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08 10:36
任卓宣（1896—1990），中国国民党政论家，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人。原名任君彰（又作启彰），笔名叶青（此外还有子夫、马家驹、王一鸣等数十个笔名）。早年到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参加少年共产党。1923年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旅欧中国共产党负责人；1925年被法国当局逮捕并驱逐出境。回国后参加了广州起义，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等职；1928年被捕后叛变，担任过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长期进行“反共”宣传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叶青曾任中国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常务千事、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主张内战。1949年被中国共产党列为战争罪犯。后去台湾省，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台北政治大学教授、政治作战学校教授，1990年在台湾逝世。
任卓宣（1896－1990），原名启彰，笔名叶青，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人；中原地区政治理论家；父亲是私塾教师，幼读家塾，入县立中学，读书过目不忘，有神童之称。
1920年6月，在四川省省长张澜的资助下，任卓宣与吴季蟠、杨昌祚、雷耀清等赴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旅法支部书记；后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与孙冶方等人同学；1928年转投中国国民党，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他和任一黎、张涤非、吴曼君、张绚中等人发起三民主义研究及三民主义文化运动，成为“三民主义理论”的“健将”，主办《政治评论》。
1950年赴台湾省，曾参与1961年的中西文化论战，1990年病逝。
著有《胡适批判》、《怎样研究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之完美》、《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三民主义底社会基础》、《民生主义真解》、《中国政治问题》等书。
任卓宣（1896—1990），字启彰，后以“叶青”的笔名著称，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人。
此人早年的经历合乎彼时一般革命者的共同背景：家庭生活贫苦，少年在乡间私塾读书，后入南充县立中学（校长张澜）学习，毕业后在小学教书，深受梁启超及《新青年》等影响，思想激进。1919年得张澜推荐，离川北上，考入北京高等法文专修馆。
1920年，在时任四川省省长张澜的资助下，任卓宣赴法，先在里昂附近一家钢铁厂当学徒，后在巴黎近郊一家工厂做技工。其间他目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又接触到大量思想学说，思想逐渐由实业（化工）救国转到无政府主义乃至社会主义。1922年与周恩来、陈延年等发起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创办《少年》。不久，又加入法国共产党，同时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成员。中共旅欧总支部成立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成为该支部负责人之一（一说为总书记），负责宣传事宜，与周恩来等办报刊（《赤光》等），写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5年任卓宣在法国组织同胞游行示威，声援国内五卅运动。6月21日，他带领百余名华人冲击中国驻法使馆，遭到法国当局镇压，作为谈判总代表的任卓宣及其他二十余人被捕入狱。4个月后，任卓宣被驱逐出境，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经柏林前往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任卓宣自幼勤于读书，又有留法、留苏经历，外语也不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他曾为巴黎公社老社员担任翻译），掌握理论也很快，这都为他后来成为中共重要领导人物奠定了基础。到莫斯科不久，中共旅莫支部成立，任卓宣是三个负责人之一，也即中山大学支部的负责人。据说由于他曾在法国担任过中共支部负责人，有相应的工作经历，就由他依照前例，建立了支部，可是他又效仿陈独秀，在支部内实行家长制，支委俞秀松等皆形同虚设。1925年冬，王明等来到学校，矛盾自然升级，王明吕振羽任卓宣开展辩论（即“教务派”和“党务派”之间的辩论），任卓宣不敌王明，支部被迫解散。
1926年底，任卓宣奉命返国。由于其特殊经历，很快在党内受到重用，先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继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委员等职，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1927年末，由于党组织连续遭到破坏，中共湖南省省委书记王一飞被捕，任卓宣被调到湖南，任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并负责领导长沙市一带的革命活动。是年冬天，任卓宣因叛徒出卖被捕，并被判处死刑。某日午后，当局枪决“共党要犯”，有10人从狱中被提出，任卓宣为其中第7人。至刑场，10人依次排列，随即枪声大作，众人陆续仆地。任卓宣呢？枪声过后，他感到背后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将他撞击在地不能动弹，接着又是几声枪响掠过耳际。倒在地上的任卓宣听到有人说：“这个人没有死，补他一枪。”结果枪声响后，仍没有击中要害（一眼被击穿）。此时行刑者已撤离刑场，而任卓宣已昏死过去。是夜，天降大雪，任卓宣被寒冷激醒，突然听到有人说：“你还没有死吗？”任答：“没死，请你补一枪吧。”那人又说：“我并非官家人，我是来‘剥鬼皮’（即剥死人身上衣服——笔者注）的，我可以救你，你家在哪里呢？”任卓宣忙说：“我家在四川，在长沙市还有一个表妹。”说罢，那人挽起任卓宣，急急离开刑场，就近送到一个农人家中。此后，得到通知的表妹把受伤的任卓宣送进长沙的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这所医院是外国教会开办的，虽然知道病人的来历，但为了“救死扶伤”，仍尽心医治。
这就是当年中国国民党“清共”在长沙留下的一个奇闻：两次枪毙，有一个共产党人居然还能死里逃生。
在医院调养期间，正是“左”倾盲动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任卓宣很快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仍然在党内负责，还相继领导了长沙市、平江县、浏阳市、醴陵市等地的暴动，但不久又被国民党当局发现，再次入狱。
奇怪的是，任卓宣第二次被捕后，却失去了先前的英勇和壮烈，这次他彻底告别了共产党，并走到了共产党的对立面。
他对国民党长沙法院副院长左国雍说：“我在共产党的政治生命已经死去了！今后我要追寻我的新生。”什么“新生”呢？在左的介绍下，任成为驻湘的川军第20师少校政治教官，专门为中国国民党训练“反共”干部。历史上向来有“早（晚）死一年是好（坏）人”的俏皮话——设若任卓宣此前死在刑场，则当然成就了他烈士的英名；偏偏造化弄人（当然是他自己在思想上和灵魂上发生了剧变），此后“叶青”就以叛徒二字牢牢地钉在史册上。（历史上也有“晚死一年是好人”的例子，比如杨度。彼人系袁世凯复辟时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晚年秘密加入共产党，成为中共隐蔽战线的一名战士。）
1928年1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发出《关于党员自首与叛变》的通告，揭露了“李涤生、任卓宣、符向一等为敌人卖党捕同志破获机关的侦缉工作”。
《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也提及中国国民党“清共”中“四川人任卓宣遇着奇异的命运”。郑超麟说：“任卓宣也是贫苦家庭出身，他是属于中原地区旧小说常写的一种典型，朱买臣式人物：一个穷苦人家子弟，天分好，肯用功，渐渐得到巨眼者赏识，遂飞黄腾达起来，于是忘记了而且贱视了自己出身的阶级。朱买臣报了怨后，结果成了一个赃官。当代的‘朱买臣’，有许多走到革命来的，他们不过视革命为飞黄腾达的捷径。我常遇见这种人物，他们靠不住的居多。但任卓宣是个老同志，‘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发起人之一，继赵世炎和周恩来做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书记，在法国为领导运动被判一年徒刑。如此努力和忠实，以致我把他看做同世炎、延年、若飞等一个典型人物。过去党内并非没有叛徒，几次大案多是内奸造成的，他们或是敌人埋伏的奸细，或是自己变节。我们都视这些内奸为‘投机分子’，本与我们属于不同的族类。任卓宣是我认为同族类之中第一个叛党的。我们起初都不相信湖南省来的报告。陈独秀表示气愤，他说：‘卓宣决不会做这种事情，不要诬蔑他。’老头子只见过卓宣一二面，他是根据过去的通信，言论，行事，视卓宣与我们这批工作者一个样的。老头子绝不怀疑我们之中有人能做出这种事情。不幸，湖南来的报告证明是事实了。我们对人从此多了一种认识。”
郑超麟这段话可谓语重心长。革命队伍中，如任卓宣这样的人并不是绝无仅有，实有总结和警示的必要。不过，此处大有玄机的，是如何“卿本佳人，奈何作贼”的？或者，当时之其人，是否有什么不能言说的苦衷？笔者多年查询此一关节，终于有幸在吴福辉先生《沙汀传》一书的“辛垦书店”一节中找到了答案。
晚近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史上著名的“红色书店”之一辛垦书店，曾在上世纪30年代前后为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作出过显著的贡献，1927年3月由四川共产党人杨伯恺等创办。杨同时担任中共文化支部书记。叶青当时也是该书店的成员之一，并被聘为总编辑，他的“学者”生涯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沙汀传》在“辛垦书店”一节中记述：“青锋（任卓宣的一个笔名，是他返回四川省后使用，当时他创办《科学思想》，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笔者注）到上海市后改名叶青，在大兴坊与‘辛垦’同事会面。他倒很坦率，讲述了在长沙市两次被捕的经过：第一次被捕后枪决，未击中要害，被群众救出治愈；第二次被捕自首。但他怪组织上不听他的劝告，硬要用他的住处搞通讯联络。然后表示，从此只埋头译书写书。”
在湖南省做了一段时间中国国民党军队政治教官后，叶青回到故乡，“自称今后当脱离政治生活……效陶渊明之隐居，长为农夫以没世”，果真如此，倒也不失为一条出路。可是，他真耐得住寂寞么？不久，叶青到了成都市，给自己的师长和著名民主人士张澜（当时正在主持四川大学）做秘书（一说依靠刘湘任成都大学图书馆主任），又创办了《科学思想》旬刊，以“不再盲目的相信主义”为名，意欲“继续和完成‘戊戌’、‘五四’以来思想界底破坏和建设——思想革命到底”。也就是说，他要另起炉灶了。尽管他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是暧昧的了，不过在当时却可以迷惑许多人。至1930年，叶青得友人之邀，赴上海市加入辛垦书店，从事编辑和著译。《沙汀传》中说，当时辛垦书店的几个发起人得知即将加盟的“青锋”（即叶青）是中共叛徒时，都表示反对，但杨伯恺却解释说“青锋”来沪一事，是经中共四川省委点头的。这样，辛垦书店的几个发起人才勉强答应。“从此，叶青加入辛垦书店。他在住处整天伏案写作，身边带来个南充市青年周绍章，替他料理生活、抄稿。叶青无论吃肉吃菜，都要求与饭一锅煮。对生活要求之简，连崇拜他的周绍章都吃不消。他的迂，成为大兴坊（书店所在地——笔者注）人们谈笑的话柄，称其为‘老夫子’。叶青很快交出翻译的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及其他论著，他的学问是明显高出别人一筹的。‘辛垦’没有正式编辑，叶青来后，成了书店的总编辑。”此后，由于辛垦书店不断出版了一批进步书籍（还发行了《二十世纪》、《研究与批判》等杂志，均由叶青主编），在社会上也有了一些名声。
1932年8月，正在开展“文化围剿”的中国国民党当局派遣“复兴社”特务在上海大肆搜查和捣毁进步书店，压迫出版界。“北新”和“良友”等进步书店先后蒙难，杨伯恺忧惧“辛垦”也会受到查封，便对沙汀、任白戈说，想请叶青去与周佛海拉关系，但两人当即表示反对，此事遂罢。后来叶青还是到南京市找过周佛海，彼时周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负责文化方面的事。经过周的调停，“辛垦”暂时无虞，不过书店内部却产生了矛盾：任白戈、沙汀等决定脱离“辛垦”，而当时职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周扬也支持他们离去。杨伯恺一再挽留，最后建议他们与叶青谈谈。“叶青这时单独住一栋弄堂屋子，将南充市的弟弟妹妹接来帮他料理生活。他比起刚到上海市时阔气多了。到了约定的时间，任白戈未到。叶青见了沙汀，口若悬河，大谈书店前途，似乎‘北新’、‘开明’也不在眼里。沙汀问他去南京市是怎么回事，他明明懂得问话的用意，却狡辩道：‘那是有人介绍（给）我一位中央大学文史系的女学生。’随即谈自己如何满意，单等对方毕业后结婚，现在双方通信，讨论治学，将来准备也出本《两地书》，连结婚的费用也可解决……”
以上是难得的对叛变后的叶青的文字描写，由此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粗浅的印象：叶青的叛变，尚不是彻底与无产阶级革命分道扬，其间还有一个灰色地带（当时的确有许多这样的人）。
坊间传说，1930年10月杨开慧在长沙市被捕，叶青曾向何键献策，称“杨开慧如能自首，胜过千万人自首”。于是审讯官提出杨开慧只要宣布同毛泽东脱离关系，即可获得自由，但随即遭到杨的严词拒绝，不久杨壮烈牺牲。其实，杨开慧被捕之时，叶青业已在上海加盟“辛垦”，埋头译书，他似有“不在场”的证据。
叶青是迟至1939年才由中国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叶楚伧和潘公展介绍重新加入国民党的，当然，这个国民党与此前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已大不一样了。1927年国民党“清共”后的中原地区思想界，叶青表现得异常活跃，在著名的哲学论战中，就有所谓“新康德主义”的张东荪与叶青之间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论战。不过，在左派学者看来，两人的实质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辛垦书店和《二十世纪》承受不起一波接一波的压力，叶青只好退出，另与郑学稼等组成“真理出版社”，后又创办了《时代思潮》杂志。其实，叶青之所以色彩驳杂，不外是他的“反共”与当时其他“反共”人士的著作（多系武断和粗制滥造的宣传品）不同，即他号称自己是一位“反共的马克思主义”者，又带有一定的“学术性”（如他后来所自言，他的“反共”“是从学术上着眼”的），形式上又是所谓“不反之反”。他号称“中国虽不需要共产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如其所包涵的辩证法、唯物论、历史唯物主义等，仍可单独地成为一种学术思想，加以研究和运用”，并且动辄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语，加以旁征博引，不惜文章屈聱牙让人看了昏昏沉沉，这在人们尚不能很好地辨别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之时，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还没有凸显之时，“叶青”在中国思想界的出现带来了一点暧昧和吊诡。就在上世纪30年代的理论热潮中，很多人还错以为他就是理论界的“马克思主义派”的代表者，这不仅因为他提出了许多貌似“学术”的问题（又有所“创新”），还因为他以其译著数量庞大而吓人不轻（另有《费尔巴哈论纲研究》、《论理学问题》、《为发展新哲学而战》、《救国哲学》等大批哲学著作——编者注）。
“反共的马克思主义者”叶青，到抗战时期索性成了“三民主义理论家”。
原来，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1939年1月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会后遂有“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宣传潮流，其中叶青的言论最为突出。他召集了一些人发起了所谓“三民主义研究及三民主义文化运动”，而当时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旗号发起的“反共”高潮也是以他的理论为核心的。叶青也达到了他一生“反共”理论的巅峰时期。他明白无误地宣布：“我以为研究中国政治问题不能对于共产党底主张置诸不理，反之，还非从检讨出发不可，检讨它的结果应该是批判，从而作为它底基础的共产主义之不合于中国需要，也就十分明了。那末，用什么来代替它呢？批判了人家的主义，自己必须拿出一种主义来，这就舍三民主义莫属了。于是，我遂由批判性的研究，转到建设性的研究来。因此，我决定研究三民主义。”（《我怎样做三民主义底理论事业》，桂林市《满地红》第4卷第15、16期，1942年12月5日）
叶青的理论迅即遭到中共理论界人士的批判。毛泽东于1939年6月10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反投降提纲》中说：“在思想斗争问题上，两年来，尤其是半年来，代表中国国民党写文章的人包括叶青等在内，发表了许多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是反对真三民主义的‘纷歧错杂的思想’……其实，他们所谓只有三民主义与国民党为适合国情，乃是最不合适国情的假三民主义与假国民党，而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乃是完全适合国情的。”（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
面对叶青等国民党“理论人才”的污蔑和进攻，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陈伯达、艾思奇、吴黎平等相继发表文章加以反驳，形成了延安市理论界对叶青等人的批判高潮。
有意思的是，也是因为叶青的一个偶然的因素，关于“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似是水到渠成地提了出来。原来，1941年叶青在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一批文章之后，在重庆出版的《抗战与文化》杂志撰写读后感，文章中率先提出了一个概念——“毛泽东思想”。当然，叶青是想说“毛泽东主义”是所谓“中原地区的农民主义”，即是“太平天国洪秀全的一个再版”。无疑这是他在攻击“毛泽东主义”。1942年2月18日，延安市理论家张如心在《解放日报》发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驳斥叶青，但接着叶青的说法，提出“毛泽东思想”，后来又有王稼祥等修订为“毛泽东思想”。至中共七大，刘少奇在报告中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
1940年，叶青受中国国民党江西省省省长熊式辉的邀请，赴江西参与指导“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并在台湾中正大学任教和创办“三民主义研究会”，影响达于周边诸省，受到蒋介石的赏识。1942年，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战时青年训导团主任康泽分别电邀其返回陪都，加强“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在得到蒋介石的召见和表扬之后，叶青发起成立“中国三民主义学会”。此后他又相继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专门委员、中组部研究室主任、战时青年训导团研究室主任、三青团中央干事、中央干部学校教授、中国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等职。抗战胜利后，叶青随张继代表国民政府宣慰华北地区五省。他到北平市后，在各大专院校对青年发表攻击中共及苏联的演讲。
晚年的叶青著文《我为什么“反共”？》，回顾了他的叛变和“反共”经历：旅欧回国之后，“ 一面参加共产党底工作，一面也参加国民党底工作。后来因国民党清党，自然脱离了国民党。由于共产党实行盲动主义，盲动底结果，大批党员被捕，甚至被杀，也自然脱离了共产党。我也是这样。当时深感盲动主义之不当，它以党员为牺牲，以群众为狗。”
这段说辞由所谓“德高望重”的国民党“反共元老”、“反共专家”甚或“反共教父”的叶青说出，自是堂而皇之。而按照叶青自己的划分，他的“反共”可以分为“哲学反共、思想反共”和“政治反共、实际反共”两类。前者，是在哲学和思想领域通过著述来从事“反共”；后者，则是历史和现实中的“反共”。他的得意之作是抗战前夕针对中共要求停止内战的口号，针锋相对地提出所谓的“统一救国”。他后来回忆和表功说：“大概是在二十五、六年间（即1937年前后——笔者注），共产党推行‘人民阵线’运动，因而有‘救国会’之崛起……当时共产党底口号是‘联合抗日’，不好反对。而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共同抗日，显然有利于共党共军，不利于国党国军。于是我主张发表宣言，展开‘统一救国’。这是共产党不能反对的，但又有损于共产党，因其要将‘边区’军政大权交于国民政府也。潘公展（国民党CC系骨干，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笔者注）大为赞成，在上海市发起‘统一救国’十万人签名运动。他办有《文化建设》月刊，我告其主编樊仲云，即出版一个‘统一救国’专号，以压倒上海日渐流行的‘联合抗日’口号。他深以为然，遂发信征稿。”叶青这种弥合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论调迅即遭到当时左派阵营的猛烈批驳，被指控为“日本警犬”、“民族败类”等（除叶青之外，还有郑学稼、张涤非、任一黎等）。中共方面也直接致电蒋介石，要求追究叶青等人“破坏统一战线”之罪，但叶青却因“反共有功”获得蒋介石的关注和赏识。当时蒋介石、汪精卫、陈诚等中国国民党高层人物先后接见了他。叶青多年后仍有受宠若惊之感，他回忆说：“据说共产党反对我的事引起了当时蒋委员长底注意。中国人这样多，为什么共产党独怕叶青呢？因此想看我为（是）何人。”
此后叶青把自己牢牢绑在国民党的战车上，不遗余力地充当“反共”内战的急先锋。他除了不断著文为国民党的“乱”献计献策之外，还曾发起针对政协会议的“三民主义宪法促成会”等，甚至亲自组织“反共”示威游行（自称是“主战派”）。1948年底淮海战役之际，时任国民党南京市市党部执行委员的叶青提议在南京举行十万群众的“反共示威大游行”，“以支持徐州市底反共将士”，又赴各地“劳军”和发表“反共”演说（组织巡回讲演团），出版“反共”书刊（《共产党问题》、《“反共”问题》、《中国目前的变化及其出路》、《为谁而战》、《新路线》等），无奈中国国民党已经分崩离析，尽管叶青“一心‘反共’，不计其它；只知谋国，不管己事”，甚至母丧不归，颓势也无法挽回。
1949年，“引退”回乡的蒋介石在奉化溪口会见了叶青，并向他问策。任卓宣回答：“未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尤以耕者有其田政策之落空，致使广大农民终为共产党之驱策。”蒋介石当即表示同意他的看法，让他写出来。7月，叶青受命担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旋即代理部长，所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叶青为困兽犹斗的国民党拼命打气，他奔波于西南，所谓指导宣传业务、剖析对时局的看法等，号召开辟“第二战场”和“经济战”、“思想战”，“重振北伐精神”，组织“远东反共国际”，等等，以鼓舞早已瘪空了的旧政权的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