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中生(中国工农红军杰出指挥员、军事家)

曾中生（1900～1935），原名钟圣，字炎光，兴宁县东乡七都里（今资兴市州门司镇）牵牛坳村人，中国工农红军杰出指挥员、被中共中央军委确定为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

1922年，曾中生投笔从戎，任桂军沈鸿英部参谋长。1923年，曾中生离开沈部转入湘军唐生智部。1924年，曾中生接触到革命思想，遂前往广州市。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曾中生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9月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次年冬回国，先后任中共中央军事部参谋科科长、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武装工农部部长。1930年９月，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被派到鄂豫皖苏区，统一指挥反“围剿”斗争并取得了胜利。1931年2月，曾中生又指挥磨角楼、新集等战斗，挫败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1932年10月，曾中生随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12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参加创建川陕苏区的斗争。1933年9月，曾中生被张国焘以“右派首领”等罪名逮捕并监禁。1935年8月被秘密杀害并隐瞒信息。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党中央为曾中生平反昭雪。1989年11月，被中共中央军委确定为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

曾中生生前著有《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等多篇军事著作，为后来毛泽东系统总结中国革命战争和战略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1900年，曾中生出生在湖南兴宁县（今资兴市）。7岁时，曾中生到黄阳书馆就读，后进入县城汉宁高小。民国6年（1917）秋，考入郴州第七联合中学。民国10年毕业后，回到资兴，在乐成高小任国文教员。民国11年，桂军沈鸿英率部进驻资兴，曾中生的才华为沈鸿英赏识，被委任为参谋。次年，曾中生发现这支部队军纪不严，上层争权夺利，互相倾轧，于是毅然离开沈部转入湘军唐生智部。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曾中生参加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第8军前敌指挥部政治部任组织科科长。1927年９月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次年冬回国，先后任中共中央军事部参谋科科长、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武装工农部部长。中共六大后，他到中共中央军事部及中央军委工作，协助周恩来等指导全国中国工农红军，受到周恩来的高度评价。1930年4月，党中央派他到南京市委负责组织部的工作。当时，南京市委在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指导下，举行“飞行集会”，组织武装暴动，致使党员公开暴露，全市被捕党员1万多人，近百名党员被杀害。为了恢复党的组织，挽救革命危机，中共江苏省委6月9日作出决定，调曾中生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

领导鄂豫皖根据地

1930年９月，曾中生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被派到鄂豫皖苏区。同年11月28日，曾中生翻山越岭，到达了鄂豫皖边特委秘书处所在地——孝感市的小河溪樊家村，向当地党组织传达了党中央反对“立三路线”的最新指示。曾中生的到来给大别山带来了生机，他清算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对鄂豫皖苏区的影响，一系列侵犯中农和工商业者利益的政策被纠正，一些有利于恢复与建设苏区的政策被提上议事日程，这是他的一人功绩。而且，曾中生在严厉批判李立三“左”倾错误之时，并没有过分追究那些错误路线执行者的个人责任，从而实现了鄂豫皖苏区内部罕见的大团结。在这场“路线斗争”中，年仅30岁的曾中生表现了高超的领导艺术。

第一次反“围剿”

1930年12月，国民党军以8个师又3个旅近10万兵力，开始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而苏区主力部队已去皖西，苏区内兵力空虚，在此危急时刻，曾中生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在七里坪召开了原鄂豫皖边特委及附近各县县委负责人紧急会议，果断组成中共临时特委和临时军委，统一指挥反“围剿”，以鄂豫边的6个特务队和6个教导队等地方武装共3000余人及广大“红色补充军”（军长为王树声）为基础，组成3路指挥部，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迫使“围剿”军不敢冒进，只得分散“清剿”。对入侵鄂豫边中心区的国民党军，曾中生指挥开展游击战，进行袭扰和围困，搞得“围剿”军提心吊胆，进展异常缓慢。不久，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军长蔡申熙）及时由商南县赶来，重点打击“围剿”军的弱点，迫使其转入守势。

1931年1月初，苏区主力红一军（军长许继慎，副军长徐向前）由皖西地区西返，在商城附近地区又歼灭“围剿”军一个团。至此，国民党军发动的第一次“围剿”被打破，中国工农红军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2月初，由曾中生主持，鄂豫皖临时特委在红安县（今红安）召开扩人会议，进一步清算了李立三“左”倾错误路线在鄂豫皖苏区的危害，讨论了苏区政治、经济形势和反“围剿”斗争、党务工作、土地革命、工运、农运及财政经济等问题，并做出了相应的决议，会后，正式组成鄂豫皖边区特委和鄂豫皖边革命军事委员会，曾中生出任鄂豫皖边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从而结束了鄂豫皖苏区军政分立的局面。不久，曾中生又亲自创办了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校第四分校并兼任校长，领导根据地建设，使根据地和红军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

1931年3月，曾中生和邝继勋、徐向前等指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双桥镇歼灭了准备进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第三十四师5000余人，活捉敌师长岳维峻，这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取得全歼国民党军一个整师的大胜利，进一步巩固了鄂豫皖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果实。

第二次反“围剿”

岳维峻兵败被捉的消息令蒋介石震怒不已，他一天内数次发电给亲信将领刘峙，称他对三十四师之败“殊堪痛心”，责令刘峙务必在5月伪“国大”召开之前“剿灭”鄂豫皖红军。1931年4月，刘峙纠集了11个师的兵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苏区军民在曾中生领导下，再次合起反击：独山一战歼灭国民革命军2000余人，浒湾一役歼国民党军近千人，桃花一仗又歼国民党军近两个营。在两次反“围剿”期间，苏区面积显著扩大：西起平汉路，东至淠河，南达黄陂、罗田县北部，北至潢川县、固始县南部，辖区包括20余县的全部或部分，全区人口达到200多万。

在此期间，党中央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并派张国焘和陈昌浩等到鄂豫皖“改造”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曾中生得知张国焘到来的消息后，立即从前线启程，步行赶回新集，与张国焘见面。曾中生当即向张国焘介绍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大好形势和面临的艰苦斗争任务。张国焘根指责“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没有健全组织，长期执行了‘非布尔什维克路线’”，提出必须以四中全会为准则，进行彻底的“转变”和“改造”，要求以积极拥护王明的“斗争干部”来“改造领导”。1931年5月12日，张国焘在新里镇（河南新县）召开中共鄂豫皖特委会议，宣布改组领导机构，撤销中共鄂豫皖特委，成立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新的军事委员会，由张国焘担任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曾中生任中央分局委员、军委副主席。

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成立，标志着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开始统治鄂豫皖苏区。为了使中国工农红军和根据地实现“彻底转变”，张国焘极力推行“左”倾的“新政策”。曾中生和军长徐向前一起，把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情况和行动方向直接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明确表示反对张国焘的错误军事方针。张国焘以“反抗中央分局”等罪名，将曾中生调任红四军政治委员。5月底，曾中生率领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二次“围剿”。5月24日，张国焘在写给中共中央的《关于第二次反“围剿”及其他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中攻击曾中生等“仍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当前任务是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并在实际中彻底的转变”。6月28日，张国焘在新集召开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并再次向党中央报告。对于张国焘的这些无理指责，曾中生用大量事实予以严正驳斥。张国焘利用职权，对曾中生进行了整整两天的围攻，最后给曾中生扣上“反对四中全会”等大帽子，要他检查、交待。张国焘公然宣称：党委之间发生意见分歧，应以书记意见为准；知识分子干部犯了错误，应“罪加三分”。

1931年7月上旬，军委在商城西南余家集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兵力使用及南下进攻方向问题时，曾中生和徐向前建议，部队应该利用这一时机积极向外发展，南下出击黄梅县、武穴市等地，进而威逼长江，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但是，张国焘却不同意这个意见，要求红四军占领湖北英山，然后“攻打安庆市、威胁南京”（进攻安庆要通过200多公里的敌占区），至此，曾中生与张国焘两人矛盾升级。7月中旬，曾中生和徐向前率领红四军1个月内连克英山县、罗田县、浠水县、广济四城，歼敌7个团以上，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可是，张国焘却对这个违背其“攻打安庆、威胁南京”错误方针而取得的胜利耿耿于怀，对曾中生更是怀恨在心。他连续发出四封指示信，命令部队北返，反诬曾中生是“政治上重复已经破产的立三路线”，“放弃援助中央革命根据地”，与中央分局是“原则上路线上的分歧”。

1931年8月，张国焘召开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会联席会议，拟定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鄂豫区情况给中央的综合报告》，耸人听闻地指出：“在中央分局工作以来，全部鄂豫皖苏区的党，在路线方面都有所转变，唯有四军中这个转变没有开始。这里的主要负责人就是曾中生同志。在曾中生同志的领导下，四军一般同志对于中央分局的路线是异常模糊的，对李立三路线错误实质是茫然不解的，曾中生同志用家长制的方式去领导红军，丝毫不进行战线上的斗争，对于传达中央分局的政治路线有系统的怠工，所以至今红军政治路线上的转变还得从头做起。因此，曾中生同志绝不能再继续担任四军的政治委员，调到后方来考察。”10月上旬，张国焘在泼皮河就红军南下问题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对曾中生进行“围攻”“斗争”。同年11月3日，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秦邦宪批复鄂豫皖中央分局，表示“在详细研究了中央分局关于四军的决议、分局的报告和四军的报告以及四军领导干部致中央分局的信后，完全同意关于反对四军领导干部反抗中央局的正确路线的决议”。于是，曾中生被撤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政委职务，调到后方接受“考察”，政委一职由陈昌浩接替。

第三次反“围剿”

1931年12月，正当曾中生被张国焘撤职、蒙受陷害时，黄安独立团于12月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独立师。在广大指战员的请求和强烈要求下，曾中生被调任黄安独立师师长。曾中生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他看到这支部队是农民武装扩编起来的，新兵多、训练差，就全身心抓部队的军政建设。在他的领导下，部队战斗力得到很大提高，曾多次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胜利完成任务。1932年1月，中国国民党反动派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国民党军第六十九师乘鄂豫皖红军主力围攻湖北麻城之机，侵入黄安高桥地区。危难之际，曾中生指挥独立第一师奋起迎战，配合红军主力，打得敌六十九师狼狈逃窜，溃不成军。

第四次反“围剿”

1932年6月，蒋介石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为重点，发动了对全国各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敌军采取“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的战术，计划第一步攻占黄安、七里坪、新集、商城等要地，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驱出鄂豫边境，第二步东西夹击，进占以金家寨为中心的皖西根据地，第三步由北而南推进，将红军主力压迫于英山以南之长江沿岸，聚而歼之。对此，张国焘提出“不停顿进攻”的冒险战略，主张鄂豫皖红军主力第一步进逼罗山县，破坏平汉路，消灭新到这一地区的敌人，第二步则沿平汉路南下，消灭宋埠、黄陂区一线敌军，威逼武汉市。8月7日，国民党发动总攻，张国焘主张由运动战转入阵地战，正面硬顶，孤注一掷。当根据地内的重要城镇和中心区域相继被敌人占领时，张国焘由轻敌变为恐敌，无良策击敌，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失利。

1932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转战豫南、皖西。在转战中，曾中生率领的独立师在永家河打垮了数倍于己之敌的进攻，但他臂部中弹负伤，被送到总部医院治疗，未等伤愈，曾中生就回到部队。这时，在敌人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张国焘的“左”倾轻敌一变而为右倾恐敌，完全丧失了粉碎敌人“围剿”的信心，拉着红四方面军无目的、无计划地从湖北经河南省向陕西省方向转移。对于这样重大的战略行动，张国焘以保密为由，既不在领导干部中讨论，又不作任何解释工作，这引起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行军途中，曾中生、继勋、余笃三、张琴秋等一批红四方面领导骨干认为这样盲目流动是极为危险的。他们在一起商议，准备派人到中央反映情况，揭发张国焘的错误，要求中央采取紧急措施。

开辟川陕根据地

1932年12月8日，在城固县小河口召开的师以上干部会议上，曾中生等人开诚布公，以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以来活生生的事实，尖锐地批评了张国焘在退却转移中的错误和毫无民主的家长制领导作风。为了平息部队的不满情绪，张国焘表面上接受了批评。随后，曾中生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张国焘自任主席。小河口会议后，张国焘的家长制作风有所收敛，但他开始对曾中生等人产生怨恨心理。

1932年底，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进军川北，开辟川陕苏区。曾中生因负过重伤，行动极不方便。但是，他仍以顽强的毅力，越过蜀道天险，参与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次年2月，在四川通江县召开的中共川陕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上，曾中生当选为川陕省委委员。会议上，张国焘在川陕省委第一次代表人会上就指责曾中生在紧急关头，散布群众不满领导，领导内部不一致以及种种瓦解中国工农红军的口号，来助长悲观失望的心理。之后，曾中生参加了川陕根据地反川军“三路围攻”作战。7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进行整编时，曾中生被任命为方面军参谋长。他及时总结入川以来的经验，针对川军这个新对手和四川省的山地特点，写就《与川军作战要点》一文，供部队学习，字里行间充满红军必胜、川军必败的信心。

被害牺牲

蒙受冤屈

1933年8月初，张国焘公开给曾中生罗织罪名，撤销了曾中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职务。然后，曾中生被张国焘以“右派首领”等罪名逮捕关押，严刑拷打，强令他写所谓的“自首书”，交代小河口会议和在鄂豫皖时期所犯的“错误”，曾中生毫不屈服。在被关押的日子里，曾中生虽然失去了行动自由，遭受残酷的迫害与折磨，但他仍然洋溢着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在被监禁期间，曾中生撰写了《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等3部军事著作。

1935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开始长征。曾中生仍是被关押的身份，他拖着遭受严重摧残的身躯，拄着拐杖随军行动。

被害牺牲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会师，毛泽东在毛儿盖与张国焘会见时，曾多次问及曾中生，张含糊其词，说曾身体不好，正在后方休养。听到这个消息，曾中生喜出望外。于是，他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信，愿接受中共中央审查，并要求重新工作。张国焘扣留了他写给中央的信，不许他同党中央领导同志见面。

1935年８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曾中生被张国焘派人用绳索勒死在四川卓克基北面的密林中，然后故意放出“曾中生通敌逃跑快追”的假消息，并组织武装人员到附近山上“搜索”，整整折腾了一夜。到第二天，又放出“曾中生通敌逃跑，已掉进河里淹死”的谣言，后来还将看守人员抓起来关押、审讯，以图掩盖事实真相。由于张国焘的封锁，党中央一直不知道曾中生被害的消息。1936年2月8日，毛泽东、周恩来在陕北地区不放心，特意请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电示张国焘，要他对曾中生“须保全其生命安全，并给以优待”。

沉冤得雪

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党中央为曾中生平反昭雪，并肯定他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解放、寻求真理、英勇战斗的一生。1989年11月，被中共中央军委确定为中共33位（最终确定为36位）军事家之一。

军事成就

著作

1925年，曾中生黄埔军官学校学习期间，积极参加“青年军人联合会”，是《青年军人》杂志的重要撰稿人之一。次年参加北伐战争，任《汉口民国日报》主笔。

1932年12月，曾中生虽处境艰难，仍致力于加强部队军事训练，注重军事理论研究，写下《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等军事著述。次年，曾中生在关押期间，张国焘强令曾中生写“自首书”，交代“错误”。然而，曾中生写下的不是“自首书”，而是心系中国工农红军作战的《与“剿赤军”作战要诀》。这篇约3万字的论著，详细地分析了中国国民党军队的10种“围剿”战法，总结了关于人民战争、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以及持久战、速决战和运动战等有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后来，他的这本小册子和其它军事著述转送到延安市，为毛泽东系统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

军事思想

1984年6月，由盛仁学编著、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曾中生革命生涯及军事理论造诣的《曾中生和他的军事文稿》出版，曾中生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地位得到确认。曾中生虽然没有提出人民战争的概念，但其“群众战争”的思想实质就是时时刻刻依靠人民的军事思想。他认为作战要使用“群众战争”的战略战术，这样不仅有群众的拥护和配合，而且还能保证兵员的补充， “到敌后方或四周行动，无一不需要群众力量的配合⋯⋯故中国工农红军致胜敌人，此为一切手段之中心”。可见曾中生已经将人民群众的作用提高到了战略高度。内线和外线的实质是防御和进攻的问题。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敌人强大和红军的弱小，“围剿” 与反“围剿”成为主要的作战形式。这就决定了红军大部分时间处于被包围的防御作战态势，即内线作战状态。曾中生认为，在红军具备歼敌条件时，采用内线作战的战法。游击战思想是曾中生军事思想的重要部分，他对游击战的认识与研究非常地系统和深入。曾中生将游击战争总结为“用少数部队，采避实就虚，飘忽无常，随机制敌的战术，专门去号召广大群众斗争，牵制敌人弱点，截断敌人联络，破坏敌人后方，骚扰敌人周围，而不必固定一个后方或与敌作持久战对垒防御等等。”曾中生一直将“飘忽自主”作为指挥作战的最重要原则。

人物评价

曾中生同志是能文能武、智勇双全的中国工农红军领导人，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对党忠诚、待人诚恳、才思敏捷，浑身充满着革命者的战斗激情和力量。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身陷狱中，仍奋笔书就了《与“剿赤”军作战要诀》这篇重要军事著作；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干部提高军事理论水平的基本教材。在军史学界，有研究者甚至认为曾中生若不死，以他的杰出才能，必能被毛泽东重用，独当一面，成为开国元帅中的前几位，甚至能进元帅前三名。（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评）

曾中生是共和国36位军事家之一，是我党我军游击战、运动战理论创始人之一。（红网评）

因为当时不知道敌人全面“围剿”的来临：而鄂豫边区由于对反“围剿”的准备不足，也出现了仓促应战的局面，假如不是曾中生同志及时采取一系列应急措施和红十五军及时到达，支撑局面，情形还要严重得多。经验又证明：随着中国工农红军力量的发展，……运动战已成为我们克敌制胜的基本作战形式。我们的防御，是运动中的防御：我们的进攻，是运动中的进攻。有进有退，有攻有防，忽东忽西，忽南忽北，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措手不及。曾中生同志把这种战法，叫做“飘忽战略”，所谓“飘忽”，就是来无影，去无踪，神出鬼没，运动歼敌。经验还证明：红军的壮大和根据地的发展，离不开正确的政治领导。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也是（临时）特委根据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积极纠正立三“左”倾错误的结果。停止冒险主义的进攻武汉市的计划，取消根据地内军队和地方两个平行领导机关，恢复和建立特委和军委的统一领导，采取集中精锐击敌弱点和群众战争的战略战术打破敌“围剿”，整编红一军和红十五军，充分发动群众配合中国工农红军作战，以及解散“集体农庄”，按照人口与劳动力的标准重新分配土地，取消侵犯中农利益及破坏中小工商业的过“左”政策，统一财政管理等方针和措施，都很及时，很必要。尤其是曾中生同志担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军委主席，相当得力。这位同志，有战略头脑，工作实际，善于总结经验，也能团结同志。在反“围剿”的关键时刻到来，掌握全局，开展工作，起了很大作用。根据地远离党中央，独立性大，主要领导人的选择特别重要。后来拿掉曾中生换上张国焘，是失策的。（徐向前在1984年4月写就的《诱敌深入，飘忽制敌》一文中评）

1931年3月，徐向前和曾中生、邝继勋指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双桥镇歼敌三十四师5000余人。这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取得全歼国民党军一个整师的大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