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5-06 13:40
北齐（550年—577年），是中国南北朝时期由高洋建立的北朝的政权。因皇帝为高氏，又称高齐，历经六帝，享国二十八年。
末年，将领高欢收编六镇鲜卑势力，势力壮大，成为北魏权臣。北魏分裂后，高欢被东魏封爵齐王、长期据守（今山西太原）。武定七年（549年），高欢次子高洋在父兄相继离世后，主持政务，并于次年迫使东魏禅让，建齐称帝，史称北齐。之后，他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对外接连出兵，击退辽朝、、山胡、库莫奚、 、南梁等势力，北齐疆域随之扩大，国力日渐强盛。在他离世后，弟弟高演杀其子高殷篡立。 二年（561年），离世，传位九弟。高湛以及其子高纬在位期间，宠信等恩势力，排斥汉族士人以及勋贵，官僚机构庞杂、百姓徭役繁重，国力持续转弱。此外，高纬还因为猜忌，先后斩杀了大将斛律光和宗室将领、高长恭高长恭。隆化元年（576年），北周攻打北齐，欲奔突厥不成，禅位于八岁的皇太子。隆化二年（577年），京都邺城被北周军队攻陷，高恒与高纬逃亡途中被北周军俘虏，北齐灭亡。同年，北周以高纬参与宜州区谋反为名，将高纬、高恒等人一起赐死。
北齐中央大致循北魏官制，地方分州、郡、县三级，又分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共九等；设骑兵省和外兵省分掌内外军事；确立了律、令两大类法典；外交上重北轻南；经济上沿袭了北魏均田制，另有所发展；畜牧业和商业较发达，农业、手工业取得了一定进展；文化上重视国史修篡，文学达北朝鼎盛，出现了邢邵、魏收等文学人物，由于崇尚佛教，北齐在书法、雕塑、石窟上都受到佛教文化影响；曾颁行《天保历》，制作过武平铁权；鲜卑族为北齐的统治阶层，社会风俗也出现了胡化现象，不重视雅乐，喜好杂乐和百戏。
胡三省在《资治通鉴》中的注解中认为，东魏权臣渤海王高欢爵号为齐王，高欢之子高洋继承了他的爵位，且高氏本就是勃海人，而勃海是故齐之地，所以高洋建国时，将国号定为“齐”。后世为将之与南齐相区别，以王朝存在的先后为标准称之为后齐，以皇帝姓氏为标准称之为高齐，以南北朝分属为标准称之为北齐。
北魏末年，内乱频起，永安三年（530年），权臣尔朱荣兵逼洛阳市（今河南洛阳）打算谋朝篡位，被元子攸元子设计杀害，元子攸随后又被尔朱荣堂侄尔朱兆所杀，北魏朝局陷入混乱。尔朱荣麾下将领、出身怀朔镇（今内蒙古自治区固阳县百灵淖乡城库伦村）兵户的高欢，在尔朱荣死后收编六镇余部逐渐壮大。元年（531年），高欢攻破首都拥立即位。永熙二年（533年），高欢消灭尔朱荣残部，任、渤海王，把持军政大权。永熙三年（534年），元修与高欢争权失败，弃国投奔关中大行台宇文泰，宇文泰等毒死元修另立元宝炬为帝建立西魏。高欢改立元善见元善见即位，迁都于邺城遗址（今河北省临漳县一带），史称东魏。
此后，高欢被封爵齐王，长期居住在太原市（今山西太原），由嫡长子高澄入朝执政。武定四年（546年），东魏与西魏发生战争，在围攻玉璧时，遭遇西魏韦孝宽部的挫伤，高欢为此忧愤病逝，高澄继承父职及爵位继续辅政。武定七年（549年），高澄为密谋篡位屏退身边的侍从，遭其虐待对他不满的厨奴兰京趁其不备，将他刺死。
高澄之死事发突然，引发朝野内外的惊慌。高澄同母弟、时年二十三岁的高洋出面处理变乱与政务，带兵缉拿、斩杀刺客，并赶赴，主持政务，安抚人心。武定八年（550年），正式诏命高洋为使持节、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大行台，加封为齐王，总揽东魏军政大权。五月，高洋派遣潘乐、侍中张亮等人劝孝静帝禅让，孝静帝被迫同意。高洋遂升坛祭天，举行禅让仪式，登基称帝，改国号为齐。
高洋称帝后，对内平定太尉彭乐叛乱，撤销相国府以加强中央集权，又整顿吏治，任用汉人士族，兴儒学，修国史，完善法律。对外于武定八年（550年）十一月，用军事演练的方式吓退西魏权臣来犯。天保三年（552年）至天宝六年（555年），高洋先后出兵契丹、柔然、山胡、库莫奚、 等势力，最终扩张了背鳍的疆域。与此同时，北齐的人口也随之增长，农业、盐铁业、瓷器制造业都相当发达，国力日渐强盛。
高洋在位后期，沉迷酒色，疏于朝政，且劳民伤财，北齐国力开始衰落。天宝十年（559年），高洋病逝，皇位由长子高殷继承。高洋临终前曾托孤于自己的六弟高演，让他辅佐高殷。高殷即位后，高演独揽朝政，权势越来越大。乾明元年（560年），高演发动政变，自立为帝，废高殷为济南王，次年将其杀害。
高演即位后，认为北齐的当务之急是社会稳定与经济建设，为此他招贤纳士，明确统治阶级内部秩序，比如确立功臣继承人，以及统治阶级内部关于财产的继承制度；关心民生，轻徭薄赋，完善执法机构；文化上推行儒学，加强学校教育；虽与其西边的在对抗中处于上风，但高演执政时期并未与北周等政权发生大规模战争。 皇建二年（561年），高演坠马病重，为保住儿子高百年性命，不使他落入高殷一般的下场，高演主动提出自己死后皇位会传给九弟长广王齐武成帝。
大宁元年（561年）冬十一月，高演病逝，高湛登基，是为武成帝。高湛登基后宠信臣和士开，与其形影不离，和士开有时会留住宫中达几个月之久。和士开劝他及时行乐，高湛对此也深表赞同，愈发不思国事。河清四年（565年），高湛让位于太子高纬，自任太上皇，和士开却权倾朝野，还与高湛的皇后胡皇后发生奸情。
天统四年（568年），高湛逝世，高纬尊胡氏为太后。和士开与胡姓行事愈发不遮掩，关系公开化。高湛第三子、琅琊王高俨怒而欲除去和士开。武平二年（571年），高俨罗列大量罪名弹劾和士开，请求高纬将其法办。高纬遂令领军大将军库狄伏连设下伏兵，在和士开踏入宫门后将其擒杀。之后，高俨又集结三千人在千秋门发动政变，高纬派兵镇压，很快平乱。高俨为保命，只能终日藏匿在胡太后宫内。二年（571年）九月，高纬对胡太后假称要出门打猎，趁夜召高俨前来，将其处死。
高纬为政期间，除了宠信和士开外，还对奶娘陆令萱，将领高阿那肱、穆提婆（陆令萱之子）、高密郡公韩凤等人很是信任。这些人左右朝政，收受贿赂，卖官获利。北齐的异姓封王也因此数以百计，官僚机构庞杂、职权不明。为满足贪欲，高纬以各种名目征收赋税，百姓徭役繁重，致使民不聊生。北齐国力也持续转衰。
三年（572年），因北齐名将、公斛律光在之前多次战胜北周，北周将领故意制造谣言，说律光谋反。而受高纬信任的奶娘陆令萱与斛律光也有仇怨，故意趁机使高纬对斛律光生疑，高纬便设计杀掉斛律光，称其谋反，还将斛律光满门抄斩。斛律光之死使北齐的边防力量遭到重创，勋贵集团与北齐皇室逐渐离心。
斛律光死后，朝臣祖珽逐渐掌握了内外大权，想借机澄清政治，改变北齐现状，但改革因触犯陆令萱等恩倖势力的利益、遭到他们的抵制，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祖也被贬外放。至此，支撑北齐政权的三支重要力量宗室、勋贵和汉人士族都遭到削弱和打击，而恩倖势力成为左右北齐政局的唯一力量。君臣上下也一味追求奢侈享乐。
与此同时，实行改革，对内通过灭佛政策，增加赋税收入以及兵源；对外与突厥和亲，与陈通好，国力日渐强盛。武平四年（573年），北周欲伐北齐，高纬又因为猜忌，鸩杀了宗室将领、高长恭。武平六年（575年）起，北周开始出兵伐齐，至次年十二月，高纬败退太原市。
隆化元年（576年），北周军攻至高壁（今灵石县东南二十五里），北齐将领高阿那肱望风而逃。十二月，宇文邕逼降北齐守将韩建业后，继续向晋阳和北朔州市（治新城，今山西朔州市西南）急进。高纬欲奔突厥不成，转奔京都邺城（今邯郸市临漳），禅位于八岁的皇太子高恒。隆化二年（577年），邺城遗址被北周军队攻陷，高恒与高纬逃亡途中被北周军俘虏，被周武帝宇文封为，北齐正式灭亡。同年，北周以高纬参与宜州区穆提婆谋反为名，将高纬、高恒等人一起赐死。同年十二月，高洋第三子高绍义受突厥佗钵可汗扶持称北齐皇帝，改年号为武平，统辖流亡北方的北齐人。两年后，北周和突厥和亲通好，他钵可汗应北周之请将高绍义交给北周，高绍义随后被北周流放蜀地，病逝而终。
高洋代东魏建立北齐政权后，乘侯景之乱夺取南朝江北之地，北齐占据天下河流的四分之三，统治天下九大州中的五个（三四渎之三，九州之五），基本统一了中原的大部分地区。天保三年（552年）前后，高洋东逐辽朝、西平山胡（属匈奴族）、北破柔然与库莫奚，疆域达到最大。武平年间，淮南之地被南陈攻陷。
北齐政区基本上沿袭北魏，疆域最大时，河北省辖有三十七州，河南省辖有三十九州，淮南市地区有二十九州，共计一百零五州，北齐灭亡之前，辖有九十七州，一百六十郡，三百六十五县。
据《魏书·地形志》载，元善见武定年间(543年—550年)，有一百八十九多户，约七百八十万人。据《通典》载，北齐灭亡前，有三百零三万户，人口超过二千万。侯家驹在《中国经济史 》中认为，短期内北齐的户均人口不可能猛烈增长，《通典》所载人口有待考证，以每户四人计，约一千二百万人。
北齐大致循北魏官制。中枢置有太师、太傅、太保三师，位拟上公，以勋贵者居；设大司马掌中央军事，设大将军统领军队；另设品秩一品的太尉、司徒、司空三公，但三师三共多为虚号没有实权。下设九卿，职掌如前代旧制。
中央权力机构为三省，即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三省当中，门下省和皇帝关系密切，地位较高，掌纳谏和呈献群臣奏议，通摄六局。六局当中尚食局总知御膳事；尚药局负责御药之事；主衣局掌管御衣类之事；斋帅局负责铺设洒扫；殿中局掌管驾前奏引行之事，以及制请修补，比如耕种时提供耒等器具。
尚书省置录尚书事、尚书令、尚书仆射及六尚书。录尚书事位在尚书令之上，职掌与尚书令同，但不负责纠察。尚书仆射为尚书令副职，分左、右仆射。六尚书即吏部、殿中、祠部、五兵、都官、度支六部长官。左丞（左仆射）掌吏部、考功、主爵、殿中、仪曹、三公、祠部、主客、左右中兵、左右外兵、都官、二千石、度支、左右户十七曹，又主管辖台中事。有监察的责任。右丞（左仆射）掌驾部、虞曹、屯田、起部、都兵、比部、水部、膳部、仓部、金部、库部十一曹，也管辖台中，但不负责弹劾。六尚书分统列曹。
中书省负责负责皇帝的起居记录、起草书函、掌宫殿乐队、伶官等。中书省设监、令各一人，侍郎四人。又兼领舍人省，舍人省设中书舍人、主书各十人。
此外，还设置有掌管皇家典籍图书的秘书省；掌讽议、献纳的集书省，掌宫门守卫的侍中省；设御史台，掌察纠弹劾；设都水台，掌诸津桥；设者台，掌诸吉凶公事，导相礼仪事；还有各寺，如大理寺掌决正刑狱，太仆寺掌诸车、马、牛、畜产之属，光禄寺掌祭祀、朝会、宴乡酒膳馐之事，国子寺掌训教贵族之子等。北齐还特置“行台”，即在首都以外设中央机构，置有令、仆、丞、郎等官职，但具体官职会根据权责去设置。
北齐地方官制分州、郡、县三级，但各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共九等。州长官分为州牧(从二品)、上州刺史(第三品)、中州刺史(从三品)、下州刺史(第四品)。诸州置三个六品刺史，一般为宗室一人，异姓官吏二人；郡长官分上郡太守(第四品)、中太守(第五品)、下守(第六品），诸郡置三太守(用七品者)；县长官分上县令(第六品)、中县令(第七品下）、县令(第八品)，县置三令长(用八品者)。州刺史、县令长需驻守所任之州县，太守一般空有其名，不参与实际行政事务。
上上州府，属官佐史共计三百九十三人，上中州、上下州递减十人；中上州比上下州少五十一人，中中州、中下州递减十人；下中州比中下州少五十人，其他两州再各递减士人。上上郡置知府一人，属官佐史共计二百一十二人，上中郡、上下郡各递减五人；中上郡减上下郡四十五人，中中郡、中下郡再各递减五人；下上郡减中下郡四十人，下中郡、下下郡各递减二人。上上县设令一人，属官佐史共五十四人。上中县、上下县各递减五人；中上县减上下县六人，中中县减中上县五人，中下县减中中县一人；下上县减中下县一人，下中县、下下县各递一人。
上、中、下诸镇，均置参军的属官，比如镇将、副将、参议军事行政的长史、协助处理军事事务的录事参军，管理后勤事务的仓曹、掌内之兵的中兵、司禁防的长流、掌盗贼劳作事的城局等，以及将帅的幕僚曹行参军，负责市场管理的市长、仓督等员。
北齐官员，设九品，每品分从、正；又定禄秩，官吏的禄率分为三种，一分以帛，一分以粟，一分以钱。一般守本秩，政事繁忙时优待一秩，闲时降一秩。官吏不办事不朝拜皆不给禄。每品的禄秩不同，如正一品每岁禄八百匹，二百匹为一秩；从一品七百匹，一百七十五匹为一秩。二品岁禄六百匹，一百五十匹为一秩；从二品，岁秩五百匹，一百二十五匹为一秩。九品岁禄二十八匹，七匹为一秩；从九品二十四匹，六匹为一秩。
北齐沿袭魏晋及北魏的中外军制，军队分为内外军，设外兵省和骑兵省分掌军事。外兵省分管外军事务，骑兵省分管鲜卑内军事务。内外军长官常授予皇帝之亲信，再以地位较低、和君主关系亲密的中书舍人负责办理具体军事事务，以便军队能牢固地掌握在国君手里。而中央六尚书当中的五兵尚书不掌军权，仅负责募兵、召役等行政事务。
内军多由鲜卑骑兵组成，北齐时称内骑兵，为中央直辖军队。内骑军又分为京畿军和晋阳军。京畿大都督总领宿卫兵，但直接统率宿卫兵的是领军将军。晋阳军指驻扎在下都晋阳的部队。
太原市为北齐的精兵基地，曾为北齐建立打下军事基础，北齐建立后被设为下都，并在高欢大丞相府基础上设置各部尚书，称为并省尚书。北齐诸皇帝经常住在晋阳，如天保五年（554年），高演曾为并省尚书令，齐武成帝也曾为并省录尚书事。晋阳兵和京畿内骑军一般不轻易交与诸将。诸将请兵，除奉命领兵出征，只拨数千人为限。
外军多由步兵构成，称作外步军，包括镇戍兵和州兵、部曲兵等。镇戍兵多设置在北方和西方，北边镇戍兵用于防御突厥，西边的用以防御北周。州兵主要用于维持地方治安，有时也要出征。州兵主要有两道兵，是北齐王朝最主要的地方部队。一是河阳道兵，一是幽州道兵。河阳道又称洛州道，其兵称洛州兵，由河阳道行台仆射兼洛州刺史统领。幽州道兵又称幽州兵或冀州兵，由幽州道行台仆射兼幽州刺史统领。部曲是豪族大姓所组织的武装力量，但不能随意组合，须得朝廷允许才能招集。部曲兵除跟随部曲将领出征外，多用来维持地方治安。
晋阳兵及京畿兵的兵源主要由六镇鲜卑及洛阳六坊鲜卑兵构成。北魏时，六镇鲜卑、洛阳鲜卑及鲜卑化了的其他族人民为地位低下的兵户(称府户)，以当兵为职业，且生活无保障，因而爆发了以兵户为主体的六镇起义等。他们是北齐军事武装的主要兵源，而北齐建立后，鲜卑成为新型的兵户，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也是内骑军的募兵来源。
州镇兵除了部分兵户外，还有从镇戍地征召的汉人，而部曲兵多由汉民组成。而北齐所募之兵，为二十至六十岁的成年男子，他们或参与打仗，或服军队力役。役期大约为一年。
北齐法律在继承、总结前几个王朝法律的基础上，确立了律 (以刑法为主的法典)、令(作为以规定政治、社会各方面制度的法典) 两大类法典，并辅之以科或格或式的(作为单行法规汇编形式)中华法系特有的法律律系；完善了法典编制的体例，初步实现了儒家的礼教和法家理论当中之法律观念的完善结合，即所谓“礼法合流”。
北齐代东魏后，命精通法律的世族官员封术为主要起草人对东魏法律进行了修改，前后增损“十之七八”，河清三年（564年），北齐颁布《北齐律》，共九百四十九条，由十二篇组成，第一篇《名例》将晋律的刑名、法例合为一篇，主要用来规定定罪量刑。其他各篇则分别规定各类主要罪名及其刑罚。《北齐律》继承了魏晋以来法律改革结果，创立“重罪十条”制度，即将“最具危害”的罪名归为十类，即反逆、大逆、叛、降、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义、内乱，犯有十罪的罪犯，一律不得在大赦时被赦免，不得享受八议、赎免之类的特权。这项制度经过隋朝改革后，沿用至清朝末年。
北齐的令改编自《故事》即魏晋的令及惯例，根据行政机构当中的二十八曹分篇，共有四十卷。另把不宜于作为“法定”的法律改编为“权令”，把单行条例总称为“格”。
自侯景之乱后北齐对南梁心存轻蔑，但对北周防范心理较强，又由于其军事力量不足以同时抗衡西、南两条战线，北齐在外交战略上重北轻南。
高洋建齐前，东魏大将侯景不满高澄掌权，试图叛逃至西魏，与高澄所率东魏军发生战斗，东魏损失巨大。北齐建国后，与西魏间再无大规模军事战争，但双方互相仇视，几乎没有外交往来。
天保八年（557年），西魏权臣宇文觉取代西魏建立北周后，因宇文姓和高氏素有旧怨，双方在前期没有建交。期间，北周还曾联合突厥一起攻打北齐。四年（565年），北齐国势转弱，为防止北周与突厥形成合纵之势，才遣使请求与北周和亲。直到北齐灭亡前两年，双方一直通使往来。
北齐建立之初，南朝梁发生侯景之乱，萧氏子孙自相残杀，内乱不止，无法插手北齐事务，双方无外交冲突。天保四年（553年），北齐趁南朝梁国力衰落，通过军事手段夺取了江北的大部分地区，迫使南朝梁派质子萧庄于北齐。天保八年（557年），南朝陈国代梁，北齐扶持萧庄以及扶立他的王琳集团与陈国开战，最终被南朝陈击败。
大宁元年（561年），北齐主动遣使与陈建交。此后，齐陈共聘使往来27次，加强了文化和学术方面的交流。武平四年（573年)，陈顼发兵攻打北齐，此后双方陷入战争，再没有使者往来。
北齐建国初期，对曾长期与北魏保持经贸关系的柔然（即柔然），以及与西魏相邻的吐谷浑颇为忌惮。为防给本国增添新的边患，北齐建立之后，一边着手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准备，一边遣使吐谷浑，试图与之保持友好的外交关系。
天保四年（553年），北齐通过军事手段夺取了南梁在江北的大部分土地，南方局势已定，并开始着手解决北方游牧部族侵扰边境的问题。该年十月，高洋御驾亲征并大败契丹，解决了契丹对北齐北部边境幽、翼、定等州的威胁，迫使契丹遣使朝贡。
同年，突厥迫使柔然举国南逃，高洋“自晋阳北讨突厥，迎接茹茹（即蠕蠕、柔然）”，然后“亲追突厥于朔州”，最终突厥战败请降。北齐暂时解除了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四年（565年），北齐国势转衰，突厥和北周却有了和亲的关系，为防止两国成合纵之势，北齐也遣使求亲，许纳重金，突厥遂与北齐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北齐后期对北方突厥的外交以安抚为主。
北齐建立之初，沿袭北魏的授田制，男子成丁便授田，至其六十五岁时归还国家。天保八年(557年)，北齐高洋高洋下诏徙民到土地较多的区域，以便更好的实施均田措施。河清三年(564年)，齐廷再次下诏，规定十八岁男子授露田八十亩，妇人四十亩。号召女子营务蚕桑。授田数量较北魏增长了一倍。又每丁给二十亩为桑田或麻田，桑田和麻田可买卖，露田不能买卖。对受田奴婢的数目作了限制，但贵族官僚到一般地主仍可拥有六十人至三百人来受田。
此外，规定居十家为比邻，五十家为间里，百家为族党。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以下为丁；十六以上、十七以下为中；六十六岁以上为老；十五以下为小。男子十八岁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
北齐境内大致上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水资源非常丰富，有着适合农业发展的有利地形和环境。在农业政策方面，沿袭了北魏的均田制，为进一步调动农民积极性，北齐政府要求官吏恪尽劝农职责，河清三年（564年），齐廷又下令增加了授田亩数，即成年男子授露田八十亩，妇人四十亩。号召女子营务蚕桑。因为北齐政府对农业的扶持与重视，北齐农业得以恢复和发展。桑树的种植已不局限于自耕农的少量种植，桑蚕业在这一时期发展显著，一些大族拥有大片桑田。但由于北齐末期已无法遏制土地兼并，均田制逐渐名存实亡，致使大量农民破产，从而遏制了农业发展。
北齐重视畜牧业的发展，在管理机构上沿袭北魏旧制，在太仆下亦设驾部，掌车舆、牛马厩牧等事，下设司州别驾从事史，三等上、中、下州别驾从事史，厩牧令等职官；门下省设内厩局，有马医二人。在北魏代郡牧场基础上，建立恒州的代郡牧场等。畜牧品种有驼、牛、羊、马等，有了一定的养殖牛、马、猪等牲畜的技术。为了军务，还设有专门的牧田用于养马。马的产量很多，而在北齐，马不仅是畜产品，还是财富的象征。太原市城内达官显贵常以拥有巨大数量的马匹，来显示自己的社会地位。但总体而言，北齐的畜牧业不及北魏。
北齐手工业以官营手工业为主导，主要有纺织业、冶铁业、制瓷业、制盐业等。重视发展纺织业，蚕桑业在当时有了很大进步。河北省为当时的丝织业中心，定州设有绸绫局。北齐丝织品种类很多，有纱锦、绫、罗、绸、缎、绢等，产量多。冶铁业和制瓷业也相当发达，铁器品种多样，产量大，冶炼技术也有不小进步，能成功烧制出白釉。制盐业主要有河东郡的池盐和山东省的海盐，对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做出很大贡献。除官营手工业外，北齐民间手工业生产也在缓慢发展。多为农民在种田外，种植桑麻，再制成丝织品。
北齐商业，因为战乱和民族冲突受到限制，但北齐首都的邺城遗址依旧为当时重要的商业都会，奢侈品贸易较为繁荣，经济地位仅次于洛阳市。梁州(今开封市)城内游食、工商者甚众。太原市作为别都，也是当时的贸易中心，对外贸易频繁，外国商胡云集，多来自西域各国。为此，政府还专门设立了供西方商人开展贸易的场所。当时的商品，除了少部分供给统治阶级消费的高级奢侈品外，大部分为粮食、食盐、织物、农具、铁器等日用必需品，还有城郊农民所生产的瓜果蔬菜。商业的发达，造成了许多巨商富贾。虽国家规定商人不可穿锦绣衣服，但无法实行。魏末齐初，洛阳富商刘宝在各重要城市都养着马和建有住宅，国内许多商品都被他控制。他的住宅和车马服饰，与王公贵族没什么两样。诸王的国臣府佐多是富商群小，很多大商巨贾通过买官当上了州县官吏。
北齐建立之初，就诏令收集天下图书，征集国史资料，组织史官修国史，为统治者提供安邦治国的经验。天保二年（551年），下诏令魏收撰修《魏书》，虽因门阀争斗，《魏书》在北齐一朝先后修改四次，但魏收与阳休之、李德林两次议定国史起元，北齐修史工作一直进行。
北齐时，起居注和实录的编写较为发达，“实录”以编年史的体裁，专记某一皇帝统治时期的大事，如《黄初传天录》，另有起居注《文宣皇帝实录》等，专注记皇帝事，不做评述。
北齐建立前，高欢便用殊礼厚待卢景裕和李同轨，置宾馆投经，后又征名儒为皇室诸子讲经，诸郡县也立学置博士助教授经。高洋执政时期，也推行儒经之学。北齐经学诸生多出自北魏大儒徐遵明门下，所习经学以徐遵明所传郑玄经学为主。
北齐文学是北朝文学史上最鼎盛时期，在民族融合的背景下，鲜卑族、敕勒族、汉族文人都为北齐文学的发展做出贡献。武平三年（572年），高纬高纬设文林馆，广泛搜罗招引文士，进行著书、文学创作与交流等相关活动。文士间相互劝进点评，形成多个文学团体，出现了邢邵、魏收、祖珽、阳休之、杨愔、崔季舒等文学人物。
其中邢邵擅长应用性文章的创作，他所作的文章包括军国文书及碑铭文。现存诗歌共计九首，全部都是五言诗，多为应诏诗、闺怨诗、咏怀伤志诗、写景抒怀诗等。除编成《》外，在诗阁文赋方面也有较高成就，诗歌可以分为闺怨诗、咏人诗、咏物诗、怀友诗、山水游宴诗，留世文赋有《南狩赋》《聘游赋》《皇居新殿台赋》《怀离赋》《庭竹赋》。此外，颜之推也在《颜氏家训》里提出了自己的文学思想。
由于帝王的倡导和喜好，以及当时儒学衰微、玄风盛行，文学主流追求“声色”，不注重作家主体情感的表露。诗歌偏爱轻艳题材，涌现大量描写女性、咏物、写景等诗歌；形式力求精致美观，雕琢辞藻的现象较为普遍，讲究使用典故、对仗、声律。
北齐书法的表现形式多为石刻，有墓志碑文如张景仁的《隽修罗碑》等，有佛教刻经，比如铁山摩崖、冈山摩崖、泰山经石峪刻经等。这些刻经，书体有楷书和隶书。
其中，泰山经石峪刻经为隶书体，字径45厘米左右，刻写在泰山东南的山坡之上，许多文字又被溪流所掩盖，不知全貌，传世拓本文字最多约一千二百余字，最少有九百六十余字的。此石未刻写年月，以书法特点来分析，或刻于北齐末年。
北齐雕塑以佛像造像为主，而所造佛像以单体圆雕佛像为主，受到印度多时期佛像与南梁“曹衣出水”画风的多重影响，造像形态多丰圆适中、比例匀称及薄衣贴体的新风格。整体雕工简洁流畅，对佛像的眼部刻画较为用心，在技法上，除了继续保留直平刀法外，逐渐发展出了新式的圆刀法。代表作品有山东青州的北齐佛像。
北齐时期，在佛教思想和佛教文化影响下，形成了有佛教文化特色的石窟艺术。现存北齐石窟文化代表有山西太原天龙山、河北南北响堂山等。
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省太原市西南，海拔一千七百多米，由高欢于东魏太昌元年(532年)首次开凿，北齐洞窟有三个，即东峰的第一窟和西峰的第十和第十六窟，第十六窟是天龙山最为完备的石窟。窟口呈圆拱形，拱端雕有凤鸟，左右岩石中各雕出一尊力士。在洞口外侧，还雕有前廊，面阔三间，廊侧为两根八角柱，柱子上面又雕出由人字柱和一斗三升组合成的屋檐。在窟外右侧的石壁上还雕出带首的碑形。石窟佛像及菩萨像皆承继北魏末的服饰，但在造型上趋向柔和的表情，衣褶亦较自然写实。
响堂山石窟分布在峰峰矿区的鼓山上，草创于北魏，建于北齐，分南北两处，俗称南、北响堂寺石窟。现存石窟十六座，大小佛像四千三百多尊。而北齐响堂山石窟刻经的书法艺术，成为研究中国书法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北齐雅乐循北魏旧例，在郊庙朝会时，会使用十二镈钟，以及二十架编钟磐和鼓奏乐，用八作《皇始》之舞。后经过改革完善，高湛执政时期，将四郊、宗庙、三朝之乐分类制定。在不同的祭典使用不同雅乐。其中的鼓吹曲直接传承自汉代，只是改变了歌名和歌辞。北齐雅乐并不受重视，但由此创生了百戏，而百戏制作常“奇怪异端，百有余物”。
北齐的杂乐有西凉舞、清乐、龟兹等，但自北齐建立前，齐人便喜好吹笛、弹琵琶、五弦及歌舞之伎，齐武成帝执政时期，这些杂乐得以普遍推广。高纬高纬也喜爱胡戎乐，常亲自谱曲、弹唱；祖珽会弹琵琶，能作曲。而这些杂乐常以伴歌舞的形式出现，比如朝臣魏收就好声乐，善胡舞。
北齐建立之初，沿用《兴和历》，同时命天文历算家宋景业协图谶造《天保历》。天保二年（551年）起，《天保历》在北齐颁行，成为北朝少数颁行的历法之一。北齐后主武平七年（576），董峻、郑元伟奉进《甲寅元历》，最终没有使用。同年，刘孝孙、张孟宾二人分别奉进《武平历》和《孟宾历》，与宋景业相互论争，但争论未出结果之时，北齐即已灭亡。
《天保历》的制作者宋景业为广宗县（今河北省威县）籍贯人士，是历经东魏、北齐两朝的天文历算家，通晓《易经》，研习阴阳消长及行星占候之学，兼通天文历法。此外，北齐时还有历算家信都芳，曾为《古今乐事》《九章》十二图、《器准》作注。注后的《器准》成为《器准图》三卷，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科学仪器专著，但已佚失。
北齐衡量单位沿袭北魏，制作出权衡器具武平铁权。武平铁权高5.3厘米、底径2厘米，重74克，呈葫芦形，鼻纽。权的一面刻“武平”，一面高3厘米、底径4.7厘米，刻“元年”，有长期使用造成的磨损痕迹。现今被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该权有长期使用造成的磨损。权的一面刻“武平”，一面高3厘米、底径4.7厘米，刻“元年”，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秤砣。
北齐统治者乞求长生，对有名的医士、新来的仙方倍加青睐。太常置太医署，中书省置中尚药局，尚书省、门下省和中书省内均设有医师，对医药管理已有更明确的分工。此外，北齐医学已受到南亚医学的影响，比如北齐名医马嗣明，因为吸取了南亚医学知识，针灸孔穴，与汉医传统的针灸穴位明显不同。
北齐沿袭时的崇佛风尚，佛教在北齐时期的地位得到提升，北齐诸帝支持佛教信仰，比如高洋“敬信内法”，对禅师僧稠颇为敬信，请受普萨戒，还曾颁布《废李老道法诏》，公开禁止北齐境内的道教信仰，令道士改信佛教。社会动荡之下，人们多“礼佛陀以自慰”，加上佛教信徒可免交赋税，佛教徒众多。北齐一朝，皇家立寺四十三所，另有四万余所寺庙，约有僧尼三百万人，仅在山西省地区就修建了晋阳大庄严寺、石窟寺、曲水寺、甘露寺、大崇皇寺、天龙寺等二十四座寺庙，开凿了天龙山石窟、姑母洞石窟、瓦窑村石窟、云冈石窟石窟、响堂山石窟等佛教石窟。
北齐主要的民族有鲜卑、汉、山胡等民族。其统治者为鲜卑化的汉人，并自认为鲜卑族。于是，鲜卑民族在北齐处于统治阶层，可以决定当时的社会主体的行政管理，且是中军的主要来源。
汉人世家大族如高乾、李元忠、封隆之、卢文伟等在高欢起兵初期给予支持，东魏、北齐政权的建立、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这些北方大族的支持。为此，高欢曾认高乾为族叔。但北齐建立后，出现反汉化倾向，较为蔑视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可汉族人数较多，在文化、经济上的力量也高于鲜卑人，北齐在国家管理上也不得不任用汉人大族，推行儒家文化。但在任用汉族士人的同时，北齐视汉族普通百姓为奴隶，民族政策不平等。鲜卑族的习俗和文化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汉人。出现了汉人学习鲜卑语的现象。
除了汉族和鲜卑族外，北齐境内还有山胡民族。山胡族多在山西省境内活动，最北到达今山西忻州一带，最南到今临汾市一带，主要在离石区与西河一带(今吕梁市地区)，以从事农业为主，多居于山谷间，以麻布为衣，与汉人杂处。人口数量多达六十万。后由于遭到镇压，陆续融入汉族中。
北齐时，处于分餐制向合餐制转变、一日两餐向一日三餐转变的饮食时期。以麦为主食，已出现了能发酵的蒸饼、馄饨等食品。此外，粟类也是主食之一。受鲜卑族影响，中原地区饮食胡风化。牛羊肉、奶制品在饮食中占有一定比例。“炙”的烹手法较为普遍。羊肉在肉食品中居首，猪的品种和质量也有所提高，鸡肉是普通百姓餐桌肉食首选，但普通百姓日常只能吃蔬菜，主要蔬菜品种有葵、蔓青、菜、茄、韭等。葱为主要调味品，有了做酱和做醋的技术，醋在当时被称作苦酒。有胡椒酒、葡萄、胡桃属、胡蒜、胡豆等食品传入。
北齐男服中的官服依照北魏旧制，大致可分为冕服、朝服、公服、常服四等。冕服，亦称“祭服”，是最庄严的服饰之一；朝服又称“具服”，在君臣百官议政时穿着，主要用于朝会，但有时可代替祭服用于祭祀；公服又叫“从省服”，是官吏的制服，较朝服简便；常服是宫廷日常服饰，百官可着此拜会、礼见，但不能用于祭祀和重大朝会。官服会因身份的不同，会有一定的等级区分。北齐皇帝的冕服一般分为冕冠、上衣、下裳、以及蔽膝、绶、佩等配饰，一般为玄衣纁裳。君臣都佩玉，尊卑有等级之差，绶是用来贯穿佩玉表示相承受之意。
北齐女子发髻灵活多样，多借助假发梳成。皇后、内外命妇等贵族女子在祭祀谒庙等重要场合都以假髻为专门头饰，以花钿多少来区分等级。皇后所著主要为六服，依据场合不同而有所区别。皇后冕服上的玺、绶、佩都与天子相同，金步摇，戴十二钗钿，钗上有八雀九华装饰。
庶民之服并没有制度上的规定，中原地区服饰在汉服基础上出现胡化，流行辫发胡服，外衣多为圆领、小袖、对襟，腰部束革带的样式，中衣不管男女，均是紧身小袖的上衣，满裆合袴的袴褶。头带胡帽，足部穿靴。
北齐时期，以汉族生活的传统的农业区内，房屋主要为用土木材料为干打垒做墙壁的结构。屋顶用悬山顶或平顶，窗狭小而长，居民院内设有厕所和畜舍（圏）。多用木家俱、陶制器具等生活用具，胡床普遍。而牧业为主的少数民族，建造居所形制相对简单，多以木盒毛毡为主要材料的穹庐毡帐，室内用具也比较简单，就是胡床、绳床等。上流社会的居所较为讲究，有庭院式的大宅和楼阁式的大宅，以庭院式府邸为主流，格式多样，如日字型、三合式、四合式、曲尺型等。楼阁式府邸少则两三层，也有高至五六层的。
北齐时期，骑马出行之风盛行，但贵族除了骑马外，还会乘牛车、羊车、船只出行。普通百姓也可以借助一个叫鹿车的人力木制手推车载乘，深受欢迎。
北齐盛行早婚，女子十三四岁可婚，二十岁以后未嫁属于晚婚。由于鲜卑贵族对汉族士族较为歧视，汉族的门第婚姻逐渐消失，出现了士族官宦婚姻与民族婚姻并存的现象，贵族嫁娶重视钱财，民间也形成了重聘厚娶之风。北齐鲜卑族具有质朴开放的婚姻观念，妇女悍妒，百官无妾。鲜卑妇女在婚姻家庭方面具有较高地位，拥有婚姻自主权。不仅男子可以休掉其妻，妻子也可主动要求离婚，妇女再嫁者众多，封建礼教的束缚远没有后世那样严重。寡居妇女还可以自主选择再婚对象，而男子不会因此对其鄙薄嫌弃。妇女贞节观念也较为淡薄，女子私结情好之事颇多。
北齐时，死者离世后，首先举行招魂礼，即由人手持死者生前所穿的衣服，站在屋顶面北呼叫死者三次，接着将死者衣服扔下，由另一人接住后，盖在死者身体上，若死者不能“复生”，亲属才开始放声痛哭。其次，举行沐浴仪式，为死者修剪手脚指甲、修剪胡须、整理遗容等。接着，用珠、玉、米、贝之类的东西放入死者口中，举行饭含仪式，以示不让死者饿着肚子离开人世间。然后为死者穿好衣服放入棺内。贵族朝臣去世后，皇帝一般会赐命服作为其敛衣。所用棺主要包括木棺和石棺两类，木棺较多，石棺较少。丧礼之后需要居丧。居丧需守礼，不能婚嫁宴饮等，但北齐皇帝及诸王大都不遵守居丧礼仪。
父权制在家庭中占据首要地位，统管家庭财产，有卖子权和主婚权，掌握着子女的生死婚嫁。汉族女子受儒家文化影响，在出嫁前处于卑幼地位，婚嫁多听从父母之命。鲜卑族女子则多遵从自己的意愿。不管官学还是私学，都不接纳女子成为学生，女子教育权受限，没有财产继承权，但对自己的嫁妆享有特权，丈夫也不可随意处置女子的嫁妆。北齐女子特别是鲜卑族女子，在家庭中地位相对较高。诸子有嫡庶之别，嫡长子地位优越，庶子受轻视，社会地位不高。母改嫁，子女一般留在父亲身边；父亡后母亲再嫁，只要尚有同宗可依，子女也不会落入异姓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