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7:46
《大悲寺外》将20余年的前尘后事系在少年的一桩无心之过上，将死魂的宽恕之语化为生人挣扎不开的心灵死结，让睽隔于阴阳两界的两个灵魂无休止地纠葛着、矛盾着、斗争着，以揭示社会的“人与人的关系”，“使人知所恐惧，知所希求”，正体现出西方近代“灵的文学”的美学特征。小说中以人格作“根”、以奉献为“根”的人物，其悲剧的结局是“伟大的失败”。他的一些名篇都是以人性的辩证法去开掘道德问题，具有长久性和世界性。他的许多名篇，都体现了这样的价值立场：人应有包容万物的胸臆，人的新质首先是能创造，在改造环境中完善自己。
小说以北方某城一座普通的师范学校为场景，以上世纪20年代初屡见不鲜的的“学潮”和“教潮”为引子，以长达二十余年的生人与死灵的灵魂碰撞和恩怨交缠为主要情节，精心雕塑了两个性格特异的典型人物：一个是负责的有牺牲精神的学监黄先生，一个是无定性的学生丁庚。小说前半以黄先生为主角，后半以丁庚为主角。
黄先生在师范学校里担任学监，非常负责，也很有爱心；既讲规矩，也有人情，“凡关乎人情的，以人情的办法办；凡关乎校规的，校规是校规。”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黄学监是“困苦中的天使也是平安中的君王”。然而，“伟大与藐小的相触，结果总是伟大的失败”，他得到很多同学的爱戴。这时，学校有个手工教员，暗中煽动学潮，想赶走黄学监而代之，这个风潮在校长的干预下平息了。后来，学生们因“废除月考”的事再闹学潮，发展到要求撤换老师的程度。黄学监出于责任，一方面坚持维护学校秩序，一方面积极地在学生中做疏导工作，却没有得到学生们的认同。在一次全校学生大会上，一个学生扔出砖头把他的头砸破了，三天后因感染去世。他在临死前召集学生们讲话，说：“无论是谁打我来着，我决不，决不计较！”
丁庚，17岁左右的师范生。平素喜欢闹点小脾气，胆小，没有定性，有点像“林黛玉”。学潮初起的时候，他甚至没有勇气参与，开会时“连进去也不敢”，突然一下子心血来潮，扔了一块砖头打在黄学监的头上。黄学监死后，备受良心谴责的他“变成另一个人”，成了坏学生的代表。接着，便“作了学生会的主席”。毕业后他踏上了社会，仍挣不脱黄先生的“杀人不见血的咒诅”，黄先生临终前的那句话——“我决不计较”——始终像梦魇一样缠着他，使他的内心不得安宁，人生道路上因之遍布荆棘：师范毕业后在小学任教，与同学争夺“代理校长”的位置，对方谦让说：“我让了，决不计较！”他如闻炸雷，悚然而退；在河务局任职时与同事争夺一个“较好的缺”，对方打牌时无意说道：“红的！我让了，决不计较！”他浑身冷汗，弃职而去；新婚之夜，发现妻子不贞，妻子说：“我死，决不计较你！”他无言以对，离家出走；参加国民革命军，官至团长，清党时与上司发生争执，对方说“要是你愿杀我，请，我决不计较。”他竟然落荒而逃。于是，他把人生的失意完全归咎于黄先生的宽恕，他觉得：“这句话是种报复，惩罚。它的颜色是红的一条布，象条毒蛇；它确是有颜色的。它使我把生命变成一阵颤抖；志愿，事业，全随颤抖化为——秋风中的落叶。”最后，他出了家，住在离黄先生墓地不远的大悲禅院，“好天天来诅咒他！”
时空跳跃是老舍短篇小说创作中惯用的艺术手法，然而，将20余年的前尘后事绾系在少年的一桩无心之过上，将一个死魂的宽恕之语化为一个生人挣扎不开的心灵死结，让睽隔于阴阳两界的两个灵魂无休止地纠葛着矛盾着斗争着，从这个视角来表现社会生活，在老舍的小说创作中还是第一次。小说以“我决不计较”为枢机，展开灵魂的搏斗，宽恕者坦然地辞世，而被宽恕者却背着“诅咒”活着；逝者的大慈，化为生者的“大悲”，这便是《大悲寺外》的主题。
毫无疑问，这是一篇中国现代文学画廊中不多见的“灵的文学”。
《大悲寺外》是老舍刚从伦敦、新加坡回中国，在其“第二故乡”济南市时写的。因为报社催稿，老舍说这些收录在《赶集》中的短篇都是没经过推敲的随意之作，但我最喜欢的恰恰是这些短篇。一生的道理太多，小说是浓缩一生的精华，真实生活的写照。写师生关系想必会是老舍最拿手的，从师范毕业后，他一直都在教师的岗位上耕耘。小说的主题背景是学生斗老师，大概是五四后始发的风潮。黄学监的善良、管束形象其实是难得的好老师形象，而另一主角丁庚的形象则像极了当时大多数懦弱却欲望颇多，一心出人头地向上爬，忠言逆耳，算计别人以达自己目的，没有道德标准和正义感的俗人。
故事中的黄先生非常令我感动。他和学生一起看书学习，把自己薪水的三分之一都拿出来“计划是偷偷的”照顾生病的学生；他批评做错事的学生，却是“伴着以泪作的雨点”；学生控告他、污蔑他，他“极低细地说了一句：‘咱们彼此原谅吧！’没说第二句。”直到最后，同学们说天真的他“假冒为善”、“汉奸”，甚至要打他，这时一块砖头飞过来，打在他头上，他还勉强的笑着说，“不要紧，不要紧。”那一句“我决不，决不计较”成了大家心中永远的悔，和此后一直纠缠丁庚的梦魇。就像文章里写的，这世界上哪能都是明白人呢，许多这样的人，毁了多少好人，造成了多少悲剧。老舍最终也碎了呢。求玉碎不留瓦全，老舍的故事里，多少块美玉跟他的心一起藏了。想不出这样一个爱猫、爱清净，种着爬山虎，游着豹突泉，品着盖碗儿茶，赏着济南的冬天的人，对世界竟是如此刚强的不妥协。大概他的愿望和行动如此美好热烈，心却总是冰凉冰凉的吧。
我总觉得故事里黄学监死的时候，还有一个人也死了——丁庚。黄学监死了，“丁庚变成另外一个人，完全不是‘小姐’了”。丁庚已经不是丁庚而丁庚又还是丁庚。他敏感地因为“我”的那句“决不计较”立刻小学不再教书，因为姓李的“决不计较”离开河务局，因为新娘的“决不计较”离开家漂泊，因为姓王的朋友同样的一句“决不计较”逃离了国民革命军。他从不快乐，全归在黄学监临死前那句“决不计较”，他自己还以为是黄学监用了“杀人不见血的诅咒在我灵魂上作祟”，是上是他的良心在谴责他。每次做坏事，他都受着无比的煎熬。很可惜好人的善心善行没能感化做了错事的人，但是他毕竟算是遭到了报应。
大悲禅院，一个恩了怨未了的地方，那枫叶红得似血。
丁庚误伤黄先生致死事件，老舍在作品中已经用一句话作了结论：“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天性本来是变鬼变神的，加以脸上正发红泡儿的那股忽人忽兽的郁闷，他满可以作出些无意作而作洪汛涛事。”西俗云：少年无心的罪过，上帝也会原谅。从作品表述中可以看出，作家并无意继续追究丁庚当年的过失，他的注意力集中于表现丁庚因过失犯罪之后灵魂的痛苦和恐惧，表现他痛苦的悔改与不断的挣扎过程。这个过程明显超出了现实“人”的实践范畴，而与基督教的“惩罚”和“悔改”的教义有关。西方著名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1483-1546）在《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指出：惩罚主要是针对内心的罪，过失人的内心总是处于一种恐惧、绝望、自相矛盾的境地中，“罪恶的惩罚是与自恨同长久，因为这才是真正内心的悔改。”老舍深谙基督教义，他把自身的宗教观念投射在丁庚身上，让他“自恨”了二十年，“悔改”了二十年，而且这“自恨”与“悔改”还将终其一生。如果忽略了作家在其中寄寓的宗教观念，就很难体味到这篇非现实主义作品的摄人魂魄的艺术力量。
小说以长达20年的时间跨度敷写了丁庚许多次“变神变鬼”的机遇，每当丁庚遭逢“忽人忽兽”的抉择时，黄先生的灵魂便出来拯救他，使他收敛恶念，急流抽身；然而，由于丁庚私欲太盛，始终不能忘怀俗世，于是魔由心生，屡次功亏一匮；为了驱除“心魔”，他最终出了家，住在黄先生墓旁，继续与死者展开灵魂的搏斗。死者的灵魂纠缠在活人的身上，其劝善惩恶的效能历二十年而不衰，这是作品情节中最具神秘色彩的所在。
老舍对某些“五四”青年性格和价值观念的定位，与同时代其它“前进的”作家有所不同。他在小说中写道：“有许多青年的血是能极热，同时又极冷的”，“他们并不是不晓得好歹，而是他们的爱只限于爱自己；爱自己是溺爱，他们不肯受任何的责备。”出于这种认识，他不赞同利用青年人的躁动、叛逆和狂悖的“无定性”来发动和推动社会革命运动，而提倡道德和文化范畴的革新（或复旧），以重塑健全完善的人格进而改造社会。他的这种多少偏离于社会革命主流的思想认识，也许来自早年从事教育工作和宗教活动的经历。
基于这样的宗教观念及道德和文化的改革要求，老舍将笔下的丁庚定性为良知和灵性未泯的人物：他并非没有善恶观念，没有良知的人是不可能如此长久地与黄先生的灵魂相呼应的；他并不缺乏道德观念，没有灵性的人是不会把黄先生临终前的话语视为“咒语”而耿耿于怀的。而且，作家也并未让丁庚置身静室面壁思过，相反，他把丁庚抛进了不同层次的社会活动甚至社会革命的大潮中，让读者去体味一个不健全的人格如何不能适应所在的社会环境，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丧失自我。从这意义上说，这篇“灵的文学”虽然没有摹写人们所习见的社会生活的外壳，但仍然触及到了社会矛盾之反映于人们（包括作家自身）的心理深处的激烈冲突。
《大悲寺外》所执的并不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黄先生和丁庚这两个人物是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符号”或某种观念的“拟人化”，黄先生代表“善良”，而丁庚则是“他的反面”，等等。他显然比阿英更为贴近老舍的创作思想及文本实际。
黄先生是小说至始至终的主角，是作家理想化的人物，用老舍的话来说，这个人物已上升为“一种什么象征”，明显地带有耶稣的影子。请看作者是如何用朝圣者的口吻来描写他对这位“天使”持续二十年的拜：“从城里到山上的途中，黄先生的一切显现在我的心上。在我有口气的时候，他是永生的。真的；停在我心中，他是在死里活着。”再请看作家如何描写黄先生“那对慈善与宽厚作成的黑眼珠”：“那是一个胖人射给一个活动，灵敏，快乐的世界的两道神光。他看着你的时候，这一点点黑珠就象是钉在你的心灵上，而后把你象条上了钩的小白鱼，钓起在他自己发射出的慈祥宽厚光朗的空气中。”还请看作家如何描写黄先生临终前对肇事者的宽恕：“刚一进礼堂门，他便不走了，从绷布下设法睁开他的眼，好象是寻找自己的儿女，把我们全看到了。他低下头去，似乎已支持不住，就是那么低着头，他低声——可是很清楚的——说：‘无论是谁打我来着，我决不，决不计较！’”黄先生临终前宽恕之语与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后的警世之语几乎完全相同，耶稣说：“父呀！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
恕和爱，是老舍所理解的基督文化精神，他想以此来唤醒国民的良知，挽救不良的国民性！这个努力，至迟开始于三十年代初期，《大悲寺外》的写作只是最初的尝试之一，类似的作品还有《黑白李》、《柳屯的》、《歪毛儿》等。
由于种种原因，老舍在30年代未及撰文阐明“灵的文学”的美学特征，也没有打出旗号以示号召。直到抗战中期（1940年9月4日），老舍应重庆云寺佛教友人之约发表《灵的文学与佛教》的演讲时，才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在（西方）古代的文学里，只谈到人世间的事情，舍了人世间以外，是不谈其他的，这所写的范围非常狭小。到了但丁·阿利吉耶里以后，文人眼光放开了不但谈人世间事，而且谈到人世间以外的‘灵魂’，上说天堂，下说地狱，写作的范围扩大了。这一点，对欧洲文化，实在是个最大的贡献，因为说到‘灵魂’自然使人知所恐惧，知所希求。从中世纪一直到今日，西洋文学却离不开灵的生活，这灵的文学就成了欧洲文艺强有力的传统。”
我国现代作家起步之初从欧洲近现代文学中汲取养料者甚多，但从欧洲近现代文学传统中发现“灵的文学”，并在创作中仿效者，也许只有许地山老舍二三子而已。究其原因也很简单，深受五四精神薰陶的文化人更多地是从西方文化中汲取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教训，很少有人从宗教的角度来研究西方文学，更少人能以基督徒的身份来体会和弘扬西方文学传统。而许地山是毕生从事比较宗教学研究的基督徒，老舍自从二十年代皈依基督教后未曾放弃信仰，他们有着他人未及的独特性。他们因而能注意到基督教文化是西方道德与文化的基础和动力，上帝和由上帝而来的伦理价值是西方价值体系的形而上学支柱，并能认识到西方近现代文学正是从这种“灵的生活”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灵的文学”。老舍的《灵的文学与佛教》正是站在西方文学的哲学基础上，以基督教文化精神观照中国文化传统的基础和动力源：儒教、佛教和道教，希望能借它山之石给重建国人道德以一个新的支撑点。
于是，老舍在高度评价但丁·阿利吉耶里所开创的西方“灵的文学”的传统后，转而审视和批评缺乏“灵的生活”的本土文化传统。他说：“中国文学作品里没有一部写劝善改恶的东西，很多的书本里，虽也有些写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字眼，但都不是以灵的生活做骨干底灵的文字”，“我不晓得，中国的作家为什么忽略了这个，怎样不把灵的生活表现出来？”他认为关键问题在于中国传统宗教（儒家和道教）不甚注重“灵的生活”，而原本具有萌生“灵的文学”土壤的佛教在中国的现状却令人失望，他批评道：“中国的佛教，已宣传了将近两千年，但未能把灵的生活推动到社会去，送入到人民的脑海去，致使中国的社会乱七八糟，人民的心理卑鄙无耻，这点我们不能不引以为遗憾！”
老舍站在基督教本位上，明确地指出东西方国民道德的差异与东西方宗教文化传统之间的关联；他还站在基督教本位上，为本土佛教的发展作了一番设想，建议多在改造国民灵魂方面作些贡献。顺便提一句，由于听众大都是佛教徒，老舍没忘了在演讲中对佛教有所褒扬。然而，不知为什么，后来有论者将其作为老舍更近于佛教而不是基督教的重要依据。如，张桂兴在《老舍的不解佛缘》中写道，“老舍在抗战时期对佛教更为偏爱”；王晓琴在其专著《老舍新论》中甚至断言，“老舍抛弃对基督教的幻想后，‘发心去做灵的文学底工作’。”实际上，这些说法是没有根据也不符合逻辑的。
如果说老舍的文学创作起步于学习西方文学，那么，决对不应该把基督教文化对他的影响放在研究视野之外。灵魂的救赎，正是基督文化的精髓！通过描摹“灵的生活”，以揭示社会的“人与人的关系”，“使人知所恐惧，知所希求”，这就是“灵的文学”（包括《大悲寺外》）的主旨或美学特征。
三十年代，政治分野壁垒森严，文学分野也如是。老舍提倡“我决不计较”，林语堂主张“费厄泼赖”，鲁迅坚持“我一个也不宽恕”，这是不同的政治观和社会观作用于文化观的结果。不过，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无论是“立人”和“救人”，都认为国民性亟需改造，鲁迅寄希望于社会革命风潮，林语堂企图融合东西方文化，老舍则呼唤“灵的文学”：“中国现在需要一个象但丁·阿利吉耶里这样的人出来，从灵的文学着手，将良心之门打开，使人人都过着灵的生活，使大家都拿出良心来。”三种声音之中，老舍的声音最微弱，30年代的中国人毕竟离“灵的生活”太远了。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生于北京市。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炮火中。母亲也是旗人．靠替人洗衣裳做活计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1918年夏天，他以优秀的成绩由北京师范学校毕业，被派到北京第十七小学去当校长。1924年夏应聘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当中文讲师。在英期间开始文学创作。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是第一部作品，由1926年7月起在《小说月报》杂志连载，立刻震动文坛。以后陆续发表了长篇小说《赵子口》和《二马》。奠定了老舍作为新文学波特兰开拓者队之一的地位。
1930年老舍回国后，先后在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任教授。这个时期创作了《猫城记》、《离婚》、《骆驼祥子》等长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老舍小说经典》等中篇小说，《微神》等短篇小说。1944年开始，创作近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四世同堂》。
他担任全国文联和全国作协副主席兼北京文联主席，是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常委。1966年“文革”中不堪躏辱投湖自尽。
研究老舍 http://www.laoshexue.com/Research/show.asp?id=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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