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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曼公（1596-1672），杭州仁和县人，原名观，后易名笠，字子辰，号曼公，清代渡东渡后，以“独立性易”名世。明末清初名医、黄檗属僧人、画家。
戴曼公年青时习儒业，博学能诗，兼工篆隶。又学艺术于杭州市龚廷贤，龚氏曾任太医院医官，使戴曼公尽得医术，并对《素问》、《难经》有较深的研究。1645年，南明弘光政权灭亡后，戴曼公乃改名笠，行医为生，活动于桐乡市、吴江区一带，与顾炎武、戴耘野等人参加吴江“惊隐诗社”，抒写明亡之痛，吐露爱国之情。
清顺治十年（1653），当时江浙一带抗清武装已被清兵平定，他见“乾坤亟覆，惨出奇常；大地腥群，荷存迹”，自感反清复明无望，乃泛舟东渡日本避祸。初，居住在同乡医生陈明德（颖川居士）家，行医为生。后又在陈家结识朱之瑜，深为其反清壮志所感动。次年，隐元来日创建黄宗于长崎市，受其影响，戴曼公乃削发为僧，释名性易，字独立。以后又号天涯戴笠人、就庵、天外老人、独立一闲人、荷鉏人、西湖独立等，亦行医，亦游禅，“飘然异国，野鹤孤踪，不靳东西南北”。
当时长崎一带痘疮流行，成为祸害，民间有“痘疮最惨毒，十儿九夭殇”的说法，是日本人民最为苦恼的病症。戴曼公乃将痘科医术传授给门徒池田正直、高玄岱、北山友松等，为日本病人治疗，使他们都成为一代名医。池田正直的孙子池田瑞仙后来也继承祖业，成为治痘疮的医术权威，并被幕府任命为主治痘科病症的医官，使痘科大行于日本。据日人援引《扶桑游记》称：“日本种痘之法，相传世自戴曼公。今墓尚在黄檗山，京师医流每逢祭日设祭，可谓不忘本者矣”。当时，西洋尚未发明牛痘种苗法，因此戴曼公传播痘科医术，对解除日本人民痘疮之疾带来的痛苦贡献至大，故被日本医界视为恩人。
戴曼公与当地领主吉川广正有较好的友谊，他将《西湖志》介绍给吉川广正、广嘉父子，帮助修锦带桥，约于宽文十二年（1672）完成，获各界好评。
戴曼公虽然侨居日本，但他对家乡的思念之情却从未割断，在他的诗文中不时流露出爱国的情感，如他的抄本诗《东矣吟》，今藏神户市立博物馆，内有《与无方话我西湖雨奇晴好之胜》曰：
一念江乡一惘然，忽逢君话圣湖边。
千峰翠泼芙影，洗出朝来雨后天。
又如《西湖怀感三十韵，有引》，曰：
万里家乡，一湖梦寐，六桥花柳，十载荒芜。时焉媚虏，君臣惨矣，倒戈弑主，扫天风气。绝命衣冠，至予浪息东，寓庸世外，更衣脱俗，摩顶放踵，兀兀团蒲，冥冥结思，未能一息之忘我西湖耳。罹此百六艰丁，愤叶三十韵，会青山眯眼，攘攘惊尘，白梦登场，昏昏磕额，假得味者闻歌，宁不垂头羞死。
一鉴湖山似画中，四时流赏古今同。
波合倒影三千顷，堤饮垂桥十二虹。
有美楼台合地胜，丘松花柳答天功。
江声不息东奔急，愁切难回据大戎。
再如《次少陵所思》，曰：
我所思兮思不得，怃然怀抱向谁开。
十年戎马眼底过，一日乡关梦里回。
南国春风花自发，小窗夕雨燕科还来。
可怜寒暑争相易，腐草荒榛阿滥堆。
他的诗集编入《黄檗独立诗草》，此外他还著有《斯文大本》、《一峰双咏》、《就庵独语》、《痘科治术传》等，并为朱之瑜著《安南供役纪事》作跋，称赞朱舜水“自视孤虚一命，益挫益坚，得俾从容履蹈，使荒裔知有凛凛大节，不因国破，全斯中外高风，可称今古第一义帜”。
戴曼公晚年患足疾，很少出行。1672年病逝于长崎广善庵，终年七十七岁。
2. 绘画。戴曼公善草书、隶书，好以书法入画，亦善绘花卉图。今存京都国立博物馆的《芭蕉兰石图》，就是他文人墨戏的遗迹，该图纸本，水墨，纵27.6厘米，横58厘米。图右绘一株芭蕉，开放在湖石、兰草之间。图左有草书题云：展尽一心如束处，好将分绿上窗纱。天闲独立。
戴曼公以极淡的水墨写出芭蕉，茎壮叶阔，虽仅三叶，但向上纷披，左右开张，殊有生机。尤其是蕉茎的粗线因透明而富有弹性，显得圆浑而具有立体感。由于芭蕉冬枯春荣，绿色可爱，生生不息，因此中国民间有“火烧芭蕉心不死”的俗语，将芭蕉作为不屈不挠、起死回生的象征。而中国古代文人又以蕉叶为扇，象征儒雅、清高，如北周文人庾信《庾子山集》卷四有《奉和夏日应令诗》云：衫含蕉叶气，扇动竹花凉。
人们还因为芭蕉生长是从中心开始，乃又将之喻为开心，视作喜悦乐观之物，如唐代诗人张说《张即之集》卷九《戏草树诗》亦云：戏问芭蕉叶，何愁心不开。
故尔芭蕉叶扇也成为文人的十四件宝物之一。今人刘锡成等编《中国象征辞典》（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对此有所记载。
兰花也以其清香而成为中国文人比喻优雅、娴静、清高的象征物，与梅、竹、菊同列为“四君子”，自宋元以来就成为文人花卉画的重要题材。南宋赵子固、郑思肖，元代赵孟頫，明代陈洪绶等，皆好以兰入画，是以兰言志的高手。
同样，湖石在中国文人画中也具有象征的意义，尤其是那些具有瘦、漏、透、皱的湖石，宛如石中老者，象征长寿，也象征坚贞、永恒。
戴曼公画芭蕉、佩兰、湖石，其以此吐露清高、坚贞之心，抒写遗民节操，也就不难理解了。他的画虽然逸笔草草，但蕉叶的勃勃生机、湖石的崚嶒磊落、兰草的飘逸清趣却油然而生，他对笔势的掌握、水墨的勾勒渲染擦，均有较好的表现，凸现了文人以书入画，以意为尚，以趣为韵，讲求自然生动，而不求甚似的创作态度。卷上书画相应，互得益彰，很有书卷雅逸之气。他的这幅淡雅之作，乐观自信，虽然不如明人徐渭来得恣势泼辣，但是自由率意之情、墨分五色之意却与徐渭的《蕉石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令人遗憾的是，因时代久远，戴曼公的许多画作今已不存，但从这幅《芭蕉兰石图》中，我们还是可以领略到他的水墨文人画风采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