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0-30 09:16
西蒙娜·德·波伏娃（法语：Simone de Beauvoir，1908年1月9日-1986年4月14日，下文统称波伏娃），原名西蒙娜·露西·欧内斯汀·玛丽·伯特兰·德·波伏娃（法语：Simone Lucie Ernestine Marie Bertrand de Beauvoir），出生于法国巴黎，毕业于索邦大学和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波伏娃是法国作家、存在主义和女性主义哲学家，是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20世纪思想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其代表作《第二性》（The Second Sex，1949年）被誉为西方女性主义的“圣经”。
1908年1月9日，波伏娃诞生于法国巴黎一个保守而富裕的小布尔乔亚家庭，5岁半进入了一所天主教的私立学校学习，9岁那年，波伏娃结识了同学伊丽莎白·拉库万（Élisabeth Lacoin），与她成为几乎一生的好友。1926年到1928年间，为了进入当时不对女性开放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波伏娃在索邦大学先后拿到了哲学史、哲学概论、希腊语、道德和心理学的高等教育资格证，最终获得了索邦大学的哲学文凭，成功在1929年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参加国家哲学教师资格考试。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波伏娃结识了自己一生的伴侣萨特（Jean Paul Sartre，1905年6月21日-1980年4月15日）。
1943年，波伏娃出版了第一部小说《女宾》，并在之后创作了更多的小说、哲学散文、社会研究和访谈作品等，包括四卷自传，如1949年出版的《》成为女性主义的经典，巩固了她余生的女权主义形象；1954年出版的小说《》则获得了。波伏娃还在1945年和1979年分别创办了杂志《现代》和《女性问题》。并且，波伏娃不仅和萨特一起利用自己的名气为各种政治事业发声，还用创办组织、发表宣言等实际行动支持女权运动。1986年4月14日，波伏娃因肺水肿在法国巴黎去世，享年78岁。去世后，波伏娃与萨特合葬在法国的蒙帕纳斯公墓。
波伏娃作为女性主义先驱之一，强调性别压迫的复杂性和女性在男性主导社会中的次级地位，提出了“他者化”的概念。她反对将女性视为天生的被动对象，认为女性是经过了经过社会和文化的塑造才成为了"女人"。在存在主义哲学方面，波伏娃的研究重点主要是伦理学，持有“作为女性，我们注定要感到分裂，注定得成为分裂的主体”的观点，但波伏娃对自由与个人关系的理解中更看重自我与他人之间积极的可能性。波伏娃的政治哲学思想强调自由和平等的重要性，她主张消除不平等和压迫，呼吁建立一个公正和自由的社会制度。在宗教观念方面，波伏娃是一个无神论者。
波伏娃善于使用多个学科的批评方法，拥有广阔的视野，这使她的研究几乎跨越了文学、哲学、文化和生活的所有领域。文学方面，波伏娃的作品在法国文学中具有重要地位，对现代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文学作品中始终承载着她的哲学思考，她的回忆录作品充分地阐述了她对社会发展趋势的观察与思考，明晰表达她所率先实践的那些尖锐、前卫甚至是出格的思想与情感。哲学方面，波伏娃与萨特都分别被认为是法国存在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且波伏娃在哲学上的研究突破了萨特的局限，有自己的创新性成果，她在存在主义伦理学、女性主义伦理学等众多领域中的贡献足以使她成为与萨特齐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社会影响方面，波伏娃直接为法国通过安全避孕和堕胎法做出了贡献，是女权主义运动的领导者，被视为现代女性主义的奠基人之一，她的存在主义女性思想为后来的女性主义理论和运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对于中原地区，波伏娃的思想和作品不仅启发了中国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对中国妇女解放和性别平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还影响了中国的文化界。而且，波伏娃对于中国的纪行作品《长征》用雄辩的事实和精深的分析驳斥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操控的“红祸论”的文化偏见，在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同时也为关于中国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材料。
1908年1月9日，波伏娃以西蒙娜·露西·欧内斯汀·玛丽·伯特兰·德·波伏娃为名出生于法国巴黎，成为一个保守而富裕的小布尔乔亚家庭的长女。波伏娃的家族，即贝特朗·德·波伏娃家族，是来自法国勃艮第的贵族后裔，是一个传统但逐渐没落的贵族家庭。虽然家族仍保有一座在法国利穆赞的庄园，但波伏娃的父亲乔治·贝特朗·德·波伏娃（法语：Georges Bertrand de Beauvoir，下文统称乔治）不是长子，没有继承到庄园，所以波伏娃一家住在巴黎第六区，面朝拉斯帕伊大道的一个二楼房间里。
波伏娃的父亲乔治曾学习法律，但后来从事过各种工作。乔治与波伏娃的母亲弗朗索瓦丝·布拉瑟尔·德·波伏娃（法语：Francoise Brasseur de Beauvoir，下文统称弗朗索瓦丝）曾一起在一个业余剧院中表演，乔治是无神论者，持极右的政治观点，但弗朗索瓦是严格的天主教徒。这使得波伏娃在小时候就经历过父母的不同价值体系产生的政治和宗教意识形态的冲突，她后来自传中写道，这样的经历促使她成为一位激进的知识分子。1910年6月9日，波伏娃的妹妹海丽特·埃莱娜·玛丽（Hélène，下文统称埃莱娜）出生了。大家本来都期盼能迎来一个男孩，因此埃莱娜出生时，波伏娃明显感觉到了家人的失望。
波伏娃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读书了，家里人也很用心地培养她的阅读兴趣。1913年，波伏娃5岁半时，去了一所天主教的私立学校，但只在周三和周六去学校上课，其它时间则在家学习。由于母亲“不允许拥有很多小伙伴”的规定，波伏娃和埃莱娜没有太多机会和家庭以外的人玩，这使得她们姐妹二人更加相互依赖。自8岁那年起，直到之后的十余年，波伏娃迷上了接受过良好教育的表哥雅克。9岁那年，波伏娃结识了学校里的同学伊丽莎白·拉库万（Élisabeth Lacoin），波伏娃亲昵地称呼她为“扎扎”（Zaza），二人之间有着亲密而深厚的友谊，并形成了一种友好的竞争关系。
14岁时，波伏娃宣布自己是无神论者，并开始喜欢上了哲学。由于波伏娃想去学习哲学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在1925年还未对女性开放，所以她不得不在索邦大学先读一个学位，拿到教育学的文凭后再去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参加国家哲学教师资格考试。1925年，波伏娃开始在天主教学院学习数学，在圣玛丽学院学习文学和语言，并最终通过了索邦大学的考试，以高分获得了数学、法国文学和拉丁语三个高等教育的资格证，成功在1926年进入索邦大学学习哲学。1926年的夏天，18岁的波伏娃第一次尝试写了一本名为《埃莲娜》（Eliane）的小说，但只写了9页就停止。波伏娃当时想要写一本关于内心生活的小说，这一尝试的部分原因是哲学家享利·柏格森作品《时间与自由意志》（Time and Free will）的启发。这一时期，波伏娃的日记里记录了一些让她震惊、羞愧、反思良多的经历，其中也有之后她的哲学思考中的一些中心主题，这些思考对后来萨特的作品也有很深的影响。1927年3月，波伏娃获得了哲学史的高等教育资格证，6月，她又获得了哲学概论和希腊语的高等教育资格证。1928年3月，波伏娃成功获得道德和心理学的高等教育资格证，并获得了索邦大学的哲学文凭。
1929年，波伏娃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参加了国家哲学教师资格考试，最终成为当时通过该考试最年轻的考生和法国历史上第一个在男子学校（詹森萨伊中学）教授哲学的女教师。在准备考试期间，波伏娃结识并加入了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学生三人组，即勒内·马厄、保罗·尼藏和萨特（Jean Paul Sartre，1905年6月21日-1980年4月15日，下文统称萨特）三人的学习小组。其中，勒内·马厄和萨特都倾慕于波伏娃，起初，波伏娃与样貌更好的勒内·马厄关系更为密切，但由于勒内·马厄考试失利后离开巴黎，且波伏娃在后来发现了萨特的人格魅力，波伏娃与萨特的关系愈发亲密起来，成为口试的搭档，并在后来发展成恋人关系。1929年11月25日，波伏娃的好友伊丽莎白·拉库万由于与男友之间的情感和婚姻发展问题备受折磨，最终生病并发高烧去世了，这使得波伏娃痛心不已，并产生了许多思考。
1931年，波伏娃被任命在马赛的一所中学任教。次年，波伏娃搬到鲁昂的圣女贞德中学，在那里教授高级文学和哲学课程。20世纪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响，1939年，波伏娃的情人萨特应征加入了法国军队，并在1940年，德国纳粹占领巴黎时不幸被俘，直到1941年才逃出战俘营、重获自由。1941年12月，波伏娃被指控“诱骗未成年少女”，被法国教育部展开调查。虽然调查结果表示该指控并不成立，但是指控中关于波伏娃自由的生活方式以及把马塞尔·普鲁斯特和安德烈·纪德（两位同性恋作家）放进课程资料的部分都得到了证实。1943年6月17日，法国教育部用法国贝当政府在1940年7月17日制定的，用来排除掉不能为“民族振兴”做贡献的政府职员的法律吊销了波伏娃的教师资格证（1945年被恢复）。之后，在战争的剩余时间里，波伏娃和萨特都在为法国的抵抗运动努力，他们组织了反抗小组“社会主义和自由”，支持着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1943年，波伏娃出版了第一部小说《女宾》（L'Invitée）；1944年，波伏娃创作了戏剧《谁将死去》（Les Bouches Inutiles），这一作品受到了14世纪意大利城镇历史的影响：这些城镇在面临大规模饥饿时，将老、病、弱、妇女和儿童抛弃，让他们自生自灭，以便有足够的东西供强者居住；1944年，波伏娃还发表了自己在道德哲学领域的第一篇论文《皮洛士与息涅阿斯》（Pyrrhus et Cinéas）。
1945年，波伏娃和萨特共同创办了与政治无关的左派杂志《现代》（Les Temps Modernes），并为该杂志编辑并撰写了《道德理想主义与政治现实主义》《存在主义与大众智慧》等文章，致力于推荐存在主义的观点。此外，后来波伏娃的代表作之一《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的首次部分出版也是在这部月刊杂志上进行的，且波伏娃在1973年为该杂志增设了名为“日常的性别歧视”（Everyday Sexism）的关于女性主义的专栏。同年，波伏娃的，被誉为抵抗运动中最重要的存在主义小说之一《他人的血》（Le Sang des Autres）出版了，这部作品证明了人们对自己、对自己所爱的人、对自己的人民和整个人类的责任之间经常存在的悲剧性矛盾。1946年，波伏娃围绕死亡和永生的问题创作了小说《所有人都会死》（Tous Les Hommes sont Mortels），并在1947年出版了伦理学论文《模糊性的道德》（Pour une Morale de l'Ambiguïté），这部论文是存在主义伦理学的最佳范例之一，是波伏娃存在主义理论的入门之作，为《第二性》的创作奠定了基础。之后，波伏娃热衷于旅行，她在1947年进行了美国旅行，并在回国后的1948年出版了作品《美国日复一日》（L'Amérique au Jour le Jour）。
波伏娃写作于1946年10月到1949年6月，并于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成为了女性主义的经典。这本书以历史唯物主义、存在主义、生物学、精神分析学等各种角度探讨了关于女性的处境、女性变成第二性的原因等许多性别议题，巩固了波伏娃的女权主义形象，在受到女权主义者和知识分子的拥护的同时也受到了左右两派的攻击。1954年，波伏娃凭借小说《名士风流》（Les Man darins）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1955年，波伏娃与萨特一起前往中原地区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旅行。两年后，波伏娃出版了关于这次旅行的作品《长征》（La Longue Marche），这本书展示了真实的中国，在法国轰动一时，颠覆了西方对中国共产党的妖魔化舆论，成为当时很长一段时间里研究新中国的必读书之一。
之后，波伏娃创作了更多的小说、哲学散文、社会研究和访谈作品，包括四卷本的自传。并且，波伏娃也和萨特一起利用自己的名气为各种政治事业发声，如在20世纪50年代支持阿尔及利亚和匈牙利的独立斗争、在20世纪60年代末支持法国的学生运动、谴责美国在越南战争期间的外交政策等。20世纪70年代，波伏娃发表有关妇女状况的文章和演讲、参加堕胎权和妇女平等的示威活动、签署了倡导妇女各种权利的请愿书，走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前沿。1971年4月5日，波伏娃和女性主义者们收集了343个签名，在《新观察家》上发表了《343宣言》（Manifesto of the 343），要求女性堕胎合法化，为法国妇女解放运动作出了贡献。1973年至1974年的冬天，波伏娃与安妮·泽林斯基共同创立了一个以反性别歧视立法为目标的组织，即“女性权利联盟”（League of Women’s Rights），成为该联盟的主席。
1975年，波伏娃接受了耶路撒冷文学奖，这个奖项主要颁发给那些促进个人自由概念发展的作家（以往的获奖者包括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豪尔赫·路易·博尔赫斯，和法国荒诞派作家尤涅斯库）。1980年，波伏娃目睹了萨特的去世，并在自己1981年出版的《告别的仪式》（La Cérémonie des Adieux）中提到这一点。之后，波伏娃正式收养了西尔维·勒·邦·德·波伏娃（Sylvie le Bon de Beauvoir，原名西尔维·勒·邦，即Sylvie le Bon，下文统称西尔维），让西尔维成为了她的文学遗产保管人。1986年4月14日，波伏娃因为肺水肿在法国巴黎去世，享年78岁。去世后，波伏娃与萨特合葬在法国的蒙帕纳斯公墓。
父亲：乔治·贝特朗·德·波伏娃（Georges Bertrand de Beauvoir）
母亲：弗朗索瓦丝·布拉瑟尔·德·波伏娃（Francoise Brasseur de Beauvoir）
妹妹：海丽特·埃莱娜·玛丽艾（Hélène，昵称Poupette，意为“小洋娃娃”）
挚友：伊丽莎白·拉库万（Élisabeth Lacoin），昵称“扎扎”（Zaza）
终身伴侣及情人：萨特（Jean Paul Sartre）
养女：西尔维·勒·邦·德·波伏娃（Sylvie le Bon de Beauvoir），原名为西尔维·勒·邦（Sylvie le Bon）
《女宾》虽然是波伏娃的第一部小说，但具有独特的故事情节、细腻而富有张力的对话及心理描写，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反响。小说的故事情节并不曲折，它展示的是一群生活在巴黎的年轻知识分子的普通生活。小说通过弗朗索瓦兹、皮埃尔、格扎维埃尔等人物之间的感情纠葛，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及其精神追求，表达了作者关于爱情、友谊、自我、主体意识、他人等诸多问题的见解，从而引发读者的参与、思考。《名士风流》出版于《第二性》发表五年之后，延续了波伏娃在《第二性》中的思想观点。小说主要讲述了法国知识分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法国的前途进行求索的故事。波伏娃通过对主人公的工作及家庭生活的展示，真实地反映出二战后法国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的彷徨、求索的急切心情，揭示了当时法国社会内部两大阵营的矛盾与冲突。该小说在1954年获得了。《女宾》与长篇小说《名士风流》、理论著作《第二性》一起，被认为是波伏娃的三部代表作，在20世纪的法国文学史上具有坚实的地位。
2020年由波伏娃的养女西尔维编辑出版的自传体小说《形影不离》来自波伏娃写于1954年的，生前从未公开的小说手稿。波伏娃以这本书的创作来悼念她生命中最刻骨铭心的友谊，故事主人公的原型就是波伏娃少女时代的挚友伊丽莎白·拉库万为原型，书中展示了二人之间的亲密友谊。
基于现实生活的发展，波伏娃满怀信心地看到女人未来的解放，虽然她并没有提出多少切实可行的方案，但这并没降低《第二性》的理论价值。《第二性》的书名展现了波伏娃对于女性处境的观点，即女性是“偶然的、不重要的”“第二种性别”。也就是说，波伏娃认为在男性主导社会中，男性是“绝对的”（Absolute）、是“此者”（the One），而女性是“他者”（the Other）。该书出版后在法国引起来轩然大波，阿尔贝·加缪指责她“败坏法国男人的名誉”，梵蒂冈把它列入禁书目录。《第二性》分为I、II两卷：I从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历史和女性神话在文学中的体现等方面来分析女性的处境；II从存在主义的哲学理论出发，研究女人在出生、青春期、恋爱、结婚、生育到衰老各个阶段，以及在农妇、女工、妓女、明星或知识分子等各个阶层中的真实处境，探讨女性独立可能的出路。
书中，波伏娃提出了女性获得经济独立的必要性，也强调了只有女性经济地位变化才能带来精神的、社会的、文化的等等后果，只有当女性对自身的意识发生根本的改变，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 作者以涵盖哲学、历史、文学、生物学、古代神话和风俗的文化内容为背景，纵论了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历史演变中，妇女的处境、地位和权利的实际情况，探讨了女性个体发展史所显示的性别差异。该书被誉为“有史以来讨论女性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甚至被尊为西方妇女的“圣经”。
《一个规矩女孩的回忆》《岁月的力量》《事物的力量》《清算已毕》是波伏娃的四部自传。其中，《清算已毕》是波伏娃自传的最终卷，书中，波伏娃回顾了自己性格的成因、与重要女性友人的交往、与萨特游历世界各国的见闻、自己的阅读与写作、对文学艺术和国际政治的看法等等，并对于《第二性》中提及的一些女性主义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补充阐述，是对前三卷自传的总结，对研究波伏娃的著作与生平具有重要意义。
1963年10月，波娃的母亲弗朗索瓦丝摔倒住院，卻意外被诊断出患有肠癌，波伏娃在1964年出版的《一场极为安详的死亡》记录了自己与妹妹海丽特·埃莱娜·玛丽艾陪伴母亲度过生命最后三个月的经历。
1980年，波伏娃目睹了萨特的去世。《告别的仪式》中，波伏娃记录下了让·保罗·萨特生命中的最后十年，她以白描的手法近距离地刻画了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萨特晚年的日常生活，他为之奋斗到最后一刻的事业，以及他面对疾病和死亡的态度。
波伏娃在1947年发表的论文《模糊性的道德》是存在主义伦理学的最佳范例之一，它为《第二性》的创作奠定了基础。波伏娃长期研读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 W. F. Hegel，1770-1831年）、索伦·克尔恺郭尔（丹麦语：Søron Kierkegaard，1813-1855年，19世纪著名的宗教哲学家，存在主义的创始人）、伊曼努尔·康德（德语：Immanuel Kant，1724年4月22日-1804年2月12日）等哲学先驱的著作，并对其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与发展，逐步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存在主义哲学观，并体现在这部论文中。波伏娃在《模糊性的道德》中对人类的境况展开了深刻的思考，她提出了“存在的模糊性”，并首次阐发了自由哲学的概念；她主张承担自身的存在，争取自由，让我们的存在处于向无限性开放的有限性中。
波伏娃于1955年出版的Privilège直译为特权，中文译本名为其中文章的名字，该书含《要焚毁萨德吗？》（Faut-il brûler Sade?）《当今右翼思想》和（La Pensée de droite auhourd'hui）《梅洛-庞蒂抑和伪萨特主义》（Merleau-Pondy ou le pseudo-sartrisme）三个随笔，发布于杂志《现代》。这本随笔集中，波伏娃研究了三点：知识分子与统治阶级的关系；当时的右派意识形态；萨德试图融合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哲学家的理性主义与贵族阶层的特权所遭遇的失败。
另外，波伏娃逝世于1986年4月14日，之后的信件集、日记集作品由波伏娃的养女西尔维编辑出版。
在叙事角度方面，波伏娃在自己的第一部小说《女宾》采用了男作家常用的第三人称叙事，第四部小说《名士风流》采用了第三人称叙事与故事中女性人物第一人称叙事相结合的叙事形式，而在1967年的小说集《独白》中，波伏娃把叙事权完全交给了故事中的女性群体，让她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创作中，波伏娃逐渐倾向于赋予女性更多的话语权，让她们在叙事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以此更为细腻地展示主人公的内心及处境等。并且，波伏娃善于切换叙述者的口吻，巧妙变换人称，交替时间和空间，以复杂的人物关系为主线展开行文。
波伏娃在小说中注重设置不同的空间类型，即媒介空间（文中设置的报纸等媒介）、地理空间和身体空间（文中的角色本身）；还会通过设置封闭性空间（宏大的历史地理学等设定）通过与开放性空间（文中具体的变动着的的人事物）相配合的手法来推动情节发展、突变。通过不同类型空间的相互配合，波伏娃能够在作品中深刻地展示出了具体的个人所处的宏大境遇，以此体现了其存在主义、社会政治等深刻的思考。比如，在《名士风流》中，罗贝尔代表着革命解放联合会的政治主张、普莱斯顿代表着美国利益倾向、拉舒母代表着共产党的政治诉求、特拉利奥则代表着工厂主的利益要求，虽然他们的具体目的和最终目的不尽相同，但在战争背景下、民族国家的共同空间面临危机的时刻，无论哪个派别想要得到民众的支持，都必须尽力去抢夺和占有已然在民众间形成的关于共有的民族国家的观念和认同感。
波伏娃创造了许多自由选择交往对象的女性形象，以此来表现与传统意义上截然相反的女性意识。波伏娃受到与萨特的惊世骇俗的契约式、开放式爱情的影响，便也赋予其笔下的女性自由独立的精神。当波伏娃作品中的女性发现自身受“他者”的束缚日益加深时，总会选择破釜沉舟，而结局也总是成功的。
波伏娃的作品具有深刻的哲学思考，富含思辨性和逻辑性，她鼓励人们思考自由、责任和个体的价值。此外，波伏娃的作品还涉及伦理学问题，特别是关于个人和社会责任的问题。她热衷于在作品中探讨人们如何在伦理冲突中做出选择，以及这些选择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和他人的生活。波伏娃体现在作品中的思想不仅激发了当时的社会运动，也为后来的文学和哲学理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此外，波伏娃的作品也在心理学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她常在作品中进行大篇幅的心理描写，探讨复杂的心理过程和人际关系。
波伏娃的作品背景经常设定在社会和政治动荡的时期，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法国，如《名士风流》就设定在1944-1945年，即将陷入美苏冷战的法国。她在作品中经常批判社会和政治体系，揭示其对个人自由和发展的限制。她关注社会不平等、权力斗争和人类的困境，提出了对社会和政治改变的呼吁，这使她的作品充满了政治意义和社会批判。并且，她的作品深入研究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责任和影响。她讨论了文学、哲学、新闻和戏剧等媒体如何与社会对话，以及它们如何试图实施社会变革。她提出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政治忠诚和个人忠诚之间的冲突的问题。
作为女性主义先驱之一，波伏娃强调性别压迫的复杂性，她反对将女性视为天生的被动对象，强调了社会和文化对性别角色的形成和维持的重要性。比如，她的1949年出版的开创性作品《第二性》一直以来是哲学、女权主义和女性研究的重要文本，该书对女性社会地位的问题进行了深刻而批判的分析，探讨了父权制、压迫以及作为女性的意义，为研究和讨论性别问题提供了深刻的见解。为了确保妇女的平等，波伏娃主张社会结构的变革，如普及儿童保育、平等教育、避孕和妇女合法堕胎，最重要的是妇女的经济和人格独立于男性，获得自由。波伏娃还曾以《343宣言》要求女性堕胎合法化，创立以反性别歧视立法为目标的“女性权利联盟”，以实际行动支持法国妇女解放运动。
波伏娃强调女性在男性主导社会中的次级地位，提出了“他者化”的概念。波伏娃认为，作为男性主导社会中的“他者”，女人长期以来都处于男性的压迫关系之中。她借鉴了和萨特的哲学观点，认为个体需要“他者”来证明自己是主体，所以女性常常被男性物化和定义，以树立自己的形象。波伏娃分析了各种女性神话，如母亲、处女、圣女、妖女等女性神话形象，揭示这些神话如何试图否定女性的多样性、将女性束缚在男性话语与凝视中、根据男性要求塑造符合父权制需要的女性形象，并认为实际上这是对真实女性的一种异化与扭曲，强调这些神话最终对真实的女性造成了道德束缚和社会监视压力。波伏娃认为，传统文学中，男作家不管是以颂扬还是贬抑的口吻对女性形象进行描述，其目的都是为了鼓励女性去成为男性的补充。在他们的文学中，女性存在的本质和意义就是弥补男人的匮乏、衬托男性的所有、帮助实现男性的理想及满足男性的欲求。男性是此者（the One），而女性是他者（the Other）；男性是超越（transcendence），而女性是内在恒定性（immance）。事实上，他们所描绘的女性形象并非女性的真实存在，而是作者的主观臆造，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体现出了男作者的伦理原则和特有的观念，表达了男性对女性的期待和愿望，是男性在现实世界中得到肯定或否定的反映，是其实现或未实现的理想的含蓄再现。由此，波伏娃反对本质主义关于“女性天生就是‘女性化的’”的观点，认为性别是社会构建的，而不是生物固定的。她强调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经过社会和文化的塑造才成为了“女人”。
并且，波伏娃将女性主义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等观点结合了起来。在存在主义方面，波伏娃认为每个存在者都享有绝对的自由，尽管女性被物化和压迫，但她仍然是一种超然的自由；在马克思主义方面，波伏娃认为女性解放运动关乎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乃至全人类的解放。但波伏娃指出，女性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在自己的压迫中有一定的共谋，因为她们可能逃避责任，将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归因于父权制文化。所以，波伏娃认为女性主动应该争取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强调女性需要实行自己的行动，发挥个体行动的力量，积极参与社会和政治变革来实现女性解放。波伏娃的思想鼓励女性争取平等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权利，她的作品激发了许多女性参与女权主义和平等权利运动。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和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1902-1968年，下文统称科耶夫）对波伏娃的存在主义思想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1807年）中提出的主奴辩证法指出：自我意识是人类得以区别于世界上其他一切事物的特质，而自我意识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它需要一个外在的客体，即另一个（他人的）自我意识，来把自己与对方区别开来。黑格尔的关于主体间相互承认的理论使得波伏瓦得以摆脱勒内·笛卡尔的，人只能在我思中孤立于他者和世界地产生自我意识的观点，持有了与黑格尔一样观点，认为自我意识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的结果，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他人才能成为我们自己。但是，波伏娃借用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的观点时，认为主体与客体之间、精神与自我意识之间没有和解，我们想要尝试过道德的生活，就必须预设我们的处境是模糊的。
20世纪30年代，亚历山大·科耶夫从存在主义的角度解读了《精神现象学》，他将主体与自我意识及与他者的关系的问题置于政治与历史的核心，强调历史的辩证性，强调历史是创造于是斗争与抵抗中的；他与黑格尔一样，认为主体性和自我意识是遇到他者、社群与体制后才能产生的；并且，科耶夫把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解释为对于存在的欲望和对于被承认的欲望。波伏娃对于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的诠释很可能受到了科耶夫的影响，并在后来将主奴辩证法运用在父权制社会里男性与女性间的关系的思考中。波伏瓦与亚历山大·科耶夫一样，都认为主人与奴隶、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斗争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历史存在，因此是会发生改变的。她的“成为女人”（认为女人是被社会和文化塑造出来的）的概念借鉴了黑格尔的主体性的概念，并与科耶夫一样强调主人与奴隶、男性与女性之间有相互承认的可能性，强调这一相互承认可以解决历史中根本而持续不断的追求承认的斗争。
此外，对波伏娃产生重要影响的哲学家还有以下几位：索伦·克尔凯郭尔使波伏娃有了存在的个人这一概念，以及个人追求真实的、道德的生活的概念，波伏娃将这一概念移植入了非宗教语境；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年）强调意识在知觉与实践的“生活世界”中的生活体验，也对波伏娃产生了影响；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年）将人类主体视为“此在”（“被抛入世”）、“共在”（“与他人共在”）和“向死而生”的，这影响了波伏娃的伦理学和《第二性》中的关于因性别差异而不同的主体性的观点。
作为同一时代的哲学家，波伏娃与萨特也在互相影响着对方的思想，波伏娃的一些思想直接来自对于萨特的思想的思考和发展，且波伏娃虽然与萨特在相同的哲学背景中，但二人的思想有许多不同。萨特说，作为人类我们注定要获得自由；但波伏娃感到，作为女性，我们注定要感到分裂，注定得成为分裂的主体。波伏娃对自由与个人关系的理解与萨特不同，萨特往往强调自我与他人的冲突，而波伏娃没有那么悲观，她更看重二者之间积极的可能性。并且，波伏娃与萨特的研究的侧重点也不一样：萨特热衷于哲学本体论的研究，而波伏娃的研究重点却在哲学伦理学上。
波伏娃在《碧吕斯与西涅阿斯》中首次提出处境、他者以及个体与他者之间关系等哲学命题，并在《模糊性的道德》中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与发展。作为一位女性哲学家，波伏娃并没有被萨特、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年11月7日-1960年1月4日）等男性存在主义哲学家的思想禁，反而坚定明确的强调了自己与他们的不同之处，这也是她能够创作出《第二性》来分析女性的处境、为女性争取解放的前提，是她作为一位女性存在主义哲学家的有力证明。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运用的独特的论证方法，当代美国哲学教授加里·古廷（Gary Gutting）还认为《第二性》把存在主义的观念拓展到了男女平等的理念之中，故该书拓宽了存在主义的哲学领域、丰富了存在主义的哲学内涵。波伏娃关注个人在一个荒谬世界中被迫行动的处境，会在作品中探讨自由、责任和自我认同等概念，探讨个体如何在困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波伏娃的存在主义思想聚焦于个体的自由、责任、伦理选择，以及个体与社会、他者之间的关系，强调在存在的模棱两可性中，个体需要面对自由和责任，并与他人共同分享这个世界。这些原创性观点为当时的存在主义思想带来了独特的观点和贡献。
早期，波伏娃一直否认自己是一位存在主义利奥六世。比如1943年，在萨特的介绍下波伏娃与凯瑟琳·格雷尼尔（Catherine Grenier）结识，凯瑟琳·格雷尼尔问她是否是一位存在主义者时，波伏娃做出了否认的回答。很长时间以来，波伏娃认为自己在面对“自己是否是存在主义哲学家”这一问题时是尴尬的，虽然她读过索伦·克尔凯郭尔的作品，也熟悉存在主义的表达方式，但是她认为自己并不了解“存在主义者”这个词的含义。她认为，客观来说，自己并不足够去接受这个标签，自己的想法反映的也只是客观事实，并不是某些根深蒂固的、教条的立场。但是，波伏娃不仅分别在1944年和1947年出版了两部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著作《碧吕斯与西涅阿斯》和《模糊性的道德》，甚至她出版的所有小说也是她对存在主义哲学问题思考的表述，融入了存在主义主题、问题和疑问，试图描述个人动荡、政治动荡和社会动荡时期的人类处境。她的作品体现出波伏娃具有原创性的哲学思想，且确实是一位存在主义利奥六世。
波伏娃的政治哲学思想强调自由和平等的重要性，她主张消除不平等和压迫，呼吁建立一个公正和自由的社会制度。波伏娃认为男性是压迫女性的罪魁祸首，男性自古以来以性别歧视压迫女性，性别压迫使女性自始至终不得翻身。因此，波伏娃等激进女权主义者不惧男性的强权压制，挑战父权制下男性的权利及政治观念，指出社会性别是一种政治层面的两性关系，并认为在所有已知的社会形态中，权利都是两性关系的根基。波伏娃还赋予她的他者理论现实和政治层面的思考，也就是说从国家、民族、种族和文化等的角度来看，要实现与自我的相互转化和共生。如他者包含弱势性别、被排挤的文化、殖民地人民以及劣等种族等。她认为这些现实和政治层面的他者不局限于他者处境，而是与主体一样，有自己差异性的魅力所在。
波伏娃的父亲乔治是无神论者，持极右的政治观点，但母亲弗朗索瓦是严格的天主教徒。这使得波伏娃在小时候就经历过父母的不同价值体系产生的政治和宗教意识形态的冲突，她后来自传中写道，这样的经历促使她成为一位激进的知识分子。虽然在5岁半时，波伏娃去了一所天主教的私立学校，但14岁时，波伏娃宣布了自己是无神论者，并开始喜欢上了哲学。
波伏娃的《第二性》在1949年的法国出版后轰动一时，后被誉为“有史以来的讨论女人的最健全、最理智、最有智慧的一本书”，甚至被尊为西方妇女的“圣经”，从而成为西方女权主义的理论经典。
1954年，波伏娃的长篇小说《名士风流》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
1975年，波伏娃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
波伏娃的作品在法国文学中具有重要地位，对现代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波伏娃试图用文学克服哲学过于抽象的缺陷，她的文学作品中始终承载着她的哲学思考，具有存在哲学与文学存在的双重性，这是她文学创作中突出的特点。由此，波伏娃探索出了一种适合自己的文学表达方式，即“形而上学小说”：在复杂的恋爱故事之外贯穿自己对自由、他人、道德等哲学问题的思考。这种小说“被真诚写出，真诚阅读，以其他表达方式力所不能及的方式揭示存在”，能表达纯文学和纯哲学力不能及的内容，即“我们镌刻在时间和永恒之中的命运，生活的整体性和根本的模糊性”。
回忆录是波伏娃最具代表性也最有意义的文学作品。波伏娃的回忆录作品不仅集中地承载了波伏娃认识并书写自己、呈现生活之复杂性的文学理想，也是一种直接有效的“介入”社会和大众生活的方式，让她在个体经验的层面上与读者建立兄弟般的情谊，特别是充分地阐述了她对社会发展趋势的观察与思考，明晰表达她所率先实践的那些尖锐、前卫甚至是出格的思想与情感。因此，不仅波伏娃本人对自己的回忆录颇为重视，普通读者和评论家也对之报以欢迎。波伏娃的人生经验启发、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女性读者，也潜移默化地推进了现代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日常生活理念改变。同时，波伏娃对20世纪法国文化界和政治界的描述也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如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1948-2010年）就认为，波伏娃有关战时与战后时期的两部回忆录是“真诚的且有益的高质量叙述”。
波伏娃在是一个勤勤恳恳的、具有哲学家头脑、贡献了许多不幸的妇女故事的作家，也是一个会敏锐地接受新生的文艺作品和文艺观念，并以作家的责任感，将自己对文学和作家身份的思考、创作实践的得失、对文艺作品的批评，完整细致地呈现出来的人。换言之，她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之外，还给后世留下了一笔丰富的关于文学的思想财富。
虽然波伏娃的一些作品和思想确实建立在萨特的哲学思想的基础上，但是波伏娃在许多方面突破了萨特的局限，体现了她在哲学上的创新能力，成为了她在哲学上的卓越贡献。比如，波伏娃通过提出“道德自由（moral freedom）”这一与“本体论的自由（ontological freedom）”相对的概念，从而发展了萨特的自由理论。波伏娃所关注的是在现实境况中的相对自由，是一种相对于境况的自由，她关心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待自身自由的主观上的态度，以及在客观上自由所能获得真正实现的具体手段与实际能实现的程度。她既考虑到了人们的主观意愿，又把自由放在了客观的社会境况中具体分析，比萨特的自由观更全面更有说服力，正如莎莉·J·肖尔茨（Sally J Scholz）教授所言：“对境况中自由的分析“是波伏娃对存在主义伦理学和本体论的富有挑战性的贡献。”再比如，伏娃通过论证自我与他人关系的“相互性”，突破了萨特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上必然存在的“冲突性”。萨特认为人，包括他人，是否定性的虚无存在，所以自我与他人必然只能是“冲突性”的关系；但是，波伏娃认为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可以超越“冲突性”，具有建构一种“相互性”关系的可能性。波伏娃走出了独自存在的观点、走出了自我与他者的冲突，走向面向他人、走向共在的道路，莎莉·J·肖尔茨教授对此做出了很高的评价：“互惠互利的概念是波伏娃对存在主义最重要的贡献。”
波伏娃与萨特都分别被认为是法国存在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且波伏娃在哲学上的研究突破了萨特的局限，有自己的创新性成果，并不如人们所想像的一般只是萨特的“影子”，她在存在主义伦理学、女性主义伦理学等众多领域中的贡献足以使她成为与萨特齐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
波伏娃直接为法国通过安全避孕和堕胎法做出了贡献，是女权主义运动的领导者，被视为现代女性主义的奠基人之一，她的存在主义女性思想为后来的女性主义理论和运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波伏娃在1949年出版的作品《第二性》不仅对第二次国际妇女运动浪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还增强了人们对于妇女问题的重视程度。1971年，波伏娃曾撰写宣言试图改变法国关于堕胎和避孕的法律，并与女权主义团体共同努力，促成了1974年新法的通过，该新法认同了自愿终止妊娠的合法性，给予了妇女堕胎的权利，并确保了免费避孕，维护了法国妇女的生殖权利。此外，波伏娃担任了重要女性主义期刊《女性问题》（后更名为《新女性问题》）的主编，还与安妮·泽林斯基共同创立了一个以反性别歧视立法为目标的“女性权利联盟”，并成为该联盟的主席。
波伏娃的女性主义思想和文学理论对全世界的妇女运动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波伏娃从女性的生存状态出发，反思了女性与现代世界的隔离，指出女性真正存在的合理性应该是通过“积极参与社会劳动获得主体性的地位”，呼吁女性要反抗命运的压迫争取自身权利，这有助于促进女性参加社会劳动以及政治活动来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波伏娃还分析了女性创作的优缺点及其原因，并对女性创作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和良好的愿望，有利于女性创作的发展，对当时的女性有相当大的启示和先进意义。学者安格里德·贾尔斯特（Angus Giles）还指出，波伏娃更大的贡献是从现象学出发，使之前被禁止的话题成为了公众所关注的事，他认为“这才是获得妇女解放，或者人的解放不可或缺的一步。”
波伏娃的思想和作品不仅启发了中国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还影响了中国的文化界，促使女性主义成为一个重要的话语方式和批评实践路径，对中国妇女解放和性别平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及整个80年代，在中国的女性主义运动开始崭露头角、女性权益活动家和学者开始倡导性别平等和反性别歧视时为她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这一时期，关于女性主义的学术和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翻译和学术界的传播实现的，这通常是通过英语或英美文学研究来介绍欧美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理论，因而波伏娃的理论翻译促进了国际女性主义思想流入中国，催生了中国女性主义运动的萌芽，并且并启发了本土女性学、女性文学的研究者和批评者，激发了中国学者和女性权益活动家的兴趣，引导人们开始思考和讨论性别平等和女性权益的问题。
1955年，波伏娃与萨特一起前往中原地区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旅行，并在1957年出版了关于这次旅行的作品《长征》，记录并展示了真实的中国。《长征》对中国的历史、哲学、宗教、文学、建筑、工农业生产、家庭、国防、政治、城市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书写，在法国轰动一时，用雄辩的事实和精深的分析驳斥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操控的“红祸论”的文化偏见，颠覆了西方对中国共产党的妖魔化舆论，建构起了20世纪50年代被西方主流话语遮蔽的真实的中国形象，成为当时很长一段时间里研究新中国的必读书之一，也是西方红色中国形象塑造的典范之作。波伏娃与萨特通过这次旅行，在更为广阔的非语言语境中形成了对于中原地区的感性而丰富的认知，突破了传统主体之间“隔空喊话”“想象对话”的局限，不仅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还能够帮助人们在认识新中国历史的同时进行关于中国当代发展的思考。
历史中的第一位妇女哲学家。（《巴黎竞赛报》评）
她毋庸置疑的才华使她成为一位值得在法国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作家。（The New York Times评）
西蒙娜·德·波伏娃是出人头地的作家群中的一员，是划时代的前锋。她的一生、她的作品和她的斗争导致法国及整个世界女性和男性的醒觉。（法国总统密特朗评）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美国的声誉很高，远远超过萨特。她为全世界的妇女打开了一道门。她的《第二性》改变了全世界人类亿万人的命运。（美国女权运动家凯特·米列特评）
除了古典风韵、棱角分明的脸型，波伏娃最击中人心的地方是她蔷薇三姐妹红的清新面色和清澈的蓝眼睛……你会觉得她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看得见，令人有点胆怯。（《巴黎评论》评）
她对女权主义和存在主义理论的持久影响众所周知，但波伏娃也为我们今天所知的许多酷儿理论奠定了基础。（Pink 评）
1986年4月14日，波伏娃因为肺水肿在法国巴黎去世，享年78岁。去世后，波伏娃与萨特合葬在法国的蒙帕纳斯公墓，共用一块墓碑。墓碑十分朴素，只有他们的名字和日期，萨特写在波伏娃上面，因为萨特先去世了。美国作家戴维·里夫曾说：“蒙帕纳斯是最文学的公墓，一座名副其实的帕纳塞斯山。”在古希腊故事中，帕纳塞斯山是9位主司文学、科学和艺术的缪斯女神居住的地方。
2008年，在格利玛出版社（法语：Éditions Gallimard）和法国文化协会的赞助下，哲学家朱丽娅·克里斯特娃（Julia Kristeva）等人设立了波伏娃女性自由奖（法语：Prix Simone de Beauvoir pour la liberté des femmes），旨在纪念波伏娃诞辰100周年，并且表彰本着波伏娃一般的精神，为捍卫妇女权利而奋斗的妇女、男子和团体，该奖项的评审团由来自艺术和文学界的公众人物组成。2014年的颁奖词中写道：“通过颁发波伏娃女性自由奖，评审团希望对国际团结做出贡献，重申世界中女性的权利，为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来保卫自由和和平的人的提供保障。”
波伏娃在一个富裕而严格的天主教家庭中长大，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她的家人失去了大部分钱。尽管如此，她的母亲还是一心想维护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年轻的德·波伏娃在精英修道院学校接受教育。小时候，她的天主教信仰因为过于强烈，以至于她拥有了成为一名修女的愿望。然而，她对哲学的兴趣与日俱增，对世界对女性的不公正的理解，她出现了信仰危机，并在 14 岁时成为无神论者。中学毕业后，虽然没有被录取，但她还是参加了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讲座，决心参加哲学的高级考试。21岁时，她成为有史以来第九位通过该考试的女性，也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女性。
2020年，波伏娃于1954年完成的小说《形影不离》终于出版。据法新社报道，负责处理外国版权的2Seas文学机构将这本书描述为“感人至深、扣人心弦的成长小说”，讲述了波伏娃和她少时挚友扎扎复杂情感关系的故事。这部小说“概述了西蒙娜·德·波伏娃个人与传统期望的斗争”，并看到她“竭尽全力让安德烈（一个伪装得很薄的扎扎）爱她”。这本书被认为“太私密”，无法在波伏娃的一生中出版。在信中，她告诉21岁时死于脑部炎症的扎扎：“从我遇见你的那天起，你就是我的一切。”
1939年，波伏娃曾经教过的女学生纳塔莉·索罗金（出生于1921年，当时18岁，到达了当时法国的合法结婚或性行为年龄）迷恋上了波伏娃，再纳塔莉·索罗金的猛烈追求下，二人在一段时间中成为了情人。但是1941年12月，纳塔莉·索罗金的母亲索罗金夫人向维希政府的教育局提交了一份申诉，指责波伏娃使自己的女儿走向堕落，正式的指控叫作“诱骗未成年少女”。当时政府规定的合法结婚或性行为年龄是13岁，而这份报告被提交时纳塔莉已经20岁了。在指控信中，索罗金夫人详细记述了波伏娃勾引了自己的女儿，还介绍她认识了两个男人，而这两个男人诱奸了她的女儿，并指责出波伏娃的生活方式不符常规，说她单身未婚，住酒店，去咖啡店写稿，还明目张胆地做萨特的情妇，还在课堂上教授道德沦丧的同性恋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和安德烈·纪德的作品等。总之，索罗金夫人认为法国不需要波伏娃这样的女性做中学老师。但波伏娃曾告诉她的传记作家贝尔，3月时索罗金夫人曾来找过自己，请自己帮忙让纳塔莉和她那一穷二白的犹太人男友分手，虽然波伏娃觉得自己并不能如索罗金夫人所期待的那样做到这件事，但还是告诉索罗金夫人自己会转告纳塔莉。
虽然教育部倾向于认同这些指控，并开始了一场持续一年半的调查，但由于纳塔莉否认自己和波伏娃发生过性关系，而且两位男士也否认和纳塔莉发生过关系，所以教育部没有证据去证实这些指控。但是，波伏娃的生活方式以及把马塞尔·普鲁斯特和安德烈·纪德放进课程资料的安排都得到了证实。1940年7月17日，贝当政府制定了一项法律，用来排除掉那些不能为“民族振兴”做贡献的政府职员。1943年6月17日，教育部引用这项法律，吊销了波伏娃的教师资格证，但波伏娃被免职这件事在当时的反抗派眼里如同一枚荣誉勋章。在1945年，波伏娃的教师资格证被恢复。
波伏娃的形象在过去通常被简化，在媒体和大众中，她更常被看作是一个时尚和浪漫的法国女性知识分子，而对她的整体思想了解相对较少。如在杂志里她被描述为“女萨特”和“最美丽的存在主义者”，她的思想往往被视为与萨特的观点相伴随，而不是作为独立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柯克帕特指出，波伏娃的个人生活和思想是更为复杂和真实，超出了她与萨特的关系的，人们应该看到她作为独立思想家和文学家的全貌。波伏娃还面临着许多与她的作品相冲突的个人争议，导致她经常被恶意贴上“性贪婪”“性冷淡”“淫妇”“慕雄狂患者”“女同性恋者”等标签。
虽然波伏娃被认为是女权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但她的作品从一开始就没有受到所有人的欢迎。当《第二性》出版时，还没有关于女权主义和哲学的实际经典，西欧的保守意识形态仍然牢固地存在，一些批评者认为她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受到了男性哲学传统的影响。此外，因为过去未曾有人挑战对妇女的压迫及其在父权制社会中的地位，她的作品关于女性主义和性别问题等理论主张的首次提出也引起了广泛关注与争论。
近年来，一些现代女权主义者批评波伏娃的作品在描绘女性形象时存在缺乏区别的问题。一些学者指出，她的观点没有充分考虑到其他种族和性取向的女性经历，使得她将女性视为南非白人女性的概念，忽视了其他身份和性格方面的交叉性。此外，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对宗教进行了批评，认为宗教是压迫妇女的工具，这也导致她被一些保守派批评家视为攻击宗教和妇女选择成为母亲或妻子的权利。除了保守派批评家之外，近年来，波伏娃的作品还受到现代女权主义者的批评，认为在种族、社会地位和性取向方面，女性形象缺乏区别。
波伏娃和萨特都是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爱情观受到了这一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存在主义强调个体的自由、责任和选择，而他们的爱情观也体现了这些特征。这使他们的关系不同于传统的婚姻和伴侣关系，引发了社会的批评。他们的爱情契约被描述为一场实验，强调了爱情的必要性，同时也需要经历偶然的爱情。这种开放式的契约方式在当时社会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因为它与传统观念中的忠诚和稳定性相悖。
波伏娃与萨特的关系中出现了多位开放式的情人，这加剧了他们关系的复杂性。这些情人的存在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活力，但同时也可能导致了疲惫和折磨。这种开放的关系模式在道德和社会规范的层面上引发了争议。波伏娃与萨特的性道德是模糊而危险的，特别是在今天对性别关系的更为敏感和政治正确的背景下。这种关系可能被视为不符合当代标准的性道德和尊重。波伏娃与萨特的开放式关系引发了社会对于爱情、忠诚、责任和自由的观念的深刻反思。他们的生活方式不仅挑战了传统的道德规范，也为后来的社会对于爱情和关系的理解留下了一系列有待讨论的问题。
《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Les amants du Flore）是一部2006年上映的法国传记电影，由伊兰·迪朗·科昂（Ilan Duran Cohen）执导，安娜·莫格拉里和罗兰·多伊什主演。电影从1929年为的哲学教师考试做准备时相识开始，讲述了哲学家波伏娃与萨特之间的故事，展现了一段充满激情、风流与挑战的爱情。影片中，波伏娃渴望与萨特这位充满魅力的知己分享一切，但萨特却提出了一个约定：彼此承认各自的风流韵事。这导致了一场激烈的爱情博弈，萨特将波伏娃引入丰富多彩而荒淫放荡的生活，而她却始终保持着独立和坚强。
《波伏娃：我想要生命中的一切 》（Je veux tout de la vie）是一由法国导演Pascale Fautrier 以及Pierre Séguin共同拍摄的有关波伏娃的传记电影，主要围绕《第二性》对法国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各种采访人对《第二性》的读后感，呈现了法国第二次女权运动的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