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5:32
孙铭九（1909年—2000年），东北军少壮派军人，张学良的机要随从参谋，西安事变亲历者，时任张学良的卫队二营长，孙铭九带领卫队营抓捕了蒋介石。
1909年出生于辽宁省新民县，1927年加入东北军，1928年被选派赴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回国后在天津张学铭部任教官。1931年，张学良出任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孙铭九先后担任张学良的机要随从参谋、卫队营营长等职，成为张学良的心腹嫡系之一。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时在唐华清宫扣留蒋介石。抗战期间，孙铭九投靠日伪，沦为汉奸。解放后，孙铭九担任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上海市政协委员等许多社会职务。
2000年4月8日凌晨，92岁高龄的孙铭九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辞世。
孙铭九1909年出生于辽宁省新民市，1927年加入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
孙铭九在1928年被选派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进修，回国后在天津张学铭的手下担任教官。张学铭不仅是张学良将军的胞弟，而且与孙铭九有着同学之谊，这层关系无疑加深了他们之间的联系和信任。
1931年，随着张学良就任中国国民党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一职，从南京经天津赴北平，路过天津市时，张学铭派孙铭九护送哥哥张学良，张学良颇为看重孙铭九，并赠送给他一块刻有自己肖像的瑞士名表作为纪念品，显示了对其的器重与亲近。 此后，孙铭九在张学良身边的地位逐步提高，先后担当了机要随从参谋、卫队营营长等关键职务，逐渐成为张学良不可或缺的心腹与嫡系部队骨干。至1936年7月，面对日益严峻的国内国际形势，特别是对蒋介石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不满的情绪在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内部积聚，张学良决定在军队内部创建一个旨在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秘密政治组织——“抗日同志会”，并亲自担任主席。在这个组织中，孙铭九作为少壮派军官的核心人物之一，与其他同样热血沸腾、志在抗日救国的青年将领共同构成了该组织的主要领导力量。
西安事变时孙铭九任张学良卫队二营长，乃张氏精心挑选培养的心腹嫡系之一。张学良秘密会见周恩来，身边就带着孙铭九。叶剑英秘密到西安作孙铭九中共代表，张学良就安排叶住在孙铭九家里。
1936年10月，蒋介石赴洛阳市部署新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计划，意图调离张学良的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面对蒋的强硬立场，张学良两次亲赴劝其停战抗日遭拒。在屡谏无效后，张、杨决心以兵谏方式迫使蒋介石转变政策，认为即使牺牲两部也应在所不惜，以达救国抗日之目的。12月12日凌晨2点，张学良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带领2个连的卫兵向华清池进发。卡车开到华清池门口时，卫队营的东北军士兵们一起跳下车，首先开枪打死了门外的岗哨。随后东北军冲进大院内。混乱中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被打伤，跑出去送信的蒋介石侄子蒋孝先被白凤翔抓获后就地枪决，蒋的外甥竺培基被打成残疾，蒋介石的另一个侄子蒋孝镇也负伤，很快孙铭九就在假山上抓获了穿着睡衣的蒋介石。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结果张学良在南京被蒋扣押，孙铭九等力主武力救张，与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东北军高级将领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等人发生激烈冲突，最后竟派人将王以哲枪杀，酿成了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二二事件”。事发后，东北军军师长们极为愤怒，要求惩办凶手。少壮派原以为只要杀了王以哲等“主和派”，就可以堵住和谈的路，可以同中央军打仗，可以救回张学良。结果却事与愿违。王以哲在东北军中是很有威望的高级将领。他的被害激起了广大官兵的愤慨。消息传到前线，驻防在渭南市的东北军立刻调转枪口向西安开拔，前锋到达临潼区。他们提出：孙铭九等必须离开西安。杨虎城同周恩来商量后，派人找孙铭九等问他们何以自处。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这时也慌了，三人经过彻夜商量，在第二天提出三个方案：第一，他们三人引咎自；第二，自首投案，听凭处理；第三，将他们送到中国工农红军中去。周恩来在这样复杂而困难的局势下，经过权衡，考虑到少壮派在发动西安事变中是有功绩的，他们错误地刺杀王以哲的动机还是想拯救张学良，不能随便牺牲他们，毅然地决定不避袒护少壮派的嫌疑，把他们送到云阳红军驻地，再转往平津。这些人一走，要替王以哲报仇的人便失去目标，从而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自相残杀。1937年2月4日，周恩来命刘鼎将孙铭九等送入红军苏区，后来孙铭九离开苏区，到天津、上海租界暂避。
孙铭九投降汪精卫的伪组织做了汉奸，在这期间孙铭九曾任山东省伪保安司令。后来孙铭九由汉奸又投降了国民党。他于1945年冬，在东北参加国民党反动派的先遣大队被解放军俘虏后，投降解放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孙铭九受聘担任了上海市政府参事，晚年后的孙铭九还担任着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等许多社会职务。
2000年4月8日凌晨，92岁高龄的孙铭九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辞世。根据他的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当时国内各大媒体均以“骊山捉蒋立大功英雄孙铭九病逝”为题对此事作了报道。
参考资料
在1936年12月，当张学良与杨虎城密谋发动对蒋介石的“兵谏”之时，选择一位能够在关键时刻执行捉拿蒋介石任务的人至关重要。这项任务不仅需要绝对的信任和忠诚，还意味着一旦行动失败或事态逆转，执行者将面临蒋介石极为严厉的惩罚乃至生命危险。张学良深感此事重大，在挑选合适人选上进退维谷，担心即便是自己的亲信也可能会因参与此事而遭受牵连。 就在这紧要关头，孙铭九敏锐地察觉到了张学良的困扰，毅然决然地主动请缨承担这一重任。他向张学良表达了自己愿意担当此任的决心，并承诺定会不负所托，成功完成使命。面对孙铭九的坚定表态，张学良颇感欣慰，虽然明知此举可能带来的后果，但他仍对孙铭九的勇气和忠心表示赞赏，并许诺只要行动成功，将来必有厚报。
在1936年12月12日这个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日子里，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正式拉开了序幕。张学良与杨虎城两位将领率领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和十七路军的核心力量向临潼地区挺进，意图以军事行动迫使前来督战的蒋介石改变对日政策并停止内战。与此同时，孙铭九作为精锐卫队的指挥官，悄然带领一支精干的小分队逼近了蒋介石下榻的唐华清宫，他们肩负着直接捉拿蒋介石的重任。 然而，在采取行动之前，孙铭九一行人被蒋介石身边的警卫察觉，双方爆发了激烈的交火。尽管孙铭九的部队面临着兵力上的劣势，但他们仍坚守战斗，但在激战中遭受了重大损失。 时间紧迫，孙铭九心急如焚，为了突破重围，他决定冒险一搏，亲自率领小队成员匍匐前进，巧妙地避开敌人的火力线，一路艰难爬行至蒋介石临时住所的外围。当孙铭九果断踢开卧室房门时，却发现房间内空无一人，原来蒋介石已从窗户逃脱。 孙铭九深知未能成功活捉蒋介石将带来怎样的严重后果，不仅他个人会面临蒋介石的严厉报复，整个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也可能因此遭到清算。面对这一紧急情况，孙铭九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发现蒋介石用过的茶杯尚有余温，据此判断蒋介石刚刚离开不久，于是他毫不犹豫地率部迅速追踪，誓要完成使命。
12日拂晓时分，大约在5点钟左右，孙铭九及其部下在华清池周边的一处山坡脚下发现了一名自称是蒋介石族侄、名叫蒋孝镇的士兵。该士兵声称因背着无法行走的蒋介石来到此处，体力耗尽才不得不停歇下来。经过一番仔细搜寻，孙铭九等人最终在一块大石背后找到了藏身的蒋介石。此时的蒋介石由于跳窗逃逸不慎摔伤背部，行动受限，孙铭九毅然决定亲自背负蒋介石走下山坡。经过数小时的艰难行进，孙铭九不负所托，成功将蒋介石活捉。 蒋介石被生擒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引起国民政府的高度震动与紧急应对，中央军立刻调集重兵包围陕西省。而东北军也坚决表示，在停止内战达成一致前不会释放蒋介石，一时间战争阴云密布。关键时刻，周总理积极介入，提出包括“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在内的六项和平解决方案，这才有效缓和了紧张局势，避免了一场可能的大规模冲突。
按照事前约定，鉴于孙铭九成功完成任务，张学良对他的英勇表现给予了高度赞扬，并提拔他为东北军总部特务团团长，使孙铭九顿时声名鹊起。然而，这一显赫职位并未持续太久，“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不久，出于对蒋介石及宋美龄的深厚情谊考虑，张学良做出了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陪同其返回南京的决定。 但令张学良始料未及的是，当护送蒋介石抵达南京机场那一刻，他们便遭到了数十名特务的包围。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张学良被扣押，并经由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最终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当张学良被囚禁的消息传回西安，留守的东北军内部立刻陷入了巨大的动荡与分歧。其中，一些秉持稳健立场、被称为“元老派”的将领主张采取和平手段，通过与南京政府进行协商谈判，甚至愿意以让出西安作为条件，换取张学良将军的自由。 然而，以孙铭九为代表的“少壮派”军官则坚决反对妥协，他们坚持认为除非蒋介石释放张学良，否则东北军绝不会轻易罢手。两派意见相左，矛盾持续激化，直至忍无可忍的孙铭九率人对部分持不同意见的“元老派”将领实施了刺杀行动，意图以此强硬手段统一东北军的意志，并对外展现绝不屈服的决心。 孙铭九本希望此举能够巩固东北军内部团结，但事态并未按其所愿发展，反而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很快，针对孙铭九的通缉令迅速发布，走投无路之下，孙铭九不得不寻求周总理的帮助，请求中国工农红军保护他的安全。 鉴于孙铭九在当时已经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并表现出悔过之意，周总理出于策略考虑和化解冲突的目的，秘密将孙铭九护送到苏区加以保护。经过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待到风头稍缓，孙铭九又被转移到北平市及天津市一带，从此开始了低调隐居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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