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5:04
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Pizan or Pisan,1364-1430），出生于意大利威尼斯城，法国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著名女作家，欧洲历史上第一位以写作为生的女性作家。
克里斯蒂娜·德·皮桑的父亲是法国国王查理五世的占星师，因此她从小在巴黎宫廷内长大，受到良好的教育。皮桑在15岁时结婚，在25岁时丈夫病逝、成为寡妇，为生计开始以写作为业，将自己的散文和诗集印成多个副本分别寄给宫廷内的名人，因此积攒了财富与声誉，写作事业得以开展延续。她精通法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一生用法语写作，流传下来的作品有十部诗体与十一部散文体，内容涉及政治、军事、历史、宗教、伦理、教育等多元议题，代表作包括《爱神的信》《玫瑰之说》《玫瑰恋史论战集》《妇女城》《淑女的美德》《论政治体》等。
克里斯蒂娜·德·皮桑一生都在思考讨论女性议题，相关思想集中体现于《妇女城》（又译“淑女之城”）及续集《妇女的三个美德》（又译“淑女的美德”）等著作，因其中体现的原始女权主义而备受后世关注。她维护妇女事业，倡导给青年妇女平等的教育机会，被视为“女权主义的先锋”、历史上第一位女权主义者。她的文字准确而优美，与但丁·阿利吉耶里、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并列，成为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古典文学的一部分。
1364年9月11日，克里斯蒂娜·德·皮桑出生于意大利威尼斯城。她的父亲托马斯·德·皮桑（Thomas de Pizan）是一名学者、医生，年轻时在博洛尼亚大学获得医学学位，毕业后任博洛尼亚大学星象学讲师，后来成为威尼斯共和国市政顾问。
克里斯蒂娜·德·皮桑出生后，父亲受法国国王查理五世之邀到巴黎担任宫廷里的占星师，举家搬往巴黎，定居于塞纳河岸边，临近巴黎当时图书制造业的心脏。克里斯蒂娜因此在四岁时前往巴黎，在法国国王查理五世的宫廷内长大，有机会博览宫廷图书馆的大量古典文学手稿，接受到良好的教育。她在幼年便拥有了语言才能，通过学习掌握了拉丁语、法语、希腊语等语言，熟悉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15岁时，克里斯蒂娜·德·皮桑嫁给了艾蒂安·迪·卡斯特尔(Étienne du Castel)，他是皮卡第的贵族，也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士，在宫廷内担任秘书，即便在两人结婚以后艾蒂安也仍支持克里斯蒂娜·德·皮桑读书、写作。两人育有三个孩子，分别是女儿玛丽(Marie)、儿子吉恩（Jean）和一个尚未命名便早夭的小儿子。
1380年，克里斯蒂娜婚后不久，查理五世国王逝世，克里斯蒂娜的父亲失去了在宫廷的职位，随后重病，于1385年左右逝世。1390年，艾蒂安在陪同查理六世出国访问博韦时意外染病，随即逝世。25岁的克里斯蒂娜·德·皮桑自此成为寡妇，需要独自抚养年幼的孩子们和年老的母亲。
在丈夫去世后，克里斯蒂娜·德·皮桑试图与法国行政部门就丈夫的佣金和薪水谈判，但她缺乏处理这类事件的经验，还因为女性身份被剥夺了获知丈夫业务和薪水的机会，经常被政府文员强行要求离开。在此后的13年，克里斯蒂娜·德·皮桑一直为诉讼作斗争，试图获得她应得的财产。
丈夫病逝后，为解烦恼，克里斯蒂娜·德·皮桑开始写诗，她写下的第一首诗是民俗音乐，表达对丈夫的思念之情和失爱的痛心，从此以后着迷于写诗，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歌，多为民谣、抒情诗、回旋诗、怨情诗。到1393年，她写下的诗歌已足够出版成诗集，第一本书《一百首歌谣（One Hundred Ballads）》由此问世，引起了宫廷贵族的注意并得到广泛认可。
克里斯蒂娜·佩里早期的诗歌多从年轻女性的视角叙述，主人公坠入爱河或为失去爱人而悲痛，这是12世纪法国吟游诗人的常见主题，也是宫廷爱情文学传统的核心。在当时，颂扬宫廷爱情的诗歌通常描绘美丽、神秘、贤惠、善良的女性，但也经常会将女性描绘成摧毁骑士美德的妖妇。克里斯蒂娜的诗歌以此为主题，但以更个人的方式呈现它们，试图消除该体裁中的厌女元素。
为了抚养家人和偿还丈夫生前留下的债务，克里斯蒂娜·德·皮桑开始以写作为业，她将诗信寄给宫廷内的名人，作为报酬，这些赞助人给她寄钱，这是当时的风俗。她的作品博得大量赞助人的欣赏，他们开始委托她工作，为特定受众写作，她得以通过写作赚钱养家。在孩子们长大并独立生活以后，她终于能够专职写作。
她在经济上依附于法国王室，她的赞助人包括巴伐利亚州的伊莎波（Isabeau of Bavaria）、奥尔良公爵（Duke of Orléans）、路易一世（Louis I）和贝里的玛丽（Marie of Berry）。她与法国王室关系密切，声望日益高涨，克里斯蒂娜·德·皮桑甚至受查理五世兄弟的委托，为已故国王撰写官方传记。
1400年，克里斯蒂娜·德·皮桑出版了《奥西娅致赫克托耳的信》（又译“爱神书简”），这在当时是一本畅销书，1408年到1415年间，此书多次再版。同年，她又出版了另一部巨著《爱神的信》（又名丘比特的信），其中叙述者以秘书的身份出现在爱之法庭，朗读了一封来自爱神丘比特的信。这部作品引用了诸多宫廷爱情文学中的主题，讽刺了这类文学作品固有的厌女症——将女性描绘成软弱、需要拯救或邪恶的引诱者。
1402年，克里斯蒂娜·德·皮桑出版了《玫瑰恋史论战集》，批判《玫瑰传奇》（又译“玫瑰恋史”），因而卷入了著名的“玫瑰之争”。《玫瑰传奇》是法国中世纪晚期最受欢迎的一部浪漫爱情诗作，克里斯蒂娜·格兰维尔反对书中对不道德行为的纵容和对女性“诱惑者”形象的描写，驳斥男性学者对女性作家学识上的贬低；同时试图以历史上的女性作家建构写作谱系，从而彰显女性作家的权威。“玫瑰之争”由此成为关于女性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的争论，也使克里斯蒂娜树立了知识女性的形象并扩大了自己的影响。
1405年，克里斯蒂娜·德·皮桑先后写下《妇女城》（又译“淑女之城”）和《妇女的三个美德》（又译“淑女的美德”“三德之书”），勾勒了以美德为核心的“妇女城”理论，构想了一个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完全由女性来统治和保卫自己的王国；既展示了女性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也教育女性如何通过自我学习而反抗社会对女性的歧视。
两年后，克里斯蒂娜·格兰维尔写下另一部重要作品《论政治体》为给当时的王储吉耶讷路易提供参考，此后还撰写了一系列其他政治著作，包括《哀法兰西之不幸》，以敦促贝里公爵谨防内战之灾席卷全法国。王储去世的一年前，克里斯蒂娜·德·皮桑还写下了《论和平》献给王储。
1429年，克里斯蒂娜写下最后一部作品《圣女贞德的传说》，颂扬了法国女英雄圣女贞德。这是一篇对贞德·达尔克的悼词，写于贞德遭到勃艮第公爵被判，被法国人处决之前。她在这部作品中暗示了自己文学生涯的终结。约1430年，克里斯蒂娜·德·皮桑在一家修道院里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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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娜·圭密·德·皮桑的许多作品采用自传体形式，如《命运的突变》、《克里斯蒂娜的幻想》等。自传内容成了她用来反映社会现实、思考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寻觅灵魂终极救赎之道的载体，其中不乏欧洲中世纪圣徒行传式自传文学体裁以及当时对个体与上帝、小宇宙与大宇宙之间关联的认知的影响。站在现实的角度，皮桑早早失去了父亲和丈夫的庇护，现实的身份与地位处境显然不允许她站在其他立场发出异见。对她而言，写作中对第一人称“我”的使用就是为女性创造一个权威的声音，因此以第一人称“我”发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皮桑的必然选择。
在其作品中，《命运的突变》描写了自己在丈夫去世后成为一名寡妇，象征性地变成了一个男人，她的声音变沉，以便能够继续职业作家的生涯，因此是有关性别转换的早期文本。在《女性之城》中也体现出自传性写作与历史人物传记相互交融的写作手法。
皮桑还是15世纪法国文坛中第一位有意识模仿但丁·阿利吉耶里的作家：她在自己的多部作品里借鉴了《神曲》中的框架结构和主线情节；不同程度地移用了但丁笔下的朝圣者原型，将自己跌宕起伏的人生之路书写为具有讽喻色彩的尘世朝圣之旅。同时她将个人的不幸命运与法兰西民族的内忧外患及底层民众的苦难历程结合在一起，使得自己的自传成为对法国的政治批判，体现出对人类的伦理道德意识和理性认知能力的关注，从而突破了个体性的藩篱，成为面向全体基督徒的人类救赎图景的缩影。
例如成书于1402－1403年间的《漫长的学习之路》作品中皮桑在其中借鉴了但丁·阿利吉耶里在贝娅特丽齐的引导之下漫游九重天穹的幻游历程，她在女先知西比尔的带领下周游广袤的人类世界，并且上升至第五层天穹（firmament）。皮桑和西比尔在此一道聆听了由理智女神主持的关于人类尘世政治事务的神圣辩论（celestial dispute），并且接受女神的委任，将来自上界的神圣信息带往法国宫廷。将主线情节设定为但丁游历三界，而且将对于人类尘世政治问题的反思与对于信仰和救赎的追寻结合在一起。
克里斯蒂娜·德·皮桑作品的最大特点是其在妇女观、女性教育、政治等议题上的理论思想体系构建。在《妇女城》《汉译名著系列：淑女的美德》等作品中，她主要构建了“妇女城”思想观念，以反抗社会对女性的攻击和压制，为女性辩护，证明妇女可以和男人一样高尚政治；以古罗马时代的杰出女性和意大利时代薄伽丘笔下的女性为原型，妇女城的一砖一石都是由这些具体的女性来构建，共有百位贤德的淑女成为妇女城的居民。以美德为标准，她严格区分了“高贵女性”（ladies）和“一般女性”（women），提出女性的高贵在于她们自身的美德。在《汉译名著系列：淑女的美德》一书中，克里斯蒂娜·格兰维尔从女性的实际生活情况和切身利益出发，把“妇女城”的美德具体化为种种建议和忠告，供生活在不同社会等级的女性参考。在富有先进意义的同时，皮桑的“妇女城”思想划分地位等级以及教导女性服从丈夫、用隐忍沉默来维护家庭和谐等内容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也有部分现代女性主义学者评价克里斯蒂娜·德·皮桑的思想是传统保守的。
克里斯蒂娜·德·皮桑的另一大思想特点是她在作品中多次提及的“身体政治”理论。克里斯蒂娜·德·皮桑的身体政治观念集中体现在《论政治体》一书中，在此书中她将整个国家描述为“政治躯体”（The body Politic），各阶级在政治体中有着固定的角色，都必须履行相应的政治职责和社会义务，在这个身体内部，“各肢体”相互协作、依赖。在皮桑的观念中，女性的政治职责除了尽力维护国家的和平之外还应该在内政事务中发挥积极的作用。除此之外，皮桑在《查理五世传记》《和平之书》等作品中也多次提及“政治躯体”这一概念。
克里斯蒂娜·德·皮桑认为若要从根源上解决因王权衰落与大贵族纷争所引起的战乱，为恢复和平与秩序，社会各个阶层须各司其职，建立良好的沟通协作机制，以此构建和谐有序的“政治身体”。在其中，女性群体具有“政治身体”不可或缺的特质，与公共利益紧密联系，应在“政治”身体中发挥积极作用。
皮桑在她笔下的“女性之鉴”中，对于经济行为和财富持正面的肯定态度，她舍弃了中世纪视金钱与财富为罪孽的传统观点，转而认为积极的、活跃的经济行为能够成为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基于这样的态度，皮桑在《女性之城》和《淑女的美德》中都对于社会各个阶层的女性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给予正面评价，并认为经济身份是女性社会身份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在《淑女的美德》中，皮桑以一种直接的方式来谈论她对于金钱和财富的态度。皮桑以开诚布公的方式驳斥了传统观念对于财富的负面态度，她指出财富的多寡与个人的道德品质并没有直接的关联，真正的德行体现于一个人对于金钱的态度和使用方式中。
皮桑的写作视域相对同时期女性神秘主义和宫廷女性诗人更为开阔。一方面关注性别问题，另一方面她还突破了中世纪文化传统对于女性写作的界定和束缚，进入到长期以来被男性所垄断的历史写作、政治写作乃至军事写作的领域之中。皮桑在探讨政治议题时，尝试指导和培养女性的政治能力，使得女性能够冲破狭小的私人空间进入到广阔的社会公共生活之中，让自己的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施展并且由此获得个人的自我实现。
皮桑提倡新式妇女教育，而且内容和形式都需要彻底改革，以理性为目标，结合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男女同校等方面。“在她看来教育的改革至关重要，让妇女接受和男人一样的平等教育，才能根本改变人们的思维、观点和行为，发展自己的 “ 理想” 和自主生活的能力。”例如在《女性之城》中，皮桑多次谈到教育对于女性心智与德行发展的重要意义，哀叹厌女症偏见对于女性受教育权的剥夺。在皮桑看来，教育不仅使得女性能够识文断字，更重要的是能够增进她们的德行，使之更好地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责。皮桑认为女性通过接受教育获得丰富的知识本身就是一种美德，而且这种学识之德会进一步促进女性其他德行的增长。
克里斯蒂娜·德·皮桑活跃于文艺复兴热潮，她在道德、教育、统治、战争及查理五世的生平、时代等诸方面都有着精彩的描写和论述，是一位出色的诗人，也是一位维护正义的“战士”。她与巴黎大学的文人学者频繁交流，与王公贵族也来往甚密，因此在当时便声名远扬，被邀请到英国、米兰等国，并被誉为第一位法国著名的女诗人。她的作品大都面向当时的一般读者，文字通俗流畅，一首民俗音乐还把她比作“缪斯九女神中之最流利者”。即使在离世后，她的著作仍然广为流传。
按照女性文学文本的核心特征和立场视角，皮桑应属于女性文学的先驱者和开拓者。她的作品影响了以后一个世纪的女性作家，成为后人相继效仿的典范，甚至催生了意大利新一波的文学繁荣，其中就有一批女性人文主义学者。到了19世纪后期，欧洲蓬勃兴起的女权主义运动重新发展了她的妇女城思想。在现代美国大学的西方文明课里，《妇女城》则是必读书目之一。在女性主义思想史中，被列为女性主义奠基作品的共有七部，《妇女城》名列其一。因此在女性主义角度，皮桑可被追认为女性主义事业清晰开展的起点：她要求妇女有受教育和学习知识的权利，并将这一要求命名为“女性斗争”，这一说法一直沿用到18世纪；她将知识圈内对于女性的理性讨论扩大，使社会中的一般人士和妇女也能够讨论女性地位与权利意识，并以不断的写作持续关注著女性权利议题；她维护妇女事业，倡导给青年妇女平等的教育机会……后世因此将皮桑视为“女权主义的先锋”，历史上第一位女权主义者。早在1787年，梅耶·德·克拉蒂奥（Mlle cle Keraclio）便把克里斯蒂娜·格兰维尔看作是第一位女性主义作家。这一观点为以后大多数女性主义批评家所接受。萨拉罕·洛桑（Sarah Laivson）则称赞她为法国早期杰出的文学女性，欧洲第一个职业女作家”。
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西蒙·德·波伏娃于1949年称克里斯蒂娜·德·皮桑是“史上第一位为捍卫自己的性别而拿起笔的女性”。
中国女性学家李银河在《女性权力的崛起》中称克里斯蒂娜·德·皮桑为“西方最早的女权主义者”。
教授陈振尧在《法国文学史》中称克里斯蒂娜·德·皮桑为“第一位女权主义者，文艺复兴时期的先驱之一”。
法国中世纪史专家瑞贝蒙(Bernard Ｒibémont)这样评价皮桑：“皮桑是一位非常好的社会观察家，她的文本深入当时的重大事件，通过这些事件来说明她自己的想法与观念，这些争论性的事件为其提供了讨论政治与道德的素材。”
皮桑研究专家巴茹沙(Gabriella Parussa)提出要从政治的视角去看待她那些原本被认为是纯粹文学诗歌的作品，了解皮桑的真实意图，因为她认为作者并非是在赞美颂扬当权者的强大，而是在提醒他们肩负的责任。
学者弗兰斯·亚当斯说“克里斯蒂娜开拓了妇女史以后，就没有进一步深入下去，而是退而考虑当时这些女性在等级制度中屈于此等地位的问题。现在我们认为克里斯蒂娜·格兰维尔是女权主义先声，在女性问题的分析上是进步的，但在解决方法上却是保守的。她既不曾提出重建男女地位的要求，也不曾提出颠覆男性权威的建议。”
在美国女性主义艺术家朱迪·芝加哥的装置艺术作品《晚宴》（1979年）中，为总共39名在神话或历史中深具意义的女性人物设置了晚宴的席位，而其中一个席位便是属于克里斯蒂娜的，她的席位位于彼得罗妮拉·德·米斯和伊莎贝拉·埃斯特之间。
20世纪80年代，康奈尔大学教授Sandra Hindman发表了一项对克里斯汀出版作品插图中引用的政治事件的研究，撰写成书《克里斯蒂娜·德·皮桑的“Epistre Othea”：查理六世宫廷的绘画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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