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7-07 17:08
爱国主义（英语：Patriotism）是一个综合的复杂性概念。《中国大百科全书》认为，爱国主义是基于个体对国家的认同，对国家产生特殊情感与行为，如对国家的忠诚和热爱、对国民同胞福祉的关切等，进而表现为对国家核心价值的认同与实践。东北大学哲学教授斯蒂芬·内桑森则将爱国主义定义为：对自己国家的特殊感情；个人对国家的认同感；特别关注国家幸福；愿意为促进国家利益而牺牲。
爱国主义的词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语中的πατρ（patrs，拉丁语：patria）和πατριτη （patriōtēs，拉丁语：patriota），前一个词的意思是“父邦”（英语：fatherland），后一个词则指同属一个城邦的公民（英语：countryman），即同胞。在西方，为人熟知的“爱国主义”（patriotism），是18世纪20年代在既有的“爱国者”（patriot）一词上衍生出来的现代词汇。
随着历史发展，人们在爱国的对象、方法、价值等方面的认识不断变化，爱国主义的概念不断演变。西方早期的爱国主义带有一种从宗教到世俗的历史趋势。16世纪，英语中第一次出现“爱国主义”一词，也即是“同胞”之意，后来演变为“爱国者”。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社会的转型，对国家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的热爱、对自己国家国民的热爱、对国家历史的自豪感和为国家福祉的奉献等被纳入爱国主义的范围之内。19世纪70年代起，自由资本主义开始走向垄断，“爱国心”蜕变为侵略和掠夺别国的野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国家陆续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人民有了统一的国家意识和国民意识。进入21世纪，爱国主义之“爱”在外延上表现为一种理性的认同与归属感。爱国主义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出现了诸如“宪法爱国主义”“经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化的爱国主义”等新的形式。但与此同时，民粹主义、沙文主义等思潮仍在干扰着真正的爱国主义。
中国先秦时期是爱国主义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的爱国主义带有氏族集团的某些特性。汉至唐，爱国主义在儒家“大一统”的思想背景下厚植中国文化之中，发挥了重大历史作用，成为爱国主义思想重要的根据。宋至清时期是爱国主义精神的成熟和发展期。爱国的观念在明代以后持久不变，爱国与爱民的密切关联也成为这一时期爱国主义的一个特点。晚清近代时期的爱国主义精神更多体现为强调“兴国”“强国”“救国”“自强”的呼吁与实践。新中国时期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献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事业，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爱国主义的思想观念体系既是来源于人们在长期社会生活中的爱国实践，同时也对爱国实践活动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同时作为一个历史的范畴，是在历史长河中由各国人民逐渐熔铸发展起来的，具有历史延续性。爱国主义拥有精神现象、心理情感、道德意识等多种内涵思想，具有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特点。各国都十分重视爱国主义教育，从历史文化教育、弘扬民族精神、重视国家认同等角度培养民众爱国心。
爱国主义（Patriotism）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语中的πατρ（patrs，拉丁语中的patria）和πατριτη （patriōtēs，拉丁语中的patriota），前一个词的意思是“父邦”（fatherland），就像中国人经常把祖国比作母亲一样，古希腊人用父亲来比喻自己出生和所属的城邦；后一个词则指同属一个城邦的公民（countryman），即同胞。在古希腊人看来，每个人的祖国就是其生存的城邦，这既是其祖先安葬之地，也是其灵魂居留之处，离开了城邦，就意味着离开了神垣，也就失去了其成为人的可能，正如古朗士所言，古希腊人的爱国主义是很明白的，它是“一种有力的情感，最高的道德，其他道德皆宗于彼。”
16世纪，英语中第一次出现“爱国主义（Patriotism）”一词，也即是“同胞”之意，后来演变为“爱国者”。
东北大学哲学教授斯蒂芬·内桑森（Stephen Nathanson）在1993年出版的《爱国、道德与和平》（Patriotism, morality, and peace）中将爱国主义定义为：对自己国家的特殊感情；个人对国家的认同感；特别关注国家幸福；愿意为促进国家利益而牺牲。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对爱国主义的定义为：主要基于个体对国家的认同，体现为对国家的特殊情感与行为，既包含对国家的忠诚和热爱，也有对国民同胞福祉的关切，进而表现为对国家核心价值的认同与实践。
西方早期的爱国主义带有一种从宗教到世俗的历史趋势，西文patriotism的词根是拉丁语的patria，古典时代指的是供奉祖先的坟墓与祭台，后引申为“神圣的祖土”（terra patria）。无论是在罗马建城的神话叙事还是此后基督教的政教话语里，patria一词始终带有宗教义涵。这也是为何12世纪的教皇会用pro patria来鼓励战士的出征，基督徒所热爱的“祖国”是上帝之城，从基督教的“天选民族”到美利坚的“昭昭天命”是所有信徒们共同的“天国”。
祖国是一个人所尊崇的国内或民族宗教所辖之地，是其祖先居住之地，是其灵魂寄托之地。他的最小的“祖国”是由其坟墓与炉灶所围绕的家庭封地；他最大的“祖国”是城邦。祖国是一片神圣的土地，神灵与祖先都生活于此，由于信仰而变得更为神圣。因此，祖先的爱国主义是一种强有力的情感。它都是与国家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在这里他可以找到其财产、安全、法律、信仰以及上帝。如果没有祖国就意味着丧失了一切。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中将基于国家、共和以及共同善的共和国定义传给了中世纪。被理解为共和国的国家，必然赞美一种特殊的热爱。这是罗马共和爱国主义的另一主要特征。
1中世纪后期起，世俗政治中的“祖国”又日渐强化其相对于宗教的优势地位，“爱国主义”本身就是源于世俗领域的王朝战争。在欧洲，以英国、法国为代表，王权在同教权的争夺中强化了“祖国”的现世意义。1574年一份宗教战争中的文件就说：“作为我们共同祖国的法兰西王国，包括所有领主和等级在内”。实际上，正是反宗教战争的政治氛围催生了最初的爱国主义情感，对祖国的热爱不再基于神秘、抽象的“祖土”或“天国”，而是实实在在出生的“故乡”与“国家”。
马泰奥·帕尔米耶里（Matteo Palmieri）于1435-1440年间编撰的《公民生活》（ Vita civile）一书。他引用了《官吏论》的话：“强调我们对祖国的义务先于我们对父母的义务。每个公民都应当承诺全身心地为祖国奉献，因为事实上没有什么事情比国家安全更为珍贵。当我们死亡时，我们最后的思想总是传给孩子与祖国。我们应当相信，这些思想将会在我们死后继续传播发展；只要我们的祖国与子孙继续存活，对我们的记忆就将永存。”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社会的转型，对国家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的热爱、对自己国家国民的热爱、对国家历史的自豪感和为国家福祉的奉献等被纳入爱国主义的范围之内。以大革命的法国为例，市中心的战神广场（Champs de Mars）就是“圣地”，而在圣地中央矗立的 “祖国祭坛”上，人们打烂旧制度的梏，建立起一个以爱国主义为思想的“新宗教”。“新宗教”自起源之初就带有世界主义的抱负，并充分体现在大革命早期法国与世界的双向关系中。至少在1792年对外战争之前，爱国主义是面向世界的，身处法兰西的外国代表也是“全人类爱国主义”的使徒，“他们来向祖国祭坛致敬，这个祖国孕育于法兰西，却属于全世界。”大革命早期流行的“爱国之旅”（voyage patriotique）就是这种世俗爱国主义的展现。在1688年光荣革命及此后辉格党人的政治修辞中，“爱国者”被赋予反专制的含义，成为“英国政治话语成熟的一部分”，形成于英伦的这一爱国主义观念，在美、荷、法等国的革命与反专制斗争中被广泛地用来“制造爱国者”，成为各国的革命、启蒙话语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另一部分人受启蒙运动的影响，对于他们而言祖国既不是出生地，也不是居住地，而是“任意我们感到幸福的地方”，爱国就是热爱自由、平等、人道、和平的世界主义。17世纪后的基督教哲学也不再贬低世俗的“祖国”，而是用基督教义来调和爱国的理念。
爱国主义的特殊性在传统时代的政治化身是国王，即便在大革命的早期也是如此。这构成了整个绝对主义时代与大革命早期爱国主义叙事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下的爱国主义意味着忠君思想，法国也一度同18世纪的英国一样，王政、自由与法治都融合在一个祖国当中。共和爱国主义奠定了一种现代国家的“统一性”神话：从“神圣的祖土”到“神圣的祖国”，领土的神圣与不可分割构成了国家团结与民族凝聚的出发点，爱国主义也因此带有明确的斗争意识与行动取向。
个体和国家的相向选择使爱国主义迅速得到了人们的共识性接受，几乎在所有国家都成为绝对主流的政治价值。无论是自由民主国度还是威权国家，概莫能外。以美国为例，早在19世纪30年代初，亚历克西·托克维尔已发现美国社会“到处都使人感到有祖国的存在。从每个乡村到整个美国，祖国是人人关心的对象。居民关心国家的每一项利益就像自己的利益一样。他们以国家的光荣而自豪，夸耀国家获得的成就。
19世纪70年代，自由资本主义开始走向断资本主义。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资本主义列强为掠夺原料、扩大商品和投资市场；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到19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列强为获得殖民地和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加紧军备。这个时期，帝国主义国家强调自己的军事胜利，鼓吹本国的国民比他国的国民优越，具有强烈的排他主义倾向。他们的所谓爱国心变成了赤裸裸的侵略和掠夺别国的狼子野心。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纳粹主义及日本的军国主义等，就是明显的例证。
至19世纪后期，随着政治和经济力量的改变，更加强势的中央集权主义的兴起，“爱国主义在宪法改革和（在宪章派示威运动中）经济平等主义的特殊意义上”被极大地削弱了，“爱国者辞令逐渐为‘国家’‘民族’这类新词汇所同化，‘爱国者’这一概念丧失了其早期批判的讽刺意味，爱国主义不再指打着宪法原则旗号反对政府纲领或政策的跳板，反倒基本上变成不加批判地支持‘我的国家是对还是错’观点分歧的基础。”爱国主义的含义发生了决定性转变，变成了一种去批判化的、站在当局立场为其提供合法性辩护的意识形态。逐渐被民族主义化，并成为服务于民族国家的工具。民族主义者对爱国主义概念的滥用，使得在民族主义被普遍唾弃的同时，爱国主义的声誉也受到影响。
20世纪30年代纳粹国家狂热的“爱国主义”——大国沙文主义。这是一种“大”民族的资产阶级奴役其他各民族、剝夺其他各民族主权的侵略政策。他们鼓吹民族的独特性，力图以一个民族统治其他民族，迫害和污蔑各被压迫民族，煽动各民族之間的民族对立和民族仇視。这一事件让爱国主义以一种面目狰狞的形象进入政治学家的视野。作为西方学界系统反思纳粹主义的成果之一，狄奥多·阿多诺（Adorno）等人在《权威主义人格》一书中，将普通民众的“爱国主义”作为一个政治心理学现象进行测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非、拉地区的殖民地国家陆续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建立了新的民族国家。独立后，摆在这些国家面前的课题是迅速消除殖民统治的不利影响，赋予人民统一的国家意识和国民意识。在多民族国家，实现民族间的团结与和睦、超越民族界限，作为国民建立统一的国家尤为重要。许多独立国家为此作出了努力。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政治伦理学家的积极阐释和倡导以及行为科学和心理科学研究的蓬勃发展，爱国主义才真正获得了政治学研究者的关注。
进入21世纪，爱国主义之“爱”在外延上表现为一种理性的认同与归属感。现代世界的“现代性”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也进一步丰富了爱国主义中“爱”的构成与含义。在全球化加持下的现代世界，一个人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做任何事情——包括选择自己的国籍和想要生活的国家。这是在自主意识觉醒之后，身为现代人面临爱国问题时的终极考验，这种具有“反身性”的思考与审视构成了爱国主义的现代性变体，即“国家认同”。国家认同虽然与原初的本能性的血缘区域之爱已截然不同，但却是现代社会每一个国家在倡导和呼吁“爱国主义”时都必须正视的挑战，它是“爱国主义”之爱最外围、最易变的部分，同时也是建构现代语境下完整爱国主义精神不可或缺的部分。爱国主义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出现了诸如“宪法爱国主义”“经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化的爱国主义”等新的形式。
华族爱国主义精神的起源可推至国家形成前的氏族部落联盟，而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又直接脱胎于氏族组织的结构，故中国早期国家亦带有氏族集团的某些特性。西周时期的国家是一血缘宗法共同体，通过血缘关系把众多家族连接在一起，而与这一社会关系相对应的是祖先崇拜信仰和宗法规范体系(礼)，于是尊祖敬宗成为社会的根本价值，以维系社会团结和秩序。由于从氏族社会到早期国家，整个社会是由亲族宗法关系所联结的，这个时期国家社会的政治凝聚力，在主要特征上，是以宗族、族姓的宗法原理来实现的，从而，古代出现的“保族宜家”(《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及“同姓从宗合族属”(《礼记·大传》)的观念可谓是通用于这一时期宗族共同体团结的伦理观念。同时，由于宗法封建制国家具有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性质，产生了家国一体的意识观念，故“邦”与“家”往往不分而统称“家邦”，《诗经》中的“保其家邦”(《诗经·小雅·瞻彼洛矣》)也有代表性地体现了这一时期保卫政治共同体整体的要求。因此，可以说，“保族”“合族”“保其家邦”是华族爱国主义精神起源时期的观念表达。
从西周公国到春秋，尽管宗法共同体内有其维系整体的力量，但各个分封单位与国家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卿、大夫、士各级的直接利益与诸侯国的国家利益也不完全一致，而国君以下各级封君与贵族官员都会面临国家整体利益的要求，换言之，国家必然要求各级贵族忠诚于国家，服从国家的利益。春秋中后期，诸侯国内部冲突和外部冲突加剧，战国时代兼并战争流行，国家对个人产生了更多的道德要求，也强化了人民对各自国家的认同。
春秋战国时代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时期，历史任务是要建立大一统的封建王朝。这一时期的爱国主义就有别于夏、商、西周时期的爱国主义，而带有社会转型期的特点。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众多的国家，有所谓“诸侯八百”之称。这一时期的爱国主义就与各国家形式相脱离，爱国并不表现为对某一具体诸侯国利益的维护，而表现为促进整个民族的融合和重新建立稳定统一的民族国家。孔、墨孟、荀、韩非子都提出了他们统一天下的方案，都不满意当时战争频繁、政治不安定的社会状况，设计了他们治理天下的蓝图，并不是不要统一，只是要上边有一个“圣王”以无为原则治理天下，结束混乱局面。
中国上古文化积淀在《六经》，汉代以国家的力量确认《五经》为经典，后世把与《五经》相关联的其他文献一并收入而为《十三经》。由于这些古代经典反映的是先秦时代的历史文化，其中没有提到“爱国”的语词，这使得近代很多人士认为中国人不重视爱国，中国缺乏爱国主义的文化资源。其实，从理论上说，爱国主义的文化资源并不在于“爱国”语词的出现与否;而在事实上，自汉代开始，“爱国”的语词在史籍中就已大量出现。所以，应该肯定，在爱国主义精神的表达方面，中华文化中确有丰厚的资源。
汉代爱国思想与先秦相比，最大的变化是，“国”不再是诸侯国的国，而成为统一的中国。秦汉是中国国家体制变化的重大转折时期，汉承秦制，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两周的诸侯国不再存在，天子不再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而是被称为皇帝，成为统一国家的真正君主。汉以后人们所说的国或国家不再是小的诸侯国，而是大一统的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融合的国家。儒家维护统一的“大一统”思想亦与之相伴而生，在此后的历史上发挥了重大作用，成为爱国主义思想重要的根据。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爱国”的观念开始大量出现，标志着华族爱国主义的确定形成。汉代开始，“报国”的观念也开始流行。汉代的《忠经》提出“报国之道”有四，“一曰贡贤，二曰献，三曰立功，四曰兴利”(《忠经·报国章第十七》)，“献猷”就是献谋;《后汉纪》提出“竭忠报国”(《后汉纪·孝灵皇帝纪中卷第二十四》)。这些报答报效国家的观念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唐朝诗歌文学中“报国”的主题十分突出，显现出在汉代唐代国家富足强大时人们用报效国家、建功立业表达爱国精神的积极心态。这一报国的观念也深深影响了宋代及以后的人们，如范纯仁“丹心报国冰霜洁，白首还家里社荣”(《送宋大卿归淝上》)，范仲淹“竭诚而报国”，陆游“报国寸心坚似铁”“老去终怀报国心”，岳飞在《乞出师札子》中说“实怀捐躯报国、雪复仇耻之心”，并背刺“尽忠报国”等，表达出他们在国家多难时一心报国的深深忠诚。
宋辽夏金时期的中国同时存在几个政权而未能统一，宋朝承认西夏、辽、金为对等政权，但西夏、辽、金与宋的冲突不断。在西夏、辽、金的不断侵迫之下，宋最终退守江南。与唐朝相比，这一时期的民族冲突大大激发了宋代人们反抗民族压迫的爱国情感和意识，爱国也越来越成为对一般人更高的道德要求。这个时期表达出来的爱国情怀更激昂也更深沉，出现了一大批爱国主义的代表人物。同时，较为突出的是，这一时期“爱国”与“忠君”密切关联，成为爱国主义精神在特定时期的一种表达方式。在古代，君主是国家的代表和象征，故忠君的观念和行为在特定时代、在一定范围内也是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发挥了凝聚和团结社会的功能，在民族矛盾突出的时期尤其如此。此外，在观念上，爱国与爱民的密切关联也成为古代爱国主义的一个特点。
宋至清是爱国主义精神的成熟和发展期。爱国的观念在明代以后持久不变，其特点是爱国意识向社会基层不断扩大。如于谦说“一寸丹心图报国”(《立春日感怀》)，陈献章说“士不居官终爱国”(《白沙子》卷七)，即爱国不仅是在朝官员的义务，一个不做官的读书人也要爱国。明末朱之瑜认为“申孝悌之义，忠君爱国，而移风易俗，何歉焉?”(《朱舜水全集》，第33页)就是说爱国不仅是做官者和读书人的事，也是社会价值和社会风俗的应有之义。明代中期以后以忠义为主题、以忠君爱国为内容的文学作品流行一时，使得爱国意识通过文艺形式日益深入人心。清代依然如此，曹元弼提出爱国与治国的关系，“其爱国也至，故其谋国也审”(《孝经学·要旨第二》);还有人把理学的观念和爱国结合起来，如魏象枢说居官应“本天理良心，爱国爱君”(《寒松堂全集》卷十)，把爱国作为天理良心的重要内容。晚清曾国藩、胡林翼、张之洞等都坚持倡导“爱国”。
近代爱国主义精神的发扬，既传承了古代爱国主义的精神，也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一时期的爱国主义精神更多体现为强调“兴国”“强国”“救国”“自强”的呼吁与实践。同时，这个时期对“国”的理解也接近于近代对于民族国家的理解，即领土、人民、主权的复合，维护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成为爱国主义的明确内容。这是中国人民在同帝国主义殖民列强的斗争中所加深的对国家的理解。近代出现了大量爱国诗文歌词，具有巨大的鼓舞、感动力量，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而与宋代等时期不同，晚清的爱国精神明确使用“强国”“兴国”“爱国”的观念直接表达时代的爱国主题，已较少用“忠君”的观念去表达了。而“亡国”成为对这一时期中国人的最大刺激、侮辱，从反面激发了人民无比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
近代爱国主义继承了华族以往的爱国传统，随着时代主题深化了对国家、民族的理解。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凭船坚炮利打破中国的大门，中华民族国土丧失、主权沦丧，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不仅沦为半殖民地社会，而且处于亡国的边缘。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遭遇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爱国主义在这个时代的主题是反抗列强、维护主权、救亡图强。至清末康有为成立以“保全国地、国民、国教”为宗旨的保国会，孙中山成立复兴中华的兴中会，都是为了实现国家独立与民族复兴，“振兴中华”成了近代中国人民共同的根本追求。近代以来，爱国主义精神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以独立自强、民族复兴为主题，迎来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发扬、升华的新的历史时代。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孙中山等先贤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表明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自觉的出现。经由清末的“五族大同”、民初孙中山的“五族共和”，以及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中华民族的集体自觉渐渐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共识。“中华民族”的团结一体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明确共识和共同要求，形成了现代爱国主义的深厚基础。
中国共产党独立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各族人民的领导力量之后，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发展到崭新的历史阶段。1949年以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革开放，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成为这一时期爱国主义的主要特征。在现阶段，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献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事业，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所讲的爱国主义是指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爱国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爱国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提倡的爱国主义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和提升。 这一时期的爱国主义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一是爱国主义作为抗衡外部强权、凝聚国内民心的思想资源，与爱党、爱社会主义连为一体，不再呈之前主流之下仍有分岔的状态，二是社会主义作为统摄国内、国际事务的政治意识形态，在对外斗争中代行爱国主义的使命，但其仍然透射出外向发力的爱国主义功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爱国主义的重要特点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国家建构的思想失去基础，爱国主义是体制用来对外抗争强权，对内凝聚民心的思想资源。经过持续和系统的政治社会化，中国共产党作为民主革命领导者和中华民族解放者的话语深入人心，而抗美援朝战争又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消除了长期以来存在于部分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中的亲美、亲西方情绪。这一切，都让爱国主义与党、革命和解放等政治话语相联结，热爱共产党、热爱新中国成为爱国的最重要的体现。从这个角度看，爱国主义找到了新的体制承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长期战争的影响，国家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尽快地发展经济，使中国发展步入正轨。因此，这一时期爱国主义主要体现在广大人民群众对经济复苏和建设的努力上。
20世纪80年代是爱国主义受到系统化重视的一个新起点。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振兴中华，便成为更为现实的目标。正是在这样的转型中，以国族为中心的爱国主义必然要重新进入体制化意识形态的中心位置。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全社会文明程度，就要“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当代中国的爱国主义，既与历史和传统中的爱国主义一脉相承，又在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下形成了某些鲜明特色，把握这些特色，是我们理解和践行爱国主义的基础。华族复兴的梦想正在变为现实。因此，爱国主义的目标是实现中国梦，而中国梦则成为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鲜明主题。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全球化的影响不断加大，深入各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学等领域。随着全球化这一趋势的发展，爱国主义的内涵也逐渐扩展，如何在此趋势中维护民族国家独立性和民族文化独特性被提升为主要内容。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国家意识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爱国主义也必然会受到影响。例如，人口资源的全球流动扩大了爱国主义的外延；人的异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爱国主义的情感基础；国家间利益的博弈左右了爱国主义行为。但毋庸置疑的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抵御全球化造成的离心力。推动爱国主义与民族认同相契合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提升民族的凝聚力和国家的认同感成为爱国主义的重要思想内核。
爱国主义是历史的、具体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爱国主义，总是具有不同的内涵和特点。爱国主义的丰富性和生命力，正是经过它的历史性和具体性来表现的。
所谓理论性与实践性性相统一，简单来说是指爱国主义的思想观念体系既是来源于人们在长期社会生活中的爱国实践，同时也对爱国实践活动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从爱国主义的实践性来说，爱国主义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对国家的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等各个要素，以及个体与国家关系的一种感受和认知，是人们的爱国实践活动在人的观念系统中的客观反映。另一方面，从爱国主义的思想性来说，爱国主义作为对客观存在的爱国现象的反映，是从感性认识层面上升到理性认识层面。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感对人们爱国思维和行为的影响是比较浅显的，具有不稳固、不深刻、不理性的特点，而爱国主义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统治阶级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要通过理论的提炼和升华，形成社会心理情感、国家认同、价值取向、道德规范、法律规范等融合统一的思想观念体系，才能既最大程度地促进人们的爱国实践活动，也促进爱国主义在实践中的发展。
所谓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是指爱国主义作为一个历史的范畴，是在历史长河中由各国人民逐渐熔铸发展起来的，具有历史延续性；而由于时代不同、阶级利益不同，决定了爱国主义具有不同的内容、不同的类型和不同的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国家本身是发展变化的，仅从地域来说，大都有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国家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也都在曲折中发展和进步；世界各个国家间的联系也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步扩大与加深。
另一方面，国家产生以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阶级、任何一个政党都在一定的国家中生存，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因而，其爱国情感和爱国主义内容所包含的具体对象、范围、规模等都有所不同。这就决定了爱国主义绝非是一种抽象的道德情感，也绝非只是一成不变的历史文化传统，而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属于在时代发展中不断积淀、继承和扬弃的范畴。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哲学家陈来认为，爱国主义是一种情感，这种情感可以表现为爱乡恋土敬祖，守护中华文化，维护国家统一，忧国忧民，抵御外侮，追求民富国强等几个层次。但华族的爱国主义，其基调是和平的、开放的。并提出以下几个特点：
中原地区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部以汉族为主体，各兄弟民族团结合作、互相支持、共同创造、携手发展的历史。维护统一、反对分裂是民族团结的基础，也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重要内容。
爱国主义精神是凝聚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伟大旗帜。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内心信念，始终激励人们把祖国的兴亡与自身联结在一起，每当发生对祖国的侵害行为时，就会表现出坚强卫国的精神。
忠心为国、忧国忧民是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华儿女对于祖国的强烈感情，经常表现在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承担上。忧国忧民的意识和情怀植根于对国家和人民无比的热爱，是个人对祖国和人民的自觉责任感，是把一己同国家、民族紧密联系起来的表现
作为多元一体的华族，既有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又崇尚刚正不屈的浩然之气。中华民族自古褒扬民族气节，民族气节被视为人生的最大气节。
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在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的珍视。由于长期以来华夏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华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发展和守卫华夏文化就成为古代志士仁人的崇高理想。近代列强的殖民侵略，使中国一度陷入国将不国的危险境地，20世纪初，梁启超、邓实等人从爱国的立场上提出“国学”，强调“国以有学而存，学以有国而昌”，“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力图通过保卫国学来救亡报国，这都是华族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
爱国主义源于人们对生养自己的故土、故乡的爱，对故乡的爱也是爱祖国的一种具体表现。王粲《登楼赋》说“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钟情不忘生养自己的故乡故土，是中华民族表达自己归属感的基本方式，也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经久不变的主题之一；爱乡恋土的文化是无数中华儿女魂牵梦萦、落叶归根乡愁的深厚根基。爱乡恋土是热爱祖国思想的感情基础，热爱祖国是对爱乡恋土的理性升华。敬拜祖先是华族文化的一个悠久传统，从海外华侨寻根祭祖的坚执可以明确看到这一传统的深远影响。
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除了以上所说的内容外，还有几个特点。第一，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有一个总基调，即爱好和平、开放包容，而不是狭隘的、封闭的，这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一贯特征。第二，崇尚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自古以来，中国人民最钦佩和敬重的是那些赤胆忠心、鞠躬尽、慷慨就义的爱国者，最痛恨的是那些丧失国格人格、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第三，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在不同时期有其不同特点，古代爱国主义的历史特点之一是“爱国”往往与“爱家”“爱民”“忠君”相连接，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以及一定的历史局限。第四，近代以来的爱国主义的特点，最根本的一条是对国家的理解是基于统一的“中华民族”概念，明确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以团结起来反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爱国主义实践的主体力量是人民，使爱国主义成为全体人民每一成员的明确义务和美德，培养全体公民的国家意识和感情认同，是近代国家建设的一项根本要务，爱国主义教育决不能轻视和松懈。
列宁提到：“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的祖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这种深厚的感情包括热爱自己的民族，热爱自已祖国的语言、文化、民族优良传统和风俗习俗，关心祖国人民的命运和前途等等。基于这种深厚的感情，使人们自觉地承担对祖国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忠于祖国的团结和统一，献身于祖国的繁荣和富强。所以，所谓爱国主义，就是人们对自已祖国的深厚感情和为祖国献身的精神的统一。
这种精神现象首先以一种情感形式存在，并且它是同人的需要直接联系的，是人们根据自身需要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对客观现实的一种特殊的价值情感。价值情感究其本质应归属于价值体验的范畴，指主体从自身与客体的价值关系方面对自己社会存在状况作出某种评价而引发的情绪体验 。爱国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价值情感，反映的是主体对国家价值的情绪体验，这种情绪体验最为直接的表现是主体对国家价值产生的“脐带”情感，并由此生发出对祖国、一定民族国家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主体对民族、国家的“脐带”情感，首先存在于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中。由于人的需要首先是自然性需要，解决吃、穿、住、行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这种不断满足主体自然性需要的实践，密切了人同自然的关系。在对祖国的江河湖泊、山林原野细致入微地了解中，在对提供衣食之本、舟之利的大地的感激中，产生了对生息繁衍于其中的自然环境的爱。
爱国主义首先是一种人们在实践中凝结的对祖国的深厚情感，同时也是人们“对本民族的心理依附”和对祖国的依存关系的必然反映。人不仅是有复杂多样性和自我精神的生物，他更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之中，任何人都必须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和社会集体中从事生产劳动，才能满足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就是说现实中每一个人都不能绝对地离开社会独立存在，由此而产生人们对一定人群、地域、社会关系的依赖与联系，即卡尔·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正因如此，在人类社会生活早期，随着各个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部落开始逐渐形成相对固定的生活区域，人们就已经开始萌发了对氏族部落共同体和故土家园的依赖和眷恋。而随着民族与国家的形成，人们原先自然生发的对本氏族、本部落的热爱之心，逐渐融入了明确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即人们不仅热爱自己祖国的河山，热爱祖国的文化，而且表现出对祖国和民族的高度认同和依恋，并最终凝聚和升华成兼具感性因素和理性因素的爱国主义情感。可见，从氏族到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爱国”到“爱国主义”经过了一个长期的历史积淀过程，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循序渐进、从自发到自觉的孕育发展过程。
爱国主义是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对个人和祖国之间生死相依、血肉相连的价值关系的明确意识。基于此种爱国主客体关系的价值心理和价值观念，人们对国家是否满足或符合自身利益和需要进行感知和判断，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和与国家的良性互动中逐渐产生了具有肯定性质的心理倾向，并由此形成的稳固的价值取向，即具有理解和评价功能的理性价值判断和明确意识。人们通过理智思考和客观价值判断，能够把自我价值实现与社会公共价值有机统一，把爱国主义情感升华为为国尽责、为国奉献的崇高使命感和责任感，并落实为实践中的真实价值追求和具体爱国行为，从而使爱国主义的价值取向和信念系统成为调整个人、群体、民族和祖国利益关系的最大价值公约数，构成维系一个国家长期稳定和发展的最深层的力量源泉。
爱国主义作为一种道德意识，是由爱国主义的道德认识、爱国主义的道德情感、爱国主义的道德信念、爱国主义的道德意志四种因素构成的。
道德认识是道德主体对社会道德关系、道德现象及其理论、原则、规范的感知、体认、理解和接受。道德认识过程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现象到本质、由感性到理性不断深化的过程。在道德领域，认识和情感密不可分。道德认识是渗透着情感的认识，道德情感是基于认识上的情感，正所谓“情景交融，合情合理”。道德情感是主体在处理社会关系的长期实践中产生的对他人和社会生活的主观体验和内心态度的总和。道德信念以深刻的道德认识为基础，强烈的道德情感为驱动，是人们对某种价值观念或道德理想深刻的笃信，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强烈的道德责任感。爱国主义情感经过长期的积淀与深化，会形成报效祖国的道德信念和民族气节。道德意志具有自主性、自觉性、自律性与自控性，在道德活动中以道德主体的果断性、坚韧性和独立性表现出来。爱国主义的道德意志主要表现为对祖国无私无畏的爱，不为困难所吓倒，不为突发状况而变节，尤其是在祖国的整体利益受到威胁时仍然能排除万难，坚定不移地捍卫、争取祖国的利益和尊严。
爱国主义作为道德关系，是对个人与民族或国家之间价值关系的反映，它体现了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调节个人与国家或民族关系的重要道德规范。尽管爱国主义是历史范畴，不同历史阶段的爱国主义的特征、内涵与表现形式都不尽相同，但是在处理个人与民族或国家关系上的价值导向却是一致的，也就是将民族或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个人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同时，国家要为个人利益和价值的发展创造条件，让个人价值在为祖国利益奋斗的过程中得到充分实现。
爱国主义作为道德实践，首先表现在它是对人的行为进行道德评价的标准。道德评价是处于现实社会关系中的人按照一定社会和阶级的道德准则，通过社会舆论、风俗习惯等方式对他人或自己的行为所作出的价值判断和褒贬态度。爱国主义作为道德实践，还表现在道德修养活动中。道德修养是主体在按照一定社会的道德要求，在道德品质和道德人格方面进行的自我审变、自我教育、自我磨炼、自我改造和自我提升的活动。加强爱国主义道德修养，要求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不断与自身道德上的弱点和旧的道德观念作斗争，提高爱国认识，升华爱国情感，磨炼爱国意志，加强爱国信念，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塑造完美的道德人格。这是贯穿人一生的艰苦而漫长的过程，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
爱国主义中的“国”既指祖国，又指国家。这两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祖国是本民族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国家则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但是从政治学，主要是从国家出发的。一方面它是一定民族内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权力的象征和实质性的统治力量，统治者不但要求被统治的人民服从国家的权威，而且要求统治阶级内部所有的人服从这一权威。这种以全民族名义存在的权威组织是民族内部秩序的保障，也是社会安定和稳定的保证。国家成为一定民族在阶级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正是基于此，人类社会千百年的发展进程，巩固了人们对国家的崇拜，并进而造成了他们对特定国家组织的崇拜，以及近乎迷信的依恋感。另一方面，民族之间的矛盾也要求助于国家这一机器来解决。国家贫弱，其民必辱，古往今来，概莫能外。正因为如此，每个民族建立和巩固了对自己国家的尊崇感。正是在这两个方面，爱国成特定的民族精神。爱国主义就其本质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对祖国山河的自然之情，已上升为一种政治情感，这种情感是从对国家政权的崇拜中产生出来的，并被统治阶级有意识地加以培养和巩固，从而具有一定的阶级性。
2013年，以“走复兴路圆中国梦”为主题的第21届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20日在北京启动。据悉，持续开展20年的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始终坚持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线，通过组织开展系列读书和社会实践活动，吸引了6.6亿多人次青少年踊跃参加并从中受到熏陶和教育，这项活动已成为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思想道德教育的有效载体和品牌工程。
2019年3月20日，北京教育系统启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和我的祖国”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3个月来，北京市各区各校深入挖掘特色教育资源，着力打造特色精品活动，推动“学起来”“唱起来”“讲起来”“做起来”全面铺开，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掀起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热潮，用最饱满的精神、最昂扬的斗志共同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2023年，题为《壮丽的诗史 不朽的丰碑》的“国史大讲堂”活动在国家开放大学举办。这也是国史进校园（红色经典进校园）系列活动之一。“国史大讲堂”活动邀请知名学者和专家，结合当下形势和热点问题，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走进大专院校，同学生面对面、心贴心，生动鲜活的讲述新中国故事，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2023年10月24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
法国突出以博物馆、纪念馆为阵地的历史文化教育。法国博物馆众多，即使是偏僻小镇，也有自己的博物馆。法国充分利用本国博物馆、纪念馆多的资源优势，并以此为阵地，广泛而持久地开展以历史文化为重点的爱国主义教育。法国政府明文规定，凡国立博物馆都必须对中小学生实行半价政策，卢浮宫博物馆在星期天一律免费对外开放。从1984年起，法国政府把每年9月最后一个周末定为全国“文化历史遗产日”。在这个周末，全国的博物馆及政府部门所在的古建筑全部对外开放，让孩子在参观浏览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受到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教育，增强爱国意识。
英国非常重视国家认同教育。2015年1月27日，时任英国教育大臣尼基·摩根在卡尔顿俱乐部智库论坛上表示，树立“核心英国价值观”是英国教育的“重中之重”，“所有学校都应像提升学术标准一样提升基本的英国价值观，让每个孩子懂得英国价值观与学习数学、英语同样重要。”
美国大力宣扬“美国精神”，强调培养具有“强烈的对国家的忠诚感”的美国人，让学生成为有民族精神、勇于开拓的人。为此，美国对中学教育提出要把学生培养成为“责任公民”，即具有爱国精神、能对国家尽到责任和义务的公民的目标。美国以法律形式明文规定，各级各类学校都必须开设美国历史课程。小学以历史故事和伟人轶事为主，中学开设一百四十多学时的系统历史课，侧重于学习历史事件和过程。同时，还要求学生背诵“忠于这个国家、保卫这个国家”，“愿上帝保佑这个国家”等誓言，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树立为国家而奋斗的信念。
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系统非常严密，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好莱坞电影塑造的英雄形象，无不在灌输对美国的热爱和忠诚，增进美国公民对美国的自豪感。即使如此，许多政客仍然不满意，如2020年9月17日美国宪法日，时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国家档案馆发表演讲，要求美国学校进行全面的“爱国主义教育”，称“我们的青年将被教育全心全意地爱美国。”在同一天，美国一位历史学家弗里曼也在推特上写道：“爱一个国家就是拥抱它的所有复杂性。”
意大利注重弘扬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但丁·阿利吉耶里的杰作《神曲》被定为各类中等学校学生的必修课。意大利政府为弘扬传统文化投入巨大，全国绝大多数考古、艺术、民俗等博物馆对18岁以下青少年全年免费开放。不仅如此，意大利政府为保护和发展歌剧这一“国粹”艺术，长期为13家大歌剧院提供财政补贴。每年的七八月份，还要在全国各地露天剧场举行古典歌剧演出活动，重大节日的庆祝活动也都有歌剧演出供家长带孩子观看。此外，古罗马露天竞技场、比萨斜塔、庞贝古城等历史遗产的一砖一石都受到严格保护，每个意大利孩子都十分珍爱这些古迹，绝不会出现乱写乱画、损坏历史古迹的现象。
葡萄牙把爱国主义教育渗透到中小学课本中。在中小学使用的语文、社会科学常识、历史、音乐等课本中，葡萄牙民族历史文化知识和著名人物事迹的内容十分突出。在这些不同学科的课文中，反复出现国旗图案和有关的文字说明，详细介绍国旗的历史、国旗的设计、国旗的含义及赞美国旗的文字。1991年，葡萄牙国家教育部规定，小学的每个教室里都必须悬挂国旗。与此同时，葡萄牙国歌也多次出现在各种课本中。音乐教师不仅对学生进行民族音乐教育，而且教唱葡萄牙的国歌，并且向学生讲解国歌产生的历史背景及歌词的含义，加深学生对国歌的理解，达到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
加拿大历来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并善于利用节日开展教育活动。加拿大政府对国庆节庆祝活动的安排一般是：早9时在议会大厦广场由“渥太华城85人”合唱团演唱《向加拿大致敬》；9时30分，总理出席升国旗仪式，奏国歌；其后，由军乐队和军队仪仗队进行表演。与此同时，各公园游园活动开始。晚上，在议会大厦的天幕上放映声光录影《加拿大的光辉历程》，直至午夜。加拿大政府还发起“再悬挂100万面国旗活动”。政府要求加拿大人在屋前、阳台、课桌、办公室、汽车、轮船等处插上国旗。在加拿大的城市和村庄，国旗飞扬，随处可见。唱国歌已成为加拿大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新移民入籍要举行仪式唱国歌；小学生放学了也要唱国歌。
民族主义原本是来自西方学术界的一个概念，关于它的定义众说纷纭。许多学者把它视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通常是指以维护本民族利益和尊严为出发点的思想与行为。
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基础都是民族情感，两者并无实质区别。国家是一个民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不能有意改变或刻意设计的集体记忆和遗产，是一个并非个体数量简单相加的共同体；国家是民族精神的客观体现，表达了民族的主权愿望。在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成为国际关系主体的今天，“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民族的忠诚”尽管会有群体数量上的差别，但两者其实是同义词，它们所指代的是同一事物：个体是匆匆过客，而民族却具有永恒的生命，以有限追求永恒的个体便对国家与民族利益有着本能的与热情的维护，个体愿意为所属的民族利益作出牺牲。备受推崇的近代史大师、《民族与民族主义》的作者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就使用诸如“民族的或国家的爱国主义”等术语来进行概念界定。
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在其理性时，足以维护一国的利益；在其发展到极端时，则可能出现盲从和排外倾向。同时，由于参与群体数目众多，理性与极端的形式往往是兼容并存的，对这种混杂诸多感情、态度与行为的事物，观察的角度不同就会出现不同的判断。由于利益差异而导致的角度不同，在一国国内，多注意其进步一面，誉之为爱国主义；在该国之外，常强调其褊狭一面，贬之为民族主义。
爱国主义主要是指对养育自己祖国的风土人情、自然文化、人文环境等的热爱和眷念以及归属感和认同感，它含有民族之爱，从而在实践上主要体现为民族发展、国家强大和社会进步而努力拼搏。民族主义则是对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与民族认同感、自豪感，在实践中主要以本民族的利益为出发点来思考问题。因此，当民族主义表现为心系本民族发展，使本民族在与他族的竞争中获取生存和发展，同时又尊重他人民族，这就与爱国主义并不矛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二者统一，这种民族主义会成为一种强烈的民族精神，成为一种重要的精神资源，“民族主义的最高表现就是爱国主义”当民族主义表现为，只关心本民族发展而否定其他民族，认为世界上只有自己的民族或者国家是最优越的，这就与爱国主义背道而驰，甚至产生法西斯主义，我们把它称为狭溢的民族主义。但由于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容易产生概念内涵的模糊性，因此民族主义中狭隘的部分往往被打上爱国主义的口号，成为某些政客谋私利的思想工具。
国际主义原则是“真正的共同体”又一重要行动原则。尽管今天的世界历史仍然由资本逻辑主导、由西方塑造，但未来的世界历史将服从人类的整体利益，致力于人类的普遍解放。到那时，国际主义原则将是处理人类交往关系和人类社会矛盾的基本准则。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核心意蕴是：无产阶级具有世界性使命和人类意识，将全人类的解放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在真正的共同体社会，民族国家已经消亡，全人类获得了普遍解放，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以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共同体成员以“相互承认”为前提，“互相依靠”为基础，“共御风险” 为保障，“共同发展” 为目标。建成“真正的共同体”，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寄希望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寄希望于国际主义的大团结，寄希望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真正的共同体”，是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世界的普遍交往为前提的，绝不可能单独存在于地球的某个角落，绝不可能在某一个国家或某几个国家内部率先建成，绝不存在所谓局域性的“真正的共同体”，它“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
民粹主义的核心是政治生态的民意反应，是民众与他者的对立。从政治层面看，它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社会政治思潮、一种社会运动、一种政策策略或者一种政治心态。19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政治文化氛围或不同的国家中，民粹主义不时闪现，伴随着这些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历程。20世纪中期，以拉丁美洲庇隆和阿连德等人领导的民族复兴运动最令人印象深刻，拉丁美洲民粹主义甚至被视为第二代民粹主义复兴的象征。到了20世纪后期，民粹主义再度高涨，以一种新民粹主义的形式表达了全球化时代的民间困惑与挣扎。一些社会政治运动和它们的领导人并不一定使用了民粹主义的概念，但因为他们的主张、风格以及与大众的密切联系而被媒体称为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有两种解释体系，分别来自两种实践背景。一种来源于美国的人民党运动。根据欧美学者的解释，民粹主义（指populism）与人民党主义、民众主义甚至平民主义在概念内涵上完全一致，也就是说，民粹主义在西方学者的视界中，最初来源于19世纪90年代美国的人民党（People'sParty）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其词根是英语的people，这决定了绝大部分欧美学者认同的民粹主义的基本要素和本质特征。
另一种解释来源于俄罗斯民粹的实践。中国学者主要使用来自俄国民粹主义的概念框架。事实上，民粹主义闻名于世与其在俄国背景中的实践密切相关。民粹主义在俄语中的词根是narod，也是人民的意思，与英语中的people、德语中的volk指代的内容是相同的，但它在思想主张和政治实践中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俄国特色。俄国民粹主义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的象征，强调这场运动的普及性和民主的根基。正是在俄国的“到人民中去”的运动之后，民粹主义（narodnichestvo）及民粹派（narodniki）的术语才被广泛运用。
爱国主义与民粹主义有本质区别。爱国主义是一种民族精神，主体是全体人民。表达爱国主义情怀是全体人民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自觉表现，而不是部分群体通过非正式渠道维护自身利益的诉求表达，自然与民粹主义无关。民粹主义的行为方式往往是非理性的，容易被煽动。民粹主义是“空心化”的意识形态，对于现实中的矛盾问题，总是一味地反对、批判，而提不出能够解决问题的建设性方案。
也称“大国主义”。是资产阶级反动民族主义思想在国际关系方面的突出表现。一般是指把本国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主张征服和奴役其他民族。“沙文主义”是由法国拿破仑手下的士兵沙文狂热地拥护拿破仑一世的侵略扩张政策，鼓吹法兰西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民族，主张用暴力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而得名。大国沙文主义者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时，唯我独尊，鼓吹民族优越感，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甚至粗暴干涉别国内政，损害别国人民的利益。它成为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者煽动民族仇恨，不尊重甚至侵犯别国独立和主权，进行掠夺和扩张的工具。这与爱国主义内涵中的道德意识、规范都是相违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