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廷冲(中国生化药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周廷冲（1917年3月6日—1996年10月20日），出生于浙江省富阳区，生化药理学与毒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周廷冲1941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医学系。1947年获英国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药理学博士学位。后前往康奈尔大学酶化学实验室进行博士后酶学研究。1950年与夫人黄翠芬一同回到中国，在华东白求恩医学院担任教研室主任兼华东生理研究所副所长。1953年到1957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药理系主任。1962年被任命为流行病微生物研究所副所长。1970年至1977年担任国防科委十三院四所任副所长。1978年到1984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所长、兼生化药理研究室主任。1979年，任基础医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兼生化药理学室主任。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6年10月20日，周廷冲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

周廷冲长期从事生化药理和毒理研究工作，是中国生化药理学的奠基人。首次阐明梭曼膦化乙酰胆碱酶的老化机制；开展了糜烂性毒剂的防治及其他研究。出版了《医士药理学》《醋酸的代谢问题》《中级药理学及处方》《药理学及处方》等著作。研究成果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全军科学进步二等奖。立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

人物经历

早期与学业经历

1917年3月6日，周廷冲出生于浙江省富阳区，父亲是地方硕儒，热心办学，周廷冲自小受到熏陶，聪敏好学，在家乡受初级教育后，即去外地以求深造。18岁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嘉兴秀州中学，1935年考入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现上海医科大学前身），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正值全国掀起抗日救国运动高潮，他受到深刻的影响和教育。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他随上海市医学院由上海迁至昆明市，1941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医学系。同年参加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到抗日前线救死扶伤，毕业后在重庆中央卫生实验药理学室张昌绍教授指导下从事中药药理的研究工作。

1945年，周廷冲前往英国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在J.H.Bum和OE.Bulbring教授指导下进行有关传出神经系统药的研究。1947年获英国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药理学博士学位，证实了5%二氧化碳的混合气体能催化离子性药物透过标本的生物膜，和不同刺激频率对箭毒的作用产生相应不同的影响。后前往康奈尔大学酶化学实验室，在诺贝尔奖获得者J.B.Sumner教授指导下进行博士后酶学研究。

工作经历

1949年，周廷冲到波士顿麻省医院生物化学实验室，在诺贝尔奖获得者F.A.Lipman教授指导下进行酶杂交各种乙酰化反应的研究。1950年2月克服重重困难回到中国，在华东白求恩医学院（山东大学医学院的前身）担任教研室主任兼华东生理研究所副所长，期间建立了药理学教研室和一系列教学体制。1953年到1957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药理系主任，开始从事抗疟学、芥子毒气的预防和治疗等的研究工作。1956年，他以中国军事医学代表团团员身份赴苏联考察访问。1958年，周延冲奉命担任毒理药理研究所副所长兼生化药理研究室主任，他一边做行政工作，一边带领研究室人员开展芥子气及火箭推进剂的毒理学防化研究和神经毒气生化作用机理研究。

196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被任命为流行病微生物研究所副所长。“文化大革命”时期，周廷冲教授被迫先后中断科学研究达十三年之久。

1970年，被调往国防科委十三院四所任副所长，但由于没有实验室，只得教授英语和在药理学学学习班教课，直到1978年才重新回到军事医学科学院药理毒理研究所，继续开展中断已久的科研工作。1978年到1984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所长、兼生化药理研究室主任。1979年，得以平反恢复名誉，复职药理毒理研究所副所长后，开始着手恢复学科专业实验室，配备研究班子，开展对外学术交流。1979年他又受命组建基础医学研究所，任第一任所长兼生化药理室主任。1979年、1984年，曾出访法国、比利时及日本，两次参加李普曼学术讨论会。1981年参加美国毒理学会第20届会议及有机磷中毒防治专题讨论会，并在美做短期考察。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4年心脏病发作，由于健康原因不再担任所长职务，而专门从事科研工作；同年起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1987年，周廷冲因培养研究生成绩显著荣立三等功。

人物逝世

1996年10月20日，周廷冲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

主要成果

周廷冲长期从事生化药理和毒理研究工作，是中国生化药理学的奠基人。他首次阐明梭曼膦酰化乙酰胆碱酯酶的老化机制；开展糜烂性毒剂的防治及其他研究。

首次阐明梭曼膦酰化乙酰胆碱酯酶的老化机制

梭曼是神经毒气中最难防治的一种毒剂，梭曼膦酰化乙酰胆碱酯酶由一种可以被重活化的状态迅速转变为一种不能被重活化的状态（老化现象），是棱曼难以防治的重要原因。但在60年代初期，对梭曼膦酰化酶的老化机制是不清楚的。周廷冲敏锐地抓住这一课题，参照二异丙基磷酸酯及沙林的老化研究文献，组织人员进行酶的提纯，采用同位素示踪技术研究梭曼膦酰化乙酰胆碱酯酶老化的机制。实验证明，梭曼膦酰化酶老化的实质是毒剂残基上氧基团的去烷基反应，而梭曼膦酰化酶不能被重活化，是由于老化反应太快的原因，而且这一反应是受乙酰胆碱酯酶自身催化的。这一结论的理论意义在于它阐明了梭曼膦酰化乙酰胆碱酯酶老化的分子基础。这是防化医学中的重大进展，在国际上居领先地位。这一成果的实用意义在于指出重活化剂的研究对梭曼膦酰化酶将是徒劳的，梭曼中毒的防治研究应用从中毒过程的其他环节加以解决，从而给药物设计指明了方向。周廷冲领导的小组还发现梭曼等有机磷毒剂一个致死剂量以上引起中毒时，组织中有游离毒剂存在。梭曼等有机磷毒剂的水解产物在有胆碱酯酶存在的条件下，可以被G类毒剂水解酶催化重新合成毒剂。他的实验小组还发现了有机磷毒剂中毒的离体膈肌功能的老化现象，观察到氟甲膦酸酯同系物中毒时，膈肌功能的老化规律与膦酰化乙酰胆碱酯酶的变化完全一致，但甲膦酸特己酯类似物中毒时，两者非常不同。除梭曼外，其他甲膦酸特己酯中毒膈肌却很容易被重活化。1987年，“梭曼与乙酰胆碱酯酶作用的生化机理”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及军队科技大会奖二等奖。G类神经毒气CH3ROP（O）F是一类强烈的胆碱酯酶抑制剂。它在体内或体外可被G类毒剂水解酶催化水解成无毒产物。此酶广泛分布于动植物及微生物界。20世纪50年代末，周廷冲设想用纯化浓缩的G类毒剂水解酶或许可以作为G类神经毒剂的解毒剂而用于中毒的预防或治疗，因而组织大家部分提纯了这种酶，制成生物制品。实验结果果如所料，在家兔、豚鼠、猫及猴等多种动物身上证明，当注射剂量足够时，可对抗1个致死量的梭曼中毒，动物存活良好，不出现任何症状。提纯所用的酶源是猪肝、鱿鱼神经节及蟾蜍血清，对人体来说均属异性蛋白，故不能用于人体。但它开辟了以生物制品用于神经毒气防治的一个新的方向。

CO2的混合气体对箭毒的作用的研究

在牛津大学学习期间，周廷冲就发现了5%CO2的混合体能够促进离子性药物透过标本的生物膜，不同的刺激频率会对箭毒的作用产生相应不同影响。经两位获诺贝尔奖大师的指导，更使周廷冲的学术造诣日渐深厚。周廷冲深入进行了与辅酶A腾的供体酶和受体酶的研究，获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同时得到辅酶A的发现者李普曼教授很高的评价。

开展糜烂性毒剂的防治及其他研究

糜烂性毒剂是一类毒性很大的持久性毒剂，可通过多种途径进入体内，引起机体严重损伤甚至死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硫芥中毒伤亡占总伤亡人数的一半。此后，帝国主义国家积极研究，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制备了大量的此类战剂，美军曾称之为毒剂之王。战后关于硫芥的资料陆续公开，但关于其中毒的防治研究各国仍保守秘密。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决定对糜烂性毒剂的损伤和防治开展研究。周廷冲等在20世纪50年代末及20世纪60年代初期，领导这一课题的开展。他们观察不同动物中毒规律，进行不同染毒途径中毒动物的实验治疗，进行硫芥毒理学、硫芥解毒药的筛选、解毒药的药理学及临床疗效研究，评价了中药处方300余个及西药处方100余个，最后提出了能救治一个致死量硫芥中毒的方案。1944年，在建立阿米巴肠病动物实验模型时，将患者大便接种到小狗直肠内，可是不到5分钟小狗就排便，痢疾原虫不能定居，实验未能成功。他想到利用吗啡对肠管平滑肌的抑制作用是否可延缓小狗的排便，于是立即进行实验，先注射吗啡，一刻钟后接种含有阿米巴原虫的粪便。果然排便时间延长，小狗一周后便血，镜检阳性，因而成功建立实验性阿米巴痢疾动物模型。

主要论文与著作

主要论文

周廷冲共发表论文127篇，以下为部分论文。

出版著作

周廷冲主编学术著作10余部，参编学术著作10余部。

社会职务

荣誉与获奖

个人荣誉

科研获奖

周廷冲的研究成果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全军科学进步二等奖。

人才培养

周廷冲与苏联专家凯林共建毒理学实验室，并举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期“防化毒理训练班”，为军队培养了第一批军事防化毒理学专业人才。周廷冲在国防科委十三院四所讲授英语，并在药理学学习班教课。周廷冲十分关心人才培养，他认为要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尽快培养出又红又专、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科研人才，期望中国的科技队伍不仅后继有人，而且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除了培养本教研室的人员外，还受国家、部队及地方的委托，办过多次高级及中级药理学师资班，结业后分布在各地，成为中国建设中的专业骨干或专家。同时接受各地院校或科研单位派来的修生。对每个人都有一个完整的计划和要求。

周廷冲经常举行学术讲座，介绍世界有关科学知识的最新发展。周廷冲对研究生要求严格，坚持“一放手、二启发”的原则，鼓励他们动脑筋，勤思考。他常说，学问就是既要学又要问，并强调研究生自己的动手能力。他先后建立了四个药理学实验室和一个基础医学研究所，培育了中国第一代防化医学高级师资，自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以来，他先后培养了硕士生和博士生12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