部较为有影响力的注疏。
此书为唐朝高僧慧净对《佛说盂兰盆经》的随文注疏，现存只有敦煌藏经洞写本，这一版注疏不同于想要融合中国化的方法，他的注疏保留佛经典籍的特色，只是引用佛教经典去解释标注经文，不使用儒家典籍去解释经书内容，保留有佛经注疏的特色，并且从艺术价值来看，文字优美，风格高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