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6:27
《古船》，是中国茅盾文学奖得主张炜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于1987年首次出版。
《古船》描写了胶东芦青河畔洼狸镇上隋、赵、李三大家族四十多年来的荣辱沉浮、悲欢离合，真实地再现了那个特殊年代里人性的扭曲以及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那片土地所发生的巨变。小说生动地刻画了一个古老农村在急速化历史嬗变中的阵痛与冲突。
《古船》出版之后，获得“庄重文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等多个奖项，入选《亚洲周刊》“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迄今已经有六十余种版本，被译为英、日、法、俄、韩、德、西班牙、瑞典、意大利、土耳其、阿拉伯帝国等多种文字，并被法国教育部和巴黎科学中心列为全法高等考试教材及必读书目。
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原地区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文化寻根意识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在文学上美学意义上对民族文化资料的重新认识和阐释，发掘其积极向上的文化内核；第二，以现代人感受世界的方式去领略古代文化遗风，寻找激发生命能量的源泉；第三，对当代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丑陋的文化因素的继续批判，如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的深入挖掘。但这些方面并非绝对分开，许多作品是综合表达了“寻根”的意义。综合来看，“寻根派”的文学主张是希望能立足于我国自己的民族土壤中，挖掘分析国民的劣质，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从文化背景来把握我们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理想、价值标准，努力创造出具有真正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文学。虽然打出了“文化寻根”的旗号，但对于什么是“文化”，这些寻根作家们却莫衷一是。大多数作家选取了自己最为熟悉的某个地域做为切入文化层面的基点。而张炜，则选择了自己所熟悉的农村为背景，进行了一次乡野文化寻根之旅。
倾诉性：“倾诉”展现了抱朴充满矛盾冲突的复杂的内心世界：家族和自我的忏悔与审判、文化的传承与走向、个体家族的兴衰与世界历史的发展、道德的自我约束与本能的欲望、朴素的善恶观念与崇高的个人信仰、科技主义的兴起与全球化的浪潮……可以说，正是通过“倾诉”，抱朴的“思想者”形象至此方得圆满，思想有了依托，有了内容，亦有了深度。正因为此，人物形象才得以丰满生动。
《古船》共计二十七章，第十六、十七章的“倾诉”处于全书中部，对于抱朴人物形象的塑造恰起了承前启后之作用。正是通过这样庞大的“倾诉”，抱朴的内心世界得以展现，许多令人不解的行为也有了合理性解释。无论从情节架构还是人物塑造上来说，“倾诉”都是《古船》中不可或缺的篇章，同时也是《古船》中最精彩的篇章。由此可见张炜从一开始就对“倾诉”的倚重。
事实上《古船》并非早期“倾诉”文本的唯一案例。与《古船》写作时间相应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倾诉”的发生期。之所以称为“发生期”，是因为此时期“倾诉”仅仅在张炜作品中露出端倪，还不是特别强大。大段的倾泻式的对话开始在文本中出现，“倾诉”对象已基本设定，具有类的特征，但“倾诉”还多由于对话形式而依附于人物和故事情节，尚不具备独立性。《古船》中的十六、十七章，全是抱朴对见素的倾诉。但这样的倾诉必须联系前后文，不能独立成篇。
《古船》既不太注重形式的别致，也不愿以特别好看的故事哗众取宠，很本色，很真，追求的只是心灵的表达，是力求清晰的陈述和思辨，是恳切的诉说，是忘情的自吟。在张炜的写作中，这一切常常到了固执的、无暇他顾的程度，所以在许多人看来，就有些不可理喻。
张炜认为：“一个作家心灵的指针要永远指向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他要密切关注时代风云，反映人民的疾苦和呼唤”，要用心去写作。这“心”便包涵了作家的情感意识和哲学审视。继《秋天的思索》与《秋天的愤怒》之后，他慢慢收回了关于芦青河和葡萄园那种理想主义的恋歌，将炽热深沉的爱推广为对历史的责任感，把思考的对象由迫近现实的人与事转向更为久远而广阔的人生。
《古船》以洼狸镇为焦点，在近四十年的背景上，对中原地区城乡社会面貌的变迁与人民生活的情状作了全景式多层次的描写。从土地改革运动中血与火的较量，到三年困难时期的艰难岁月，“文化大革命”中惊心动魄的复杂激烈斗争，以至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严峻的形势及历史趋向，展示出中国当代社会的一个缩影。
在当代文坛上，浸透着强烈的历史意识的作家作品虽绝非只有张炜和《古船》，但《古船》却具有它的独特性，表现出作者对历史的一种痛心疾首的姚雪垠，对人生的深关注以及对美好事物的大声呼喊，包容了作者一种沉重的忧患意识。
这一意识便通过主人公隋抱朴传达出来。表现最突出的一点是抱朴的忏悔意识。这和他父亲隋迎之的负罪感一脉相承，不同的是，他的忏悔具有更深广的“时空涵量”。在他童年时代，世界便向他展示了残酷的现实景象。他亲眼目睹父亲的死、母亲的死、土地改革时血与火的斗争、三年困难时期的艰难、文革当中人与人之间无休止的害与残杀。这惨痛的记忆笼罩了他一生，造就了他沉重忧患的人生观、世界观。他没有泯灭真挚的爱心，而把自己视为洼狸镇这个群体中的一员，不单为自己、为老隋家，也为整个族类作着深刻的忏悔，表现出伦理学范畴的主体的自觉意识。同时，他又不断地发问、探寻，为什么人类要如此互相残害，一代又一代演绎类似的悲剧？他把这归结为人类的“兽性”和“私欲”。由此，他坚决阻拦弟弟去争夺粉丝厂。但他又无法阻止。他感到孤独，沉重。长期的思索并不能使他摆脱“怯病”的怪圈。
在生活与爱情上，他都采取的是一种完全退避的方式。相形之下，隋不召和老李家的李其生父子则表现出天真浪漫，超过洼狸镇沉重氛围之上的生命力量。隋不召之所以在死后能那么深地震撼洼狸镇，在于他给全镇增添了难能的活力。他的放荡不羁和对外围世界的如痴如醉的追求与向往，以及从生命本体中爆发出来的冲力，使他不安于洼狸镇的闭塞和落后，充满了创造热情和征服世界的雄心。与他相似的李家父子，几乎抛开一切人世挫折，执着于创造和更新，仿佛一股永恒不变的力量推动历史向前进步。这些外在因素融汇到袍朴的内在思索，使他顿悟了人并不因为过去的苦难而放弃今天的奋斗，意识到善良的愿望并不能减少人们的流血牺牲。他必须行动，把理想付诸实践。他最终从怪圈中走出来，自荐担任了粉丝总公司的总经理，靠自己与大家的力量改变洼狸镇，让她更美好。作品在一种绯红的亮色中结尾，表明了作者的博爱胸怀和纯正善良的意愿。事实上，这带有较浓厚的人道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色彩。在现实生活中，社会历史的前进每一步都走得磕磕绊绊。在善良意愿的反面，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作者的忧患与向往。
当代文学在1985年前后开始自觉地以文化视角对人的生存状态作理性的审视。这一视角的确立，使文学呈现出一种强烈的整体意识和民族（地域）意识。作品的历史纵深感强化，对各种文化的特殊性的认识也较以往的阶级学、社会学的表现更贴近人的深层内容。在民族因袭负荷被指出之后，新时期之初特有的那种意识到人性尊严的觉醒和精神独立的乐观情绪，便被忧郁、严峻的神色所取代。作家们不无担忧地发现：摆脱根深蒂固的文化羁绊，要比根治政策环境、经济环境的变化艰难得多。对这种共识的表述各异，张炜的《古船》是当时较重要的作品之一。中原地区知识分子自鲁迅起就已掘出民族疾的根源所在，而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再次证明：在历史长河中，知识分子的呼声往往是那么的一厢情愿，无助无奈，也于世无补。
反映改革时期，却是从历史、文化与人性的角度与深度同时推进：一个仅有二十多岁的青年作者，一个有沉重的道德感，忧患意识和理想主义色彩的作家，在《古船》中，以对历史血腥的真实还原与对现实苦难的直面相结合，在主人公抱朴的最终抉择中寓含了自己的期望：改革时期的民族文化人格亟待整合，民族发展要想避免重蹈覆辙，民族要振兴，必须作出新的文化选择。
《古船》以胶东小镇洼狸镇自土地改革至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历史作背景，展开了镇上隋、赵、李三家族间的恩怨。这是一段刚刚逝去的历史，带着几千年的深刻印痕，与现实紧紧交织。这段历史中，三家族间的恩怨与历次政治运动相互纠葛：老隋、老赵、老李家人们的命运浮浮沉沉，仁厚的、刚毅的、怨毒的、痴狂的、伪善的、怪诞的灵魂不断地轮回和重现。而其中，作者最想凸出的，是历史进程中两股相互盘结较量的力：一股能够顺应和推动历史与人类的脚步，另一股则会死死地拽住历史的行进步伐。历史在这种盘结中艰难行进，有时会停滞，也有时甚至会反复，会出现历史洄流，这才是作者真正为民族忧虑的。那又是一段荒诞的历史。与人类自由要求的悖反，是这荒诞的根源：为着改变农民命运的土地革命，在这儿被简化成了报复和杀戮；对剥削阶级特权的剥夺，被改造成了对个体生命的剥夺；从“文革”中的夺权、绝食、致敬电，一直到洼狸镇的承包大会，历史不断地上演着荒诞戏。人类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都失去了保障，饥饿、寒冷、杀戮、冷酷吞噬着人们的生命。理性的丧失带来兽性的膨胀，洼狸镇上血流成河。对历史的拷问中，作者直逼人性深处的扭曲与异化。那段历史同样充满了耻辱与苦难。人的尊严遭到肆无忌惮的践踏，隋家三兄妹苦难挣扎的焦灼沉重得令人窒息。现实承载着历史的重负，死人紧紧地拖曳着活人，《古船》中每一声沉重的叹息、痛苦的呐喊都扣击着人们的心弦。把笔触探及作为传统文化心理的母体与原型的农民文化意识、农村人际结构的深层，张炜的思考已提升到人类文化意识的哲学高度。
《古船》之所以震撼人心，关键在于它毫不讳饰地、充满道德义愤地拷问着历史，拷问着苦难、拷问着人性。对于极左路线、封建糟粕是怎样地与人性恶结合，干扰着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土地改革复查中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冲突、流血，张炜不惮于作真实的揭示。赵炳形象当代形态上的典型意义因而生成。当代农村，封建阶级已被消灭，旧的所有制形式已不存在，它们会不会死灰复燃？还有没有有继承人？会不会借其他面目继续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还会不会有赵炳第二，赵炳第三？鬼影似的二槐——赵多多第二，不是已经开始作恶了吗？洼狸人什么时候才能不迷信那些貌似权威的东西？压在民族身上的历史因袭何时能够摆脱？走向未来的坚实的起点在哪里？追问中，《古船》沉郁厚重因而产生。
胶东半岛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日里夜里牵扯着一个胶东青年的心灵，基于深切的关注产生的思考不能不深刻，贯穿其中的故土情怀也不可能不强烈。《古船》中所描写的粉丝大厂，在胶东半岛上的招远市、，作者的故乡龙口市及莱阳市几乎每个镇子上都有一两处。它们每年为当地经济创造的效益使之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而每一个粉丝厂都有一片白沙地上，竖立着一排排的木桩，木桩之间的低碳钢丝上晾晒的雪白粉丝在阳光下白得耀眼，晾粉女工穿梭在木桩间，愉快的歌声感染着过往的行人。粉坊万一发生倒缸，全村都会慌乱。《古船》中的晒粉场位于海边，蓝天碧海白沙，一排排白亮亮的粉丝与蓝天上的白云有何不同？真正是作者记忆中美丽的故乡的写生画。地域色彩也成为《古船》的一个鲜明特征。这一切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的生活图景的真实再现，及小说中对粉丝产业对当地人们的意义的充分书写，源于张炜对故乡人民的深切真情，对故土风情的真切了解。而《古船》也因而成为作者最具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八十年代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品。
与前期短篇小说相比，《古船》沉郁厚重，冷静的理性叙述与剖析代替了单纯的诗性发言，而又少有后来创作中的长篇心灵倾诉的说教嫌疑，所以，《古船》一直以来被许多评论认为是张炜最好的作品。
摩罗：经过十年的苦想冥思和残酷修炼，终于获得了灵魂的超越和升华，成为了一种强大的精神存在，成为了某种人文价值和情怀的化身。在近一个世纪的‘新文学’史上，有如此强大的精神力量的人物形象，这可能是第一个。
张炜：我的第一部长篇曾让我深深地沉浸。溶解在其中的是一个年轻人的勇气和单纯——这些东西千金难买。
张炜，当代著名作家。1956年出生于龙口市，原籍栖霞市。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任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著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我的田园》《怀念与追记》《柏慧》《家族》《外省书》《能不忆蜀葵》《丑行或浪漫》《刺猬歌》《你在高原》等，中篇小说《秋天的愤怒》等，短篇小说《玉米》等，散文《融人野地》等，诗集《皈依之路》等。有《张炜自选集》（6卷）、《张炜文集》（6卷）、《张炜文库》（10卷）等多种文集出版。另有专著《楚辞笔记》《芳心似火》等。 《声音》《一潭清水》分别获1982年、1984年全国短篇小说奖，《九月寓言》获上海第二届中长篇小说大奖一等奖、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并被评为“90年代最具影响力图书”，《刺猬歌》2007年获由美国政府颁发的杰出成就奖。作品在海内外获奖30多项，被译成英、法、日、德等多种文字。 《古船》入选《亚洲周刊》“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被法国教育部和巴黎科学中心确定为全法高等考试教材及必读书目。《你在高原》是已知中外小说史上篇幅最长的一部纯文学著作，2011年8月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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