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00:01
十二圩自清代同治年间直到民国抗日战争之时，为两淮盐务汇集转运的重镇。两淮盐务是封建时代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大来源，据有关资料统计：“爱新觉罗·旻宁年间全国九大盐区，总产盐量为五百八十万引（当时每引为九百六十斤），而两淮盐产量即达一百八十万引，占全国总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一以上。
九大盐区总课税额为库平银九百八十万两，而两淮盐课税额为六百一十万两，占总课税额的百分之六十二以上。”由此可见两淮盐课税收之巨，实为当时清廷命脉关。无怪那时的盐运使多向清廷奏称“两淮盐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损溢盈虚，动关国计”。
清朝后期对淮南盐实行撤灶、停灶政策，淮南盐产量锐减，淮北盐因海岸延伸，不断增滩辟池晒盐而产量猛升。十二圩设立两淮盐务总栈时已实行北盐南济政策，除江苏省一部外，湖南省、湖北、江西省、安徽四省行销北盐极旺。据《两淮盐志》记载：“光绪年间淮南盐因停灶似虽锐减，但每年运往十二圩淮盐总栈转运外销之南盐仍有四十万引之多”。若再加北盐，其数字之庞大可见。淡旺年平均估算，每年经十二圩淮盐总栈转运外销之盐，约在四百万担以上，而年税收约二千万银元。然而此项巨款作为财政收入，当政者极少用于国计民生之途，前期清廷挪作庚子赔款之需，后期作为抵偿袁世凯的北洋政府镇压南方革命所借之外债。民国二十年左右，国民政府陷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反人民军事内战的泥坑，财政异常拮据。英、法、德、日、俄五国财团为了维护自己债权利益，各增派专员来十二圩坐镇监督，稽核盐税收入，以杜止国民政府将盐税收入挪作“剿共”之军需，而保证外债的偿还。十二圩从此又增加许多洋人坐镇监督稽核盐税。当时中国地舆社出版的《中国地图》在分省的江苏省一幅中，并无仪征市的位置，而十二圩标得非常鲜明，相当于现时一个省辖市或专区的位置。在本省经济情况说明中，对十二圩的盐务作了扼要的介绍。由此可见，当时十二圩地位之重要，不仅为几省人民提供了生活必须之食盐，被沿江人民誉为“食盐之都”，更重要的是它关系到当时执政者的经济命脉，作为赔偿外债的输血管道。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十二圩于清代同治初年由江边的一片芦田渔村一跃而变为两淮盐务重地，确为时代奇迹，但也绝非偶然。从根本上说，是出于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需要，从而标榜“遣商养民”以利民生的幌子，想以此稳定动荡的社会秩序，并借以促进盐务旺销，扩大盐课增加财政收入，解决经济危机，以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地位，绝非十二圩有得天独厚之地理条件所致。若在今天，十二圩能有五华县里长的整齐市容，十五万之众的人口（十二圩在轮帆争运时《PHY苏报》刊载号称为二十万人口），有广阔的堆盐场所和多条巨膀般伸展的码头，有近四百家注册的商铺和二千多的店员，江面有二千多艘巨大江船和五万多劳工，作为数省食盐供给基地，似可称得上是个“经济特区”或“食盐基地”。可惜那时先受国民党政府颁布“新盐法”而遭到挫折，后遭日寇侵华炮火的轰击受沦陷之苦，使经历六十多年兴盛之“盐都区”毁于一旦。
十二圩因盐崛起，同样也因盐而没落。民国20年，国民党政府开始实行新盐法，轮运的发展和运盐方式的改变，十二圩来盐逐年减少，以徽商等为代表的巨贾们纷纷转向上海市、北京市等地另行高就，数万盐工生活渐失依靠，也纷纷外流四方谋求出路，随盐发展繁荣起来的商业和其它行业，也随之衰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