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2-22 17:29
中华民国是指辛亥革命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间，建立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简称“民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各省纷纷响应。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并就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朝爱新觉罗·溥仪退位。随后孙中山辞职，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平（北京），开始了北洋政府时期。1915年袁世凯试图复辟帝制，受到全国抵制，次年病死，中国进入军阀割据时期。这一时期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爆发，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改组中国国民党，1924年中国国民党一大召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并建立广东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合作。1926年广东国民政府发动北伐战争，次年北伐取得一定成果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国共第一次合作开始走向破裂。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发动“二次北伐”。同年底奉系军阀张作霖死后，其子张学良宣布“东北地区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南京政府在形式上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北洋军阀时代结束，此后又出现了新军阀的混战。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侵略东北地区，局部抗战开始。蒋介石对日实行不抵抗政策，次年2月东北三省全部沦陷。这一时期，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革命根据地进行多次“围剿”。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市扣押蒋介石，逼蒋抗日。蒋介石同意抗日，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时期开始，期间国共达成第二次合作。
抗日战争经历了战略防御阶段（1937年7月-1938年10月）、战略相持阶段（1938年10月至1943年7月）及战略反攻阶段（1943年7月至1945年9月）后，于1945年取得胜利。[6]国共两党就中国未来的发展进行谈判，1945年10月10日，双方达成“双十协定”。1946年6月，中国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对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全面内战爆发。经过1946年6月到1947年6月的战略防御后，1947年7月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战略进攻阶段。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摧毁了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23日，南京解放。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民国灭亡。
中华民国国土面积为1116.65万平方公里（1912年），人口约4亿。政治上，民国初年即有共和与专制之争，并出现了几次复辟帝制的闹剧。[2]军阀割据时期，各个军阀与帝国主义国家勾结，政治黑暗。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进入训政时期，实行一府五院的政府结构，进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经济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工业迅速发展。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出现了“黄金十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迅速，但日本侵华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战后国统区的经济出现了短暂的复苏，但很快又因内战和恶性通货膨胀而日益恶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区经济则在抗日战争期间及抗战胜利后迅速发展。思想文化上，民国建立后，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民主与科学思想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也传入中国，并迅速发展。在新思想的影响下，文化界也进行了革命，新文学产生，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也有了新的发展。由于外来文化的影响，社会风气、习俗等各方面也都有新的变化。
1903年，孙中山将兴中会的誓词发展为“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 创立民国, 平均地权”十六字，明确提出了“民国”的概念。“民国”，即是推翻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现代民主共和国家。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之际，孙中山确定了将来新生共和国的名字，即“中华民国”。孙中山还谈论了“民国”和“共和国”两种国号的不同。孙中山认为“共和”的概念早在十八、十九世纪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便提出，民国作为二十世纪的新生政权，应该有创制精神，同时欧美的共和政体仍然存在弊端，要在中国实施民权，强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因而国号定为“中华民国”而非“中华共和国”，英文表述为“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华民国成立后，对外的英文国号为“Republic of China”。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了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1903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组织青山军事学校，第一次提出新的十六字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05年春，孙中山到达欧洲，先后在布鲁塞尔、柏林、巴黎建立起革命团体，宣传十六字新纲领。这一时期其他革命志士也在海内外积极筹建革命团体，有黄兴创立的华兴会、龚宝铨与蔡元培等人组建的光复会等。
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抵达日本横滨，与黄兴讨论了革命形势与方法，决定组建全国性革命政党。7月30日，在东京举行筹备会议，将政党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并确定以孙中山提出的十六字纲领作为同盟会宗旨。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在东京正式举行，同盟会成立，大会推选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总干事。同盟会成立后，便在全国各地建立组织，扩大影响，宣传革命。1906年秋冬间，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制定了《革命方略》作为革命指导性文件。
1906年到1911年，同盟会先后在南方数省发动武装起义。其中1906年12月发动的萍浏醴起义是同盟会成立后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最终因清政府重兵镇压而失败。1907年到1908年，孙中山在华南沿海、沿边地区又直接领导了六次武装起义，但都没有成功。这一时期光复会的秋瑾、徐锡麟也在安徽、浙江省等地进行起义活动，也遭到清政府镇压，二人牺牲。
同盟会随后将革命重心转移到军界，开始在新军中培养革命力量，并先后发动了安庆马炮营起义、广东省新建陆军起义等武装起义。1911年 4月27日黄兴发动黄花岗起义（又称黄花岗起义），黄兴率敢死队130余人与清军斗争，林觉民、方声洞等人英勇牺牲，事后革命党人收殓烈士遗骸72具，合葬于城郊黄花岗。
《辛丑条约》签订后，革命思潮在全国蔓延，清政府为了维护统治，也进行一系列了“自强”“求变”的行动，被称为清末新政。1901年1月29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宣布实行新政，至1905年，先后实行的举措有：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调整官制、整顿吏治、训练新军、奖励实业、废除科举、允许满汉通婚、劝止妇女缠足等。
1905年7月，慈禧派五大臣出洋考察，试图效仿西方实行立宪。同年11月，又命政务处筹建立宪大纲，建立政治考察馆。1906年7、8月，五大臣先后回国，经过讨论，1906年9月1日，清政府正式宣布预备立宪。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效仿西方改革官制，在中央设置内阁总理大臣；又将六部增改为外务部、吏部、民政部等十一部，各部尚书均为内阁政务大臣，且不分满汉。在地方官制上，行政层级改为省、府（厅）、州、县四级。清政府还在中央和地方分别设立中央资政院和省资议局，作为议会的前身。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预备立宪期为9年，9年后召开国会，施行宪政。大纲规定清政府实行的是二元制君主立宪政体，君主仍然握有大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后，清政府决定成立责任内阁作为中央最高权力机构。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责任内阁的官制及章程，并公布了第一届内阁成员的人选，因其中满族贵族和皇族成员占大多数，这一届内阁也被立宪派和汉族官僚称为“清朝责任内阁”。
清政府宣布实行立宪的行动赢得了立宪派的好感，国内的立宪运动逐渐达到高潮。立宪派人士纷纷成立立宪团体，意在支持和推动清政府立宪，同时反对革命。1906年，张謇、汤化龙、郑孝胥等人成立预备立宪公会，1907年，康有为改保皇会为中华帝国宪政会。此外，湖南省、湖北、广东等地也成立了各种立宪团体。
但随着新政的实施，立宪团体愈发对清政府回避责任内阁、国会，不愿开政放权的行为失望，一些立宪人士认识到仅凭专制政府是无法自觉召开国会、实行宪政、给人民以权力的，必须要采取行动。1906年冬，杨度首先提出了国会请愿的构想，次年，立宪派人士熊范舆、沈钧儒等人上书朝廷，请求立刻召开国会。熊范舆等人上书后，全国很多地区都出现了请愿活动，清政府陷入被动，一方面打压部分立宪团体，一方面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作为回应，决定以九年为期，逐步实行宪政，并设立各省咨议局，讨论立宪事宜。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先后离世，清廷遭遇变故，请愿活动逐渐平息。
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纷纷成立并运作，立宪人士多参与其中。同时新任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多次强调立宪来巩固自身地位，于是以各省咨议局为主体的国会请愿活动再次开始。各省咨议局派出代表团抵京请愿，1910年间，代表团共进行了三次大规模请愿活动，但最终仍以失败告终。部分立宪党人对清廷彻底失望，转向革命派。
1911年5月，清政府颁布铁路国有的上谕，将此前由四川省、湖北、湖南省、广东省四省人民筹集民股兴建的粤汉、川汉铁路卖给英、法、德、美等国，引起了人民的严重不满，保路运动爆发。清政府命令地方督抚严酷镇压人民的反抗运动，并从各地调集军队镇压。9月，清政府命端方率新建陆军入川镇压保路运动，这使得清军在湖北的防备薄弱。革命派“共进会”和“文学社”决定在湖北武昌发动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同盟会帮助下，发动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在湖北武昌发动起义。11日正午，武昌全城被起义军占领，到12日，汉阳、汉口也被起义军占领，起义取得胜利。起义胜利后，革命党人成立了革命政权——中华国民军政府（后改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推举黎元洪为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军政府成立后，颁布法令：宣布中国为中华民国；政体为五族共和；国旗为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的中华民国国旗；废除清代年号，改用黄帝纪年；号召各省起义，反抗清政府。军政府还电邀孙中山、黄兴等主持大局。
全国各地在得知武昌起义成功后，纷纷响应，湖南、山西省、江苏省等16省先后成立军政府（都督府），宣布独立。一些立宪派人士也在推动地方督抚独立、建立新政权等方面进行活动，最后形成了武昌和上海市两个筹建全国政权的中心。
起义发生后，清政府立刻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南下进攻革命军，又任命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在清军进攻下，11月2日汉口失陷，11月27日汉阳陷落，形成了革命军与清军隔江对峙的局面。
武昌起义成功后，清政府派袁世凯率领北洋新军进攻革命军，双方隔江对峙。帝国主义列强也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严重性，于是一方面准备派兵干涉，一方面准备“调停双方”，列强希望中国由袁世凯主政，以维护其在华利益。袁世凯也希望通过议和，保证自己的利益，于是向清政府提出要求，要求开国会，实行责任内阁，废除清朝责任内阁。资政院中的立宪派也向清政府请愿，请求由袁世凯主持大局。清政府迫于无奈，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组织内阁。
袁世凯取得清政府军政大权后，一方面进攻革命军，一方面又向革命军表达议和想法。12月11日，袁世凯派唐绍仪到武昌，在英国公使的陪同下会见黎元洪，决定在上海市正式商谈议和事项。18日，和谈在上海召开。与会者有北方代表唐绍仪、南方代表伍廷芳、英美法日等国领事以及上海市的外商代表。和谈共五次，主要围绕停战、国体、国民会议几个问题，和谈的核心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实质则是由谁掌权。南方提出必须废除清王朝，建立共和政府，在上海召开国民会议。由于革命党已表示过只要袁世凯能让清帝退位，便推举他为临时大总统，因而袁世凯一方面想落实革命党的这一承诺，另一方面又不愿背上背叛清代的骂名，同时也不愿离开自己的势力中心北京到南京就职。于是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北方表示原则上赞成共和，但可实行君主立宪，且国民会议必须在北京召开。双方争执不下。
就在南北议和陷入僵局时，孙中山回国。1911年12月29日，南方17省代表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发布《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宣告中华民国正式成立。中华民国定都南京，以中华民国国旗为国旗，并改用阳历，以公元1912年1月1日为民国元年元月元日。随后又任命政府各部官员，其中既有同盟会会员，也有立宪派人士和清朝旧官僚。1月28日，南京临时政府又组成并召开临时参议院，选举林森为正院长。
袁世凯听闻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非常愤怒，在他的授意下，唐绍仪两次通电辞职，并通知南京临时政府停止和谈，本就陷入争执的南北和谈进一步趋于破裂。同时列强也站在袁世凯一边，不断对南京临时政府施压，声称南京方面破坏和谈，临时政府内部也出现了妥协的声音。在内外的压力下，孙中山最终不得不妥协，公开表示只要清帝退位，自己就会辞职，并推举袁世凯做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在得到孙中山的保证和列强的支持后，加快了逼宫步伐。他首先用清帝退位后可保证待遇来说服爱新觉罗·奕劻奕，又用内阁密奏的方式恐吓隆裕太后。1912年1月17日，清廷召开御前会议讨论此事，奕劻等人认为应该退位，但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等人反对，双方争论无果。此时北京也出现了一些宗室王公，坚决反对清帝退位，被称为“宗社党”，北京的气氛逐渐紧张起来。
1月20日，南京临时政府正式向袁世凯提交了清帝退位后的优待条件，22日，孙中山又针对袁世凯想在天津另立政府的意图向他发出了最后通牒。袁世凯进退维谷，只得动用武力，指示北洋政府将领通电上奏清政府，要求清帝退位。恰好同一天宗社党的领袖爱新觉罗·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加珍刺杀，宗社党人人自危，无人再敢反对清帝退位一事。1912年2月12日，清廷发布退位诏书，表示承认共和，由袁世凯组成共和政府，与南方交涉。第二天，袁世凯通电赞成共和，孙中山向南京参议院提出辞职，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提出辞职后，为了防止袁世凯以临时大总统的身份破坏新生的共和，于是提出制定一部“约法”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在孙中山的主持下，1912年2月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了编辑委员会来起草。3月8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于3月11日由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共七章五十六条，以宪法形式规定中华民国的国体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实行立法（参议院）、行政（临时大总统）、司法（法院）三权分立的原则，并实行责任内阁制。《临时约法》还明确了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及财产方面的权利。
清帝退位后，孙中山即强调，袁世凯必须保证赞同共和政体，同意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且临时政府设在南京，袁世凯需到南京就任。袁世凯一边表面赞同南下，一边却以各种方式拖延南下日期，最终在立宪派和旧官僚的支持下，袁世凯反对定都南京的主张得到众多支持。孙中山被迫再次妥协，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任。1912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第二天，经过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4月21日，唐绍仪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内阁会议，统一的北京政府成立，民国进入北洋政府统治时期。
北京政府成立后，即开始了专制与民主的新一轮斗争。袁世凯试图任命一个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内阁，于是提名唐绍仪为国务总理，革命党人则要求总理必须是同盟会成员。最终经过争论，唐绍仪为国务总理，但必须加入同盟会。但唐绍仪就任后，并未如袁世凯所想对其言听计从，而是逐渐倾向民主共和。1912年3月，袁世凯强行违反《临时约法》所规定的的人事任免原则，唐绍仪在6月愤而辞职。袁世凯又任命陆征祥组阁，后遭革命党人弹劾下台，最后袁世凯任命自己的亲信赵秉钧为总理组阁，赵秉钧就任后，将国务会议搬到南京总统府召开，责任内阁制名存实亡。
这一时期，各种政党也纷纷成立。1912年5月9日，以民社、统一党为基础，联合民国公会、国民共进会、国民协定会等团体正式组成了共和党，黎元洪担任理事长，成了当时最大的政党，以拥袁为己任，成为同盟会的劲敌。8月25日，孙中山统合改组了同盟会，在北平市成立了中国国民党，孙中山担任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为理事，全部党务工作实际上由宋教仁负责。同时以汤化龙、林长民等立宪党人组成了第三党，形成了朝政上三足鼎立的格局。
1912年10月8日，袁世凯颁布《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与《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并准备召开国会。各政党届活跃起来，准备借此机会大展身手。其中国民党则在宋教仁的活动下，取得了很大优势。袁世凯对此感到恐惧，试图拉拢贿赂宋教仁，但宋不为所动。1913年初国会选举召开，国民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宋教仁准备北上组阁，但却在3月20日被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遇刺使得国民党人的政党政治理想破灭，内部对于是否使用武力意见不一。而此时袁世凯却步步紧逼，试图削除南方的武力，实现彻底统一。
在此种情况下，国民党人不得不武力讨袁，仓促迎战。1913年7月12日，在孙中山指示下，李烈钧在江西省宣布独立，发表《讨袁檄文》，组织“讨袁军”，向北洋军发起还击，进行二次革命。7月14日，黄兴赶赴南京组织讨袁军，自任总司令，誓师讨袁。接着，安徽、上海市、广东省等省区相继宣布独立，加入讨袁行列。虽然讨袁声势浩大，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应战准备，且各自为战，军事上缺乏统一的部署和指挥，二次革命以失败告终，孙中山、黄兴被迫逃向日本。此后，袁世凯控制了整个长江流域和西南各省。
1914年1月10日，国会在袁世凯的运作下又颁布了《大总统选举法》，同时袁世凯下令解散了国会。袁世凯让新成立的议会在5月1日颁布了《中华民国约法》，取消内阁制，将大总统的权力扩张到最大。此时的袁世凯想要更进一步称帝，于是在康有为为首的清代遗老遗少及封建文人的支持下，掀起了“尊孔复古”的逆流，企图在思想文化上攻击民主共和，为复辟造势。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袁世凯不敢得罪交战双方，表示中立。此时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事，无暇东顾，日本企图乘机独占中原地区。1915年1月18日，日本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交换条件，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包括将德国在山东省的权利转让给日本，并增加日本在山东、南满、蒙山的利益；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禁止他人开采矿山；中国不将沿海口岸和岛屿割让他国；中国聘请日本人为顾问等等。“二十一条”的消息一出，全国兴起了反日救国运动，袁世凯既不敢担负国贼骂名轻易让步，又不敢激怒日方，最终二十一条在少部分修改的情况下还是被袁世凯接受。此消息一出，全国群情激奋，爆发了各种反日爱国及抵制袁世凯的活动。
在取得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后，袁世凯的复辟活动愈发公开化。在其授意下，一些御用文人组成“筹安会”，鼓吹君主立宪，为袁世凯复辟摇旗呐喊。同时袁世凯的另一个心腹梁士怡组成全国请愿联合会，制造“民意”。1915年11月20日，袁世凯控制下的参议院通过选举，“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经过一番“辞让”，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册封百官，并宣布1916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元旦举行登基大典。
此前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在日本创立中华革命党，并担任总理。中国国民党内部分与他政见不合的人士如黄兴等人则组建了“欧事研究会”。袁世凯的复辟行为使得已经分崩离析资产阶级各派重新联合起来，反抗复辟，保卫民主共和。孙中山在1915年和1916年连续三次发表《讨袁檄文》，1915年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彻底反袁，宣布云南省独立，成立护国军政府和护国军，唐继尧为护国军政府都督。
1916年元旦，护国战争正式爆发。护国军分三路进军，蔡领导第一军出兵四川，李烈钧领导第二军进军两广，唐继尧领导第三军留守云南。各路讨袁军均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北洋军阀内部也出现了分裂，1916年3月10日，袁世凯的心腹冯国璋联合江西省将军李纯、浙江省将军朱瑞、山东省将军靳云鹏、湖南省将军汤芗铭通电劝告袁世凯废除帝制，称“五将军密电”。3月1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独立，讨袁势力连成一片。在内外交困和一片反抗声中，袁世凯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废除“洪宪”年号，袁世凯的复辟一共维持了83天。5月，袁世凯的心腹陈宧、汤芗铭分别在四川和湖南宣布独立，这一事件使袁世凯深受打击，于6月6日死去。
6月7日，黎元洪就任大总统。29日，黎元洪宣布遵守1912年《临时约法》，继续召集国会，恢复国务院，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至此，参加讨袁的各派势力认为“护国”任务已胜利完成。7月14日，唐继尧宣布撤销军务院，西南各省亦相继取消独立，护国战争结束。
民国初期的军阀，大体上可分为北洋政府军阀和西南军阀两大集团，北洋军阀在袁世凯死后又进一步分裂成为皖系、直系、奉系三大派和依附于他们的诸小派。诸军阀割据一方，相互争斗。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为大总统，国家大事则由国务总理、皖系首领段祺瑞控制，黎元洪不甘心成为傀儡，于是与段祺瑞展开争斗。1917年3-6月，双方最终在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上激化矛盾，被称为“府院之争”。段祺瑞主张对德宣战，黎元洪则反对。段祺瑞的背后是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希望中国对德宣战，这样就能进一步夺取德国在中国的地位和特权，段祺瑞也希望通过参战向日本借款，达到自己扩军进而征服南方、一统中国的野心。参战问题争论不休，段祺瑞试图强行推动自己的意见，却遭到舆论反对，黎元洪趁机罢免段祺瑞。段祺瑞下台后准备动用武力，黎元洪只能请安徽督军张勋入京调解。
1917年6月2日，张勋回复黎元洪，提出以解散国会为条件北上调解。7日，张勋率四千“辫子军”出发。6月13日，黎元洪解散国会。张勋入京后，并未调停双方，而是准备复辟清代。7月1日，张勋及一批清朝的遗老遗少拥戴爱新觉罗·溥仪复辟，这一举动立刻招致了全国上下的反对，段祺瑞则准备组织军队讨伐复辟。随后，段祺瑞召集军事会议，组织讨逆军总司令部，段祺瑞任总司令，决定分东西两路展开讨伐。之后，各省军阀纷纷表态反对复辟，张勋成了孤家寡人。7月12日，段祺瑞攻入北京，宣统再次退位，丁巳复辟结束。段祺瑞上台后，黎元洪只得通电辞职，由副总统冯国璋出任总统。
对于北洋军阀蔑视约法，践踏国会的行为，孙中山始终保持斗争。在黎元洪准备解散国会时，孙中山便致电表示反对，张勋复辟时，孙中山又在上海号召护法。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上台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8月25日孙中山在广东省召开国会，又称“国会非常会议”。9 月1日，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分别为元帅。护法军政府宣布段祺瑞为叛逆，号召北伐，讨段护法，史称“护法运动”。但护法运动最终在西南军阀的干预下失败。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及中国国民党人继续高举护法的旗帜，领导反对南北军阀的斗争。
段祺瑞上台后，废弃《临时约法》、破坏民主政治，并以参战为借口扩充军队。加之镇压五四爱国运动、企图用武力统一中国，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直系则趁机发难，直系军阀吴佩孚首先通电反对段祺瑞，主张与西南军阀讲和，联合反皖。曹锟与奉系军阀张作霖也策划反皖。到1919年冬天，直奉结成了七省反皖联盟（后为八省）。1920年7月14日，直皖战争正式爆发。在奉系军队的加入下，直系军队大胜。7月19日段祺瑞引咎辞职，23日奉军开进北京，直皖战争以皖系失败而告终。
直皖战争之后，直系和奉系共同执政。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矛盾，英美势力支持下的直系和日本支持下的奉系之间产生新的冲突。直奉双方分别争夺地盘，直系先后抢夺了陕西省和湖北的地盘，奉系则把势力深入蒙疆、热察地区。在争夺中央政权的问题上，双方斗争尤为激烈。由于在组阁的问题上矛盾重重，双方最终诉诸武力。1922年4月9日，奉军入关，吴佩孚则宣布了张作霖的十大罪状。4月29日张作霖对曹锟宣战，直奉两军发生冲突，第一次直奉战争正式爆发。两军分别投入10万和12万人分三路作战。最终奉军战败，张作霖率残部出关。至此，北京政权完全被直系军阀曹、吴佩孚所把持。黎元洪受吴佩孚的邀请，复出担任总统。
直系掌权后，曹锟的权力欲望不断膨胀，试图担任总统。1923年6月，黎元洪在曹锟的逼迫下离京出走。10月，曹锟以金钱收买国会议员，命其给自己投票，10月10日，曹锟当选总统。曹锟贿选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全国掀起反对直系军阀的新高潮。1924年9月3日，反对曹锟的浙江省督军卢永祥与支持曹锟的江苏省督军齐燮元爆发战争，第二天，张作霖借口支援卢永祥，也出兵攻打直系，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0月30日，冯玉祥倒戈，发动政变囚禁曹锟。11月5日，吴佩孚率残部撤退到长江流域，曹锟被迫发布停战令。第二次直奉战争以直系惨败而告终。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和冯玉祥共同掌权，后张作霖不断排挤冯玉祥，意图独自掌权，拥戴段祺瑞为“中华民国执政”，奉系掌握北京政权。
随着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爆发，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随后北京、武汉市、广州市等地先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和嘉兴市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
此时的孙中山在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先后失败后，经过反思，抛弃了过去依靠一派军阀打倒另一派军阀的方法，决定重组国民党。同时俄罗斯十月革命的胜利也使孙中山有了新的希望，他决定学习俄国，联俄联共。1923年8月，孙中山派出了蒋介石为首的代表团赴俄国考察，10月，苏联代表米哈伊尔·鲍罗廷到达广州，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1923年冬，国民党先后成立国民党改组委员会和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负责中国国民党改组。11月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并筹备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也积极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许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建立党组织。
1924年1月20-30日，国民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国民党章程》等文件，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会后国民党还建立了黄埔军校，即黄埔军校。国共合作还使得广东省的工农运动蓬勃发展。
为了推翻北洋政府的统治，建立一个统一、独立、民主的新中国，在经历了两年的发展与积蓄力量后，国共两党准备进行北伐。国民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后，北伐被提上了日程。经过数月的讨论，1926年6月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北伐议案，并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1926年7月9日，广东国民政府正式誓师北伐。此时北洋军阀有三大势力，即直系的吴佩孚，占据湖北、河南省等地；出身直系自成一派的孙传芳，占据安徽、江苏省及上海等地；奉系的张作霖，占据东北地区、京津、山东省等地。北伐军决定先打吴佩孚，后打孙传芳，最后北上消灭张作霖。7月11日，北伐军占领长沙市，9月初占领汉口、汉阳，10月10日占领武昌，吴佩孚的主力被消灭。随后，北伐军又在江西省击败孙传芳的援军，11月8日占领南昌市。福建战场的北伐军也取得了胜利，12月18日，何应钦率部攻克福州市。此时在北方，冯玉祥宣布加入国民党，率部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1927年1月1日至7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兵分三路进攻长江下游各省，在南京会师。随后北伐军于2月28日占领杭州市，3月22日进占上海，3月23日攻克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地区由珠江扩展到长江中下游平原。
就在北伐战争取得空前进展的同时，革命统一战线的内部却暗流涌动，中国共产党和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左派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在迁都武汉市等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蒋介石则暗中准备清党。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命令以武力收缴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占领上海市总工会，残酷镇压工人及革命群众的游行示威活动，大肆搜捕杀害共产党员，造成了白色恐怖。随后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否认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
此时的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则选择继续北伐，和冯玉祥会师，联合阎锡山，再回头解决蒋介石。6月，冯玉祥呼吁宁汉合流，并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合作，武汉国民政府拉拢冯玉祥对抗蒋介石的策略失败。7月15日，汪精卫集团作出分共的决议案，但仍与蒋介石集团对立。8-9月，在经过对峙与谈判后，蒋介石辞职，9月16日，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在南京选出了新的国民政府，宁汉双方在名义上合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1928年2月，在日、美帝国主义与桂军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支持下，蒋介石重新担任南京国民政府总司令。4月，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组成四个集团军进行二次北伐，目标直指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北伐军节节胜利，5月30日，张作霖命部队撤出北京，6月3日，张作霖发出出关通电，离开北京返回东北地区，4日，张作霖在前往沈阳市途中被日本帝国主义炸死于皇姑屯站。8日，北伐军进入北京，15日，国民政府宣布二次北伐成功结束。
此时的奉系则交到了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手中。7月初，张学良通电停止战争，并与南京国民政府和谈。1928年12月29日，奉系首领张学良、张作相等人联名通电全国，宣告服从三民主义与国民政府，东北易帜。东北易帜标志着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结束，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
东北易帜后，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全国统一，进入训政时期。共同的敌人被打倒后，中国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愈发凸显。蒋介石有感于国民党内各大军事集团手握重兵，于是准备进行裁军，试图削弱其他集团的实力。1928年8月8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召开，蒋介石向全会提出了《政治问题案》《整理军事案》等。蒋介石的裁军计划受到各军事将领的阻挠，未能取得希望的成果。见计划受阻，蒋介石决定对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动手，杀一儆百。经过数月的密谋策划，1929年3月26日，国民政府公开下达讨伐令，蒋桂战争正式爆发。由于蒋介石计划周密，实力雄厚，战争非常顺利，蒋军很快就攻占了武汉市，李宗仁、白崇禧等人逃回广西壮族自治区，蒋军又穷追猛打，李、白只能出逃海外。蒋介石取得了蒋桂战争的胜利。
蒋介石的裁军政策引起了国民党内各军事集团的不满，蒋桂战争又使他们感到唇亡齿寒，纷纷走上了与南京蒋介石集团对立的道路。在蒋桂战争之时，西北的冯玉祥便起草“讨蒋檄文”，与桂系联合。5月16日，冯玉祥所部发表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并推冯玉祥为西北军总司令。蒋介石则拉拢了冯玉祥部下的韩复榘、石友三，西北军的刘镇华、杨虎城等人也先后背叛冯玉祥投奔蒋介石。冯玉祥的势力被瓦解，只能选择通电下野保存实力。后又前往太原市，与晋系集团阎锡山合作，密谋反蒋。
9月17日，湖北的张发奎也起兵反蒋，李宗仁、白崇禧也从国外返回广西，联合张发奎一同反蒋。蒋介石则命令广东省的陈济棠进攻广西。10月10日，在阎锡山和冯玉祥的授意下，西北军宋哲元、孙良诚等27名将领通电反蒋。蒋介石一方面派兵抵抗，一方面拉拢阎锡山，任命他为海陆空军副总司令，阎锡山倒向蒋介石，西北军被孤立，反蒋失败。1929年底，蒋介石又在阎锡山、张学良的支持下击败了唐生智。
1930年，中国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愈演愈烈，阎锡山再次选择反蒋，并联合李宗仁、冯玉祥等人组成反蒋联盟，通电反蒋。5月11日，蒋介石下达总攻击令，蒋阎冯大战爆发。反蒋联盟在取得一定战果后内部出现矛盾，同时张学良率领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参战，帮助蒋介石。最终经过七个月的战争，蒋介石取得最终胜利，国民党内部反蒋军事集团被严重削弱。
1927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国共合作破裂。8月1日，周恩来、贺龙等发动了南昌市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中国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8月7日，八七会议通过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方针。9月，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12月11日，张太雷、叶挺等发动广州起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武装起义的基础上，大大小小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纷纷建立起来。
秋收起义后，由于攻打大城市失败，毛泽东选择转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农村地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在经过三湾改编后，1927年10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与毛泽东带领的中国工农红军在井冈山会师，统一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此后，各地红军又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等农村革命根据地。
1930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攻入长沙市，并宣告成立湖南省苏维埃政府，虽然很快撤出，但此事震动了全国。蒋阎冯大战一结束，蒋介石就匆忙组织兵力，进攻根据地。1930年10月，蒋介石出动11个师约10万人，“围剿”赣南闽西的革命根据地。1930年12月到次年1月，红军以少胜多，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接着，蒋介石派何应钦对中央苏区实行第二次“围剿”。5月，红军战略得当，打败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9月，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失败。1933年2月，蒋介石发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仍以失败告终。1933年10月，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这一次由于红军内部出现指挥失误，先后实行军事冒险与保守主义，被迫于1934年10月开始进行战略转移长征。
1931年9月18日晚，关东军在沈阳市北郊柳条湖村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炸毁，并诬陷是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由，日军进攻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驻地北大营，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标志着局部抗战的开始。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却寄希望于国际联盟调解，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则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执行不抵抗政策。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如马占山等则坚决抵抗日军侵略，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声援。12月15日，由于不抵抗政策，蒋介石在全国声讨中被迫辞去主席，由孙科接任。次年2月，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三省相继沦陷。3月1日，日军扶持清帝溥仪上位，定都长春市，成立“满洲国”，史称“伪满洲国”。
1932年1月28日，日军制造事端，进攻上海市闸北的中国军队，一二八事变爆发。驻防上海的粤军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军长蔡廷的指挥下坚决抵抗。十九路军多次击败日军进攻，日军不断增兵，国民政府也在2月15日下令张治中率国民党第五军进驻上海，支援十九路军。经过一个多月的苦战，3月4日，日军宣布停战，6日，十九路军也宣布不再主动进攻，淞沪战事平息。5月5日，中日双方签订《上海停战协定》。
在日军侵略的形势下，蒋介石集团却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断“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同时消灭中国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派别。对于日本的侵略，国民政府则采取了妥协与退让。1933年2月，日军由山海关区进攻热河，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与守军不战而逃。日军进犯长城附近，西北军宋哲元部、晋绥军商震和傅作义部、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王以哲部以及中央军徐庭瑶、关麟征等三个师对日军进行英勇抵抗。日军转向平津，国民政府决定与日军讲和。5月31日，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停战协定》，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整个华北地区门户洞开。
1935年日军在华北策划了一系列事件，被称为“华北事变”。1935年5月，日本在河北省制造事端，并借此说中方破坏《塘沽停战协定》，向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提出多项苛刻要求。7月6日，何应钦给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回电，同意各项要求，即《何梅协定》。中方按要求罢免相关军政负责人，解散中国国民党在天津河北的各项组织，中央军撤出河北。6月，日军又在察哈尔省制造事端，逼迫察哈尔省代理省长秦德纯与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圆贤二签订《秦土协定》，中国在冀、察两省主权大部分丧失。在国民党势力退出华北后，日方又策动了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即拉拢地方实力派，迫使他们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自治”。蒋介石即不愿华北独立，又慑于日军压力，只能给予华北地区较大权力，迁就日方要求。1935年12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这是一个对日妥协政策的产物。
随着日本侵华的逐步加剧，中国国内形势朝着抗日救国的方向发展。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联络一些中国国民党实力派，展开统一战线工作。但蒋介石仍一意孤行，坚持“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1936年10月，蒋介石再次集结数十万军队进攻陕北红军，12月初，蒋介石本人抵达西安督战。主张联共抗日的张学良、杨虎城在劝说蒋介石无果后，于12月12日在唐华清宫扣留蒋介石，要求一致抗日，此即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主张停止内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经过谈判，国共双方达成了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释放政治犯、停止“剿共”、召开救国会议讨论抗日等六项协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接受了国共合作抗日的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1937年7月7日晚，日军在北平市卢沟桥发动七七事变，驻守在卢沟桥附近的二十九军奋起抵抗，全面抗战爆发。7月29日，日军占领北平，第二天占领天津市。8月13日，日军又在上海市进攻中国军队，淞沪会战爆发。
民族危机的加剧推动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7月15日，周恩来向蒋介石递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向国人表示了抗战的决心。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标志着国共第二次合作成立。
从1937年7月到1938年10月是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1937年9月，太原会战爆发，22日，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大捷伏击了日本第五师团一部，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10月，忻口战役爆发，中国军队对日军展开坚决抵抗。11月9日，太原陷落。9月，日军同时进攻华北地区，德州、石家庄市等地先后沦陷，然而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为保存实力，消极避战，1938年初，山东大部沦陷。1月24日，经军事法庭审判，韩复在武汉被枪决。
1937年8月开始的淞沪会战于11月11日结束，上海沦陷。国民政府于11月19日宣布迁都重庆市，12月8日，南京保卫战开始，13日，南京失陷。日军进城后，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三十余万无辜平民和未及撤退的军人被日军残忍屠杀。
1938年初，华北日军与华中地区日军试图经京沪铁路南北夹攻，徐州会战爆发。3月24日至4月7日，抗日战争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区重创日军第五、第十师团，取得台儿庄大捷，这是抗战以来正面战场取得的最大胜利。但台儿庄战役后，日军不断向徐州增兵，5月19日，徐州失陷。徐州失陷后，蒋介石为防止日军西进，下令炸开了花园口决堤的黄河大堤，引黄河水阻敌。此举虽然迟滞了日军进攻，但使河南省、安徽、江苏省四十多县被淹，近90万人遇难，上千万人无家可归。
1938年6月，武汉会战爆发，中国军队在顽强抵抗后，10月27日，武汉陷落。武汉会战虽然失败，但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日军难以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广州市、武汉相继沦陷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由于战线过长，投入兵力过多，开始调整侵华策略。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在越南发布“艳电”，公开投靠日军。1939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宣布永久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
1939年3月，日军发动修水战役，5月，又发动随枣会战。1939年9月，日军进攻长沙市，第一次长沙会战爆发，第九战区的中国军队英勇抵抗，挫败了日军的企图，日军伤亡达2万余人。11月，日军发动桂南会战，中国军队第五军在军长杜聿明的指挥下，取得昆仑关战役。1939年冬，中国军队主动发起百师大战，但由于许多战区未按计划行动，冬季攻势没能取得预期战果。
1940年5月，日军发动枣宜会战，在这次会战中，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壮烈殉国。8月，中国共产党指挥下的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给予日伪军以沉重打击。日军随后在占领区进行“治安战”，敌后根据地纷纷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扫荡”斗争。
1941年1月4日，国民党顾祝同、上官云相部袭击了转移中的新四军军部，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随后中共中央军委重建新四军军部，以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同年上半年，日军在正面战场又先后发动了豫南会战、上高会战。5月，日军进攻晋南中条山地区，中条山战役爆发，此役中国军队损失惨重，被蒋介石称为抗战以来最大耻辱。9月，日军发动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九战区采用诱敌深入以歼灭之的战略，再一次击退日军的进攻。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9日，中国国民政府正式对德意日宣战。英国等反法西斯同盟也向日本宣战，1941年12月31日，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向蒋介石建议设立中国战区，蒋介石为中国战区统帅。从此中国不再是单独作战。1942年国民政府派出精锐部队组成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挽救了盟军在东南亚战场的战局。
1944年4月，日本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了一号作战。在8个月的战役中，中国军队全面溃退，损失约50万人，河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湖南省、广东省大部分地区，146个大小城市沦陷。同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则对日伪军展开局部反攻，收复国土8万余平方公里，扩大了敌后根据地的面积。
1945年春，日军发动湘西会战，中国军队英勇抗击，日军遭受打击，彻底失败。中国军队利用日军收缩防线的时机，收复了广西、浙江省、福建省等地的部分地区。与此同时，1945年5月起，八路军与新四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收复了大面积国土，将许多解放区连成一片。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长崎市投下两颗原子弹。8月9日，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对日作战。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随后各解放区对日伪军展开全面反攻。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投降书上签字。9 月9日，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中国政府代表何应钦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至此，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即开始了对汉奸的追捕和审判工作，从1945年9月至年底，共抓捕汉奸4692人。1946年4月起，开始了对汉奸的审判，经过审判，陈公博、褚民谊、殷汝耕等369名汉奸被判死刑，其余汉奸各判处无期、有期徒刑不等。
1945年8月14日，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条约》，同意外蒙古根据公投结果独立，1946年1月，国民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从中华民国独立。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就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筹建工作，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宪章》生效，中国加入联合国。
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三次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市共商国家大计。2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乘坐飞机赶往重庆。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等人与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人从 8月29日开始进行谈判。10月10日双方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抗战胜利后，后方的中国国民党军队即前往中部、东部地区接收城市，与解放区发生了冲突。1945年底，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陈毅指挥的山东野战军、聂荣臻指挥的晋察冀野战军、贺龙指挥的晋绥野战军和林彪指挥的东北民主联军在各自地区都给予来犯的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
在此局面下，美国试图通过“调停”介入中国政局，以“和平”手段实现国民党对全国的统一。1945年11月27日，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任命马歇尔上将为总统特使，前往中国“调解”国共双方。12月15日，马歇尔启程来华，20日抵达上海市，先后会见了蒋介石、周恩来等人。在马歇尔的调停下，国共双方初步达成了停战协定，1946年1月7日，周恩来、张群、马歇尔组成三人小组，商谈停战事宜。10日，协议达成，张群与周恩来签署停战协议，并在北平市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监督执行停战协定。停战协定的签署与实施，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但国民党坚称，东北局势不在停战协定之内。3月11日，马歇尔返回美国述职，蒋介石趁机命令国民党军在东北大举进攻，国共冲突加剧。
1946年6月26日，中国国民党军进攻以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当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军区部队按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向各个方向突围。国民党军在对中原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后，又将进攻矛头转向苏皖、山东解放区。1946年7月起，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司令李默庵指挥约12万人的国民党军队，向苏皖解放区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政委谭震林集中主力3万人发起苏中战役，七战七捷，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队。与此同时，山东解放军也与国民党军展开多次战役。1947年2月，由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合并新组建的华东野战军发起莱芜战役，全歼李仙洲集团，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华东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此外，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解放区也遭到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至1947年2月，国民党军虽然占领了部分解放区，但有生力量被解放军逐渐消耗，随着战线拉长，国民党军无力发动全面进攻，1947年3月起，国民党军不得不转为对部分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1947年3月初，国民党胡宗南部进攻陕甘宁解放区，目标直指延安市。中共中央在分析了敌我对比后，主动放弃延安，同时成立西北野战兵团，由彭德怀指挥，在陕北地区开展运动战。
3月至8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经过延安、青化砭、羊马河等七次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3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1947年3月下旬，国民党军发动了对山东省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华东野战军则抓住时机，于5月13日至16日发起孟良崮战役，全歼国民党精锐国民革命军整编第七十四师3.2万人，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这一时期，全国其他解放区也先后开始对国民党军发动局部反攻。
1947年6月，为打乱国民党军的战略部署，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发起鲁西南战役，打乱了国民党在山东的战略部署，使国民党军对山东的进攻宣告破产。8月7日，刘邓大军分三路向南行军，挺进大别山，于8月底进入大别山区，建立起大别山根据地。同一时间，陈赓、谢富治兵团也渡过黄河，于11月到达豫陕鄂边区。9月，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会合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突入鲁西南，于11月到达豫皖苏平原地区。刘邓、陈谢、陈粟三支大军三路大军挺进中原战役，将三个新解放区连成新的中原解放区，对扭转战局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一时期，其他地区的解放军也纷纷转入战略反攻，到1947年12月，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75万余人。国民党军被迫转入战略防守，退到交通线上的城市拒守。
1948年9月16日，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开启了战略决战的序幕。9月23日，济南解放。
1948年9月12日，林彪、罗荣桓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发起辽沈战役，共经过三个阶段的战斗：第一阶段，9月12日至10月19日，攻克锦州，解放长春；第二阶段，10月20日至10月28日，会战辽西省，歼灭廖耀湘兵团；第三阶段，10月29至11月2日，解放沈阳、营口市，歼灭东北残敌。辽沈战役历时52天，取得了歼灭国民党军47.2万人的伟大胜利，东北全境解放。
1948年11月6日，华东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发起淮海战役，同样经历三个阶段的战斗：第一阶段，11月6日至11月22日，中央突破，歼灭黄百韬兵团，切断徐、蚌线；第二阶段，11月23日至12月15日，歼灭黄维兵团，包围杜聿明集团；第三阶段，12月16日至1949年1月10日，歼灭杜聿明集团。淮海战役历时65天，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完成了歼灭国民党主力于华中地区、中原战场的任务，为渡江作战创造了极有力的条件。
1948年11月29日，东北地区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部队发起平津战役，战役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1月29日至12月21日，分割包围敌人，切断敌人退路；第二阶段，12月22日至1949年1月15日，攻克新保安镇、张家口市、天津市，孤立北平市的傅作义集团；第三阶段，1月16日至1月31日，和平解放北平，傅作义部接受改编。平津战役历时64天，歼灭改编中国国民党军52万人，基本解放华北全境，使东北、华北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
三大战役结束后，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全面崩溃。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正式提出求和。21日，蒋介石被迫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李宗仁多次向中共提出和平谈判，还派出代表团前往北平谈判。但国民党实权此时仍掌握在蒋介石及其亲信手中，因而桂系的主和注定无法实现。4月1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团抵达北平，13日，举行正式会谈。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提出了《国内和平协定》，经过讨论后，15日的第二次会谈中，中共代表提出了《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并以20日为最后期限。20日，李宗仁、何应钦拒绝中共的《国内和平协定》，谈判破裂，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标志着国民党22年的政权灭亡。
南京解放后，人民解放军继续追击残敌，先后解放武汉、上海市等地。国民党军队撤退至两广、西南、西北及台湾等地。蒋介石由幕后走到前台，在广州市组建国民党非常委员会，直接掌握军政大权，后又撤至四川省。人民解放军展开追歼战，先后占领两广、福建省、西南及西北地区。新疆、湖南省、云南省等省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动起义。蒋介石率余部逃往台湾省。1950年4月海南岛战役，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至此，中国大陆及沿海岛屿（除台、澎、金、马）全部解放。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中华民国灭亡。
民国建立后，国土面积为1116.65万平方公里，东至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交汇处，西到帕米尔高原，南起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北至漠河以北的黑龙江江心。中国东邻朝鲜，南接越南、老挝、缅甸，西南部与印度、不丹、锡金王国、尼泊尔、阿富汗接壤，北部与俄罗斯相邻。国家形状略呈秋海棠叶子状，与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文莱等国家和地区隔海相望。
1913年10月6日，中英藏三方会议在印度西姆拉开幕，英方代表是英印政府外交大臣麦克马洪，企图划分西藏，让西藏成为英国殖民地，1914年，麦克马洪背着中原地区政府，私底下与西藏地方代表划定了西藏东南与印度的界线，以英国阿波尔远征为基础，把西藏东南门隅、洛隅、察隅地区约九万余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入了印度，该非法边界线又被称为“麦克马洪线”。历代中国政府均坚决不承认该界线划分，最终不了了之。
1911年7月，部分外蒙古贵族在俄罗斯帝国的支持和煽动下，准备实行“独立”，分裂国家。辛亥革命爆发后，外蒙古也趁机“独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坚决反对外蒙古“独立”，其后袁世凯的北京政府也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1919年，北京政府派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徐树铮出兵外蒙古，外蒙王公被迫取消“自治”。1921年，在苏联的支持下，外蒙古再次宣布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雅尔塔协定”的规定，中国需承认外蒙古独立的现实。外蒙古政府于9月21日决定在10月10日至20日间进行形式上的公民投票，结果近乎百分之百支持外蒙独立。12月10日，中国国民党第十六次中常会决定承认外蒙古独立。对于外蒙古的独立，国民党内外都曾有强烈的批评声浪，蒋介石解释说，因为外蒙长期脱离中国管制，又因苏联坚持外蒙独立，在无法抗衡苏联的前提下，他只能放弃外蒙并意图把外蒙当作与苏联沟通的桥梁。
20世纪之后，美、英、法等列强在中国十几个城市设立近30块租界，从1917年到1945年，租界被逐一收回。1917年到1924年，国民政府首先收回了德、奥、俄三国在天津市汉口的5块租界：1917年，国民政府利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向同盟国宣战的契机，收回汉口天津的德国租界、天津的奥租界。1924年，苏联政府归还天津、汉口的俄国租界。
1924年，五惨案发生后，民间出现反英高潮，由于受到群众冲击，英国失去厦门市英租界控制权，6年后正式收回；1927年北伐战争期间，由于汉口、九江人民的抗争，中国于3月15日正式收回九江、汉口2块英租界；同年，镇江市人民效仿汉口、九江人民斗争，英国方面害怕再次发生类似情况，自愿退出租界由中国接管，5年后被正式接收；比利时的天津市租界入不敷出，1927比利时政府表示退还租界，并于1931年正式交接完毕。此后连同公共租界在内，外国在华租界共剩下14个。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收回租界暂停。
1941年，侵华日军也占领了天津、广州市的英租界，上海市、鼓浪屿的公共租界。1942年日本名义上移交广州、天津英租界给汪伪政府。1943年中国与英美签订条约，英美政府同意将上海、厦门公共租界管理权移交中国，英政府同意将天津、广州租界归还中国，紧接着反法西斯主义阵营的比利时等政府也相继归还中国厦门、上海公共租界。虽然此时上海、厦门、天津、广州都为日军占领，中国无法事实上接管租界，但收回租界的行为向世界宣告了英、美、比利时等国在华租界时代已终结。
1943年，日本移交杭州、苏州市、汉口、天津等地的日租界给汪伪政府；同年汪伪政府收回鼓浪屿公共租界，迫于日本压力，法国归还天津、汉口、广州市3个法租界以及上海市的2个法租界，另外还接收了天津的意大利租界。至此国民政府接收了重庆市日租界，其余的11个专管租界和2个公共租界均被汪伪政府“收回”。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中国政府相继收回日军占领地的租界，此后法国、丹麦等国政府正式追认、放弃在华租界，中国正式走完了收回在华租界的全部法律程序。
民国元年，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为民国首都。后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北京成为民国首都。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中央于1925年7月成立广州国民政府，广州成为革命中心直至1926年12月。
1926年12月13日，临时联席会议成立后，国家首都由广州市向武汉市转移。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中央，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形成对峙。9月16日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成立，决定国民政府首都由武汉迁到南京，实现了武汉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合流，俗称“宁汉合流”。
1938年1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及内政部、教育部的大部分职员，相继乘轮船西迁重庆市。但政府军事部门和中央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则因重庆路途遥远迁址武汉，此时武汉成为了中国抗战的指挥中枢和领导中心。到1938年8月，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中央所属驻武汉各中央党政机关，已全部迁到重庆。部分政府首脑、要员，以及外国驻华大使等，也相继抵达重庆，至此，重庆成了真正成为了中国战时首都。
汪精卫于1940年3月30日“还都”南京，建立汪伪国民政府。
1946年4月30日，国民政府发出还都令，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大典在南京隆重举行，还都南京。
1949年4月，解放军突破长江防线，中华民国政府放弃首都南京撤逃，随后残部先后逃亡广州、重庆、成都等地，12月7日，国民党当局最终落脚台北市。
民国建立初期，地方行政区划继承了清代时期的制度。全国设立了23个省，省下设立了省、府（州）、县（州、厅）三级管理体制。1913年1月，袁世凯政府颁布了《划一现行地方各级行政官厅组织令》，废除了旧有的地方制度，改设省、道、县三级管理体制。全国共分为22个省。除了各省之外，还设立了5个特别行政区。其中包括京兆特别行政区、绥远特别行政区、热河特别行政区、川边特别行政区和察哈尔特别区域。另外，还有外蒙古、西藏自治区两个地方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两个地区，共计32个一级行政区划。省和特别行政区下设道，道下设县。蒙古和西藏地区基本沿用了清代的制度。到1926年，全国一级行政区划增至33个，以下共有98道,1800余县。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根据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全国废除了道级区划，实行省、县二级管理体制。1928年6月21日，将直隶省改为河北省，北京改为北平特别市，并将京兆原属的20个县并入河北省，将口北道划归察哈尔省。1928年9月5日，将热河、察哈尔、川边4个特别行政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护军使及宁夏道所辖区域分别改设为热河、察哈尔、绥远省、宁夏、西康省5个省。同年10月，将青海省地方和甘肃省西宁道所辖区域改设为青海省。1929年1月30日，将奉天省改为辽宁省省。全国省级机构达到28个，另有博克多汗国、西藏自治区两个地方。1932年，国民政府实行首县制，作为地区召集单位。同年10月，普遍创设行政督察区，也称为专区，专区并非行政区划，而是省派出的机构。1938年，在国统区的15个省内设立了142个专区，到1947年增至209个。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进行了行政区划的调整和增设。东北地区被改为辽宁、铁岭市、丹东市、吉林省、合江、松江区、黑龙江省、嫩江市、兴安盟等九个省。同时，台湾省回归祖国，全国的省级单位增至35个，并新增了外蒙古和西藏两个地方。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地位。1947年6月5日，国民政府公布了12个与省平级的院辖市，全国一级行政区划达到48个。至1947年6月5日，县级区划方面，除了西藏地方外，全国共有2016个县，57个普通市，40个设治局，1个管理局，132个旗盟，总计2246个县级区划。
1947年中华民国48个一级行政区划：
上海是近代经济及贸易的中心城市。上海地理位置优越，处于沿海港口、通商口岸、长江水运与铁路运输枢纽处。同时邻近丝织业中心江苏和浙江。在上海开埠后，特别是京沪、沪杭铁路的建成通车，上海的陆上交通也发达起来，且当时上海轻工业发达，机器制造、船舶、砖瓦玻璃、水泥等领域率先开创，1934年，上海工厂总数多达五千家。上海在北洋政府时期为淞沪商埠，南京国民政府提升为特别市，后为院辖市，收回租界前有公共租界和法租界，1948年人口达到480万。
开埠通商后，天津成为中国北方的对外贸易中心。1881年唐山一胥各庄铁路通车后，铁路在华北地区获得空前发展。京奉、京汉、津浦、陇海铁路沿线的煤炭，山西省、山东省、陕西省各省的棉花，京绥沿线、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青海的羊毛，京绥等路沿线的杂粮，经各路运至天津，销往海外。
京汉铁路通车及上海市开埠后，汉口成为中国中部地区水陆交通枢纽，尤其是1935年粤汉铁路通车后，汉口更成为连接南北与东西部区域的交通枢纽和区域贸易中心城市，辐射范围包括西南地区各省、两广地区、两湖地区、江淮流域各省，又称“七省要道”“八达之”之地。
1918年10月广州即设有市政公所，1920年划定市区，1921年2月成立市政厅，1925年7月改为市政府，1930年1月改为广州特别市，同年8月改为省辖市，隶属于广东省政府，1947年6月核准为院辖市。土地面积253.25平方公里，人口960712。
民国建立时，人口约4亿，以汉族人口居多，占90%以上，其他少数民族次之，人口不到全国人口总数的10%。民国时人口总量保持缓慢增长。1927年，由于北伐战争的影响，人口数量略微下降；全面抗战爆发初期，人口有明显的下降；解放战争期间，人口也呈缓慢下降。到1949年，全国人口约有5.4亿。
从东南沿海到西北高原人口密度从高到低。中国人口主要集中在四个地区:第一是黄河及淮河平原，在冀鲁豫皖诸省间；第二是长江中下游平原，包括洞庭湖、鄱阳湖、安徽及太湖流域几个盆地；第三是以上平原附近的丘陵地，如山东、安徽等省份;第四为浙、闽、粤3 省为主的东南沿海地区。
民国的人口有几个特点：人口高人口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即便是城市人口平均寿命也只有40岁；性别比例失调，男多女少，中国的男子人数远远超过女子人数。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拓殖协会，开展东北地区、西北的移民垦荒事务，东北地方政府也颁布各种奖励垦荒办法，使东北人口迅速增加。抗日战争爆发前总体向东北和西北移民，抗日战争时期向西南、西北等地区迁移；抗日战争胜利后人口大规模地向原移出地迁回。国共双方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都使国内人口的分布发生重大变化。
南京临时政府的中央机构仿照美国政体，实行总统制。设临时大总统与副总统，由参议院选举。临时大总统有统治全国之权和统率海陆军之权；经参议院同意还有有任免国务员和外交使节，对外宣战、和、缔约等权力。临时大总统下设行政各部，最初有外交、内务、财政、军务、交通五部，后增加到陆军、海军、外交、司法、内务、财政、教育、实业、交通九部。各部总长由临时大总统特任。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北京政府实行责任内阁制。临时大总统为国家元首，总揽政务。但权力大都需要经由参议院同意方可实施。国务院为最高行政机关，由国务员组成，国务员由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担任。大总统任命国务员需经参议院同意。国务院下设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林、工商、交通10 个部。
1914年，袁世凯颁布新的《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总统权力扩大到最高限度，且不受制约，总统还获得了指定继承人的权力，实质上是总统独裁制。行政各部则直接隶属于总统。
广州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的监督与指导，实行委员合议制。国民政府由若干委员组成，并选其中一人为主席；常务委员五人，处理日常政务。国民政府内部设秘书处，行政部门最初只设军事、外交、财政三部，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其中军事部事务由军事委员会代理，并未实际立部。国民政府为满足现实需要，临时增设一些委员会，如教育行政委员会、侨务委员会、法制委员会等。此后国民政府还成立了监察院，负责监督各级政府机构。
1928年8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五中全会，决定按照孙中山学说改组国民政府，成立五院制政府。10月8日，训政体制下由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和考试院组成的五院制国民政府成立。
训政体制下，国家权力被分为政权与治权，训政，即训练国民使用政权，《训政纲领》规定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在国民大会召开之前，由中国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付托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项治权付托国民政府总揽执行，并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指导监督重大国务之施行。五院并非五权分立，而是平行的分工，五院正副院长由国民政府委员兼任。国民政府作为最高治权机关，实行主席制，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选举一位。
1946年11月15日，蒋介石召开制宪国民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随后改组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增设副主席一人，主席、副主席均由中执会选任;国民政府主席对国民党中执会负责，选任五院正副院长;五院正副院长对国民政府主席负责;设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由委员 40 人组成，除五院院长为当然委员外，其余委员由国民政府主席选任;改行政院会议为政务委员会，除各部部长、各委员会委员长为当然委员外，另设不管部会之政务委员五至七人；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名额分别新增50人与25人。1947年12月25日《中华民国宪法》生效，第一届国民大会选举出正副总统。
行宪时期实行五院制之总统制，总统的选举与罢免权由国民大会行使。行政院正副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立法院正副院长，由立法委员互选产生；司法院、考试院正副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任命；监察院正副院长，由监察委员互选产生。
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民国初创时各省独立的情形不同，各自为政，有些成立全省军政府 (都督府)，有些先成立省内部分区域的军政府或军政分府或军政副府，以待地方行政统一。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于首都南京设置南京府，并试图制定法规，统一地方政府组织，但未能全面推展。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针对地方行政制度混乱情况，于 1913 年1月8日相继颁布法令，废除原来的府、厅、州，增设特别区，在省与县之间增加道一级，形成省、道、县三级地方行政体系。省级行政长官先称民政长，后改巡按使，黎元洪上台后又改为省长。北京政府时期，针对一些地区军阀割据、军政民政不分的情况，还曾设置巡阅使这一特殊权力机构，以及经略使、筹边使、边防督办等等。
广州国民政府时期颁布了《省政府组织法》，规定省政府在中国国民党指导监督之下，受国民政府之命令，管理全省政务。省政府采取合议制，由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商务、农工、军事七厅厅长组成省务会议，并推举一人为省主席。1926 年 11月，修正公布《省政府组织法》，强调省政府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指导监督之下，规定由国民政府任命委员 7至11 人，组织省政府委员会行使省政府职权。由省政府委员会推选三至五人为常务委员，由常务委员互推一人为主席，并报请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省政府主席主持省政府委员会开会，常务委员协助主席处理日常事务。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省政府经历了多次改革，最终于1931年《修正省政府组织法》的公布才使省政府的组织与职权稳定下来。省政府实行委员制，设委员7至9人组成省政府委员会，由国民政府任命。新疆因情况特殊，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特许将委员人数增至 13 人。省政府设主席一人，由国民政府从省政府委员中指定一人担任。
中国国民党有中央党部和地方党部，中央机关由三部分组成：总理和总裁；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总理是尊崇孙中山在国民党党内崇高地位而设，总裁则是蒋介石党政军权集于一身的产物。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国民党的最高党务机关，主要职权有对外代表国民党，执行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组织指挥各地党部等等。中央执行委员会互选常务委员若干人，组成常务委员会，负责在全体会议闭会期间执行职务。中央监察委员会是国民党的最高监察机关，负责决定各级党部党员之处分，核查中央执行委员会财政收支等等。也由委员互选常务委员若干人，组成常务委员会，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国民党的地方党部由省党部、县党部、区党部和区分部组成，分别对应省、县、区、乡的地方行政系统。地方党部与地方政府分别自成系统，互不统属。但在实际运作中，党政之间时常发生冲突，因中国国民党倾向于让地方政府主政，故地方党部常被置于次要地位，甚至沦为地方政府的附庸。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工农联盟的苏维埃政权。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后，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定都瑞金。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随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一起长征，1935年10月抵达陕甘苏区。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后，改名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1937年9月6日，更名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此后抗日民主政权取代苏维埃政权在根据地建立起来。
中华民国成立后，由于对政党政治及宪政的渴望，一时出现了政党林立的局面。后产生了几个大党：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随后在袁世凯的利诱下，三党又合并为进步党。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政党逐渐成为军阀控制国会，制造民意的工具，此时出现了袁世凯的公民党，段祺瑞的安福俱乐部，曹锟的宪政党等。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思潮的传入，新型政党开始出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1927年国共合作破灭后，国民党实行训政，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事农村武装斗争为主的土地革命，其他各党派逐渐失去活动空间，仅有部分政党以“第三党”的名义开展地下或半地下活动。全面抗战爆发后，中间势力在民主宪政运动的刺激下，组成了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前后，中国再次出现政党高潮，各民主党派纷纷建立。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各省代表会议改组为临时参议院。1月10日，临时参议院决议：以中华民国国旗为国旗。五色旗旗面以红、黄、蓝、白、黑五彩色带横排组成。五种颜色分别代表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以示五族共和之意。北洋政府时期，仍使用五色旗作为国旗。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建立起国民政府。1928年12月17日，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国徽国旗法》规定：中华民国国旗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正式成为中华民国的国旗。
十二章国徽为1913年2月至1928年间北洋政府时期的国徽,又称“嘉禾国徽”。袁世凯复辟,建立“洪宪帝制”,也沿袭将其作为国徽。1912年8月,当时就职于中华民国教育部的鲁迅、钱稻孙、许寿裳三人受命绘制国徽图案,由钱稻孙绘图,鲁迅执笔说明,于8月28日完成,1913年2月发表。图案参考了西方纹章的布局,采用了中国古代礼服的十二章花纹,也就是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等十二种吉祥纹章的工程图。1928年12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国务会议决议,公布《中华民国国徽国旗法》,确定青天白日为国徽，以陆皓东所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为蓝本制作。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伊始,由教育部牵头,通过民主的方式征集国歌词谱。但是,征集并不成功，于是,教育部改为先征歌词,再求声谱。并向蔡元培、张謇、梁启超等名士约稿,仅章太炎、张、钱恂、汪荣宝4人应约提交了歌词。其中,汪荣宝改写的《卿云歌》入选。1915年,袁世凯命令礼制馆从速制定“国乐”。由满人荫昌作词、王露作曲的《中国雄立宇宙间》,于5月23日袁世凯批准,“定为国乐”。这是中华民国正式颁布的第一首国歌。1918年徐世昌继任民国大总统之后,沉寂多年的国歌征集工作又重新启动。1919年11月教育部决定成立国歌研究会,延请文学及音乐专家议决。选择了汪荣宝推荐的《卿云歌》为国歌,由萧友梅谱曲，1920年10月,由国务会议通过,1921年7月1日开始实施。1937年6月3日,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四十五次常务委员会议决定,以现行党歌《中华民国国歌》为国歌，1947年,北洋政府改组,仍然议决,“在政府未颁订新国歌以前,暂仍照旧。”
1895年12月，袁世凯奉命按照西方的制度训练军队，名曰“新建陆军”，这支新军人数为7000人，民国时期的军队，大都发源于此。日后的北洋军阀也多出身这支新军，如冯国璋、段祺瑞、曹锟等。1901年，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即对新军进行改革，将新军改编为常备军，兵力扩充到六镇（一镇12513人）。北洋六镇成为袁世凯的基本力量。
袁世凯死后，执政的皖系、直系军阀所部也多脱胎于北洋军，唯有奉系张作霖的军队有所不同。张作霖军队的基础是清末的巡防营，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裁撤军队，大量散兵游勇流窜到东北地区，占山为寇。后沙俄入侵东北时，张作霖召集乡勇，收编盗匪，逐渐发展成为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
此外，这一时期的其他小军阀，军队来源也各不相同，如刘镇华的镇嵩军源自豫西绿林，马家军的部队多源自清末回民暴动。南方的滇军、黔军、川军等多源自清末新军。
黄埔军校建立后，黄埔军成为国民革命军的核心力量，1924年建成两个教导团，后扩编为一个旅，被称为“党军”。后又扩编为两个师。北伐前，党军扩编为一个军，为国民革命第一军，此外其他改编自地方部队阀的部队称国民革命第二至八军。
北伐时期，除了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北洋军阀的北洋军外，其他地方军阀也握有军队，如冯玉祥的国民军，李宗仁、白崇禧的新桂军，阎锡山的晋绥军等。
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及蒋阎冯大战后，蒋介石在自己原有嫡系部队的基础上，大肆收编地方军，统一称路，其中第二路军（总指挥刘峙）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其余二十余路军改编自原先各地方军阀的部队。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中国共产党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各地发动武装起义，发动农民组成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部向国民党统治薄弱地区转移，途中进行三湾改编，在军队中建立各级党组织，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经过数年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到三十余万人，但因党内左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导，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被迫放弃南方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历经艰苦卓绝的长征转移到西北后，红军仅剩三万余人。
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主要由三类构成：中央军中源自黄埔军的蒋介石嫡系，抗战前夕扩编到48个师。中央军中北伐时期跟随蒋及战败被改编的旁系部队，此时有30个师。以及大量的地方军阀部队，编制、人数、武器装备均千差万别。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对军队进行改编，同时颁布《兵役法》，征召适龄青年参军抗日。为了便于指挥，还取消了军队中兵团、军团两级，改军为战略单位，这样命令便可由军委会下达战区、集团军直接下达到军。为提高军队战斗力，蒋介石还命令前线部队分批到后方整训，并派黄埔生军官到一些新组建或被打散的部队，重新整编训练。到抗战后期，由于不断扩编，军队质量参差不齐，甚至在敌后出现了大量中国国民党杂牌军高级将领率部投敌，同时大量的扩编也导致吃空饷，空有建制，兵力不足等现象出现。但在此时，蒋介石也在美国的帮助下，组建了五十多个美械师，战斗力大大增强。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即改变为国民革命军，前往抗日前线。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编为十八集团军），下辖一一五、一二零、一二九三个师，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下辖四个支队。八路军、新四军开赴前线后即将部队展开，各自扩编，发展根据地，开展敌后斗争。到1940年底，八路军发展到四十万人，新四军发展到十万人。至抗战胜利前，八路军和新四军已拥有正规部队一百二十余万人。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规模空前，经过抗战期间大规模扩军、收编伪军及美国的援助，总兵力达到了五百万人，武器装备也更为精良。内战爆发前，国民党对军队组织和人数都进行了整编，改战区为绥靖主任公署，集团军改为绥靖区和整编军，军缩编为整编师。并裁撤了六七十万的军队。虽然兵力减少，但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兵员、火力都大大加强。而在内战一年后，国民党军虽然占领了一百多座城市，但兵力减少到三百七十余万，且正规机动部队损失很大。内战进入第二年后，国民党军大量被歼，至1948年8月，能用于一线作战的部队仅有一百七十四万。国民党军不得不转为战略防御。而在三大战役后，国民党的野战主力部队绝大部分都被歼灭，剩余的二百余万军队分散在各个防线，且大量存在建制不全、士气低落的现象。最终经过渡江战役、解放东南、中南、西南、西北各地区的战役，国民党残余势力败退台湾，中华民国灭亡。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则在建制、统帅上与中国国民党军队完全不同，各单位政治委员担任中共党委会书记，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和上级指示。中共军队在编制上，分为野战兵团和地方兵团，每个军区都编有野战军，下辖数个纵队。1947年7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正式改称“人民解放军”，1948年冬，解放军已拥有一百四十九万正规野战部队，随时可投入使用。1948年11月，在中央军委指示下，人民解放军进行统一编制，将原有的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地区四个重兵野战集团分别编成第一、第二、第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大军区、二三级军区和军分区仍保留，在后方编练二线部队。全军发展到四百万人，野战部队二百万人，对国民党军有压倒性的优势。随后经过一系列战役，人民解放军消灭了大陆的中国国民党残余势力。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北洋政府又分为袁世凯在位时期和北洋军阀混战时期。袁世凯在位期间，外交上重用陆征祥，承认清政府签订的条约及外债，尊重列强条约权益。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同样承认列强在华权益，但各派系又分别投靠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北洋军阀主要分裂为皖系、直系、奉系三大派系。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被日本支持，冯国璋主导的直系在英美支持下，奉系张作霖被日本支持。
1917年段祺瑞政府对德宣战，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但在战后的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列强却仍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省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洋政府的这一外交失败引发了五四爱国主义运动，最终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坚持下，中国代表拒绝在对德合约上签字。
南京国民政府坚持执行亲帝反苏的外交政策。南京国民政府外交的总方针是依附帝国主义。1927年5月，南京政府发表了第一次外交声明，表示对外“不采暴力手段”。7月，在其发表的第二次外交声中，宣布外交政策是维持半殖民地地位的中外“友好关系”。12月1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声称“要联合各国共同表示对外“不采暴力手段”。京国民政府屈从帝国主义的外交方针，突出表现在对南京事件和济南惨案的处理上。1927年12月14日，国民政府发出绝俄令，与苏联绝交。同时，封闭苏联在中国的领事馆，对所有在华的苏联商业机关，一律勒令停止苏联侨民均须注册管理及遣送回国。之后对苏联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采取了围剿政策。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方针由九一八事变前的不抵抗政策到国共两党联合抗日。解放战争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内战。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民国建立后，与列强修改、废除不平等条约成为历任北洋政府外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18年，北洋政府即以修改税率为参加一战的条件之一，但由于日本反对，最终作罢。巴黎和会期间，中国代表也提出了七条取消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特权的要求，但由于英美等国的阻挠，除了山东问题以外，其余问题均未被提上议程。1921年华盛顿会议时中国代表又提出了废除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的提案。
中原地区共产党的成立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的迅速发展，掀起了一股空前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1924年，中国与苏联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苏联放弃沙俄时代攫取的一系列在华特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即发起改订新约运动，1927年到1930年，国民政府经过数年的谈判，最终收回了关税自主权。此后国民政府又尝试取消列强在华的领事裁判权，但收效甚微。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对德意日宣战后，正式宣布废除与三国的不平等条约，此后英美等国也陆续与中国签订新约，取消了在华的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等一系列特权，这样，不平等条约基本得以废除。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联盟成立，中国作为创始国之一，也曾多次被选为国联理事会的非常任理事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一方面实行“不抵抗”政策，另一方面则寄希望于国际联盟，交由“公理”解决。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代表即向国联报告，经过两个多月的讨论，12月10日，国联决定派出调查团，前往中国东北地区调查情况。1932年1月21日，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2月29日，调查团到达东京，3月14日，到达上海市，此后调查团又前往南京、汉口、北平市等地。4、5月份，调查团进入东北，但由于日方的阻挠，调查难以顺利进行。9月4日，调查团返回欧洲，10月2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发表，承认了中国对东北的主权，以及日本的侵略事实，并揭露了伪满洲国的傀儡实质。但也在一系列问题上反映了欧美列强的偏见，作出了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结论和建议。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德国为维护其在华利益，派出驻华大使陶德曼及驻日本大使狄克逊准备对中日双方进行调停。蒋介石起初希望由国联出面调停，但并未成功，于是转向德国，希望德国进行调停。谈判开始后，日方提出了一系列旨在灭亡中国的条件，德国为维护其利益，劝说中国妥协，最终蒋介石并未同意，日方也放弃了以谈判手段灭亡中国，中日双方正式断交，陶德曼调停失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筹建活动，外交决策层就联合国的组织架构、运作机制以及中国在其中的地位提出了多个方案，而将确保中国的大国地位作为参与筹建联合国的首要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国民政府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采取务实的方针。至旧金山会议中国的大国地位已基本确立之时，中国代表团才更多地关注联合国的组织和机制。1945年6月26日，旧金山制宪会议圆满结束，《联合国宪章》正式签署。宪章第23条明确规定：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为：美、俄、中、英、法。中国作为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从此被正式确立。
北洋政府时期, 赋税结构仍维持着晚清的关税、盐税、厘金、农业税四大支柱的形式。关税收入逐年增加, 1917年～1927年间, 最少的1918年为5960万元, 最多的1926年达11927万元, 在赋税总收入中所占地位也愈来愈重要。同期, 盐税收入也数额巨大, 平均每年也在7000万元以上。但北洋政府时期, 关、盐税收的增加, 并不等于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关、盐税不仅已丧失行政管理权, 而且连税款的使用权也完全被帝国主义控制, 北洋政府所能得到的仅是偿还内、外债和支付管理经费后的“关余”“盐余”, 即便如此, 也还不能自由支配。北洋政府时期的田赋收入每年都在8000万元以上，但由于军阀割据混战和本期田赋收入多被各地截留、挪移, 因此其在国家财政总收入中的比例处于下降趋势。厘金收入每年至少也在4000万元左右,但与田赋一样, 也变成了地方军阀实行割据的财政支柱和工具。
1927年6月1日国民政府成立财政部，负责全国税务，分关务署、盐务署和税务署。其中税务署设于 1932年7月，掌管全国关、盐两税以外的一切税务，具体包括统税、印花税及矿产税三大类。第一建立统税组织系统。1928年，规定卷烟税为“国税”。第二整顿印花税务机构。财政部内先设印花税处，在各省设印花税局及分支机构销花收款。第三建立矿税征收机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矿税大致分为矿区税矿产税及矿统税三种。国民政府于 1930年公布《矿业法》，明定矿商应缴纳矿区和矿统两税。对主要税种的改革包括裁撤厘金、开征统税、改革关税即修订进口关税税，进出口税一律定为值百抽五。
南京国民政府从1927年到1937年的10年中发行了26亿元以上的内债。1928年6月以后，宋子文在任期间实行比较温和的内债政策，当时国民政府历届政府对旧账予以承认，同时每次发行公债时以新税源作担保，实施高利率、大折扣的方式发行内债。1933年10月29日孔祥熙接任财政部后，在中央财政上实施量出为入的赤字财政政策。1936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以整理内债为名决定发行统一公债 14.6亿。
1912年1月 ，南京临时政府发行了南京军用银行券，面值为一元、五元两种，钞票上端自右至左横书“中华民国南京军用钞票”，中间竖印币值，背面盖有朱文印“中华民国财政部之印”。并注明三个月后可兑换银元，只认钞票不认人。
1914年2月，北洋政府公布了《国币条例》，铸造发行了新的主币银元“袁头币”，在全国实行银本位的货币制度，但后期出现“京钞风潮”。皖系军阀段祺瑞政府上台后，修改《国币条例》，出台了《国币法草案》，铸造发行银铜辅币，印发一分和五厘两种新铜辅币。1917年，公布了《金券条例》 ，到直系、奉系军阀当政时，又出台了《公库兑换券条例》，整顿币制，以失败告终。
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在女王陛下政府的帮助下，实行了“货币改革”，规定以“四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所有的银币、白银，一律由指定的银行兑换法币，宣布“白银国有”，取缔其他银行发行的钞票。当时规定收归国有的白银，作为外汇准备金，同时法币与英镑挂钩，实行外汇本位制，被纳入英磅集团。1936年5月，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了《中美白银协定》，法币又加入了美元集团。
解放战争后期，中国国民党政府为了挽救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被迫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以取代已经严重贬值的法币。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以总统名义正式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明令在全国取消法币,实行金圆券币制。在金圆券自1948年8月正式流通到1949年7月废止的10个多月里，共计发行了50个券种。其中主币券为47种，辅币券为3种。
民国时期中国农业主要受自然因素制约, 复杂多样的自然条件使各地区之间的农业形态呈现出显著差异。1930年的《中原地区农业区域划分议》,根据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所做演讲写成, 从地理学角度进行的农业区划。采用的划分依据包括“土壤、气候、人口密度、耕地百分率、农户耕地的亩数、及主要或特殊的作物”共六种因素, 其中土壤和气候最为重要。根据这些因素将全国划分为黄土高原、华北平原、青州半岛、东北平原、四川盆地、江湖盆地、江南丘陵地、淮河平原、东南海岸、西南高原、蒙古沙漠及草原、新疆、西藏自治区共14个农业区域。
民国时期的农业生产技术主要停留在铁犁牛耕的传统农业方式，出现一定发展。1915年引进“火型”，到1949年，拖拉机达到400余台。脱粒机、碾米磨面等机械已进入农家，机械灌溉在长江下游有了一定的发展。与此同时，农业实验场，农艺学校等兴起，西方农艺被引进中国，并引进了甜菜、油桐、番茄洋葱等新品种。
二三十年代，在品种改良方面，最有成效的是棉种的改良。新培植的脱字棉在广大农村广泛播种，不但纤维长，质量好，而且平均亩产量要比普通树棉增产 20-40%。此外，蚕种的改进也是一项重大成果，推进了蚕桑业的发展。
民国时期农产品商品化迅速发展。首先表现在一般经济作物商品率的提高和商品性作物的播种面积的扩大。棉花、大豆、花生芝麻、油菜、烟草、蚕桑等作物，其种植面积与出口比率有了明显的提高。其次，农产品的商品化倾向增强，还体现在粮食作物的商品化上以及出现农业专门化区域。中原地区的大豆产地集中于东北地区，花生集中于山东省，棉花的主要产区集中在黄河流域等。并在此基础上出现农牧垦殖公司，它们由私人集资，从事垦荒和农、牧、林、副、渔业等生产，如种棉、植桑、造林，或放佃收租，或个人经营，采用雇工生产。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共有92个对外开放的城市，通过铁路和汽轮与外界相连。这些城市成为新兴职业和中外企业发展的中心，工业增长率在1912年至1920年期间高达13.4%。在1921年至1922年间有短暂的经济萧条，而在1923年至1936年期间，工业增长率为8.7%。1912年至1942年的平均增长率为8.4%，整个1912年至1949年的平均增长率为5.6%。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民国时期，工业增长率仍高达8%至9%。
在民国时期，制粉厂和棉纺织厂迅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包买商的出现。他们的生产方式是商人提供原材料，收取成品后按照计算给予工资。手工业部门引入了新的生产工具，改良了生产技术。随着机器巢丝厂的发展，手工巢丝厂也随之兴起。最初使用手摇和脚踏丝车，后来发明了直缫小丝车，以改良丝的生产。1902年，中国引进了神农丝的意大利式木丝车，并在1913年改为意式铁丝车。在茧的煮制方面，从炭火改为蒸汽锅炉进行热水轧花，这是指将棉花压榨去除棉籽的工序。手工轧花厂使用效率更高的新型脚踏轧花机、皮辑卷花机和美式齿轮轧花机，取代了手摇轧花机。
从1919年以后,到1949年末中华民国的纺织业已经形成包括原料工业、加工工业和装备工业的系统雏形。加工工业中有棉纺织及棉印染、毛纺织、麻纺织、丝绢纺织、针织、复制、服装等行业。其中毛纺织、丝绢纺织及针织行业内部均包含染色整理部分。服装行业还带有很大的手工生产成分。化纤行业和装备行业尚在萌芽状态。
中国面粉生产中，农家自制的自给粉始终占相当的比例。商品面粉中，机器面粉厂的生产有所增加，但并未挤掉土磨坊，土磨坊的生产按同一比率增加。磨坊的进化曾经过人力、畜力、风力、水力等阶段，到用蒸汽动力时，仍是利用两片杵磨转动的原理。二三十年代，土磨坊已改用了电力，机器磨坊也不完全用石磨，部分采用钢筒滚轴制粉法。
民国时期中国的葡萄酒厂数量并不多，但生产的葡萄酒品种繁多。极具代表的有1913年成立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当时在中国境内的葡萄酒厂还有1916年德国人在青岛市设立的美口酒厂（即今青岛葡萄酒厂）。40年代的北京上义葡萄酒厂（即今北京葡萄酒厂）。民国时期白酒品牌众多，其极具代表的有：在1915—1916年的巴拿马共和国世界博览会上获得酒类评比第一名的茅台酒，另外汾酒、绍酒荣获得一等金质奖章，五粮液酒荣获名酒金质奖章。1923年洋河大曲在南洋国际名酒赛会被广泛认知。
民国大量开采煤炭资源，其他矿藏也得到广泛的开采和利用。如铁矿的开采，到抗战爆发时，中国从南到北已建成了10 余处拥有近代开采设备的铁矿，如湖北大冶铁矿、象鼻山铁矿、辽宁弓长岭铁矿、鞍山铁矿等。此外，铜、金、钨等金属的开采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民国时期，中国的机械制造业迅速发展，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已能制造各类普通机械，如柴油发动机、纺织机、针织机、矿冶机械、化工机械和印刷机等。中国的机械制造业发展经历了从修理、仿制到独立设计制造的过程。在1937年之前，中国的机械制造业主要处于仿制阶段，而1937年之后，一些重要制造业开始从仿制转向独立设计制造阶段。根据记录，从1938年到1944年，在国民政府实业部和经济部的核准下，中国的一些重要制造业开始从仿制转向独立设计制造阶段。
中国的铁矿开采和冶铁技术由来已久，但机械化的钢铁生产直到近代才出现。民国年间，在一些地区虽仍采用土法采铁和冶铁，但机械化采铁的比重是呈上升趋势。1912年机械化采铁量占总开采量的30.6%，1937年上升到89.3%，年平均增长率为11.6%。民国年间的冶铁技术也有了较大的提高。汉阳、鞍山、本溪等地的炼铁厂，都拥有新式的炼铁装置。
电力工业作为一种新兴的行业，在民国年间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到 30 年代后期，在杭州、南京、上海、广州等地相继建立了2 万千瓦以上的发电厂。1936 年全国发电容量 (不包括东北地区)已有63.1万千瓦，1949 年达 216.96 万千瓦。其中30 年代前，中国的电力主要用于照明。30 年代起，电力开始广泛用于工业生产。
化学工业在民国时期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民国年间，不仅新建了一批近代意义上的火柴厂、肥皂厂、制碱厂、制药厂、轮胎厂等化工厂，而且随着新技术、新工艺的推广，化工产量有了较迅速的提高。如汉阳兵工厂1929 年采用铅室法制酸工艺，月产硝酸 2万公斤，浓硫酸120 多吨。据有关方面统计，1948 年中国主要化工产品主要为:硫酸、硫酸 、纯碱 、氢氧化钠、轮胎。
在北伐战争前,民国的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又有一定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新的武器及弹药品种，使军队的装备得到不断改进。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军政部设立兵工署统管全国兵工事宜对所接管的兵工厂按专业化原则进行调整和扩充,并组织人员研制新兵器和改良兵器的战术技术性能。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兵器工业，较清政府和北洋政府时期有明显的发展。兵器制造方面，注重统一制式,改良兵器结构,提高兵器威力;科学技术方面，重视培养专门人才,建立科研机构，加强对新兵器的研究;步枪、轻重机关枪、迫击炮等轻兵器和弹药,其数和质量都是近代历史最高水平;军用望远镜、测远镜瞄准镜等光学器材和防化器材也由试制转入成批生产。
民国年间，商业贸易进一步发展。在国内贸易方面，随着火柴、洋铁、洋针等洋货的进口扩大，以及国内工业的发展，原来经营土铁、土针、燧石等土产的商业迅速衰落，而经营洋铁、洋针、火柴等洋货的商业迅速发展起来。另一方面，市场继续扩大，商品数量与种类不断增多，中国资本主义新式商业也从沿海到内地，从城市到农村，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起来。
在对外贸易方面，中国的对外贸易集中于广州、上海市、汉口、天津市、大连市五大口岸。民国期间贸易额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中国外贸占国际贸易总额的比重虽然仍然很少，但也有一定的发展，呈缓慢增长趋势。这一时期进出口商品的结构也发生了转变，进口商品种类大大增加。
民国处在一个新旧思想交替的时期，主要体现在民主与科学思想的传播，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三大思潮的兴起，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主义的高涨，三十年代的苏联热，抗战时期的新儒家复兴中国文化的努力。民国思想史有3个特点:一是多种思想文化并存，思想家群体和思想流派甚多，思想文化论战此起彼伏；二是民主与科学广泛传播。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人将民主与科学作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观念，并成为民国文化的时代旋律。三是民族危机的深重与救亡运动的高涨，以爱国主义为主流的民族主义浪潮汹涌。
1917年1月，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民主”、“科学”以及更深层次的西方现代思想文化参与到了文学革命中。现代文学开始。二十年代末，以共产党作家的《太阳》月刊、《创造月刊》共同倡导，“革命文学”为始。同时自由主义作家创办《新月》月刊，现代文学进入到了为期十年的左派革命文学、自由主义文学并存的三十年代。以曹禺、夏衍、胡风等为代表的左翼革命作家群；以林语堂、沈从文、徐志摩、梁实秋等为代表组成了人文主义作家群。抗日战争后，直到新中国成立前，进入以全民族抗战文学时期，表现为多地域、多元化、大众化的四十年代文学。由于这一时期形成了不同的战时地缘战略文化，如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上海市“孤岛”文和沦陷区文学等文学。
白话诗的发展可追溯至黄遵宪和胡适。黄遵宪是白话诗的先驱，他提出了“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口号，标志着白话诗的诞生。胡适则是白话诗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在现代诗歌的形式建构方面，郭沫若的早期诗歌功不可没。李金发的《弃妇》是中国最早的象征派诗歌之一，而戴望舒则在三十年代成为成熟的象征派诗人，其作品以忧郁抒情、自然轻盈的语言著称，其中代表作为《我的恋人》。另外，还有一位名为废名的诗人，他的诗作充满禅意，语言跳脱灵异。穆旦是四十年代现代派诗歌的代表人物，其作品《春》为经典之作。袁可嘉在四十年代提出了关于“自由诗戏剧化”的观点，体现了现代诗歌创作的现代视野。
清末民初，小说从文学边缘逐渐转向中心地位，职业作家群体崛起。1892年，韩邦庆创办了中国第一份小说期刊《海上奇书》，刊载了《海上花列传》和《太仙漫稿》。1902年，梁启超发起了"小说界革命"，创办了《新小说》，并发表了著名的论文《论小说与群治关系》，提出了通过小说来改造国民性的设想。新文学运动之后，小说获得了正宗的文学地位，白话小说逐渐取代了文言文小说。民国时期的小说主要分为两大流派，一派是谴责小说，另一派以鸳鸯蝴蝶派小说为代表，其中典型作品包括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和《金粉世家》，后来鲁迅出版了《呐喊》和《彷徨》等小说集，其中包括第一部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
民国时期，中国现代哲学进入了转型期。在五四运动之前，进化论仍然是中国哲学的主流。五四运动之后，西方哲学被广泛地介绍到中国，东西方哲学的论争也达到高潮。一些学者在介绍西方哲学的同时也试图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如胡适的实验主义哲学、张东荪的主观主义多元论等。二三十年代，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逐渐取代进化论而成为中国哲学的主流，毛泽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最终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与此同时，中国国民党右派为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向右发展，形成了国民党的官方哲学。如戴季陶的民生哲学、陈立夫的唯生哲学、蒋介石的力行哲学等。这一时期，中国传统哲学在吸收西方哲学营养的基础上也得到更新和发展,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论著。如梁漱溟的新儒学，冯友兰的新理学等。
民国时期中国历史学取得了显著成就。民国时期的史学，上承清末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影响，代表学者有：胡适的实验主义史学，傅斯年“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论断，顾颉刚与古史辨派，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陈寅恪对史料的扩充与考释，陈垣总结与发展传统治史方法等；下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河，代表学者有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探究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探究和解释历史。民国历史学在历史哲学、史学方法论和具体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是中国历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中国的现代音乐在西方和日本的影响下有了萌芽，新式学堂乐歌，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到了民国时期特别是文化运动之后，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原本流行于民间的曲艺在城市里流传起来，如《木兰辞》《满江红》《孟姜女》等，音乐爱好者组成各种音乐社团，专业的音乐文化事业和音乐教育不断发展，以及左派音乐运动及救亡歌曲。如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等。
19世纪末电影便传入中国，直到民国成立后，中国人开始独立地拍摄影片并建立自己的影片公司。电影业的崛起，成为民国文化的新生事物。郑正秋编写、并于张石川联合导演的《难夫难妻》成为中国拍摄故事片的开端。1917年，商务印书馆也开始拍摄影片。这一时期，左翼电影运动开始蓬勃发展。1931年，上海明星公司拍摄的《歌女红牡丹》是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1933年，由夏衍编剧、明星公司拍摄的《狂流》诞生，这是第一部反应阶级斗争的电影。1934年由蔡楚生编剧和执导的剧情影片《渔光曲》参加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荣获第九名，被誉为中国首部获得国际荣誉的电影。抗战时期，爱国电影工作者纷纷拍摄了记录抗战的影片。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北平电影制片厂成立。
随着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传播，戏剧改革也逐渐引起人们关注。话剧作为一种新的戏剧形式开始产生。胡适的《终身大事》是中国人创作的第一个现代剧本。其他的话剧成就还有郭沫若的《卓文君》《王昭君》等，曹禺的《雷雨》《日出》等。与新兴的话剧相对，传统戏曲在这一时期也精彩纷呈。梅兰芳、马连良、程砚秋等戏曲表演艺术家对传统戏曲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清末民初，随着西洋画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绘画酝酿着一场空前的变革。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大批青年画家，为师法洋画，漂洋过海，或留学日本，或留学欧洲，孜孜以求。辛亥革命后，陈抱一、江新、梁锡鸿、关良、胡根天、许敦谷、严志开等又先后留学日本;徐悲鸿、李超士、林风眠、林文铮、吴大羽、方君璧、闻一多等则相继留学欧洲。还有一批土生土长的画家借学于西洋画册。他们向国内引进和介绍西洋绘画，从事新美术教育和新美术运动，大大促进了中国近代美术的发展。这些以“艺术救国”为己任的学子们带着对传统的超越和艺术新纪元的渴望，成为中国近代美术的最早拓荒者。
民国之初，现代雕塑在中国的美术大地上仍然是一片荒漠。五四运动以后，一批学子开始留学西方，播下了中国现代雕塑的种子。1920 年，上海美术专科学校首设雕塑料;之后国立艺术院等开始设立雕塑专业，造就了中国第一批雕塑人才。1929年，教育部举办第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共展出雕塑作品 50余件，早期的一些雕塑家岳仑、王静远等都展出了自己的作品。在二三十年代，中国的雕塑家可以江小鹳、李金发为代表;40 年代则以刘开渠、王临乙、滑田友等人为突出。
民国时期，随着各种新思潮的涌入，传统教育体制解体，新旧教育理念产生了激烈冲突，教育思想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五四运动后，各种教育思想相互碰撞交流，最终形成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思潮、三民主义教育思潮及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潮三足鼎立的新局面。
民国建立后，临时政府教育部便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于1912年颁布了壬子学制，次年又对其进行增改，合称为壬子癸丑学制。1922年，北洋政府又推出了以美国教育体制为蓝本的壬戌学制，又称“新学制”。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了维护统治，大力推行所谓“三民主义教育”，将纲常伦理灌输到学校教育中，又在壬戌学制的基础上进行修改，作为新的学制系统。
中华民国成立，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发展，五四前后，各大高校纷纷进行教育改革，其中以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效果显著，影响深远。抗战爆发后，中国高等教育收到严重破坏，为保存教育实力，国民政府将大批高校迁往西南、西北后方。其中，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历经磨难迁至云南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艰苦的环境里坚持办学，取得了不凡的成就。抗战胜利后，各大高校纷纷返回，高等教育继续发展。
清末民初，西方现代运动传入中国，民国时期较普及流行的运动项目有篮球、游泳等。1932年，运动员刘长春第一次代表中国参加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十届奥运会，1936年，国民政府派出了一支上百人的代表团参加在德国柏林举办的第十一届奥运会，这是民国时期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奥运会。1948年，国民政府派出三十多名运动员参加在英国伦敦举办的第十四届奥运会。这三次奥运会虽然没有一名运动员取得名次奖牌，但对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有着影响。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物理学研究，绝大部分是在外进行和完成的。这种状况的形成，不仅是因为国内缺乏和平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缺乏必要的研究经费，而且也是由于国内缺少实验研究所必需的仪器设备,缺少理论研究所必需的资料信息。中国国内的物理学研究,从二十年代后期才逐渐开展起来。中国物理学工作者在纯粹物理学和应用物理学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其中许多成为中国物理学某领域或某分支学科的开创性或奠基性的工作,有些还在国际物理学界产生过较大影响。如叶企孙用X射线法精确测定的普朗克常数值，曾一度为国际物理学界所采用,他也是中国最早开始近代磁学研究的物理学家;钱学森、郭永怀等在高超音速流，亚声速和超声速混合流动问题研究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为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大体上说,中国物理学工作者在抗战之前,较多从事实验研究，尤其是在光谱学方面;抗战期间，则大部分从事理论研究，其次是应用光学研究;抗战之后，也较多从事原子核物理学研究总之,物理学研究比较偏重于理论研究。
1922年11月，以美国学制为参考，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了新的教育制度“壬戌学制”，即“六三三四”学制，化学教育系统到此时初具规模，而且由中国人在中国从事的现代化学研究也开始起步。化学作为现代科学的一个分支在中国初步确立起来了。
李四光于1926年发表了《地球表面形象变迁的主因》的论文，肯定了大陆漂移说中关于地壳运动以水平运动为主的正确主张，同时也指出大陆漂移说存在的一些弱点。随后，李四光又提出中国也有第四世冰川的论证。1934年，地图学家曾世英绘出了《中华民国新地图》，黄秉维也在地质学研究方面提出了中国海岸曾经上升、下降变迁的证据。黄汲清在研究了中国大地构造历史演变后，于1945年写出了《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一书，提出了地槽一地台说。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抵达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宣布采用阳历作为中华民国纪年的开始，并引入了世界通用的公历。同年，民国政府在南京紫金山设立了中央观象台，下设天文、历数、地磁和气象四个科室。1922年10月，中国天文学会在北京成立，并于1924年创办了《中国天文学会会报》，后改名为《宇宙》，一直出版到1949年。1924年，中国气象学会成立。1926年，丛可在中国气候的历史变迁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1934年，紫金山天文台建成。
20世纪初，中国开始设置西方数学课程，并于30年代成立中国数学学会。胡明复是微分方程和函数论方面最早发表论文的数学家之一。他于1918年在留学美国期间在《美国数学会学报》上发表了博士论文《线性微分与积分方程》。陈建功则于1921年在留学日本期间，在《东北数学杂志》上发表了《关于无穷乘积的一些定理》的论文。到1949年，陈建功共发表了30多篇学术论文。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1936年作为英国剑桥大学的访问学者期间，在三角和方法方面做出了系统的发展。此后，华罗庚在体论、典型群、矩阵几何、自守函数、多复变函数和酋几何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还有一些数学家如陈省身和苏步青在微分几何方面，曾炯在代数方面，赵访熊在概率方面，许宝禄在数理统计学方面等都取得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
1921年仰韶村遗址发掘是中原地区考古学的诞生，1928年中研院史语所开展殷墟考古，是第一次由中国人主持的考古活动。1929年，裴文中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这一发现证实了人类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存在猿人阶段，同时也将猿人的存在时间从以前公认的几十万年前推迟到四五十万年前。
民国时期，水运、铁路运输、航空等近代交通方式都有所发展。民国建立后，航运业有了进一步发展，由于外国公司在远洋及大中型轮船方面占有优势，中国航运业主要在内河小轮方面发展。其中上海市附近、长江干支流、珠江及黑龙江省流域航运业都较为发达。
在铁路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民国建立后的各个政府均重视铁路建设，特别是30年代铁路建设的新高潮。据统计，民国共修15000公里铁路，其中三分之一由日本人在东北建设，其余大部分是1928年后国民党政府所建。从1881 年中国大地上出现长7.5 公里的唐胥铁路起，到1949 年，68 年间全国共建铁路干支线 2.88 万公里，复线3146公里。整个民国时期，军阀不仅征用铁路运输军队，也用客运和货运收入充作军费，所以中国铁路盈利能力底下。
民国的航空事业由组建空军开始，逐步拓展到民用领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之子孙科担任铁道部长，由于当时中国并无专门负责航空事务的部门，孙科便受蒋介石之命与美国莱特公司交涉，合作开展中国的民航事业。最终成立中国航空公司，孙科任理事长。
民国时期报纸很多，主要有《申报》《大公报》《新闻报》等，还有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期刊早在清末即已发展，至民国后则更如雨后春笋,纷纷创刊。中国近代后期的杂志数目亦无精确统计,仅上海图书馆馆藏1949年前出版的各类杂志，即达 8000 多种。
1912年至1920年，女子服饰为袄裙、衫裙、文明新装。民国中期，旗袍开始成为女子流行服饰。这时女子服饰主要为女子袄裙、文明新装、旗袍。1931年至1949年，女子服饰有传统袄裙、旗袍等，女子旗袍进入全盛时期。民国袄由直线型逐渐转为收腰型，有圆领、无领、立领，立领为主，领子逐渐变高，为民初流行的“元宝领”。有国外羽纱、呢绒、花布等面料，有国内一二八电光布、香云纱绸。文明新装面料以棉、丝、麻为主，有印度绸、府绸等，20世纪20年代初期，文明新装，最常见的是上衣为蓝色和白色，裙子为黑色。20世纪20年代初期，增加浅蓝、浅绿、粉红等颜色。
1912年颁布《服制》。1912年至1920年，男子服饰主要为长袍马褂，先进分子、革命者多为西装。1921年至1930年，男子传统服饰依旧为长袍马褂。1929年《服制条例》规定中山装为公务员制服。 1921年至1930年，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陆军和警察服制法令，对陆军、警察服饰作出了详细规定。 1929年《服制条例》规定中山装为公务员制服。1931年至1949年，男子服饰有长袍马褂、西装、中山装、学生装等。 其中中山装领子为闭关式八字形，对襟，长过腹，袖长至手脉，胸前缀四个明袋，衣身缀五个纽扣，袖口缀三个纽扣。中山装裤子改变传统抿裆裤为西装裤，腰部有褶，前面左右有暗袋，后面右臀部有带软兜盖的挖口袋，裤脚有折边。长袍有单、夹、棉之分，冬季长袍有棉袍，有以羊、狐、鼠、貂等为内衬的裘里。 1929年《服制条例》中山装面料用麻、棉、毛织品，亦有哔叽、海军呢、海昌蓝平纹布等面料。学生装款式类似简易西装，学生装多为西式结构，面料以西式棉和西式毛面料为主，为青年学子穿着。 中山装色彩随季节转变，冬黑夏白。学生装色彩同中山装色彩相同，随季节转换，西装，色彩多用黑色。
民国饮食主要呈现出四个特征：一是中外饮食文化的融合。1914年的北京，较出名的西菜馆已有4家，到1920年已有12家。二是饮食结构的多样化，糕点店名逐渐取代了饽饽铺、茶食店的称号，到30年代中期，西式点心出现在大城市街头的柜台里。，且品种丰富，有糖果、罐头、面包、蛋糕等。如1914年在北京创立的的南味食品“稻香村”，以苏式风味为主，如眉毛肉饺、中秋月饼、牛舌饼、馓子、玫瑰饼等传统糕点供不应求。三是咖啡等茶饮文化的繁荣，民国西式饮料咖啡、红茶、牛乳、冰激凌在大中城市出现。四是香烟的出现，上海妇女受洋人妇女吸烟风气的影响，也开始吸卷烟。当时具有代表性的烟草公司有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民国政府制定了《丧礼草案》，具体表现为：不得用金玉珍玩等物，丧服白衣白冠，旧俗所用僧道建切纸扎冥器，龙杠、衔牌及旗锣伞扇等一概废除； 纪念死者可用遗像，载明生卒年月及年岁等；丧事从俭，包括奠仪，挽联、挽幢、膊仪、花圈等内容；另外引入西式丧葬。吊丧来宾男子左腕围黑纱，女子胸际缀黑纱结，丧礼以肃静为主，不用鼓乐，官吏居丧与平民一致。民国时期丧葬礼俗中最有意义的改革措施是开追悼会，并引入国外丧礼中敬献花束花圈和奏哀乐的礼节，1928 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公布了公墓条例，国葬、公葬视为国家、社会对有特殊贡献者的一种表彰。
民国建立后，改用阳历，以公元1912年1月1日为民国元年元月元日。民国改用阳历后，政府规定新历1月1日为元旦，旧历元月一日为春节，并一再下令民间不得再过旧历年节，而改过阳历年节即元旦。然而，终民国时期，旧历年节仍通行南北，年俗依旧。民国时期增设了许多公历计时的新节日，如革命纪念日、国耻纪念日、孔子诞辰日等等。
20世纪初，一股地方自治的热潮席卷中国，孙中山通过将直接民权与革命程序论相结合来强调地方自治。其后西桂系借助“三民主义”提出“三自政策”发展乡村自治，中国国民党确立在孙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的指导下推行地方自治。既有20世纪20年代的“联省自治”运动，也有地方军阀推行的乡村自治运动。
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市发起新生活运动，即用“礼义廉耻”等传统道德来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而达到扭转社会风气，实现民族复兴的目的。蒋介石首先强调“规矩”与“清洁”，给南昌带来了清洁的市容市貌。其他城市也纷纷效仿，开展了整齐、清洁为中心的新生活运动。随后，蒋介石提出“三化”的目标，即生活军事化、生活生产化、生产艺术化，开展社会教育，但收效不大。抗战爆发后，新生活运动开始涉及宣传抗日救国，发动募捐、组织战地服务团等。国共内战开始后，新生活运动逐渐趋于形式。
民国时期，中国发生了多次灾荒，造成严重后果的主要有水灾、旱灾、蝗灾、风灾、地震、疫灾、雹灾、火灾等等。这些灾难中，不光有天灾，也有人为因素导致的，如1938年，蒋介石下令炸开了花园口决堤的黄河大堤，引黄河水阻敌。此举使河南省、安徽、江苏省四十多县被淹，近90万人遇难，上千万人无家可归。为应付这些灾荒，民国政府也实施了一些有限的荒政。
中华民国历任国家元首（1912年至194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