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04:26
《多收了三五斗》是叶圣陶创作的短篇小说，最早于1933年7月在《文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原地区正遭受外国列强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位的包围；彼时，国内多地连年水灾，又有苛捐杂税，农民生活举步维艰，小农经济濒临破产。小说描绘了江南地区农民在丰收之后卖米、买物喝酒等事件，揭示了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农村急剧破产的现实。在小说的创作上，作者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较为客观地反映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江南地区农民的生活状况；小说以米行卖米、买物踌躇、船头泄愤三幅画面构成全文，精准地抓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来表达主旨；语言简练，朴实，没有过多修饰词藻，明白如话，简单易读。
1978年始，《多收了三五斗》入选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创作背景地苏州市直（lùzhí）镇因该小说而扬名天下，成为后人参观的旅游景点。“多收了三五斗”也成了有特殊意义的“流行语”。
1930年代，是中国革命蓬勃发展的年代，亦是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复杂尖锐，外国列强则加紧了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全方位的侵略；彼时，中原地区国内多地连年遭受水灾旱灾，外国列强向中国倾销农产品，洋米洋面洋布充斥中国市场，可谓是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受到此类冲击，传统小农经济所生产的米面粮食等价格大幅度下跌，广大产米区失去了销纳的场所。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之下，已经濒临破产。此时的上海市，安南米、美国面粉和澳洲面粉充斥市场。而与纸醉金迷的都市相反的是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可谓“十室九空”“哀鸿遍野”。1932年秋，中国在历经波多省的水灾后，各地粮产丰收，然而“谷贱伤农”，造成了丰收成灾的场面，农民的贫苦生活负担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更见贫困了。这一现象深深地刺痛了中国许多作家，由此引发了一股创作热潮。
1932年秋，中原地区江南地区农村丰收成灾，作者见到这一景象，便开始酝酿此篇小说的创作。次年7月，《多收了三五斗》在《小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多收了三五斗》表现的是农村破产主题，叶圣陶把这个社会问题放到自己所熟悉的环境中去呈现。早在1917年，叶圣陶在吴县第五高等小学任教，吴县所在之地，正是鱼米之乡。作者与“旧毡帽”朋友们朝夕相见，向他们请教抛粮洒种、采桑育蚕等知识，这些经历，给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小说的主人公是“旧毡帽”朋友此类的农民形象，作者积年累月与他们打交道，对其外貌，性格，谈吐都抓取得十分精准。
小说开篇，便将河埠头船只来往盛况摆在读者眼前。这里有家万盛米行，是乡下戴着“旧毡帽”的农民们卖粮食之地。每到丰收季节，戴旧毡帽的农民们满载新米，摇船到埠头，像占卜似地打听今年的米价。然而现在的米价跌得厉害，戴旧毡帽的不可置信，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试图跟米行先生讨价还价，以便以更高的价钱卖出。米行先生不耐烦地告诉他们，就算他们不卖米，也自然多得是洋米洋面运来，戴旧毡帽的农民们无法撼动市场价格。大家一脸懊丧，不想卖米，而又急需用银元，不得不卖。可换到手的是或多或少的一叠银行券。旧毡帽们想要带有袁世凯工程图的现洋钱，被米行先生连唬带喝堵了回去，半信半疑的拿着钞票离开，另一批旧毡帽又从船埠头跨上来。
换到了钱，旧毡帽们来到了街道上，想用卖米的钱换一些生活资料。然而，今年米价跌的厉害。缴租，还债，解会钱，最后没剩多少。他们三五成群在狭窄的街道上走着，市面上的洋布正在打折，镇上的店家伙计也知道旧毡帽们只有这一天口袋是充实的，赶紧抓住做生意的机会，向他们推销各类用品。而旧毡帽们精打细算，生活必需品得买，其他的用品还得考虑买回去会不会被家里的女人唠叨。
大家买完了东西，带着买好的一点酒和肉，回到自家船上，一齐惊叹世道不公。商量着种地活不成，不如逃荒。也有人想逃到上海市做工，又打听到现今情势也不好，没有活路······散乱的谈话最后没有决议方案，酒喝干，饭吃完，大家开船回自己的所在的乡村。第二天又上演与前一天同样的故事。
小说的最后，“谷贱伤农”成了都市间报的标题。各界发表着自己的言论和救济方案，浪声滔滔，这些议论解释了小说反映的社会现实，也将社会各界对“谷贱伤农”的态度与做法摆到台前。但都市里的事情对乡间的农民们毫无影响，大家还是过着自己的日子，有的卖了自己吃的米和耕牛；有的挺身而出被关在看守所里；有的沉溺于赌博中，逃避现实。
小说中，万盛米行的柜台有两个米行先生。但两个米行先生都属于同一类形象，即唯利是图、仗势欺人的市侩形象。贫苦农民刚到米行打听米价，他们的反应是“有气无力”，一脸不耐烦。打听到米价下跌了很多，农民们不想卖米了，要把船摇到范墓去，在那卖米。他们两次“哧哧”冷笑，不屑一顾，捻着稀疏的短须，把嘴里的香烟屁股扔到街心，睁大眼睛驳斥农民们“不卖拉倒”，极度不耐烦。这一系列的描写都表现了米行先生凶狠市侩的嘴脸。
与米行先生相对应，“旧毡帽”们是贫苦农民的代名词。因贫困农民们进城都戴着一顶破旧的毡帽，在人群中十分明显，小说多处用以指代。他们勤劳正直，善良淳朴。他们风吹日晒，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勤的耕种，就为了能在丰收的时候能把米卖到一个好价钱，能够缴清租税，有余钱置换衣物，有余粮安稳的度过一年。然而，在帝国主义经济的入侵之下，洋米洋面充斥市场，中原地区传统社会自耕农耕种的粮食价格下跌，农民的的美梦落空。在生活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农民们仍然积极生活，想方设法谋出路，然而，他们受到欺压并不敢反抗，面对丰收则感谢天意。小说中间部分，旧毡帽朋友的不同意见可看出新旧两代农民的对现实的不同看法。小说结尾部分则描绘了农民们之间不同的的生活状态，小说虽然描写了走投无路农民的不满与牢骚，但是并没有着重去突出农民们的反抗精神，此时农民心中虽蕴蓄着不满的火焰，但并没有形成熊熊烈火。
《多收了三五斗》形象揭示了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农村急剧破产的的现实，表现了旧毡帽等老一代农民的悲惨命运，预示着农民必将走向反抗的道路，同时给读者展示了一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生活的历史画卷。
小说也反映了市场看不见的手对农民命运的影响，从表面上看，左右米价的是万盛米行，而实际上的米价却是由市场控制的。由于洋货倾销中国市场，加上风调雨顺粮食大丰收，使得市面上米供大于求，就算旧毡帽们不卖米，也自然有的是洋米运来，米价创历史新低，这也体现出了市场经济规律。
叶圣陶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分析社会问题。《多收了三五斗》写的是粮食大丰收，结果经济却比往年更差，反映出了当时江南地区农民的经济状况；同时，小说也明确指出了在帝国主义倾销中国市场的情况下，农民心中虽有不满和愤懑，却始终无法形成可行的决议案。将酒喝干，饭吃完，便开船回去，第二天又上演同样的故事。小说中的这些描写符合当时中原地区江南地区农村的实情。
《多收了三五斗》用速写的手法，连续写了三个不同的场景，即：米行卖米、买物踌躇、船头泄愤。作者从丰收的效益着眼，截取了农民到米行卖米这一事件作为横截面，接着讲述卖米之后农民用仅剩的少量银行券去购买生活物资，最后回到船上喝酒，归家这一系列的事件；用三个连续的场景将全文组织成一个整体，事件与结构密切配合，使得全文结构浑然天成。叙述简短有力，概括了农民的悲惨境遇，反映了当时江南地区农民生活的窘困。
该小说运用了多种表现手法，包括以小见大、心理描写、议论手法等。
作者对河面上的“菜叶”“垃圾”“脏水”行了三次描写，以小见大，将“菜叶”“垃圾”“脏水”等比作旧中国恶势力，形象的将旧中国贫民命运表现了出来；同时配合心理描写，细腻地写出了农民打听到米价下跌后的不可置信又不得不卖的矛盾心理，以及卖米之后在买东西节省预算的踌躇，抓住了旧毡帽朋友的心理特点，再现了广大贫民低微的生活愿望，表现了作者对旧毡帽朋友的关切与同情；小说的结尾，作者通过议论对小说中所反映的社会现象做出直接的解释，评述了社会各界（地主、金融界、工业界、社会科学家）对“谷贱伤农”的态度与做法，简要叙述了农民之间不同的做法与态度。这段议论构成了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揭露了其主题思想，给作品带上了时评与政论色彩。
多种表现手法丰富了小说的艺术效果，使该作更具艺术感染力。
《多收了三五斗》的主人公为“旧毡帽”们代表的贫苦农民，呈现的是群像主角。旧毡帽朋友只是一个代称，他们不是具体的某个人，没有特定的名字,他们是中原地区江南地区一带典型的农民，因常年带着毡帽，因而作者以“旧毡帽‘来指代。其他人物也用了相同的写法。小说中的米行先生有两位，但作者并没有给他们名字，意在说明二者没有什么不同。两位米行先生都是凶狠市侩的代表。这些群像式的人物，都是相对应阶级的代表，作者意在以集中特点概括人物，增加了小说的艺术效果与现实效果。
小说语言简练，朴实，没有过多修饰词藻，明白如话。在《多收了三五斗》中，对话占了很大篇幅，人物，情节等几乎都靠对话推动。作者语言以纯净朴素见长，但其中却有很多生动、精细而又富有表现力的描写，如在描写戴旧毡帽的在与米行老板进行对话时，双方的神态动作；作者在描绘人物形象与性格特征时风格鲜明，带有幽怨，激愤的基调，有着江南方言的独特风味，与三十年代江南水乡的气息一致。
自1978年以来，《多收了三五斗》入选中学语文人教版教材两次。分别是1982年版第四册与1988年版第四册语文课本，入选教材后，影响了许多代人；且该小说的文辞也具有语言教学意义
与中学语文教材相配套，1983年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多收了三五斗》连环画。
小说中万盛米行的真实原型是苏州市甪直（lùzhí）镇一家老字号店铺，始于民国初年；米行的河埠头即为卸谷米的码头，新谷丰收时，这里便舟船汇集。此地因叶圣陶小说《多收了三五斗》扬名天下，后人多来此参观。1998年，甪直镇人民政府斥资恢复万盛米行原貌，使之成为一处具有独特水乡风味的新景观。
题目“多收了三五斗”意为农民赖以生存的农作物丰收，但丰收并未给农民带来好处，反而使得农作物市价比往年更低。在小说发表之后，“多收了三五斗”的特殊含义为大众所知，成为了“流行语”，“菜贱伤农”“粮贱伤农”“棉贱伤农”等现象也都被世人称作“多收了三五斗”。
学界对《多收了三五斗》较少专篇论述，多将其与《丰收》《春蚕》等描写农村经济的小说一起评价。
学者中秋节在其《三十年代反映“丰收成灾”的文学作品述评》中肯定了该小说对农民描写的准确性，认为该小说结构严谨，风格朴实，但与同类小说对比缺乏贯穿全篇的个性化人物形象。
学者温儒敏在其《新文学现实主义流变》中将该小说的创作与同类小说进行对比：“作者并不像过去写同类题材那样满足于直接揭出贫苦人民的悲惨境遇，而是从社会政治经济学变动的角度去发掘表现农民越发贫困的原因；笔力用在社会剖析上，使作品带上了格外鲜明的时代色彩。”
学者廖斌在《现代转型研究：新世纪乡土文学研究》中，肯定了《多收了三五斗》的现实意义：“《多收了三五斗》揭示了‘洋米’‘洋面’的低价倾销导致大量农民破产的现实。”
学者商金林作为叶圣陶研究领域的大家，对《多收了三五斗》给予了高度评价，肯定了该小说的主题和现实意义，肯定了叶圣陶的创作：“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总是敏锐地观察着社会，及时地在他的作品中描绘出现实斗争的场景”、“小说结尾写到的农村社会秩序的混乱，农民们被逼出走和反抗，这些情景，叶老虽然没有直接从生活中看到，但在报刊上却是屡见不鲜的。对于这些第二手的材料，叶老加以艺术的想象后轻描淡写，同样使人感到生动逼真，又给读者留下了回味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