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3:01
1926年，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一分为二，原四川高等学校部分搬回南校场而重建国立成都大学（1926-1931年，张澜任校长），原四川高等师范学校部分改建为国立成都师范大学。1931年11月9日，国立成都大学、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三校合并，“三水汇流”，并由教育部定名为国立四川大学，至此国立成都大学成为历史。
1896年，四川中西学堂创办。
1902年，四川中西学堂和尊经书院、锦江书院合并为四川通省京师大学堂，年底改称四川高等学堂。
1912年，教育家蔡元培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颁发了《大学令》、《大学教育规程》等一系列教育法令，史称“壬子学制”，四川高等学堂改名为四川官立高等学校，四川通省师范学堂改名为四川优级师范学校和四川高等师范学校。
1916年，四川官立高等学校将师生及一切经费、校产、图书、设备，转入四川高等师范学校，同时改名为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与北京师范大学（今北京师范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国立武昌高师（今武汉大学）、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今中山大学）、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今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并称全国六大高师。据民国教育部1918年统计，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专任教师和在校学生人数，仅次于北京高师，名列第二，全年经费数名列第四。
1925年6月，“国立成都大学”开始筹办。这是川内最早以“大学”命名的高等学校，校址设在市区中心皇城。张澜是首任“成都大学”校长。
1926年，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一分为二，原四川官立高等学校部分搬回南校场而重建国立成都大学，原四川高等师范学校部分改建为国立成都师范大学。成都大学和成都高师独立分办后，原有的教师一分为二，人才十分缺乏。
1928年，在成都南较场原四川高等学堂旧址，设“成都大学”理学院及理预科。
1929年下半年，国立成都大学由皇城全部迁至南较场新校址，分文、理、法三院及预科、理预科。
筹措经费，创办国立成都大学
辛亥革命后，四川中等学校不断增加，成都市仅有的高师、法政等几所专门学校，已远不能满足中学毕业生的深造。许多有识之士便多次提议在四川省创办一所普通大学，以便让更多的中学生有机会求得高深学识。
1924年春，杨森打败熊克武，占领成都，独揽四川军民两政大权后，为了便于统治，他更换了各校校长。傅振烈被委任为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傅振烈毕业于北京大学，又曾留学美国，有着发展教育的思想。在杨森支持下，他很快便把改成都高师为成都大学的决定呈报教育部备案。同时，傅振烈又以大学名义招收预科生，并挂出国立成都大学的校牌。傅振烈的上述举动，立即遭到了母校观念较强的成都高师师生的反对。他们要求取消成都大学，而新招收的预科生则对傅的行动表示支持和拥护，改校之争异常激烈。
1925年下半年，由于杨森在军阀混战中被刘湘击败，退出成都市，傅振烈无法继续在成都高师呆下去，只好下台离校。傅振烈的下台，使成都大学能否继续存在出现了严重危机。
傅振烈离校后，早就想在四川高等学校基础上办国立四川大学的刘湘，决定维持成都大学已成事实的现状。1925年9月25日，四川省省公署以照会方式，聘请德高望重、在四川办新学有特殊贡献的张澜出任成都大学校长。这一行动立即得到了成都大学学生的欢迎，他们及时派出代表赴南充市恳请张澜就任。
张澜认为，四川作为一大省，“地方偏远，文化常逊于东南，非设大学不足以增高文化”(2)。成都大学能否继续办理?成都大学和成都高师之纠纷能否解决?“全视乎经费增加之能否确定”(3)。目前，成都市大学只有一块招牌和三百多师生员工，既无经费，又无校地，寄居成都高师篱下。而成都高师又极力反对更改校名，成都高师、成都大学之争仍在继续。若这些问题未得到解决就任校长，并不会有多大作为。于是，他向四川省省长赖心辉和四川善后督办刘湘表示：发展四川教育事业实属所愿，但只有待办学经费问题解决之后，才能考虑到职。张澜在致四川省人民政府秘书沈与白的信中也说，成都高师和成都大学之争的关键在于“成大因增筹之款无着”(4)。为使成都大学能筹集到足够的办学经费，张澜多方奔走，积极争取，并指示成都大学学生不断用函电和派请愿代表，要求刘湘、赖心辉、邓锡侯等四川军政要人，拨“盐余”(5)作成都大学办学经费。四川军阀考虑到张澜在四川的声望，被迫答应在召开四川善后会议时进行讨论。
1925年12月，四川善后会议迫于社会公众舆论压力在成都召开，张澜以代表身份出席。在他的多方周旋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以及成都大学学生的强烈要求下，善后会议于1926年2月3日，通过了成都大学学生会请求拨盐税作成大经费的提案。决定“成立国立成都大学，年拨盐款60万元以作校费”(6)，并拨前四川高等学堂校地和陆军医院旧址及附近地产200亩作校地。这样，成都大学的办学经费和校地问题，终于得到了较圆满的解决，成都大学的创办和发展也因此有了保障。
四川善后会议在通过拨盐款作成都大学经费提案的同时，代表们还一致推举张澜为校长。1926年4月，四川省长公署正式任命张澜为国立成都大学校长。张澜在办学经费得到解决的情况下，为了四川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欣然接受了任命。他上任后，首先把已停办的四川高等学堂的教职工、档案、图书、仪器和设备等划归成都大学，从而奠定了成都大学的基础。但校舍问题却因刘文辉的部队驻扎在高等学堂，以及前川军总司令刘成勋已将附近土地和陆军医院以13万元的代价抵与成都总商会，一时无款赎回。在此情况下，张澜只好利用成都高师校舍来办成都大学，这就导致了成都大学和成都高师纠纷的不断发生。对此，张澜多次对两校师生进行细心开导，要求他们消弭内讧，彼此团结，“一致请求当道增加经费，使四川省得以建设大学”。并提出“成大之在四川要当促其成立”(7)。在张澜的斡旋和广大师生的呼吁请求下，北京政府教育部于1926年11月10日决定“成都市大学准予成立”(8)，与成都高师分途并进，互不相妨。紧接着，教育部于1926年12月1日正式任命张澜为国立成都大学校长。成都大学至此不仅与高师摩擦渐少，而且取得了合法地位，成为四川省第一所国立大学，从此，在张澜的苦心经营下，成都大学逐步发展壮大，崛起西南，成为一所国内有较大影响的高等学府。
上述事实可看出，虽然国立成都大学的创建发端于杨森支持的傅振烈，但它的最后办成，特别是其经费和合法地位的取得，则主要归功于张澜的艰苦努力。
广延名师，思想学术自由
成都大学和成都高师独立分办后，原有的教师一分为二，人才十分缺乏。张澜认为，大学办得好坏，关键在于教师质量。为了把成都大学办成一流大学，针对四川省历来较为闭塞，人才引进比较困难的状况，他上任后，提出了“打开门，欢迎中外学者来川讲学”的口号，并千方百计广延名师。
在聘任贤能时，张澜不论党派、学派、帮派，只要有一定学术地位，都一律欢迎，礼聘到校。他不仅聘请四川的“蜀学宿儒”和新派人物到校任教，而且通过各种关系和派出专人，到四川外国语大学去聘请国内外著名学者和专家来校担任教职。如魏时珍、周太玄、罗世疑和曹四勿四人，就是他用重金从京沪聘请到校的“庚款文化基金会”的特聘教授。在张澜任校长期间，成都大学的著名教授有吴虞、熊晓岩、吴芳吉、李劼人、伍非百、龚道耕、赵少咸、廖天祥、叶秉诚、何鲁之、张禹九、蒙文通、杨伯恺、吴君毅、李植、魏时珍、周太玄、宋居田等人。据1929年统计，成都大学有正、副教授83人，讲师56人，不仅居四川三大学之首，而且在全国教育部立案的21所国立大学中，也名列第七(9)。这之中既有蜀学宿儒，也有新派人物，更有大批从欧美和日本回来的留学生。它打破了省界、国界的限制，有利于各取所长和从根本上改变旧有学派把持包办学校的陋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澜用人唯才，对于有真才实学的年青人敢于重用。如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曾济实，年仅26岁，张澜不仅聘他为教授，而且任命他为化学系主任(10)。这在惯于论资排辈的当时教育界，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
此外，张澜还聘请许多外国学者来校讲学和任教。据统计，仅1929年在成都大学任教的外籍教师就达28人之多。(11)他们分别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主要讲授英美语言文学、文学评论、物理和世界历史。在那时，偏僻的成都市一所大学中能有这样多的外国人任教，对于封建气息还较浓厚的四川省教育界，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经过张澜多方努力，教师奇缺的成都大学，很快便人才荟萃，师资队伍强大，为教学质量的提高打下了基础。
由于五四时期张澜在北京深受影响，入长成都大学后，他公开宣称效法蔡元培的办学方法，主张思想自由和学术研究自由，对校内各种政治信仰和学术见解都不加干涉，并鼓励彼此展开民主讨论。
对于当时中国的教育状况，张澜认为“挂了十七年共和招牌的中国，教育方面还是封建的，而没有好多民主气味”“奴隶制度的精神，充满了教育的领域”“没有人的自由”，因而希望成都大学的师生“发表精神独立的宣言，以实现学生的求学自由，研究自由，言论、出版的自由，而完成教育精神的民主化”(12)。当1927年四川军阀先后易帜，推行中国国民党法西斯主义统治，强调实施党化教育的时候，他以大无畏精神在成都大学宣称“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众有，学生对于各种主义之学说，均可尽量研究，以求真理之所在”“本校一向主张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现在所谓的党化教育，我是不赞成的”。(13)
在张澜的思想自由、学术研究自由主张的影响下，成都大学教师中，几乎各种政治派别的人物都有。除共产党员杨伯恺，国民党人熊晓岩、黄季陆，国家主义派的何鲁之、李璜外，还有托派叶青，精通国故的“蜀学宿儒”和热心新文化运动的吴虞、李劼人等人。张澜允许他们按照各自师承的学术流派、知识体系和政治观点授课，各抒己见，互相争鸣。当时，不仅中国国民党人、蜀学旧儒、国家主义派和赞同新文化的新派人物，可以在成都大学自由讲述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政治观点，共产党员和进步学者如杨伯恺、张禹九等人，也可以在课堂上公开宣讲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政治经济学。这种情况，在当时厉行党化教育的中原地区各大学是不多见的。它对于抵制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开阔学生视野，活跃学术空气，改变四川文化落后、风气闭塞的现象起了巨大作用。
与此同时，在张澜的提倡和支持下，成都大学学生中也组织了各种学术团体，出版了不少学术刊物，开展了多方面的学术活动。如历史系有“历史学研究会”和《历史杂志》，中文系有“中国新文学研究会”和《文学汇刊》，经济系有“经济学会”和《经济科学杂志》。这些学术团体在校内公开活动，吸收会员，时常举办各种学术研究讨论会、报告会和演讲会，以探讨社会问题和学术问题。学生团体的上述活动对活跃学术气氛，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起了重大作用。
民主办校，提高教学质量
为改变旧学校中浓厚的封建气息，杜绝旧学校中的弊端在成都大学出现，张澜对学校的领导体制作了重大变动，制定了较为完善的管理体制，实行民主的办学方法。如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国立成都市大学组织大纲》《各科通则》《教员延聘细则》《职教员薪俸规程》等规章制度。《国立成都大学组织大纲》规定，由校长、教务长、各科学长、总务长、斋务长、系主任、部主任和图书馆馆长组成的校务会议为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它有权决定系和校部机构的设置、变更和撤销，审核学校预决算，制订、修正和废止学校规程。同时还规定，校长要定时组织召开各科系教授会议、教务会议和事务会议，以利于广泛听取意见集思广益，决定校内外重大问题，实现民主办校。
为使人事、财务公开，学校专门设置了“聘任委员会”和“财务委员会”。根据《国立成都大学教员延聘细则》规定：“聘委会由校长、教务长、总务长、各系主任及教授互选之文理科代表各一人组成，于每学期将终的四星期前开会，审查下期新聘老师的资格学力，规定他们的等级待遇。”当时，“不但教师要由聘委会审核决定，对担任学校行政管理的庶务、会计、出版、舍务各部的主任以及秘书、学监、校医等高级职员，也要内聘委会审查通过，学校才能聘用”。“财务委员会由校长、总务长、教授代表三人、职员代表两人共同组成，学校开支预算由财务委员会制定，执行也由该会监督审核，每月要贴榜向教师学生公开报销，做到核实，杜绝了贪污中饱。”(14)
两个委员会的设置，充分体现了张澜民主办校的精神风貌。由于通过民主商定、集思广益的办法解决了学校的人事、财务两大问题，纠正了过去一般大学校长独揽大权、财务混乱的弊病，从而大大调动了师生员工的积极性，使学校呈现出一派生机蓬勃、团结向上的新气象。
在建立健全学校规章制度、实施民主办校的同时，张澜还集中精力进行了教学改革和教学秩序的整顿，以提高教学质量。他认为教学改革的出发点是培养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而在课程设置上，一改过去因人设课的情况，讲求学科的整体性，并把所开课程分为必修课目和选修课目两大类，减少教师授课时间，增加学生课外自修时间。对文科侧重学生独立学习能力和治学能力的培养，理科则侧重基本理论的学习和实验的具体操作。同时，为严明校纪，张澜又主持制定了《国立成都大学学生通则》。通则规定，学生上课由学监亲自考勤，对缺课者从严处分；对品学兼优者，免缴下学年学费；对考试作弊者，立即撤卷甚至除名。经过教学改革和教学秩序的整顿，成都大学教师授课质量和学生学习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使学校形成了一种刻苦求学的良好校风。
反对军阀，支持学生进步活动
张澜任成都大学校长期间，除实行民主办校，主张思想学术自由外，还积极支持学生进步活动，反对军阀压迫。当时，成都大学学生中，明显地存在着三种政治派别，即共产党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社”，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健行社”，国家主义派领导的“惕社”。张澜不仅不顾校内外保守势力的反对，允许三派同时存在，自由争鸣，而且对共产党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社”还给予大力的支持和帮助。他认为该社学生“多诚笃君子，有志之士，有为青年，予与扶助，乃为国育材”(15)。如他们创办的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揭露军阀罪行的《野火》等刊物，便是在张澜的帮助，特别是经费方面的支持下，才得以编印和发行的。该刊在传播革命思想和动员学生参加进步运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同时，张澜在成都大学还时常发表一些赞同新思想、新文化，倾向进步，倾向革命，反对军阀的言论。希望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学习古代太学生干预朝政的精神。他说：“现在是资本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最显著而激烈的时代。”(16)“中原地区底发达生产，与反资本主义联成一体，换句话说，中国生产必采非资本主义的形式而后才有发达的可能。从此，可知用革命手段来对经济作制度的变更和数量的增进是中国社会的出路”。因而学生的前途“不在适应旧社会，而在改变旧社会，不在阻止新社会，而在创造新社会”。因此，他极力要求成都大学学生“积极地研究历史底发展，社会底进化，革命底方向，以造成一科学的思想系统而确定新的人生观”。(17)正是由于张澜倾向革命，思想开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社”，才得以迅速发展，并不断扩大影响，使成都大学“一时成了西南一带传播革命种子的重要园地”。(18)
1928年“二一六”惨案发生时，张澜坚定地站在学生一边，与反动军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28年2月26日，四川省军阀以省立一中杨廷被打死一案为借口，逮捕并杀害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和进步师生14人，其中成都大学学生6人，制造了震惊川内外的“二一六”惨案。同时，军阀们还企图进行更大规模的屠杀。张澜闻讯后，异常悲愤，他立即召集全校师生员工大会，指责军阀惨杀学生，侵犯人权，破坏学府尊严，摧残教育事业的罪行，并通电全国，披露事实真相，支持学生印刷《二一六惨案专刊》寄往国外。接着他又为死难烈士召开追悼大会，拿出私款买棺材为他们举行义葬。
“二一六”惨案使张澜痛切地感到，“以前军人之横暴，尚不敢公然无故杀人”，而现在“最高学府之大学，尚且突然派兵围搜，以后更何有于其他学校不可以任意蹂躏；以大学之学生，尚且派兵逮捕，不加审讯，供证俱无，立予枪毙”，“以后更何有于一般平民之生命不可以任意草菅而禽弥之，恶例一开，以后惨死枉死的人，不知道还有多少”。(19)为了抗议军阀杀学生、摧残教育的暴行，张澜遂以“学府失去尊严，教育无所保障”(20)“学生之生命毫无保障”(21)为由，愤然辞职。
张澜辞职后，成都大学师生员工立即行动起来，进行“挽张”运动，掀起声势浩大的抗议军阀暴行、揭露军阀阴谋的斗争。成都大学临时学生会和教职员紧急会议，不断呈文和致函刘湘、刘文辉、赖心辉和邓锡侯等人，强调“长校成大，舍张校长外，殊若无人”，要求他们派代表挽留张校长。成都大学师生的正义要求，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同情，在成都大学师生的坚决斗争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刘湘、刘文辉、赖心辉、邓锡侯等相继来函、来电对张澜进行慰留。张澜在广大师生的一再挽留下，表示“勉允复职”。3月12日，成都大学师生特为他复职举行了隆重欢迎大会。张澜在复职演说中说，他之决心辞职，是因学府失去尊严，教育无所保障，今因教职员学生本奋斗精神，出而主张正义，使社会上明此是非，作恶者有所警惕。同时，也不忍心自己苦心经营、艰难缔造的成都大学中途停顿，故又来重负责任。
作为“挽张”运动的中心人物，张澜的复职标志着斗争的胜利，这就打退了反动军阀企图进一步血腥屠杀的阴谋。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能取得这样的胜利，在当时的中国大学是绝无仅有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二一六”惨案发生后，成都各校都“悄然无声，没有片言只字的表示，以主张正义公理”的时候，“独有成大于此孤独无援中，还能以不屈不挠的精神与彼周旋，置利害于不顾，惨案不致连续发生”。(22)这不能不说与张澜的坚决斗争和他对成都大学长期以来所培养的民主、自由风气有着重要关系。
综上所述可看出，张澜在创办国立成都大学和就任该校校长期间，教育思想是民主的、进步的，办学成就是杰出的。国立成都大学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能崛起西南，成为当时四川三大学中学校管理体制最完善、教师阵容最强大、院系最全、校址最宽、本科学生和办学经费最多、师生进步最活跃的一所，是与张澜的惨淡经营、办学有方、倾向革命分不开的，他的教育思想和办学方法，仍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和借鉴。
注
(1)(18)史良：《与日俱进、奋斗不息》，载《人民日报》，1982年4月1日。
(2)张澜：《致赖心辉》，见《张澜文集》，第一版，63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3)张澜：《致成大学生会》，见《张澜文集》59页。
(4)张澜：《致沈与白》，见《张澜文集》61页。
(6)(13)(14)米庆云：《国立成都大学兴废纪略》，见《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73，81～82，78～79页。
(7)张澜：《致成都高师学生会》，见《张澜文集》74页。
(8)见《国立成都大学高等师范学校档案》第九卷。
(9)(10)参阅王庭科主编：《四川大学史稿》第一版103，104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5。
(11)见《国立成都大学档案》第一卷。
(12)张澜：《我们对于教育的主张》，见《张澜文集》99～101页。
(15)廖友陶等：《忆国立成都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见《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27页。
(16)张澜：《怎样研究经济学》，见《张澜文集》90页。
(17)张澜：《中国学生底出路》，见《张澜文集》97～98页。
(19)(21)张澜：《复国立成都大学校长职演说》，见《张澜文集》83，82页。
(20)《国民公报》，1928年3月5日。
(22)廖友陶：《一九二八年的“二一六”惨案》，见《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第23页。
张澜与国立成都大学.张澜纪念馆官方网站.2018-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