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04:25
《在流放地》是奥地利作家弗兰兹·卡夫卡的作品。这部作品中所描写的是一场恐怖的酷刑，作品围绕一次以“杀人机器”为工具的处决展开叙述：某旅行家受邀到一个岛上观看对一个犯人的处决，处决由一架构造精密的“杀人机器”完成：犯人被固定在“床”上，由“靶”按照“绘制仪”中储藏的图纸在犯人的身上刺字并最终将其送上黄泉之路。陪同的军官不厌其烦地为旅行家讲解机器运作的原理，企图说服他成为这项由“老司令官”发明的刑罚的支持者，并与自己一同对抗新司令官涉及到取缔“杀人机器”的革新措施。旅行家的拒绝最终使军官自愿成为了机器的最后一名受刑者。
通过《在流放地》，弗兰兹·卡夫卡暗示了现代人的集体无意识的具体表现。首先，面对机器的包围，现代人无动于衷。他们整天围绕着机器转圈，连自己也变成了机器的一部分却还一无所知。其次，面对权威者虚伪的正义，现代人视而不见。整个世界完全落入了集权者之手。于是，人们无一例外地变得没有生气。曾经的信仰、道德、追求都消失得很彻底。麻木、浅陋成了现代人的通病。人类需要拯救，却也无可救药。
该作品有其积极的意义，它为现代人掘出了窥视社会荒诞本质的洞穴。
一个旅行者到流放地参观行刑表演，执行刑罚的军官向旅行者详细介绍了由前任司令官精心设计并沿用至今的一架杀人机器。在一个僻静的山谷中，那架机器威严地耸立着。军官告诉旅行者，处决犯人的仪式必须在这里严肃进行，整个过程必须是十二小时。军官说，用杀人机器处决犯人的传统审判方式正受到流放地新任司令官的反对，军官认为自己已经无力继续维护杀人机器的权威。在他亲自带领旅行者参观对一个士兵的行刑表演时，这个本来的执法者却用杀人机器亲手杀死了自己。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系列令人振奋的重大新发明：大海轮、无线电、电影院、摩天大楼、汽车、飞机及其背后有关动力机器制造的抽象观念改变了都市生活，为现代主义提供了动力。
卡夫卡生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7月28日—1918年11月11日）前后动荡不安、物质主义盛行的年代，他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捷克的首都布拉格，而当时的布拉格正处在激烈的民族冲突与动荡中，“社会主义、犹太主义、德国民族主义、玩世不恭的思想、人道主义、以及一切虚假的世界主义等各种信念都相互冲突”。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年8月2日，弗兰兹·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德国向俄罗斯宣战”。两天后，他开始创作小说《在流放地》。
1914年以前的军备竞赛就制造了巨大的战争机器，战争也工业化了，人员和物质按照精心制订的时刻表用火车运输到前线。各式各样的新技术和战斗、战术大大提高了每个人的死亡危险性。卡夫卡预料到了工业化时代的战争必然伴随大规模的屠杀与死亡。《在流放地》中行刑机造成的血淋淋的身体暴力正指向了战争作为杀人机器对人类肉体无情的毁灭。
卡夫卡在一家工伤保险公司工作，他几乎每天同机器和受伤工人打交道以及面机器伤害工人的事件。卡夫卡熟悉机器给人类带来的便利和效率，同时也在工伤保险公司和自家的石棉厂里看到了机器对人的害、扭曲和异化。
1914年弗兰兹·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审判》的创作陷入瓶颈，同年4月他从当时任职的工伤事故保险公司获得一段为期四个月的假期，打算在旅途中为小说寻找新的灵感，不料两周之后，在《审判》毫无进展的情况下，卡夫卡受科技发明在推进现代化同时也点燃了欧洲大陆的火药桶的启发，另一篇中篇小说《在流放地》于1914年8月4日至18日一气呵成，这便是后来被学界视为德语文学20世纪表现主义代表作之一的《在流放地》。文本初稿很快送到了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编辑的办公桌上，最终于1919年10月出版面世。
军官
军官是小说的主人公，他是继承杀人机器和唯一对这架机器精通的刑罚专家。他是行刑负责者，更是暴力的拥护者、执行者。他不厌其精细、不厌其烦琐地向旅行者讲述着行刑机器的构成、行刑程序的特征和行刑过程的每一个细节，似乎在享受着暴力过程中的快感。他津津乐道、喋喋不休地自我炫耀式的详实和细腻之程度，令人觉得这个军官就是一个施虐狂。他不但通过暴力得到自我意识，他甚至将自己与暴力视为一体，把暴力当做生命的一部分。他狂热的追随着老司令官，当大权在握的现任司令官想废止这套诉讼程序时，在企图寻求旅行家的帮助未果时，他宁愿选择与自己与机器一起毁灭。
军官是在流放地进行的仪式活动的主角。军官他是“旧神学的幸存者、上帝和罪恶的信徒中残留的一员”。军官参与或主持了流放地的宗教仪式。军官对老司令官的崇拜，军官与新任司令官的歧见，军官对士兵的刑罚，以及军官为旅行者讲解杀人机器的工作程序，都紧紧围绕“审判、惩罚、净罪”这个中心，形成一个严密的仪式过程。特别是军官的祭献式的自我处决，俨然就是一场“替罪羊”仪式展演。
当处决犯人的仪式进行到关键之处，军官却呕吐不止，秽物弄脏了机器，他决定停止刑罚，这成了整个行刑仪式的转折点。军官目光炯炯有神，意志坚定，他近乎慢条斯理地安装调试被犯人弄坏的齿轮并关上绘图师盖子，按部就班地洗手脱衣，从容不迫地爬进机器。军官娴熟地操纵耙子、刑床，并试图将自己双腿捆住，然后绘图器上的钢针就在他的身上跳来跳去，他像替罪羔羊一样镇定自若地接受命运的惩罚，他的英雄气概让在场的人惊呆了。
旅行者
旅行者作为一个处决执行的参观人，是整个事件的见证人，他保持着客观、中立的立场。“旅行者”摆脱日常生活，乘船来到流放地进行朝圣旅行，之后又乘船离开，回归日常生活，完成了“世俗——神圣——世俗”这样一个完整的宗教朝圣仪式。在流放地这个严肃而又神圣的地方，旅行者受到巨大震撼。尽管他的人道主义立场从始至终没有发生改变，但军官为他演绎的替罪羊处决仪式，以及关于老司令官死而再生的预言，都让他的心灵得到净化，让他度过了一段“神圣的时光”。
犯人
犯人有一张大嘴巴，头发纷乱、面孔不洁、表情麻木。犯人看起来像只奴性十足的狗。犯人在被绑到“床”上等待受刑的整个过程中，丝毫没有表现出恐惧和反抗，相反他“好像把全身的神经都集中到耳朵上”企图弄明白军官和旅行家之间的对话，仿佛这不是一场惊骇的死刑，而只是一项他们无法理解也不愿理解的必要程序。尽管将面临行刑12小时痛苦死掉，却表现得非常顺从非常配合地接受这样的命运。
士兵
“士兵”的罪名是不履行职责，不尊重上司。他在给上尉值勤时打瞌睡，上尉拿马鞭抽他的脸，这个人非但不求饶，反而抱住主子的双腿，使劲摇他，并且嚷道：“把鞭子丢开，不然我把你吃掉。”所以，杀人机器要用12小时在士兵背上刻下四个字——尊敬上级。
《在流放地》主题思想：国家异化促使国家机器成为专制暴力统治的恐怖血腥工具。
《在流放地》的行刑机器给读者强烈的画面效果感，使读者“感受到”行刑机器执行的恐怖、血腥。行刑军官以一种非理性的迷狂参与制造了一部其构造复杂精妙的处决人机器，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最后那个制造了机器的行刑军官最后竟自己躺在处决机器上并轧死了自己。机器行刑机器的荒诞，判决的荒谬，犯人面临被杀的漠然表情以及观看军官对自己的行刑的津津有味等等，都揭示了现代机器文明和现代统治制度给人带来的异化。入木三分地表达了资本主义社会里法的阶级性本质，小人物只是无辜又无可奈何的牺牲者。
国家机器隐喻着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官僚体制下的权力机构等。国家机器严密而庞杂，人们对于其组织结构、行为程序、罪行和判决全然不了解也永远不会了解，统治者需要的只是大众的遵守和顺从。可以说专制与暴力是国家机器的特征。
行刑机器不仅仅是一个施暴工具，已变身为国家机器，代表着粗暴专制，也是社会身份载体的象征，因此军官爱这台机器已经胜过爱他自己，为了这一机器他愿意放弃一切。受刑的犯人和士兵甚而也津津有味地观看军官“惩罚机器”一道毁灭。
作为“局外人”的旅行家一开始似乎对整件事情没有显示出丝毫的兴趣，他漠然地聆听着军官细致热情的介绍，但慢慢地也表现出难以掩饰的兴趣和好奇心。虽然他个人也认为“这程序的不公正和行刑方式的惨无人道是无可怀疑的”。
在一个荒凉、贫瘠的流放地充斥着恐怖的残酷暴力，可是对于一直生活在“流放地”的居住民来说，无论是军官还是犯人、士兵，他们却几乎没有任何“残酷”的或“受难性”的感受，甚至好像感受到的快感不是作为人生存的快乐，而是把自己和机器合为一体，作为机器的一个组件感受着机器暴力绞杀的快乐似的，认可机器、接受行刑机器，已经习惯地觉得，所有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这表明无论是参与者还是受害者在主观上都认可了这种残酷的暴力，人们面对命运的一种无奈、无反抗的悲哀。
老司令官虽已死去，但他的精神却在军官身上得以存续。面对信仰在流放地日益式微的现状，军官坚守职责、严格执法，近乎疯狂地维护老司令官的权威。流放地需要军官这样的替罪羊和祭祀品，需要通过军官的死来涤除人们的罪恶，提升信仰的力量，以实现生命的一个新轮回。所以，军官越是虔诚，越是执着，就越是把自己放在流放地的公共祭坛上面；他越是慷慨激昂，越是努力挽回流放地的信仰，就越是让自己成为一个拯救者——一个任何没落社会都不可或缺的英雄，一个在任何族群中都出类拔萃的、能够承担责任的首领。而在这一点上，新司令官完全不够格，他只有退居幕后，成为一个形同虚设的头领。
在一定意义上，弗兰兹·卡夫卡的“流放地”就是整个人类社会的缩影。在这里，“上帝死了”，信仰丢了。这里有的只是冰冷的机器、虚伪的法律。这里只有一个无意识的集体、一个超现实的旅行者。这里一片黑暗，这里需要光明。
叙事方法
《在流放地》具有十分突出的仪式化特征，就是说，卡夫卡醉心于将小说叙事仪式化。在故事背景、人物，尤其是细节描写上，《在流放地》给人以庄严神圣的仪式感，并由此产生巨大的震撼力。在情节处理和节奏把握上，卡夫卡将每个事件细致化、程式化、神圣化，由军官主导的行刑过程犹如一种献祭仪式，对旅行者的郑重接待、对杀人机器的详尽介绍、对士兵的刑罚，以及军官对处决犯人的过程的演示和他的主动献祭，流放地包括家属在内的群众对行刑仪式的观礼，这一切都给人以程式化与仪式化的感受，仿佛进入圣地一般，屏住呼吸，正襟危坐，接受洗礼。
从人类学角度看，正是繁复细致的细节描写为仪式展演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过程，让人身临其境地去感受、体验仪式所带来的庄重感。在《在流放地》中，包含了仪式表演所需的一切细节，以及仪式过程必须的细致性。比如，军官向旅行者说明士兵受罚的罪名和原因，刑罚装置——杀人机器的来历、设计、工作原理，处决犯人的流程，军官为旅行者亲自演示，耙子在犯人身上刻下罪名，以及流放地的各种设施和场景等。通过鲜明、有力的细节，弗兰兹·卡夫卡把流放地行刑仪式所必需的全部要素铺陈开来，使得审判与惩罚的神圣仪式建立在真实可感的物质基础之上。
军官为旅行者详细说明流放地的法律，对士兵的定罪，新任司令官的所谓人道主义与流刑营现行法律的冲突，犯人在行刑过程中的进食，军官一边仔细讲解，一边不动声色地观察旅行者的态度。当他发现后者对行刑过程不感兴趣，有些心不在焉，他甚至表现出恼怒和烦躁的情绪。在军官看来，对任何一名犯人执行刑罚，这在流放地都是头等大事，是十分神圣和不容轻慢的，必须一丝不苟地进行。作为一个仪式，从内容到形式，它都必须具有神圣性，参与者（包括旅行者）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个仪式，军官之所以恼恨旅行者就是因为他没有这样做，没有表现出应有的虔诚。
因此，从仪式要素与仪礼程序看，军官的所作所为都带有展演性质，他的一举一动都为旅行者作出了示范。军官精心保管机器图纸，认真维护杀人机器，每次执行刑罚前，他都要洗净双手，完全符合圣经对祭礼仪式的要求。
军官检查机器之后第一次洗手，并用毛巾拭干。第二次是在触摸绘图师之前，当他决定处决自己时，桶里的水被先前的士兵弄脏了，军官“因为此时不能在桶里洗手而感到难过，便想出个解决的办法，干脆把手插到沙土里去——这个替代的办法虽有不足之处，但他只好将就了”。可以说，军官把仪式的准备、仪式的进行，从审判、定罪到行刑、宣教等每个程式，统统为旅行者展示了一遍，让旅行者欲罢不能。这样下来，旅行者的态度就不得不改变，尽管他始终保持着与仪式的距离，但他由一开始走马观花式的访问者逐步变成一个设身处地的参与者，向军官询问审判和刑罚的程序，与军官一起讨论仪式细节，就连对待处决方式的态度也由坚持异议到放弃争论，这一切都明显带有仪式性选择倾向。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旅行者并非是一个访问者，他到流放地来，就是为了参加一个重要的仪式，甚至包括他的旅行本身也是一个仪式。
“对于英雄来说，至少‘替罪羊’的仪式使得小说的叙事因此获得了一种更可丰富的‘生命价值’和英雄叙事”。军官以替罪羊之身，主动承担流放地所有人的“不敬”之罪，俨然就是这里的国王，而新司令官的“隐身”和“幕后”的形象定位，恰好对军官的国王身份起到了烘托作用。
象征意象
行刑机器：是法的象征，军官就是它所代表的现代工业文明、法律体制和技术制度的牺牲品。“这台机器并非完全技术意义上的机器，具体些说，它是一种刑具，而在深层意义上，它是与社会、文化、历史、宗教、传统，或者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的运转机制的象征。”
行刑机器：行刑机器是一件罕见的刑具。行刑机器这台装置是已故前司令官设计制造的，由三个部分组成，底下的部分叫做“床”，最高部分叫“绘制仪”，中间能上下移动的悬着的部分叫做“耙子”。每个触犯刑法的人都将被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手脚绑住，腹部朝下，嘴里塞进一块毛毡子。行刑一旦开始，床就配合着耙子不停颤动，按照“绘制仪”设计好的图案，耙齿上的尖针就一笔一划地把犯人所触犯的诫条写在犯人身上。血留下来，映红“床”上的棉花，冲进水沟里。整个行刑过程将持续12个小时，前6个小时是文字“书写”，犯人熬着疼痛；后6个小时让犯人凭自己的伤口来辨认文字直至刺死。小说细节真实、如图像似地在读者面前展示了一幅血腥的残酷的施暴场景，令人不寒而栗。
行刑机器还是宗教律法的象征，因为在它面前，犯人的罪行是无需抗辩的，军官说：“我裁决时所依据的原则是：罪责总是用不着怀疑的。”只有原罪才是不容怀疑的，也只有怀着虔诚的宗教感情，才会像军官那样一丝不苟地执行刑罚，技术制度与宗教律法就这样在军官身上得到完美的结合。“在弗兰兹·卡夫卡看来，宗教就像那架行刑机器一样，当你相信它时它便运转正常，符合常理；当你不再相信它时它就脱离常轨，变得不可思议、无从把握了”。神秘的宗教律令以机器的世俗性显现在世界面前，机器又因宗教超凡脱俗的气质而获得了神圣性。
流放地：流放地是人类命运和原罪的隐喻。
《在流放地》揭示了现代国家机器的残酷和其中的腐朽。
——新华网
《在流放地》充满了卡夫卡津津乐道的细节，小说提供的是一种对事实的感觉。
——沃伦（美国评论家）
细节描写的细腻性、真实性与基本情节的荒诞性的结合，形成了弗兰兹·卡夫卡的艺术风格。
——瞿江（作家）
《在流放地》作品中描述的人性的异化程度，每一行都像滴着鲜血的预言。
——龙应台（台湾著名文化评论家）
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1883年7月3日—1924年6月3日），奥地利作家，20世纪德语小说家。作品有：《美国》、《城堡》、《诉讼》、《变形记》、《判决》、《饥饿艺术家》、《一次战斗纪实》、《中国长城建造时》、《往事一页》、《城徽》、《塞壬的沉默》、《一道圣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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