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6-09 15:11
南宋（公元1127年—公元1279年），是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五月初一由宋徽宗第九子、赵桓赵桓之弟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市）重建的赵姓宋王朝。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迁都临安区（今浙江杭州），史称南宋，共传九帝，享国一百五十三年，先后与西夏、金朝、蒙等国为并存政权。
靖康元年（公元1127年）宋高宗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建立南宋，先后任用韩世忠、岳飞等人抗金，但主要重用秦桧为首的主和派。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南宋与金签订“绍兴和议”。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赵昚赵昚即位，支持“隆兴北伐”，北伐失败后再次与金议合，同时大力改革内政，发展经济，文化，开创了“乾淳之治”。赵惇赵惇、赵扩赵扩在位期间，韩侂胄当权，后来史弥远掌权，直到赵昀绍定六年（公元1233年）年。宋理宗赵昀亲政后，推崇理学，改革弊政，出现了“端平更化”的朝政新气象，但之后蒙古南侵，奸臣贾似道当权，南宋国势衰落。赵禥咸淳九年（公元1275年），军事重镇襄阳市、樊城区失守，加剧南宋的衰微。祥兴元年（公元1278年），陆秀夫带领赵昺赵昺逃至南海一带；同时文天祥等人积极抗金，不幸被俘，在蒙军猛攻下，雷州市失守，南宋小朝廷被迫迁往崖山。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元朝大军对崖山发动总攻，南宋军队全线溃败，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赵投海，南宋灭亡。
南宋在政治制度，基本沿袭了北宋时期的中央官制和法律制度，部分地方进行调整；地方赋税制度除了沿用北宋的“二税制”，还增加纳税名目，赋税沉重，教育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外交上，南宋与金、西夏、蒙古等国有战有和，因为战争压力，南宋在武器装备上有创新和突破。南宋疆土面积约200万平方公里，行政区划上南宋沿袭北宋路制，将全国划分为十六路。学者葛剑雄等估算，南宋人口在赵构末年加上隐户约有1550万户，人口约有8060万人。南宋经济文化繁荣，经济上坚持农商并重的基本国策，手工业、商业得到了发展，海外贸易也发达，南宋货币在北宋交子的基础上，出于解决财政缺口的需要，制造会子，与铜钱并行，交子仍在市场流通。文化上，南宋时期文学、艺术、科技等方面繁荣发展，理学成为了“官学”。南宋主要思想流派是朱熹的理学与陆九渊的心学；南宋理学确立正统地位，并向海外传播，形成了东亚“儒学文化圈”。 市民阶层形成、雇佣关系、城市化的出现，是南宋开启平民化进程的典型特征。
国号“宋”，是宋太祖赵匡胤时确定，因赵匡曾任归德军队节度使，归德军的治所在宋州（今睢阳区），“宋”就是选择了“宋州”中的宋。北宋立国之初，赵匡胤授意“有司言国家受周禅，周木德，木生火，当以火德王”，由此，宋王朝自命为“火德”。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赵构建立南宋王朝，年号为“建炎”，有火德中兴之意，南宋亡国之后，益王称帝于福州，改年号为“景炎”，仍寓意火德，火德贯穿两宋始终，故当世和后世以“火宋”或“炎宋”称赵宋王朝。靖康之变后，徽钦二宗被俘，北宋灭亡。为保国脉，赵构赵构在应天府（今商丘市）即位，后又将首都迁到临安区（今浙江杭州）。从地理位置看，靖康之变前宋的都城汴梁在北，故称北宋；赵构即位后都城临安区在南，故称南宋。
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月，金朝入侵宋朝，京城汴梁陷入危机。同年十二月，北宋第八任皇帝宋徽宗将帝位禅让给儿子赵桓（即宋钦宗），次年二月金军退军。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八月，完颜晟再次发动大军进攻宋朝，宋钦宗率大臣前往金营并按金军统帅的要求写下降表，接着金人令宋朝君臣面北而拜，宣读降表。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二月六日，宋钦宗被废为庶人；第二天，宋徽宗等人被迫前往金营。四月初一，金军俘虏徽、钦二帝和后妃、皇子、宗室、贵戚等3000多人北撤。宋朝皇室的宝玺、舆服、法物、礼器、浑天仪等也被搜罗一空满载而归，史称“靖康之变”，北宋由此灭亡。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三月初七，金朝立张邦昌为帝，建立伪楚政权。同年四月十一日，元祐皇后（赵煦的第一位皇后）垂帘听政，张邦昌退居左相，伪楚自行消亡。随后，孟太后和张邦昌去济州请求赵构赵构称帝主持朝政，在磁州知州宗泽建议下，同年五月初一，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商丘市）即位，即宋高宗，改年号为建炎元年，南宋王朝拉开序幕。
宋高宗即位后，对金采取妥协路线，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五月初九任命宣义郎、假工部侍郎傅为金朝通和使去金朝求和，同时令张邦昌写信给完颜宗翰和完颜宗望，表示愿意像靖康之变元年（公元1126年）的和议那样以黄河为界。右相李纲建议赵构在战、和、守中选择“守”，赵构表面上接受李纲的建议任用宗泽、张所、傅亮等人以图收复隔让给金人的三镇，实际上却听从黄潜善和汪伯彦之议，在七月十七日下诏“巡行东南”。李纲被迫在八月十八辞去相位，十月初一，宋高宗离开应天府前往江宁区，留守东京汴梁的宗泽力主抗金，连续二十余次上书宋高宗请求返回东京，以图恢复基业，但宋高宗不为所动。
李纲被罢相后，宋高宗任命黄潜善为左相、汪伯彦为右相，继续派人向金朝求和，但完颜晟在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发动南侵，建炎三年（1129年）正月二十七日攻占徐州，进入淮东地区，进犯泗州，随后金军击溃韩世忠、刘光世的军队，渡过淮河。同年二月，金军急袭扬州市，赵构在御营司使都统制王渊等五六人的陪同下，急忙披甲乘马出逃，直奔瓜洲乘小船渡江到镇江市（今江苏镇江），史称“瓜州之渡”，直逃至杭州市（今浙江省杭州）。就在宋高宗渡江之时，金军已进入扬州，追至瓜洲没有追上，金才望江撤退。
宋高宗到临安后，提拔御敌无策导致扬州溃逃的御营司都统制王渊为同签书枢密院事兼御营司都统制，引起先抵达杭州的将领苗傅、刘正彦等人的愤恨，于是发动兵变，逼迫宋高宗诛杀宦官并传位皇太子。赵构被迫退位，年仅三岁的皇子赵旉被扶上皇位，元祐皇后垂帘听政，改元明受。兵变的消息传出后，吕颐浩自江宁府率所部万人勤王，刘光世、王德、韩世忠相继引兵来会和。苗傅、刘正彦在韩世忠等人的围攻下，被迫恢复宋高宗帝位，恢复当年为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赵构赐予两人免罪“铁”，暂行安抚。同年四月，韩世忠的军队在临平击败叛军，苗、刘二人率兵出逃。不久，赵构离开杭州市抵达江宁区，并改江宁称建康府。五月中旬，刘正彦、苗傅先后在福建省的浦城县和建阳区被俘，后被押赴建康处死，苗刘兵变平息。
经此事变，赵构听从张浚关于“中兴当自关陕始，虑金朝或先入陕取蜀，则东南不可保”的意见，加强西北边防，同时向金求和。金军完颜宗翰表面答应求和，实际以武力逼迫赵构投降。当时金军一路攻破黄州府（今湖北黄冈）、大冶市（今湖北大冶）、洪州（今江西南昌），后又转往茅山（今句容市、金坛区县界），金军遂占领建康。宋高宗在宰相吕颐浩“既登海舟之后，敌骑必不能袭我”的建议下，逃往明州。同年十二月，金军攻陷临安区，宋高宗坐海船先后逃亡定海区、昌国县，随后，金军攻陷越州、明州，继续追击宋高宗，宋高宗一路逃到台州市和温州市。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二月，金将完颜宗弼从镇江北归时被韩世忠袭击，金朝大败后退入建康东北地区的黄天荡，在韩世忠、岳飞的人的进攻下，将完颜宗弼困于黄天荡四十八日，史称“黄天荡之战”，打破了金军主力短期消灭南宋的意图。四月中旬，金军渡江北归。赵构从温州北上到越州，结束了五个月时间的海上逃亡生活。
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正月，宋高宗改元绍兴，十月越州升为绍兴府。在绍兴，宋高宗重新组织诸班直，废除御营司，由宰相兼任枢密使，此外还设立镇抚司，加强分区防守，后镇抚司虽废，但从此立下了分路防守的规模，使诸大将的权力进一步得到加强。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二月，秦桧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同年8月又升任右相兼知枢密院事，执掌军政大权，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正月，赵构返回杭州市，不久，秦桧因与宋高宗政见不和被罢相。
金朝在“搜山检海”的军事行动结束后，在中原扶植刘豫为傀儡皇帝，建立伪齐政权。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三月，赵构任命襄阳市镇抚使桑仲等人讨伐刘豫，因军队内乱，讨伐不成。同年十二月，原桑仲部将、襄阳镇抚使李横从京西山寨出发攻打刘豫，其后翟琮率领山寨余众偷袭郑州市获得成功，宋军收复颍昌府，准备向东京汴梁挺进。伪齐向金人求援，完颜宗弼亲率大军增援，李横等人的军队因外无应援，内无粮草而溃败，昌再次落入伪齐之手，在金、伪齐的反击下，李恒退守汝州市（今河南临汝），接着弃襄阳、荆南（江陵县），翟琮等人的军队也先后撤退，、邓、唐、随、郢等大批州郡先后丢失。
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十一月，金朝派使节到南宋要求赵构将出逃到南方的北方民众送还北方，并想让南宋和伪齐划江为界，宋高宗没有接受。次年春，岳飞上《乞复襄阳札子》，提出收复陷于伪齐政权的襄汉六郡（襄阳府、郢、随、唐、邓等州、信阳军）的主张，在宰相朱胜非、赵鼎的支持下，宋高宗决定派岳家军出兵收复襄汉六郡，又令韩世忠、刘光世等人为岳家军增援。岳家军节节胜利，先后收复郢州、襄阳市、随州市、邓州市、唐州、信阳军，襄汉地区重归南宋版图。宋高宗升任岳飞为清远军节度使，但是反对北伐，力求和金朝议和。
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赵构下诏询问朱胜非、李纲、范宗尹、汪伯彦、秦桧、张守、叶梦得等十九人关于对金合战的态度，绝大部分大臣主张对金人用兵。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右相张浚部署韩世忠、岳飞等北伐，并请求赵构移驾建康，以图恢复中原，但遭到左相赵鼎的反对，十二月，赵鼎罢相，政局完全由张浚主持。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正月，宋徽宗病故的消息传回，张浚借机再次提议移驾建康，同年二月，赵构下诏移驾建康。与此同时，宋高宗积极与枢密使秦桧商议和议对策。随后，赵构以王伦为徽阁侍制，出使金朝，向金乞和。同年年底，王伦返回，带回金朝同意宋朝称臣、交纳岁币议和的条件，并答应废刘豫，归还宋徽宗等人的梓宫以及河南省等地。宋高宗得到消息后，议和的态度更加坚决，命王伦等人准备再次出使金朝，遭到了赵鼎等人的反对，但宋高宗坚持议和。
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春，宋高宗从建康返回杭州市，升任秦桧为右相兼枢密使，以加强主和派的力量。同年五月，宋金议和的消息传出，立即遭到群臣的反对。其中韩世忠认为此时金人废掉伪齐刘豫北伐中原的好时机，他请求朝廷全师北伐，自己愿意率先出兵迎敌；岳飞称金军不可信，讲和不可取。三天后，赵构仍然表示坚决议和，又过了三天，秦桧见宋高宗对议和之事坚定不移，于是拿出自己制订的方案，并言“乞决和议，不许群臣干与”，宋高宗接受了秦桧的建议。同年八月，宋高宗先后罢去参知政事刘大中和左相赵鼎的职位，把议和大权全部交给秦桧；同年十一月，宋高宗启用赞成议和的孙近为参知政事，萧政、勾龙如渊等人为台谏官，命他们弹劾对议和持异议的人。
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十月，金朝以张通古、萧哲为江南招谕使，携带完颜亶诏书与王伦南来。诏书不称宋而称江南，不称“国信”而称“招谕”，还要赵构跪拜于金使脚前，接受诏书，奉表称臣。金人的无理条件引起朝臣议论纷纷，多数人反对和议。枢密副使王庶七次上疏、六次面见宋高宗，反对和议；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书直谏，要求斩王伦、孙近、秦桧之首以绝和议，以谢天下。但是宋高宗与秦桧不为所动，罢免了王庶，并将胡除名、编管，决心采取高压手段，强行通过和议。同年十一月，王伦在入见宋高宗时，自觉金朝条件苛刻，便接病请辞，宋高宗仍坚持议和。
同年年底，宋廷借口宋高宗正在给宋徽宗守丧，向金使要求由宰相秦桧代行接受诏书的跪拜礼。经过王伦的恳求，金国最后同意秦桧代行跪拜礼。南宋与金商定：南宋向金朝称臣纳贡；金朝“赐与”南宋原刘豫所据河南省、陕西省地，以及归还宋徽宗和韦太后、赵桓、宗族的梓宫。同时，赵构正式定都于杭州市，以向金朝表示他已经彻底放弃收复北方领土的打算。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春，南宋派王伦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充迎梓宫、奉还两宫、交割地界使，不久又任命他为东京汴梁留守兼开封府尹。王伦到达开封府见完颜宗弼，双方交割地界，南宋得东、西、南三京，寿春府、宿、、曹、单县及陕西、京西诸州之地。但由于宋金在正朔、誓表、册命等问题上达不成协议，双方迟迟未能签订正式和议。
同年六月，王伦第四次第四次出使金朝；但在和议期间，金朝发生政变，主持对宋和议的完颜昌倒台，反对交割河南省、陕西省的金兀术上台，王伦也在七月被扣押于中山府，赵构继续派出工郎莫将等出使金朝，又被金人囚于涿州市。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完颜亶采纳完颜宗干、完颜宗弼的建议，公开撕毁和议，下诏元帅府伐宋，河南、陕西州县在一个月内又落入金人之手。南宋军民奋起反击，同年六月，东京汴梁副留守刘锜取得顺昌之战，宋高宗命令刘锜不得追讨；同年七月，岳飞取得郾城之战和颍昌大捷，一直打到离东京只有四十五里的朱仙镇，此时，河北省的抗金武装已经发展到四十余万，岳飞上书给宋高宗，表示现在是中兴的最好时机，希望乘胜抗金。赵构不听，诏令岳飞班师回朝，岳飞被迫撤军，河南省大片州县再次被金军占领。
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四月，宋高宗采纳给事中、直学士院范同的建议，召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回临安府，宋高宗任韩世忠、张俊为枢密使、任岳飞枢密副使，夺其兵权；同年七月，又罢去刘锜的兵权，秦桧升任为左相，封庆国公。七月十六日，右谏议大夫万俟卨秉承旨意上书弹劾岳飞；八月，岳飞被罢去枢密副使之职，十月十三日，岳飞及其子岳云遭下狱审讯，后岳飞被赵构和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毒杀。
同年十一月，宋金达成和议，宋金和议内容包括南宋向金称臣，并且世世子孙都如此；宋金疆界以淮河中流，西以大散关为界；南宋向金岁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二月，完颜亶允许归还宋徽宗夫妇和赵构原配邢秉懿的梓宫，并放回赵构的生母韦氏。绍兴和议，换来了南宋二十年的苟安局面。
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九月，金主完颜亮率大军南侵，赵构被迫下令备战，金军得胜计划渡江之际，被南宋使丞虞允文在采石击败。完颜雍在国内即位，金军将领在军帐中杀死完颜亮，同年十二月，金朝都督府派任到镇江安排金军从两淮撤兵，至此，金朝南侵宣告失败。次年六月，宋高宗宣布退位，立皇太子赵为帝，是为宋孝宗。宋孝宗即位后，停止屡行“绍兴和议”，并积极准备进行北伐。宋孝宗先后恢复了胡铨、李光等人的官职，起用积极主张抗金的陆游等人，并下诏雪岳飞之冤，驱逐秦桧党人。
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正月，赵昚任命史浩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张浚进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开府建康，负责用兵事宜。五月，李显忠攻取灵璧县（今属安徽）、邵宏渊攻取虹县（泗县），金将蒲察徒穆、大周仁及萧琦先后出降，金朝河南都统奚挞叛金降宋。同年五月，李显忠与金将纥石烈志宁的军队战于宿州市城下，宋军大败。张浚听说宋军溃败后急退到扬州市，并建议宋孝宗议和。随后，南宋被迫与金签订了隆兴和议，隆兴和议要求宋继续遵守绍兴和议，归还唐、邓、海、泗四州外，再割让商、秦二州与金，南宋与金不再以君臣相称，而是以叔侄相称。
隆兴和议订立后，赵昚仍没放弃收复中原的打算。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宋孝宗任命虞允文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章事、兼枢密使及制国用使，掌握了政权、军权和财权。在宋孝宗的支持下，虞允文为北伐做准备，在军事上积极练兵，同时注意选拔人才和稳定政局，如奏请恢复成闵、李显忠的官职。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十月，宋孝宗密诏虞允文催促四川省宋军早日北伐，虞允文以“军需未备”为由不奉诏，并上奏表示时机未到，需要国富兵强才能北伐。次年二月，虞允文因病去世，妥协势力在朝廷里占上风，赵昚最终放弃恢复中原的计划，宋金关系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
宋孝宗在支持北伐的同时，在内也采用了一系列的措施整顿内政，发展经济。他重用王淮、周必大等人为相治理国政，还提拔王十朋、范成大、杨万里等正直的大臣，积极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贪污，形成了良好的政治风气。宋孝宗关心民间疾苦，轻徭薄赋，兴修水利，控制会子的流通量，使之与铜钱等值，保持会子币值的稳定，这些措施让南宋经济得到了发展。这一时期，南宋文化发展繁荣，理学家朱熹、陆九渊，学者陈亮，诗人范成大、陆游等都创作了丰富的作品。
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二月，赵昚禅位给太子赵惇，即宋光宗。宋光宗即位之初，多次下诏减免百姓的赋役负担，启用宗室赵汝愚执政及升陈亮为进士第一人；同时严惩赃吏、严格执行赃吏连坐法。这些措施在统治初期取得了一定的政绩，但赵惇始终受制于皇后李姓与寿皇（宋孝宗），于是大臣赵汝愚、韩侂胄等人策划政变。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七月，宋光宗被迫将皇位禅让给皇子赵扩，即宋宁宗。宋宁宗即位后，升任赵如愚为枢密使，进而升任右相，韩胄为汝州市防御使，后韩侂胄逐步掌权后赵汝愚被罢相，同时打击赵汝愚党羽及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派。
韩侂胄掌权后，先后被加太师，封平原郡王，到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七月，拜平章军国事，立班在丞相之上，三省印全部在他手上。次年五月，韩侂胄请宋宁宗下诏北伐，对金战争正式开始，史称“开禧北伐”。北伐过程中宋军接连受到挫败，期间四川省将领吴曦叛变，在吴曦叛变粉碎后，南宋川蜀地区趋于稳定。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在宋宁宗皇后杨后等人策划下，礼部侍郎史弥远伪造诏书杀死韩佗胄。
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三月，宋宁宗为向金表明求和的决心，恢复了秦桧谥号。同年九月，“开禧北伐”以失败告终，南宋与金签订和议，史称“嘉定和议”。和议内容是宋金两国改叔侄为伯侄关系，岁币银绢各三十万 ，又以三百万缗钱赎回淮、陕两地，是宋金之间最屈辱的和议。同年十月，史弥远升任为右相，南宋进入史弥远掌权时期，从此走向衰败。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年）闰八月，赵扩病死。史弥远、郑清之二人不顾反对，强行立赵贵诚（后改名赵）称帝，即宋理宗。宋理宗即位后，朝廷事都由史弥远决策，直到绍定六年（公元1233年）十月史弥远去世。
绍定五年（公元1232年）十二月，蒙古派使臣到宋商议宋蒙合作，夹击金朝，蒙古承诺灭金之后，将河南省归还宋朝，宋蒙结成抗金联盟，随后，赵昀任命史嵩之为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阳府，主持灭金事宜。绍定六年（公元1233年），宋军出兵攻占邓州市等地，于马蹬山大破金军武仙所部，又攻克唐州，切断了完颜守绪逃跑的退路。十月，史嵩之命京湖兵马辖孟珙统兵二万，与蒙军联合围攻蔡州。端平（公元1234年）正月，蔡州城被攻破，金国灭亡。金国灭亡后，蒙古毁约只将陈（今淮阳区）、蔡东南一带归还给南宋。宋理宗派军收复河南失败后与蒙谈判，结果未达成协议，从此进入宋蒙对峙与交战时期。
史弥远去世后，赵昀亲政，他在积极部署对蒙防御的同时，在内政上也做了变革，他尊崇理学，以最高统治者的身份承认了理学在儒家传承中的正统地位，理学正式成为官学，成为南宋后期政治统治的指导思想和伦理道德的基本规范；在用人上，理宗贬黜了一些劣迹昭彰的史弥远同伙，如梁成大、李知孝、莫泽这所谓的“三凶”，分别被削夺官职，驱逐到边远州郡“居住”；同时起用了一批理学家，如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等，肃清了部分朝纲，史称“端平更化”。端平更化是南宋后期黑暗政治中的短暂亮色，对革除史弥远专政时的弊政，对稳定赵昀亲政后的政局与社会经济，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南宋王朝已不是那些澄清吏治、整顿财政等治标不治本的措施所能奏效的。
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六月，蒙古兵分三路南下侵宋，西路蒙军于同年十二月侵入四川省，围南宋四川制置使赵彦呐于蜀北的咽喉青野原（今陕西略阳西南陕甘边境），利州区都统制曹友闻率部击败蒙军。次年九月，曹友闻战死，蒙军占领川西重镇成都市等地，大肆劫掠后北归。同年，中路蒙军侵入宋境，占领襄阳市、随州市、荆门市、枣阳市等地。蒙军在进攻江陵县（今湖北荆州区）时，被宋将孟珙率军击败，蒙军渡江南侵计划破灭。宋军继又连败蒙军于信阳（今河南信阳）、光化（今湖北丹江口市），遂收复襄阳等失地，但不久襄阳宋军降蒙，嘉熙二年，襄阳蒙将又降宋。
面对蒙军南侵的严峻形势，宋理宗于嘉熙三年（公元1239年）正月，将参知政事史嵩之升为丞相兼枢密使，由督视京湖军马升兼都督两淮、四川省、京湖军马，依旧置司鄂州市（今湖北武汉武昌区），全面负责抗蒙事务。后又升任吴潜为兵部尚书、浙西制置使，兼镇江市知府；董槐任江州（今江西九江）知州兼都督府参议、太平州（今安徽当涂）知州吴渊兼都督府参赞、鄂州江陵府都统制孟琪兼都督府参谋，进行抗蒙的全面部署。
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十一月，蒙古窝阔台汗病死，蒙古内乱无暇伐宋。淳十一年（公元1251年）孛儿只斤·蒙哥继承汗位后又开始南侵，而此时赵昀耽于享乐，不以国事为重，朝政由贾似道把持。淳祐十年（公元1250年）三月，李曾伯出任京湖安抚制置使兼江陵县知府，从战略高度认识到襄阳市地位的重要性，即提出“经理襄阳”的方略，经过二三年的经营，襄阳、樊城区（今湖北襄樊市樊城区）重又成为华中地区前线的堡垒。襄、樊终于成为进可战、退可守的堡垒，阻挡了蒙军进攻的步伐。
景定元年（1260年）六月，宋理宗选定其侄子赵禥作为继任者。景定四年（1264年）十二月，赵继位，即宋度宗，改年号为咸淳。咸淳元年（公元1265年）八月，蒙军进攻庐州、安庆市（治今安徽潜山）等地，宋将范胜、张林等战死，战火燃及两淮。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十二月，宋度宗任命吕文焕为京西安抚副使兼襄阳市知府。次年九月，蒙军开始围攻襄阳、樊城区。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三月，京湖都统制张世杰率马步军及水军援救襄、樊，与蒙军战于襄阳东南的赤滩浦；襄阳守将吕文焕多次出战，也未能击退蒙军。
同年十二月，京湖制置使吕文德病死。次年正月，又调李庭芝任京湖安抚制置使，兼路策应使、江陵县知府，接替吕文德措置华中防务，并督师援救襄阳。襄阳危机，但是当赵禥问起襄阳的情况时，贾似道谎称蒙军已退。咸淳七年（公元1271年）十一月，蒙古改国号为元，以表明元王朝取代宋为封建正统，于是元军更加紧了对南宋的进攻，南宋西起四川省，东至襄、樊，全线告急。次年三月，樊城外城失守，退守内城。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正月，坚守达五年之久的孤城樊城区被攻破；二月，襄阳市知府吕文焕降元。
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七月，三十五岁的宋度宗病逝；年仅四岁的赵㬎即位，即宋恭帝，尊皇太后谢道清为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同年九月，元军兵分两路攻取荆湖。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元军顺江而下，相继占领黄州、蕲州、江州、安庆。第二年，元军攻占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赵被俘，南宋的势力已经衰退。然而南宋的残余力量如陆秀夫、文天祥和张世杰等人，他们先后扶持两位幼年皇帝（宋端宗和幼主），并在南方创建了小朝廷。赵昰在福州称帝，即宋端宗，改年号为景炎。
景炎三年（公元1278年）春，南宋小朝廷抵达雷州市；同年四月，年仅十一岁的赵昰去世。陆秀夫与众臣在（今香港梅窝）拥戴赵昺为帝，即宋怀宗，改年号为祥兴，南宋小朝廷逃至新会区至南海一带。文天祥在海丰县兵败被俘，在元军猛攻下，雷州失守，小朝廷迁往崖山。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元军将领张弘范率兵紧追在后，对崖山发动总攻，宋军无力战斗，全线溃败，史称崖山海战，又称崖门战役。崖山之战，南宋全军覆没，陆秀夫身背幼帝赵昺投海，随行十多万军民相继殉国，南宋灭亡。
南宋疆域总体概括为秦岭、淮河以南，东南沿海的澎湖列岛。南宋初，金军一度攻入今湖南省、江西省和浙江省三省的中部。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金朝领三省事完颜宗磐等人将河南省、陕西省之地归还宋朝。 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宋金第一次和议成立，双方确定以当时的黄河为界。但次年金军毁约，出兵占领河南、陕西两地。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南宋与金规定双方以淮河中流为界，唐（治今河南唐河）、邓（治今邓州市）二州也属金，各守境土，大规模战争告一段落。此后，南宋的疆域，大致在今青藏高原一云南省省界以东，秦岭 淮河以南的南方地区。议定以淮河为界。第二年又将西部界线调整至大散关（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及秦岭以南。以后只局部变动，基本以这条界线以南为南宋行政区域。
南宋沿袭北宋路制，将全国划为16路，建炎四年以后，合在江南东西为一路，绍兴初年复分。后又分利州为东西二路，唯乾道四年复合为一路（利州常有分合，但以合为多），因此南宋一代以16路为最久，此十六区划大致如下：
南宋初期因战乱问题，人口骤减。为稳定社会秩序，鼓励流民回乡生产，赵构重视北方南下的流民问题，严令禁止杀婴，并对收养孤儿的人家给予奖励。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 下旨，遭受战争破坏的州县，以垦垦田多少和撂荒多少，作为守令 （州县官）考课的重要标准之一，同时继续实行北宋时期的把户口增减作为考课地方官的重要条件。具体规定如下：遭受战争破坏的州县亲民官，到任和离任时，都要接收或交割户口数，增者升官受赏，减者降职受罚。在南宋初期一系列政策推动下，南宋初期人口得到了增长。但绍兴十一年 （公元1141年） 南宋与金议和后，赵构大兴士木，修建奢华的宫殿苑林，仅花园就多达 40 余所，大量消耗人力财力，剥削严重。同时由于南宋土地兼并严重，人口增长缓慢。
历时一百五十三年的南宋因战乱曾发生三次人口大迁移，第一次是南宋建立之初，金朝灭辽后，大举南侵，对中原人民烧杀抢掠，南宋人民被迫逃亡；第二次是蒙古南下进入中原，为使农田变成草场，发展游牧经济，蒙古大量屠杀中原人，以致南宋人口骤减；第三次是元朝灭亡南宋时期，又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灭亡南宋的准备时期，当时江北四川地区大批人口南徙，第二阶段是南宋理宗宝五年（1257）蒙元大举南攻，反复剿杀无辜人民，南宋人口骤减。
南宋由于战争影响，人民向江南和四川省逃亡，江北平原变得人烟稀少，尤其是准河两岸。与之对应，一些地方因社会稳定，出现了爆炸性人口增长，特别是巴蜀地区，汉水中游河谷地区成了人川的主要通道。但南宋后期，在蒙古军队的残害下，巴蜀地区人口骤减。另外江南西路 （主要今江西省，不含鄙阳湖以东地区）、福建路 （今福建省）、荆湖南省路（今湖南东南部地区）、江浙地区等地区人口都出现大幅度的增长，其中江浙地区是南宋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
南宋在政治上既是北宋的继续，其人口方面的政策规定与北宋相似。南宋执行着乾德元年的诏令，它的基本特点就是“女口不预”，以及一些僧侣无从考证，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人口都需加倍计算，并且只是最低的估计。据统计公元1124年南方约有1360万户，到公元1135年南宋境内约有1086万户、5650万人，平定民乱和和议后南方人口逐步恢复，至1162年南宋约有1162.26万户、6450万人，到赵构末年南宋境内的人口数量已接近北宋后期的水平。南宋中后期受战争影响，人口增长缓慢。南宋人口大体以嘉定十六年（公元1123年）统计为准，再加少数民族人口约490 万（按分析北宋统治区少数民族人口 550 万，减去陇西地区 60 万），共约6154 万（不含云南地区），每平方千米30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吴松弟和葛剑雄考虑到隐户问题认为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应有1550万户、8060万人。
南宋继承了北宋“强干弱枝”政策，在中央地方权力、官僚机构、司法、军权等方面加强中央集权的系列措施。从用人制度上看，南宋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时代。南宋初期，以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及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并改为参知政事为副相，废尚书左、右丞官。从宰相官称来看，三省已并为一省，包括参知政事、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枢密使、副使、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等职位，统称为执政，与首相一起称为宰执。从此，首相成为全国最高行政官，尚书省只负责六部，执行政务。由首相和次相负责朝务，对皇帝负责。赵昚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将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改为左、丞相，参知政事未变（左、右丞相，李隆基时为尚书省长官，宋为中书的长官）。
根据宋史研究中心副主任郭东旭先生对宋朝法制的考察，南宋基本继承北宋的法制体系。两宋三百年间立法在行政立法、民事立法、财经立法等方面取得了超越隋唐的成就，两宋主要的立法活动是修订《宋刑统》，编敕、编例、编制条法事类。
《宋刑统》：在北宋修订完成，南宋延用。
编敕：是普遍适用效力的一种立法活动和法律形式，但宋代编敕均已失传。
编例：分为断例和事例。断例是可以作为断罪定案的成例事例，又称为“指挥”；把对审判具有指导意义的判例编成集的立法活动，叫做编例，由此而产生的这种案例集也泛称编例。赵顼时，就出现了“以例破律”的情况，此后历代皆是以例为用，南宋时这种现象达到顶峰。南宋时例的发达和编例的出现及其强化，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基本法典与其他法规的权威性。
编制条法事类：是宋朝出现的一种独特的法典编撰形式。它是以事类（公事性质）为标准分门（篇章）编纂的法规大全，每项事类中同时收入相关的敕、令、格、式、申明等。条法事类的出现改变了以往法典编撰过程中以法律性质作为编撰标准的做法，是宋朝法典编纂体例上的又一创新。南宋时有《淳熙条法事类》和《庆元条法事类》。其中南宋赵扩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七月颁布的《庆元条法事类》是保留下来的惟一事类汇编。因其奉诏于庆元年间而颁行于嘉泰年间，故兼称《庆元条法事类》《嘉泰条法事类》，凡437卷。所收为南宋初年（公元1127年）至庆元年间（公元1195—1200年）敕、令、格、式和随敕申明，分职制、选举、文书、禁、财用、库务、赋役、农桑、道释、公吏、刑狱、当赎、服制、蛮夷、畜产、杂门共16门。
同时在南宋，司法官员审判依据多元化。在南宋，地方官员利用各种手段，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方法，进行案件侦查和审判，旨在查清事实和实现正义。这些官员为百姓提供了真实有效的帮助，能够让受冤的人得到平反。
宋代地方实行州、县两级的行政机构，与州平级而又根据它们的重要性与作用不同，还有府、军、监三种建置，一般都称“州郡”。为限制州郡长官的权力，又在州郡之上设立路一级的监察区。州郡长官分别称为知州、知府，知军和知监，统掌本州郡的政务。州郡下面是县，长官称县令或知县，另设负责文书和财赋出入的主簿，负责治安的县尉，但小县也不全置。州郡长官全由朝官担任，根据州郡大小、事务多少，他们的品级很不一样，甚至有前任宰相出任知州的，故称为判州事。至于幕职州县官，一般都由选人一级的低级文官充任。
在路的一级，设有安抚使司、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等彼此既平行又互相监督的机构，它们分别代表中央掌管和监察所属州郡的军政、财政、刑政、农田水利和赈灾救荒等事务。其中，转运、提点刑狱、提举常平司总称为监司。在南宋初期，由于军事不稳，安抚司取代其他监司，成为路级最重要的管理机构。随着和议达成和南宋政权的稳定，安抚司衰退。南宋中期至末期，四个主要的路级机构的权力被新的高级政区机构，如宣抚司、制置使司等取代，使得原路级机构成为执行机构。由于南宋末年地方社会贫穷，确保税收的充足成为了这些机构的主要任务，其功能更加偏向财政事务。
南宋时期赋税制度复杂多样，有经界法、义役法、括田法、公田法、“二税制”（即秋税和夏税）等。
经界法是南宋时期一项重要的土地管理政策，旨在核实私家农户纳税耕地的实际面积，以确保政府的赋役收入并实现赋均役平的目标。在南宋初年，由于战乱和版籍残缺，赋税征收失去了依据，导致官僚、地主和豪强与地方官吏勾结。南宋政府委托李椿年负责实施经界法。
具体实施经界法的方法如下：首先，在转运司下设立了专门机构“措置经界所”来执行经界工作。然后，以“都”为经界的实施单位，要求官户和民户按照规定填写“砧基簿”，上面写明户主姓名、田地面积、四至、丘段、土地来源，并附有地形图。填写完毕后，保正会召集田主和佃客逐一核实和确认，并在图籍的四至处押字，同时上报经界所。经界所会派官员按图勘验和核实，如发现不实之处，将予以处罚。砧基簿经过勘查核实后，成为田地所有权的证明。未来的土地交易必须出示砧基簿和契书到县级机关进行批凿，否则将不被承认为有效交易。没有上报砧基簿或填写虚假信息的田地，一经查实将受到惩罚。每个县存有一份本乡砧基簿，另外还制作了三本备份，分别存放在县、州和转运司。
李椿年在经界法中引入了砧基簿和地形图的创新做法。但之后王铁简化了手续，取消了核心环节，田地信息的真实性难以保证，经界法失去实效。
义役起源于南宋初年的浙东地区，并逐渐在浙西、福建省等地推行，持续至南宋末期与差役并行。义役的实施经历了成功和失败的案例，初期成功较多，但中期以后失败案例增多。
义役最早由松阳县民间首创。宋代县乡两级政权机构庞大，吏役名目繁多，日常事务由吏承担，但吏役无俸禄，由地方官按民户资产分配。为了应对保正、保长、户长的役务，松阳民间开始出现了“义役”制度。义役的具体做法是以一个乡或一个都为单位，由应役户出田或购买一定数量的田地作为助役田，所收取的田租用于支付应役费用，出田的数量根据贫富不同而不同。直到1171年，范成大担任中书舍人时再次上奏推广义役制度，才得到朝廷的同意。此后，政府将义役制度作为正式制度加以推广，逐渐由民间创设发展成为“官督民办”的形式。各地纷纷效仿。到了淳熙十一年（1184年），监察御史谢谔的奏疏推动了义役法在各地继续推行。
在南宋末年，文天祥在为家乡江西吉水县永昌乡的义役所写的序文中肯定了义役，并指出差役的弊端。
括田法是南宋时期为了解决财政困难而实施的一项经济措施。在淳祐七年（1247年），为增加财政收入，赵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设立了田事所，并任命史宅之为提领官，负责括田法的相关事务。同时，计院检阅、右司赵与担任参详官，赵与誉和谢献子负责文字工作，协助史宅之。括田法的目标是将南宋各地的围田、沙田以及没官田等纳入国有，统一由田事所进行管理和经营，收入归朝廷统一支配。此外，在淮南西路地区、两浙地区和江东等地设立分司，派遣朝廷官员到各州县，负责测量和确定公田界限，并具体执行中央政策。在括田法的实施过程中，由于下级官吏的偏差执行，不属于公田的土地也被错误地纳入，对待民户的标准也不一致。民户为了避免被括抄，争相贿赂地方官吏。随着赵与膺、史宅之等负责人去世，括田法最终被废除。田事所收入的公田归安边所统一管理。
赵昀在贾似道的建议下，推行公田法。该法案的初衷是解决军饷供应和财政问题，通过回购官田来解决。公田法的实施由刘贵良负责，最初在各郡设立专门官员负责管理，后来由路级机关直接管理。公田法的价格和对象发生了变化，原本针对官户的政策转而实行派买，回购价格也大幅下降。然而，地主们对此失去了积极性，使得回购公田变得更加困难。
在公田法实施过程中，遭遇了各种反对声音。一些大臣、学士、太学生、宗学生和武学生纷纷上书批评公田法，要求废除该政策。但在赵昀的支持下，公田法继续推行，并镇压了反对者的声音。贾似道在咸淳十年（1274年）被罢免后，公田法受到影响，大臣们再次上书要求废除该法。尽管朝廷原计划将土地归还原佃主，但由于军情紧急，最终未能实施。南宋灭亡后，这些公田全部被元朝政府没收，并赐给了蒙古贵族。
“二税制”起源于北宋，又叫田税，是按照土地质量好坏，分夏秋两季征收。到了南宋时候，为了增加收入，政府在收税的时候采取一些方法来增税，具体有正税及加耗、和籴、加大量器、折帛钱、和预买等方式。
正税及加耗：南宋初年加耗是临时性的。加耗有一取五斗的，也有一斛取一斛，后形成制度固定下来，并形成恶性发展，南宋晚期，甚至出现正税一石，加耗至二石五六者。
和籴：本为宋政府粮食短缺，置场按价收买粮食的一种制度。“绍兴和议”后，有官府置场收买的，并搭配钱、银，变成一种硬性的摊派，变成了附加税。
加大量器：南宋中期以后，官府采用民间加大的升斗对农民进行征税，各地不一，有的地方税米多量一倍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增加到二倍以上。
二税中的夏税按亩出绢、布等丝麻织物，正税沿袭北宋，附加主要是折帛钱与和预买。
折帛钱 ：农民在夏税纳绢时，按市价折交现钱，称为折帛钱。但南宋时，农民往往被迫以市价的二倍到三倍的价格交纳折帛钱。
和预买 ：南宋时政府向民间买绢，当时不给钱，之后给物或钱。原来和买时，官府还给钱、给盐，南宋中期以后，都变成了白科，一折为钱，再折为银，越折越多。
除了正税之外，南宋还以军事需要设立名目来向民间纳税。
中央官学：南宋的教育制度是承袭北宋，官学有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中央官学主要有太学、武学、宗学、律学、算学、书学、医学、画学八所，其中宗学为赵氏宗室子弟而设。南宋建炎（1127一1130）年间设国子监，只有国子监生三十六人；绍兴十三年（公元1143年）设立太学，太学设置仍仿北宋三舍法，生员名额700人，以后有屡增名额，到绍兴十六年（公元1146年）外舍生已达1000人，内舍生100人，上舍生30人，总数1130人。
太学的最高长官为祭酒，一般以学行卓著的四品官员担任，副长官是司业，为正六品官。下面还设国子监丞、博士、学正、学录、学谕等官。太学学习内容是经术、诗赋和策论，基本与科举考试的内容一致。太学之外的官学设置的课程各有不同，如武学课程内容为《七书》兵法和弓马、步骑射，根据成绩不同可以授予相应的官职，也可参加武举；医学学习《素问》《难经》《脉经》《巢氏病源》《三部针灸经》等，根据成绩可以授予医职。
地方官学：南宋的地方官学比北宋发达，首先，南宋在各个州县都设立了公立学校，如南宋两浙路就有七十四所公立学校。其次，南宋的县学扩张很快，如当时建康府学的校舍总数为一百二十五间，其中主要建筑有大成殿、祠堂、御书阁、讲堂、议道堂、教授东西厅、斋舍、直舍、祭器库、公厨、钱粮厅、射圃等。州县学的学习内容与太学大同小异。考试办法为：每十日参加一次习试（练习性的测验），每三个月举行一次堂试，生员根据积分多少升学。
南宋与金的关系是宗藩关系，对峙之初，两国之间战争频繁。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两国初次达成和议，南宋向金称臣，每年向金朝交纳岁贡银绢五十万两匹，金、宋两国结成了君臣关系。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金朝撕毁和议伐宋，南宋几路大军北伐取得胜利，其中岳家军逼近汴京。次年冬，宋金再次达成和议，宋对金奉表称臣并纳贡。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宋、金再次交战，征宋的金主完颜亮完颜亮去世后，即位的完颜雍派使者表现出和平的姿态。隆兴二年（公元1164年）宋金达成和议，改金、宋君臣之国为叔侄之国，宋主称金主为叔父，双方往来文书为平行文书，交纳的银、绢有所减少，即献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金归还或割让宋海、泗、唐等六州。自此双方保持了四十多年的和平状态。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南宋北伐失败，两国于嘉定元年（公元120年）三月再次议和，这次议和增加了岁币的数量，还多了三百万贯的犒军费。端平（公元1234年）南宋联合蒙古将金灭亡。
南宋初年，高丽曾有与南宋朝廷通好之意，如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闰四月，高丽国王派礼部员外郎崔清等向南宋入贡黄金、白银、绫罗、人参等物，赵构接见贡使，回复答谢诏书后遣还贡使。之后，高丽不再遣使到南宋，南宋也担心与高丽交往会被金朝利用而不利于国防，故南宋与高丽不复保持邦交关系，两国交往只保持在地方层级上。
西夏与宋朝本为藩属关系，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西夏不再向南宋称臣，南宋与西夏从宗藩关系转变为平等的国家关系。同年，南宋谋划抗金北伐，想要与西夏结盟，派遣使丞到西夏请求结盟，但被西夏皇帝乾顺拒绝入境。建炎四年（1130年），南宋再次联系西夏，乾顺依旧不予回应，之后，南宋与西夏关系暂绝。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金朝攻打西夏，西夏国王乾顺派遣使臣到南宋请求通好，此后双方虽保持联系，但因双方都缺乏诚意，两国关系并无实质性突破。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南宋与金达成“绍兴和议”，南宋与西夏领土上不再毗邻接壤，此后五十余年间南宋与西夏几乎断绝关系。
北宋时交趾已由南疆藩镇变为属国，南宋初期延续北宋惯例，也授予交趾统治者交趾郡王等封号。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赵昚下诏赐安南国名，册封李天祚为安南国王，南宋提高了交趾的地位。
南宋时期，大理是南宋获得战马的新途径，马匹是推动南宋与大理往来的重要动力。赵构时，大理几次请求入贡，但朝廷只购买马，拒绝接受朝贡。南宋对大理的外交政策是隔离，只接受博马交易，不接受其进京朝贡。后大理成为蒙古藩属后，南宋与大理关系急剧恶化。当时南宋四川地区拒绝大理使臣人境，并且四川地区还曾突袭大理，同时南宋两次命令广西壮族自治区平反蒙古藩属大理等国的叛乱。
由于地理原因，南宋与陆上西北国家没有往来，主要与海路而来的诸国发展朝贡关系。占城、三佛齐、大食、真腊王、真里富等首都遣使到南宋，南宋也对这些国家进行过多次册封。如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南宋占城国王“检校太傅、加食邑”，授真腊王“检校司徒，加食邑”。
南宋与蒙古最初密切往来是联盟抗金。绍定六年（公元1233年）蒙、宋联合攻金，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金朝政权在蒙古和南宋的联合夹击之下终告灭亡，结束了宋金之间长达100余年的对峙。
金亡之后南宋与蒙古敌对，南宋开始抗蒙战争。从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至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蒙古七次攻打南宋，占领南宋江北的大片国土，后蒙古内乱攻宋暂缓。宝祐二年（公元1254年），蒙古灭大理后，多次进攻南宋，到景炎元年（公元1276年）占领临安，南宋朝廷投降。
南宋初，宋军经历了从大部溃散到重新编组的过程。南宋的军种大致可分“屯驻大兵”、禁兵（包括系将禁兵和不系将禁兵）、厢兵、土兵和马手五类。南宋初设御营军，改名神武诸军，大致成为川陕以外东南地区的正规军。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考虑到当时枢密院和三衙已有名无实，各军“皆在行朝，不相统一”的现状，赵构下令另设御营司“以总齐军中之政”，由宰相和执政分别任御营使和御营副使，掌管御营军。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宋高宗下诏御营司只掌管他直接统率下的行在五军，次年六月，罢御营司。
南宋中期至后期的军制演变，大体有三个方面：一是一般由文臣担任的宣抚使、制置使等，逐渐剥夺了各屯驻大兵都统制的指挥权；二是在各屯驻大兵之外，又创设各种名目的新军，逐渐成为正规军的主力；三是各屯驻大军的兵力逐渐减削，降居正规军的一小部分。
长期战争的压力，朝廷的重视，南宋在火器、战船等武器装备方面有创新和突破。南宋的长兵器主要有长刀、长枪、大斧，短兵器主要有短枪、短刀、剑和铁鞭。南宋的抛射兵器，除传统的弓、弩之外，增添了炮，即使是传统的弩，南宋在形制和威力方面也有很大改进，有的弩射程达240余步，可穿透马甲和头盔。发射药兵器主要有火炮、火枪、火箭、突火筒、火铁蒺藜、铁火桶、铁火椎等，其中火枪就有长竹杆火枪、飞火枪、突火枪三种。南宋后期，军队改进和发展了铁火炮，其威力增大，种类增多，主要有合碗式、铁罐式、葫芦式、圆球式四种。同时南宋军民在抗金中，一方面利用纸壳火球的燃烧，焚烧金军的人马和战具，另一方面把纸壳火球为初级爆炸性火器，炸击金军人马。
南宋的甲胄，按材质分类，有铁甲胄和皮革甲胄，按照军士使用武器的种类区分，主要有“枪手甲”“弓箭手甲”“弩手甲”“马甲胄”等。南宋的战船形制多样，有马船、桨轮船、楼船、无底船等。船上的武器装备也非常丰富，除了传统的刀、枪、弓、弩之外，还增加了火器。
为巩固政权，减轻朝廷的压力，以渡过生存的危机，赵构君臣在重建国防与军政体系的同时，认识到地方武力因地制宜、保乡卫土，协助正规军作战的重要性，形成了两种性质的地方武力。一是民间自卫武力，由当地百姓自动筹措财源、枪械，组织而成的武装团体。二是由当地官员筹措财源、枪械，招募当地民丁，加以组织、训练的地方性军队。地方性军队由地方官员直接领导，受中央的指挥、调度。南宋比较重要的地方部队有：湖北神劲军楚州武锋军、扬州强勇军、成都义勇军、广东摧锋军、福建左翼军等。
开垦面积不断扩大：南宋国土面积比北宋约减少五分之二，但农业生产发达地区都在南宋境内。南宋初，除四川、广南等地外，东南一带遭受严重的兵破坏，明州（今浙江宁波）、洪州（今江西南昌）等地都遭受金军屠城的惨祸。但是，大量的北方劳动人民南迁，与南方农民共同劳作，使难弄的农业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垦田面积也不断扩大。南宋平原地带已大部垦辟，如浙西平江府、两川地区，在山陵地区，还到处“垦山为田”，开垦了大批梯田。“梯田”一词即起源于南宋。
农业技术发展：随着开垦面积的扩大，农业灌溉也在提高，五十年内，南宋各地就兴建或修复较大的水利工程，如潭州（今湖南长沙）的龟塘，可溉田万顷；镇江府练湖的七十二源，溉田在万顷以上。与此同时，农具也在不断改进，铁耙，头、刀、镰刀等形制也有改进，轻巧耐用。水灌田的龙骨翻车，有全用脚踏和用牛拉的两种，已为南方农民普遍使用。南方山田的大量垦辟，使用了高转筒车，依靠水力推动，引水上山。
租佃制发展：南宋农业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租佃制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阶段，即没有土地的贫困户可以靠租种土地解决生活问题。南宋王朝的统治阶级——地主（田主）占有80%以上的生产资料——土地资源，他们主要靠剥削佃农的剩余价值发家致富，同时也向国家交纳巨额税赋，与农民共同创造及铸就了南宋较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种植种类多样：南宋农业种植类型多样。南宋遍植水稻，品种多至上百种，早熟丰产的占城稻得到进一步推广，大大提高了稻米的产量，当时，上等田亩能收五六石粮食， “苏（州）湖（州）熟，天下足”的谚语由此而来。除了水稻，随着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各地种麦面积增加，南宋出现了“天下百姓皆种麦”的景象。经济作物棉花、茶树、桑树、果园等种植的范围和产量也在不断增加。
总的来说，由于南宋政府采取兴修水利、鼓励垦荒的措施，加上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和广大农民的辛勤劳动，南宋时期，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比唐朝提高了两三倍，总体发展水平大大超过了唐代。南宋时期农业的发展使江浙在元初成了中国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中国南粮北调的新格局。
南宋纺织业仍可大致分为官营和私营两大类。官营纺织业主要分布在两浙和四川地区的大城市，如杭州市、成都市，南宋少府监所属的绫锦院、文思院等机构专门负责纺织品的织造。南宋的私营纺织业若按产品生产部门分类，可分为官僚、地主庄园的纺织手工业、寺院纺织业、与农业结合的家庭纺织手工业和纺织专业户及其作坊。
南宋时丝织布技术有了新的提高，如苏州市、杭州、成都三个著名的官营织锦院，就有“换综”、 “厢杼”、 “练染”、 “纺绎”等比较精细的分工，产品类型多且精致美观，超过了北宋时期。麻织业在南宋时也继续发展，广西壮族自治区所织的柳布、象布很畅销，瑶族的蜡染法染制的染花布尤为精致，这种蜡染法是当时我国境内染斑的最高水平。另外，棉纺织业的发展是南宋纺织业中的新成就，当时棉纺已经有了铁铤、弹弓、纺车、织布机等生产工具。从此，棉布逐渐代替了麻布，成为人们穿着的主要物品。
南宋制瓷业规模宏大，如解放后在江西吉安市郊永和区发掘的吉州窑遗址，面积可达二十余亩。瓷器堆积有的地方达二十公尺之厚。南宋的制瓷业在继承北宋瓷业的基础上有发展，北方名窑如官窑、定窑、汝窑等战乱破坏而衰落，大批工匠迁到南方，给南方带来了技术力量和优良工艺，江南成为全国制瓷业的中心。如景德镇的瓷器质地精良，几乎与玉器无别；杭州凤凰山下修内司官窑所产瓷器，胎细、釉润、色青带粉，极为精致；浙江龙泉所产传统青瓷称为上品。景德镇青白瓷有“饶玉”之称，与真定红瓷、龙泉青瓷成为南宋三大名瓷。
南宋造船业十分发达，从福建泉州出土的宋代沉船来看，它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造船技术。南宋造船业有官办的，也有私人经营的。在陆安、建康、平江、扬州、湖州、温州、泉州市、广州市、潭州、衡州、赣州等地，大多设有官办的造船工场，当时官办的造船工业，规模都很可观，如温州的官办造船场，南宋初有工兵二百四十七人。江西路洪州（江西南昌）、吉州、赣州三处的官办造船场，各有工兵和工匠二百人；鄂州（湖北武昌）的一个官办造船场，建造每一艘船舶，平均要用一千五百多个工。南宋泉州、广州等地以造大船为主，如1974年在福建泉州湾后浩港发掘出一艘南宋末期的海船，载重量约在二百吨以上， 它的船舱竟多达十三个。
南宋的战事频繁，兵器制造业发展很快。兵器制造业是由官方垄断的，南宋时期的四川省是抗金抗蒙西线的主要根据地，因此兵器制造业发展得最快。四川的成都市、三台县、遂宁市、嘉、邛、资、渠等地，共有七个军器制作院，造作兵甲。兴元府、兴、阆、成、云安军、仙人关等地，共有六个造作院，制作神臂弓、甲、皮毡等。仅弓弩一项，每年造数十万张，箭数百万支。兵器行业除生产大量的传统古代兵器外，火器的发展尤为迅速。南宋时新创制的火器有火炮、火枪，生产数量很大。在南宋的兵器制造业中，弓弩的改进以及射击型、爆炸型武器如“突火枪”和“霹雳炮”的发明，都预示了热兵器时代的来临。另外，南宋兵器制造业中不论兵匠和雇匠，由于分工细、保密性强，每个工人“各站一能，不可以相易”。
国策：南宋时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士、农、工、商，皆百姓之本业”成为社会共识。南宋继续坚持“农商并重”的基本国策，商品交换小至城乡，大到海外，遍布之广，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商业网。
移民南迁促进城市商业发展：定都临安以后，大批皇亲国戚，达官贵人云集江南。他们是社会上最富有的部分，消费能力高，临安及其地区因之成为南方的主要消费中心，从而刺激了商业的发展。例如南宋定都临安后，“四方之民云集二浙”，城区人口的迅速增加，店铺也增多，在临安城的御街（今中山中路）形成了南、中、北三个商业闹市区。据吴自牧《梦粱录》记载，那里有名的大店达一百二十余家。此外，其他移民众多的城市，例如建康、鄂州、泉州，也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商业中心。
互市贸易促进经济发展：南宋时期对战马的大量需求，使得四川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地边境的互市贸易较前有所发展。例如，四川在乾道四年从边外购进11000匹马，而在北宋末四川和陕西省的岷州、阶州每年不过购马8700匹左右。同时，产自南宋的盐、茶、丝绸等产品大量销往边地。这种互市贸易无疑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
另外，两国和谈也促进了边境互市贸易。南宋与金就有官方的榷场，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宋金签订绍兴和议后，就在淮东路、淮河北岸设有榷场。南宋输出的货物主要有粮食、绢布、茶叶、书籍、各种手工业产品以及海外贸易所得的药材和手工业产品；输入的货物主要有军器、犬、马等物。
南宋在东南沿海立国，发展海外贸易的条件优越，贸易规模远远超过北宋。南宋继承北宋的市舶司制度，主要职责是负责关于一切有关出海贸易，外舶进来之后的抽解等事项。有时也由知州兼市舶使，知县监官。此下还有专库、手分和牙偿等吏人。外贸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南宋有多达20个与外洋通航的外贸港口，其中泉州是当时世界第一大港，以泉州为界划分南、北洋。同南宋有直接或间接贸易关系的国家总计有五十多个，尤以日本、高丽、东南亚各国来往最为密切，输出的商品主要有瓷器、金、银、铜、铁、锡、丝织品、茶叶、药材等，其中瓷器数量最多。进口的商品很多，据《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一书记载，高达一百四十多种，如毛金软段、高丽毛丝布、槟榔、折扇、日本刀、螺钿器物、象牙、龙涎香等。
南宋货币制度基本上沿袭北宋成制，币种依旧是铜钱、铁钱、纸币三种，铜钱仍是主要币种，而铁钱、纸币属于次要币种，在特定区域发行流通。但是就发行数量多少有区别，北宋货币发行以铜币为主，辅之以铁钱、纸币（交子、钱引），而南宋则是以纸币为主，铜钱、铁钱为辅。绍兴三十年（公元1161年），官府按照四川省“交子”的办法，设“行在会子务”，正式由政府发行“会子”。“会子”分一贯、二贯、三贯三种，在东南各路市场上流通，所以又称“东南会子”，后会子发展遍布各地。包括川引交子、关外银会子、铁钱会子、淮交、湖交。除了纸币与铜钱外，黄金白银也是通用的货币。南宋定都临安后，随着城区人口的迅速增加，各种消费品的需求扩大，贵金属黄金白银在国家税收、专卖制度、海外贸易、地方政府的上供、大宗商业贸易等方面都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宋时，词在北宋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史中国词史上的鼎盛期。南宋时，词与乐已独立开来，词逐渐拥有与诗分庭抗礼的文学地位，成为文学家创作时的首要选择，成为高雅的艺术活动。南宋写词的人多，数量也多，据唐圭璋先生所辑的《全宋词》统计，现存作品不包括残篇、附篇的有一万九千九百余首，收录的作家（不包括无名氏）有一千三百三十一人之多。其中南宋词人有六百四十六人，占百分之七十四。南宋词在内容上有拓展，在创作手法趋于成熟，因为特殊的政治背景，南宋词在情感上又多了一份厚重与现实感。南宋词的发展大概可以分两个时期，前期词人有李清照、张孝祥、朱敦儒、辛弃疾等；后期有姜夔、吴文英、朱淑贞、刘克庄等。在这些词人中，又形成了南宋词学的两大流派，即以辛弃疾为首的豪放词派和以姜夔为代表的格律词派。
诗歌在南宋有所发展，从作家及其作品数量来说，南宋远远超过北宋。如杨万里诗二万余首，陆游自称“六十年间万首诗”。与唐诗相比，首先南宋诗歌的题材更为广阔，如强敌虎视眈的背景造就了爱国情怀的诗篇盛行；其次南宋诗歌注意生活细节的深入发掘，擅长以小见大，南宋诗歌的发展也可以分为前后期，前期以江西诗派的陈与义和“中兴四大诗人”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等人为代表，后期则是以四灵派和江湖派影响最大。
南宋散文成就远不能与北宋相比，散文成就较高的有陆游、辛弃疾、杨万里、刘克庄、文天祥等，但他们更多以诗、词或思想家为世人所知。不过南宋散文继承北宋大家的优良传统，在北宋散文的基础上有所开拓， 表现出一些新的面貌和特征，如民族危亡的特殊时代环境， 孕育出一批充满爱国激情、荡气回肠的不朽篇章；散文文体功能的开发更为全面， 序文 、杂记 、题跋、碑志、文赋、游记 、杂文诸体 ，在题材、格局、表现手法上都有拓展，并进一步发展了日记 、笔记、诗词文话等著述体裁 ；相较北宋，南宋对散文理论的探讨更为自觉。
南宋话本的兴起，标志着中国小说的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对明清白话小说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南宋话本小说的内容以爱情和公案居多，至今流传的南宋话本有《京本通俗小说》中所收的《碾玉观音》《菩萨蛮》《西山一窟鬼》《志诚张主管》《拗相公》《错斩崔宁》《冯玉梅团圆》等作品。
除了话本小说外，南宋还流行“讲史”。如临安北瓦十三座勾栏中就有两座勾栏说史书，其所说内容概括古今历朝历代。讲史话本，流传至今的主要有《大宋宣和遗事》、三国故事、五代故事和宋江故事等。
近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在儒学复兴的思潮激荡下，尤其是在鼓励直言、自由议论的政策下，先后形成了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事功之学，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之学等主要学派，开创了浙东学派的先河。而理学与心学是南宋主要的思想流派，朱熹是继二程理学后的又一位理学大家，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将《礼记》中《大学》《中庸》篇，分章注释，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在南宋以后，四书被确定为官学的教材和科举的指定读物，对后代的文教有重大影响。陆九渊是心学的创始人，他提出了与佛教和朱熹理学相反的观点，他把理和心看作是同等的。他不同意朱熹将心与理析为二，将理置于心之上，而将理从天的位置上拉下来与“心”相齐，从本体论的角度赋予“心”宇宙本原的内涵。
绘画：南宋绘画在北宋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南宋定都临安区后，，赵构即仿北宋宣和画院，设置御前画院，后人称为绍兴画院。据《南宋院画录》所载，宋高宗朝有画家三十人，著名的有李唐、杨士贤、马公显、李迪、李安忠、李从训、朱锐、李端、张浃等。此后，赵昚、赵惇、赵扩、赵昀等朝也拥有不少名家高手，如林椿、阎次平、马远、刘松年、梁楷、夏圭、张茂、马和之、苏显祖等。其中李唐、刘松年、马远、夏被成为南宋四大画家，南宋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创作丰富，如李唐的《万壑松风图》《关山雪霁图》；刘松年的《四景山水图》《西湖春晓图》《南宋中兴四将图》；马远的《华灯侍宴图》《寒江独钓图》；李嵩画宋江等三十六像等等。
雕塑：南宋的雕塑比较集中地体现在石窟造像上，以四川大足石窟佛教造像为代表。其当地北山的佛湾、宝顶的大佛湾是佛教雕刻艺术的汇聚之地。其中北山南宋造像中最高水平的雕塑作品为编号为一百三十六的心神车（亦称转轮经藏）窟的菩萨造像。主像左边侍立着迎叶、观世音，右边侍立着阿难陀、大势至。窟内左（南）壁，自内而外依次有文殊菩萨、玉印观音、如意珠观音三组造像；内右（北）壁亦自内而外依次有普贤、日月观音、数珠手观音三组造像。窟口左右各刻有一个金刚力士。这些造像神态各异，体现了人物鲜明的个性，形象娟秀美好且有力量感。
音乐：南宋的音乐制度基本沿袭北宋，但就音乐艺术本身而言 ，教北宋有一定成都的发展。首先，南宋形成了多种形式的乐种，即从艺术形式上可以分为说唱音乐、百戏、歌舞音乐、戏剧音乐以及器乐等；从音乐类型上可分为宫廷音乐和民俗音乐两种。其中宫廷音乐又可分为雅乐、鼓吹乐和燕乐，民间音乐又可分为市民音乐与乡村音乐。其次是乐器与器乐的进步，南宋时奚琴与轧筝两种拉弦乐器不仅在民间得到了普遍使用，而且还运用到官廷宴会；还出现了官笛、羌笛、夏笛、小孤笛、鹧鸪、扈圣、七星、横箫、坚箫箫管、等多种弦乐器。三是乐理的提高。最具代表性的蔡元定的十八律理论，以及在音乐思想上创新性发展的王灼、郑樵等人。
舞蹈：南宋舞蹈艺术可分为宫廷舞蹈与民间舞蹈两种。宫廷舞蹈以表演人物故事的大曲舞最为盛行。它以大曲作为伴奏的舞曲和歌唱的曲谱进行演出，形成一套比较复杂的表演程序。宫廷大曲舞曲目很多，如《莺莺六幺》《郑生遇龙女薄媚》《柳毅大圣乐》。民间舞蹈的节目繁多，以临安瓦舍中表演的舞蹈节目而言，就有舞旋、舞蕃乐、舞剑舞砍刀、舞判、舞蛮牌、扑旗子、舞花鼓等。
杂剧：南宋初期杂剧从过去的“散乐”或“百戏”中脱离出来，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舞台艺术。宋杂剧有相对完整的表演结构，包括艳段、正杂剧、后散段 3 个部分。宋杂剧已经形成了固定的角色行当。 其中主要的角色有末泥、装旦、副净、副末、装孤等。 杂剧的角色是后世戏曲中“生、旦、净、丑”四大行当的雏形。宋杂剧有滑稽戏和歌舞戏两种，在四川省等地颇为流行，杂剧曲目很丰富，但脚本没有流传下来。据《武林旧事》中记载，南宋杂剧曲目达二百八十多种，主要作品有《崔护》《莺莺》《裴少俊》《柳毅传书》《钟馗》等等。
南戏：南戏是南宋时期长江以南的戏剧形式，最早产生于温州市，故也称“温州杂剧”或称“永嘉杂剧”，因唱南曲又名“南曲戏文”，简称“南戏”或“戏文”。这种戏最初只用民间小曲，不分宫调，各脚色都有白有唱，剧本的结构也没有一定的规格。南戏的发展虽然比杂剧晚， 但因流传有较完整的剧本，如《赵贞女蔡二郎》《王魁负桂英》《王焕》《乐昌分镜》等，所以学者们多以南戏作为我国戏曲艺术完全成熟的标志。南戏的音乐组织结构采用当时词牌联唱、鼓子词、大曲多遍结构，同时采用最为常见的同一曲牌多遍连唱形式，体现了自己的创造性。
陈寅恪先生指出：“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宋代，尤其是南宋，是中国史学得兴盛时期。南宋有官史和私史。官史主要指由宋廷官方主持修撰的国史、实录、会要，以及起居注、时政记等等。宋代官修史书记载之详、篇幅之大，都是空前的。如《宋会要辑稿》，仅《食货》一门就有43册之多，是现在研究宋史最主要的原始资料。私史是私人修史，南宋私人修史的风气大盛，南宋私修史书成果最显著的是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南宋编史的方式也有创新发展，如袁枢将《资治通鉴》所载重要事件分门别类，每事详备始终，并列出标题，撰成了《资治通鉴纪事本来》一书，开创了纪事本末体这一新的体裁；朱熹的《伊洛渊源录》则开启了记述学术宗派史的学案体之先河；其他还有还有金石学、方志、野史笔记等多种方式写史。南宋史学家不仅重视当代史的研究，而且力主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从历史上寻找兴衰之源。
南宋的宗教主要为佛教和道教。南宋王朝重视佛教发展，希望以佛教来巩固其统治，其标志是宋代禅法中看话禅和默照禅两大体系的形成，反映了宋代禅法思想的成熟，南宋佛教具有集大成的性质。南宋时，人们普遍笃信佛教，企图以菩萨保佑自身，消灾降福，多行放生、素食的习俗。在此种风气下，两浙地区、福建路地区民间佛教盛行。同时南宋前期对道教不甚重视，但到赵昀和赵禥时期，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道教迅速发展起来，出现了繁荣昌盛的景象。在治病、避邪、祈福、求雨时人们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请道士帮忙。南宋宗教最大特点是儒、佛、道三教的融合与统一。“三教合一”趋势始于中唐，南宋时成形。它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和人生理想为核心，结合佛家的思维和实践方式，道教的诱感和恐吓手段，构建了一套对士民阶层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和行为控制系统。除了儒道二教之外，伊斯兰教和摩尼教也有流传，尤其是在广州市、泉州市、扬州市阿拉伯商人集中的地方，建有伊斯兰教寺院；摩尼教流传于东南沿海地区的民间，称为“明教”。
南宋数学也得到迅速发展，如秦九韶著有《数学九章》，运用增乘开方法解高次方程式的例子很多，算法更完备，这种解法比英国和涅的发现早600年左右；他还发展了《孙子算经》中的求一术，称“大衍求一术”，在世界数学史上被称为“中国剩余定理”，该方法在欧洲直到18世纪才为莱昂哈德·欧拉发现。其次数学家杨辉编撰的《详解九章算法》《日用算法》《乘除通变本末》《田亩比类乘除捷法》《续古摘奇算法》《杨辉算法》等十多本数学著作，收录了不少我国现已失传的数学著作中的算题和算法。
指南针：北宋末年指南针已运用于航海，始见于北宋末年朱或所著的《萍洲可谈》和徐兢《宣和南宋寿春府发明奉使高丽图经》两书。但指南针在航海中得以大力推广的开始于南宋。南宋时期的指南针.已从简单的单针进一步发展成为比较复杂的罗盘针。李约瑟先生指出：指南针在航海中的应用，是航海技艺方面的巨大改革，并把原始航海时代推到终点，预示计量航海时代的来临。
中国古代的造船技术在南宋达到成熟阶段，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各种船型纷纷出现，趋于完备。以桨轮船为例，南宋还出现了许多新式战船，有的面阔底宽，适宜于海上作战；有的结构特别坚固，专用于冲击敌舰；有的载运量甚大，适宜作战时运输。二是设计先进科学。据文献记载，南宋时能够根据船的性能和用途的不同要求，预先设计制作船的模型或图纸，然后按照船模建造船只。三是性能优良。从文献和泉州市出土的南宋海船来看，南宋船舶在稳定性、快速性、耐波性和抗沉性等方面，已比过去有了较大的提高。四是载重量大。远洋船舶载重量大，也是南宋造船业发达的大标志。
南宋造纸技术，在前代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造纸原料远比过去丰富。当时造纸原料主要有麻、竹、桑皮、褚、藤、苔、麦茎、稻秆等，这些原料经过备料、蒸煮、漂洗、捣叩、制浆、捞纸、压榨、干燥加工几个环节后，能够制造出各种不同品类的纸张。第二，生产规模扩大。南宋为了造纸币——会子，曾先后在徽州、成都市设立造纸坊来生产印发褚币的特殊用纸。这种纸张的主要原料是堵皮，因而会子亦被称作“币”或“褚钞”。第三，品种繁多，质量上乘。
印刷术：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毕异发明活字印刷术以后，南宋印刷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首先，南宋开始推广使用活字印刷术。其次，南宋还使用铜版印刷。据文献记载，南宋政府曾用铜版来印刷纸币“会子”。这种会子铜版，至今尚有实物遗存。
法医学：南宋是中国法医学正式形成的时期。南宋出现了郑克《折狱龟鉴》、桂万荣《棠阴比事》、赵逸斋《平冤录》、郑兴裔《检验格目》等一批有关法医检验的著作。淳花七年（1247）宋慈《洗冤集录》一书的问世，则标志着我国古代法医学的创立。它不仅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法医学著作，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著作，比意大利人菲德里于 1602 年所著的西方最早的法医学著作要早三百五十余年，而且被奉为我国古代“官司检验”的“金科玉律”，并对世界法医学产生了广泛影响。
其他医学：在妇产科方面，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一书代表了宋代妇科学的最高水平。王执中《针灸资生经》和闻人耆年《备急灸法》两书，皆集历代针灸学知识之大全，反映了当时针灸学的最高水平。南宋输穴针灸铜人是针灸学上第一具教学、临床用的实物模型。陈自明所著《外科精要》一书对指导外科的临床应用具有重要意义。无名氏的《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和刘防的《幼幼新书》汇集了宋以前在儿科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我国历史上较早的一部比较系统、全面的儿科学著作。许叔微《普济本事方》是中国古代一部比较完备的方剂专书。
在土壤肥料理论和技术方面，陈旉（1076 年~?）在《农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地力常新壮”土壤肥力学说。在农作制方面，南宋稻区的复种指数空前提高，向多熟制发展，稻麦两熟制在南方地区极为普遍。在栽培技术和植保方面，南宋也有不少进步。如陈惠在《农书》卷上就记载了一种培育水稻壮秧的技术。在蚕桑技术方面，南宋已开始应用嫁接术。在农学著述方面，南宋出现了众多的农书，其中著名的有陈惠《农书》、楼玮《耕织图诗》、吴橙《种艺必用》、曾子谨《农器谱》等。同时出现植物谱录。水果有韩彦直《橘录》、王灼《糖霜谱》；蔬菜有陈仁玉《菌谱》，花卉有陆游《天彭牡丹记》、范成大《梅谱》、《范村菊谱》、陈景沂（全芳备祖》、赵汝砺《北苑别录》等等。
南宋的饮食风尚，极尽追求奢华。当时的食客不仅追求食品的丰盛，而且讲究精美可口，这也是南宋奢侈性饮食消费的具体表现。由于南宋朝廷南迁，在饮食上出现了南北饮食融合的局面。汴梁食品和菜品的南传，深受江浙一带市民的喜爱，北方的各种风味小吃诸如甘豆汤、蜜枣儿、灌肺、酪面、羊饭、团子、三刀面等，也都在南宋时随朝廷的南迁传入杭州。除主食米饭外，大多北方人还倾向于麦食，主要分为面条、馒头、麦饼水饺和馄饨等种类，并且南宋出现了“油条”，当时称作“油炸桧”。此外，副食品还有菜肴、调味品、水果、饮料四大类。
园林：南宋园林建筑风格主要有园林叠山、崇尚西湖湖水、设置流觞曲水仿造兰亭、筑坝放闸仿冷泉、方池理水的特点，并受风水术的影响。南宋园林主要目的是“游观”。园林不仅是南宋皇家怡心养亲的场所.更是南宋各类文化艺术活动发生的场所。当时无论多是文学家、书法家、画家的南宋皇族，还是追求精神层面的享受和归隐林泉之志的南宋士大夫，都把园林作为体验游观之趣、愉悦身心的田园生活的场所。南宋园林数量多、分布广，从临安到京地区再到文人乡居园林（退隐文人的家乡），以及南宋疆域的西南和东南地区的郡圃园林、书院园林和邑郊园林，鲜明体现了南宋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巅峰时代。
桥梁：南宋拥有的精美的桥梁建筑。南宋地处淮河以南，且以长江中下游平原和江南沿海为其立足根基，水系发达，湖泊众多，桥梁建造事关国计民生。南宋建桥热潮的高涨，在两浙和福建路表现得最为显明。据《宋元方志从刊》中的南宋方志所载各地桥梁进行粗略统计，总数已达二千二百多座。主要分为梁墩桥、廊屋桥、浮桥、伸臂桥与拱桥五种。
寺庙和佛塔：南宋的寺庙和佛塔在建筑风格上也有独特之处。南宋文化中心在东南，即以杭州市为中心的江南一带，当时佛教中心也在这些地方。南宋佛教（禅宗思想）有“五山”“十刹”。五山即有名的五大寺杭州径山寺、灵隐寺，宁波天童寺，杭州净慈寺，宁波阿育王寺。十刹指的是十大名寺，包括杭州的中天竺寺，奉化区的雪窦寺，天台的国清寺，温州市的江心寺，湖州市的伽蓝宁波长寿寺，金华市的双林寺，苏州市的报恩光孝寺和虎丘寺，南京的太平兴国禅寺，福州市的雪峰山寺。佛塔如著名的六和塔，此塔位于杭州之南，钱塘江畔的月轮山上，又名六合塔，始建于北宋开宝三年（公元970年）后因兵费两次建南绍兴二十三（1153 年）重建于兴元（1163年）完成。
南宋市民生活丰富，重视各种节日，在不同的节日会举办不同的活动。如元旦这一天被称为“三朝”，南宋人非常重视这个节日，认为它是“一岁节序的开端”。立春前一天，官府会举行旗鼓锣鼓的迎春牛活动，希望能有一个“丰之兆”；元宵节即上元节各地会举办花灯展览，都城临安南至龙山，北至北新桥，四十里灯光不绝；二月初一的中和节，民间会互相馈赠青囊里装着各种谷物、瓜果子等礼物，称之为“献生子”，官员们会进献农书，以表明务农的重要性；四月八日佛诞日，临安西湖上会举行放生会，平江府会举行浮屠浴佛的习俗；七月七日乞巧节女性会摆出香案和酒果，对着月亮穿针引线，被称为“乞巧”。而富贵之家则会在“高楼危”上安排宴席，以赏赐节日的庆典；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当天人们按照习俗进行祭祖先、拜坟所、报秋的活动；中秋节，除了赏月外，民间还有秋社、吹箫击鼓、赛神祭祖等庆祝活动，以庆祝丰收，从十五日到十八日，杭州人还有观江潮的习俗。除此之外，冬至、腊八节、小年夜、除夕也都有各种活动。
南宋时时期，理学家朱熹以《书仪》为基础，参照《政和礼》写成《家礼》一书。《家礼》一书中对当时的丧葬程序做出明确的要求：初终、复、易服、治棺、讣告、沐浴、饭含、小敛、大敛、成服、朝奠、夕奠、朔日奠、吊奠膊、择地、择日开垄域、穿扩、刻志石、造明器、迁柩、朝祖、陈器、发柩、下棺、祠后土、题木主成坟、反哭、虞祭、卒哭、小祥、大祥等。同时南宋盛行火葬，其丧葬文化受佛教僧侣圆寂后焚化尸体的影响；同时，由于当时丧事活动繁琐，花费巨大，从看风水、择墓地、置棺木到举行一系列丧礼，平民难以承受，而火化则相对省钱省力。
南宋初期的士大夫与民间婚姻多以北宋司马光所著的《司马氏书仪》中的婚礼程序为基准。《司马氏书仪》虽然延续了古代的六礼，但根据北宋的风俗进行了删定。南宋的四明史氏家族按照司马公所著的《书仪》和《家范》的规定进行婚姻仪式。南宋的大儒朱熹根据《书仪》编纂了《朱子家礼》，根据南宋时期的风俗改变了古代六礼中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币、请期、亲迎等程序，将南宋士人的婚姻礼仪简化为纳采、纳币、亲迎这三个环节，民间婚礼也遵循这三个礼仪。南宋的婚礼将纳采、问名、纳吉归为纳采，作为两家婚姻的准备阶段。纳币则是婚姻的确认阶段，包括下定礼、下聘礼、下财礼这三个步骤。亲迎则是婚姻的完成阶段，即新郎亲自去女方家迎娶新妇过门。婚姻双方的长辈或主婚人之间通过书信来往，成为两家婚姻过程中的沟通纽带和商讨问题的桥梁。
南宋的服饰风尚经历了简朴、奢侈、再简朴、再奢侈的过程。南宋初期继承北宋服饰节俭的风格，绍兴二年（1132年）十二月，赵构在两天之内连续下了两次诏令申严销金之禁；赵昚也多次申严服饰侈靡之禁。赵惇、赵扩、赵昀三朝时，同样对服装上的逾制和奢侈风气多次下诏严禁。
南宋时期士大夫衣服分为深衣、紫衫、凉衫、帽衫、斓衫五种。深衣用白细布制成，衣全四幅，其长过胁下属于裳，“其过及”，“圆裤方领，曲裙黑缘”，并配以大带、冠幅巾、黑履，为士大夫家冠婚、祭祀宴居及交际时所穿。紫衫本为军校服，南宋初年因宋金兵事纷繁扰攘，达官贵人以冠带不够轻便，纷纷改用形窄紧身的紫衫，以适应战事的需要。凉衫的形制与紫衫大致相同，用白色布料，达官贵人往往将其作为便服穿行。士庶、商贾等平民的服饰，只能着黑白两色的服装。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南宋服饰呈现出奢侈的特征。城中富人大多穿着贵重舒适的丝绸服装，遍体锦绣，这种现象逐渐蔓延到农村。南宋妇女在服饰的消费中更加奢华，贵妇盛行穿窄袖袍服装，并创制了“赶上裙”，这是一种前后均不开权、长而空地的新颖服式。
南宋的交通路线可分为海路、江河路和陆路三类，这些交通路线以南宋都城临安为中心，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海路在南宋交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国内海道大致可以分为长江口外海道、钱塘江外海道、闽江口外海道和珠江口外海道等数条。长江口外海道又分为浙西路、浙东路；钱塘江外海道以临安府、明州为中心；闽江口外海道以福州市、泉州市为中心；珠江口外海道以广州市为中心。在海外航线方面，南宋主要有对日本、高丽东洋航线和东南亚、阿拉伯以及非洲东岸的西洋航线。南宋时期的陆上交通工，则具以骑马、轿子、牛车、独辕小车等为主。
南宋时期，游赏之风盛行，除了日常出行旅游之外，人们常在某些特定的佳节或时期出游。旅游者主要是南宋的文人士大夫，外国游客主要来自朝鲜、日本以及南亚、东南亚的商人、使者或宗教人士。南宋的旅游对象主要分为自然旅游和人文旅游两大类。其中南宋都城临安是当时著名的旅游城市，风景优美，在当时就有“西湖十景”的说法。南宋祝穆编撰的《方舆胜览》中记载了“苏堤春晓、曲院荷风、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浪闻莺、花港观鱼、雷峰夕照、两峰插云、南屏晚钟、西湖三塔”一共十处景点，其统称为“西湖十景”。
南宋共经九帝，历时一百五十三年，其帝王世系表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