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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空法师（1892-1972）俗姓任，名重远，山西赵城人。1927年2月，皈依兴唐寺住持妙舫法师座下，同时受了菩萨戒。1932年8月，依妙舫法师披剃出家，继而受比丘戒，法名昌意，法号力空。曾任中国佛教协会理事，山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1972年12月4日（壬子年十月二十九日）圆寂，世寿81岁，僧腊41年，荼毗后，入广胜寺十方住持普同塔。
力空法师(1897—1972) 俗名任重远，别号念死，。力空家庭世代耕读传家，颇富资产，祖父任尽义、父亲任基川都笃信佛教。少年时 受过良好的教育，青年时思想趋向进步，辛亥革命时曾奔波于太汾道上。民国初年（1911）先后毕业于霍郡中等学堂和山西省立师范讲习科。民国七年（1918）28岁时毕业于山西省行政研究区长班，即开始从政。先后任安泽县区长，隰县、曲沃县、灵石县等县县佐（县政府派出机关代表县长办事），河北省阳泉县、灵寿县，山西省定襄县县长。他在从政期间，耳闻目睹官场的腐败，深感宦途不可久恋，遂于定襄任中违章辞职。力空早年曾接触过几位方外大德，瞻阅几本教典，因未能深入研究，终是朦胧不解。
1924年秋，力空法师由侯马市调任灵石县仁义镇区长兼县佐。在此之前，任公已闻石膏山之名，以“不得悉其山之神为憾”，故任期内数度登山游览，与波罗和尚相识并引为知己。波罗和尚将所撰《石膏山志》草稿见示，请其增删润色。任公“慨然允许，以总其成”。1927年5月，《石膏山志》付印问世。《石膏山志》分地舆、菩萨、人物、名胜、艺文、杂录六卷，为研究、开发石膏山的重要历史资料。
民国十六年（1927），一次因闻石膏山兴唐寺有传戒之举，他出于好奇，也是因缘会遇，至期前往参观，一见大众上殿，过堂，严肃气象，从未见闻，顿生敬仰，即求住持妙舫和尚为说皈依，出尘之因自此始。至民国二十一年（1932）已42岁时，交卸县长任后归里，决志入山隐居，即先往任城南双塔寺，七月间该寺开期传戒，遂即落发受具，法名昌意，号力空。从此走入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之菩提大道。他在40年的佛教生涯中，曾任过太原千寿寺僧学院教务主任；《山西佛教杂志》总编辑；陕西兴善寺巴利三藏学院教授。任过太原崇善寺住持兼山西省佛教会秘书，石膏山兴唐寺、赵城广胜寺、鄠邑区草堂寺住持，并在各处寺院法会中讲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楞严经》《地藏经》《法华经》《心经》《四分律》等，为弘法利生事业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山西沦陷后，他仍在广胜寺继续弘法，曾经开期传戒，多次讲律演教。广胜寺原藏有金朝刻印的《大藏经》一部5000多卷，堪称无价之宝。民国三十一年（1942）春，日军欲抢走广胜寺的《金藏》，力空悉此讯后，立即找到抗日根据地赵城县长杨泽生共谋设法转移以防不测，经转报太岳军区司令陈赓及政委薄一波，派遣战士将这部《金藏》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解放后才将此国宝运至中国国家图书馆入藏。
民国三十四年（1945）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派飞机接毛主席到重庆市
共商国是，力空曾向蒋介石去一代电，请他退让贤能，赵城县长杨泽生曾将此电稿寄呈延安市。由此，充分表现出一位爱国爱教高僧的精神。
力空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春往终南山悟真寺（蓝田）家庙礼祖后抵西安市，被大兴善寺定悟法师留任巴利三藏学院教授。
民国三十六年（1947）应户县佛教会之请，前往圭峰寺主持和平息灾法会，并讲《心经》一周，又应安康双溪寺之请前往讲经弘法。建国后，力空认真学习和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团结广大佛教徒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维护寺庙，研究教义，发展与海外联谊，特别是与日本佛教交往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1956年8月，应陕西省委统战部之请，力空由安康来草堂寺，寺内有僧众十余人，实行农禅生活。在此期间，力空曾往北京出席中国佛教代表会议，被选为理事。担任过户县人代会代表和户县政协委员。
1959年返回太原市任山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及山西省政协委员等职。力空一生对文学、历史学颇有根底，擅长诗词、散文，有《念死文汇》行世，即《劝修净土诗》〈离垢随笔》《修净土法的扼要》《我的往生高贤录》《菩萨学行初步集要》《心经讲义集要》《广胜志》《口业一、二集》《一西室草稿》《实行毗尼文疏》《吟尘集》《疯癫大师传》《石膏山志》《霍山志》《憨室心声集》《憨室笔记》《我之随笔》等。
力空为人正派，严于律己，如他在《年谱》总结中所说：“此生涉世数十年，无甚优
长能力，凡事务求实在，于欲望，能知足；于事理，能守拙；于经教，好学问；于地位，奈卑陋。以故在俗时，从政十余年，上级历年在考核中，总不外乎持身勤慎，办事认真等评语。出家后，更进一步知前之非，处处留意，免踏覆辙。防邪见之续发，忏积习之犹在。”他对出家后之行脚，划作为四个阶段：①借弘法以学教。②学戒修禅。③戒定兼重。④归纳净土。最后将修禅、学戒、弘法、明教之业务，所有功德，悉皆回向于净土法门，犹如百川之归大梅，诸凡善业，有归处焉。
力空法师于1891年出生在山西省赵城县（今洪洞县）西北距城十里的许村，俗姓任，名重，后改为重远，字毅儒。任宅家境殷实，耕读传世。任重兄弟三人，老大老三终生务农，惟老二任重自幼聪颖过人，六岁入私塾，十岁即熟读四书五经，十三岁入赵城“简城书院”，二十一岁被选为赵城县议会议员。1915年3月，考入山西省立师范讲习科，11月毕业，任赵城县立师范讲习所主任教授。
1918年4月，27岁的任重考入山西省行政研究所，以优异成绩毕业。因同班有同名任重的同学，故改名为重远。并被任命为安泽县第三区区长兼警佐，从此步入政界。曾先后担任隰县二区区长兼县佐、曲沃县三区区长兼县佐、灵石县仁义镇县佐兼区长。随后又任河北省行唐县、灵寿县和山西省定襄县县长。
任重远敦厚耿直，朴实无华，沉静缄默，办事干练，体恤民情。在任期间殚精竭力为民众办实事。隰县是晋西的一个偏僻小县，经济文化落后，社会秩序较乱。任重远任该县二区区长后，一到任就着手整顿社会治安，帮助群众发展经济。他粗衣布履，遍访民众，得以了解当地利弊，决心兴利除弊，为民造福。他针对这一带盗匪猖、民心不安的状况，采取措施，加强防务，劝导与惩罚兼施，很快消除了匪患，社会治安明显好转。任重远为官清正廉明，刚直不阿。为了勉励自己，他一到定襄县任县长，就在县衙公堂上设置照镜一面，名曰“我镜”，著有《我镜铭》并序，刻石示鉴。
任重远为官期间，由于政绩显著，民众拥戴，深得上峰器重，同僚敬仰，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他会毅然脱下官服，披上袈裟，削发为僧。
早在青少年时期，任重远就和佛门有所接触。十四岁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曾在一表亲门下读过佛经，虽不甚理解，但却留下了初步印象。他任隰县二区区长时，有一斋公送他五寸
高的铜佛一尊，他即供在区长室，到他出家时，犹随身未离。1925年，任重远任灵石县县佐兼区长时，曾拜访石膏山兴唐寺住持波罗上人，两人交谈甚为契合。此时，他虽未起皈依佛门之心，但对佛教有了一定的认识。促成任重远出家的真正原因，是对政界黑暗的愤疾。他从政期间，耳闻目睹官场的腐败倾轧，深感一位清高正派的知识人士没有出路。任重远是厌其军阀混战，生灵涂炭；深恶官场腐败，而又苦于寻不到出路，加之对释家教义颇有好感，感觉“适吾口味”，故而遁入空门，移住太原城南双塔寺。
任重远出家的消息曾引起省城的震动，在并许多故友，极力劝阻，有的修书相劝，有的拦车阻挡。然任重远百折不回。毅然在双塔寺塔院唐建塔下由妙舫法师剃度，并赐法名昌意，法号力空。太原市的报界媒体报道了这一新闻，上层社会不少人为这样一位有才有识之士遁入空门而深感惋惜。
1933年10月力空即被诸山长老推举为太原崇善寺住持兼山西佛教协会秘书长。崇善寺为山西省名刹，乃山西佛教协会所在地，能任该寺住持，可见力空的名望非同寻常。早在1945年日寇投降后，力空闻知毛泽东主席赴重庆谈判，甚为振奋，即致电蒋介石，要他退位让贤。此电文由赵城县长杨泽生转呈延安市。充分表现了一个追求进步、热爱和平的高僧的精神。
力空出家后，先后充任太原北十方千寿寺经学院教务主任、山西佛教杂志总编辑，及崇善寺、广胜寺、兴唐寺、玄中寺、陕西天柱山白云寺、草堂寺住持。他虔诚修练，潜心悟道，造诣颇深。故常有各地佛教协会和寺院请他讲经，足迹遍布晋、陕许多佛教圣地。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宗教政策深入人心，得到各派教徒的拥护。力空更加焕发精神，努力学习贯彻党的宗教政策，以爱国爱教的满腔热忱，团结广大佛教徒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研究和传播佛经，发展中国与东南亚特别是日本的佛协交往中起了积极作用。1962年赴京参加第三届中国佛教代表大会，会上决定力空常驻山西佛教协会，同年6月，参加山西省佛教协会第二届代表大会，被选为山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1964年被选为山西政协委员。
力空满腔热忱致力于佛教事业，成为蜚声海内外的一代名僧。1959年，赵朴初先生参观草堂寺，与力空促膝而谈，甚为契合，从此二人过从甚密。田中角荣以首相身份于1975年访问太原市时，还专程到玄中寺膜拜。得知他所仰慕的力空法师已于1972年圆寂，甚为悲伤，合十默立追念。
《赵城金藏》是一部金朝民间募集雕刻的版印佛经，7000余卷，6000余万字。由于多年的散轶，保留下来的有5000余卷，收藏在广胜寺飞虹塔后的弥陀殿里。堪称稀世孤本，国之瑰宝。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第十四军驻防晋西南，军长李默庵住在赵城。他得知广胜寺藏有这一珍贵经卷，于1937年9月，宴请赵城地方士绅，企图游说广胜寺住持力空法师把经卷交出。他派人将力空请到赵城，以“保证经卷安全”为由，要把经卷转移到大后方，力空法师早巳洞悉中国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深知即使把经卷转移到西安市、重庆市，也难保安全，故而婉言谢绝。翌日，力空赶返广胜寺，即刻动手将全部经卷藏到飞虹塔内，用砖砌死塔门。以往每年农历三月十八日广胜寺都要举办十多天的大型庙会，当地工商农民及秦、豫、冀、晋、内蒙各地许多商贾云集此处，境况盛大。庙会期间，游人可上塔观光。此后，力空宣布，由于战乱，庙会期间再不许游人上塔。
闫锡山对《赵城金藏》亦早已垂涎。于1938年农历三月初八日，派人来到广胜寺，要把经卷转移到闫锡山逃难所在地吉县克难坡，亦被力空坚决拒绝。
日本侵略者抢掠了中国许多珍贵文物。当他们得知广胜寺藏有珍贵的《赵城金藏》，便伺机掠夺。1942年春季，日本政府派遣“东方文化考察团”到赵城活动，借游览之名，觊觎国宝。不久，距广胜寺四华里的赵城道觉村的日本据点，通知广胜寺住持力空法师，农历三月十八（即公历5月2日）庙会期间，日军要上飞虹塔观光。力空接通知后，异常焦急。于是，他下山绕道避过日寇的封锁线，几经周折来到抗日根据地赵城县政府所在地井子岩村，找到县长杨泽生同志报告了这一情况，请求派武装部队速将《赵城金藏》护送到安全地方。杨泽生感到事关重大，遂即报告太岳区二地委。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史健同志当即向太岳区党委书记安子文和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及政委薄一波请示报告，区党委迅速上报中央。不久，中央来电批准抢救《赵城金藏》。要求严格保密，限期完成。
根据中央指示，史健书记指示赵城县委负责人和力空法师共同研究转移护送经卷的行动方案。经周密部署，由军分区领导调集部队，配合赵城县游击大队，于1942年4月25日将全部经卷抢运出来。经卷运走后，为躲避日军抓捕，力空法师躲进上寺后殿东侧阴暗潮湿的吕祖洞里达三月之久。
日军闻讯后，到广胜寺找力空问罪。没有抓到力空，即抓了20多个僧人带走。后来日伪省长苏象乾为经卷之事还亲自到赵城调查，责问力空法师。力空法师据理力争，义正词严抗议日军暴行。
《赵城金藏》这一国宝由于力空法师舍生忘死的保护和及时抢救转移，得以幸存。北平（北京）解放后，由太行区行署将经卷护送到中国国家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入藏。20世纪90年代初，《人民日报》刊发消息，称《赵城金藏》已全部整理完毕，凡5千卷。《赵城金藏》和《四库全书》、《敦煌遗书》、《永乐大典》并称为国图四大镇库之宝。力空爱国爱教的壮举，在中国现代民族爱国史和佛教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文化大革命”开始，佛教界受到冲击，作为山西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力空法师，首当其冲。“红卫兵”砸烂“山西佛教协会”的牌子，勒令众僧还俗返乡。因势所迫，力空法师返回故里赵城许村。但他仍着僧服，持僧戒，并自号“安养老人”。
力空法师持着一颗平常心，依然的谈笑自若，没有丝毫悲凉失意的情绪，他把这种境遇视为修道途中的必经之劫，坦然面对。虽身落红尘，但心却仍存清静，以一种物来则应、物去则空的心态面对现实，平静地过着平民生活，依然是“食时，着衣持钵”，饭后诵经拜佛，埋头著述，《赵城人物志略》、《世界形态缘起》、《古方论》、《脉理真谛》、《医林小传》等十多部著作就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充分表现了一位高僧精深的修养和超凡的思想境界。
力空博学识广，不仅精通诗文，还通达医术，不但有医学论著，而且身体力行，孜孜为善、念念为善，慈悲为怀，亲自为百姓诊治疾病。许村周围十里八乡的村民慕名而来上门求医者络绎不绝，每天不下数十人。力空来者不拒，在他圆寂前仍抱病诊治。
1972年秋季，力空身染重病，自知生命之光不久将熄灭，回想一生历程，无怨无悔。他对侍奉于床侧的儿孙们说，吾此生，俯仰无愧于天地，虽身落红尘，然心属佛门，而今魂游极乐，得大解脱，汝等不必悲伤，惟汝辈寄身尘世，当郑重生活，存心务要光明，为人须求磊落，应恩爱于家庭，和睦于乡里，尽绵薄之力造福众生，方无愧于生育自己的列祖列宗、故土乡情。话是朴实无华，却语重心长，寄托了对后辈的期望。同年12月4日，力空法师坐化于许村的龙泉寺，享年81岁。其遗体被移送至广胜寺火化，骨灰安放在寺东十方塔内。
他撰写了很多佛学著作，如《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讲义集要》、《劝修净土诗》、《离垢随笔》、《修净土法门扼要》、《往生高贤录》、《菩萨学行动初步集要》、《风颠大师傅》、《终南山悟真堂上四位祖师合刊》、《石膏山志》、《霍山志》、《广胜寺志》、《口业记》、《口业记二编》、《一西室记》、《实行毗尼之文钞》、《吟尘集》、《憨室心声记》、《憨室笔记》、《我之随笔》、《惭愧室记》、《念死法师年谱》、《草堂寺志》、《许村村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