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12 01:11
杨益言（1925年11月18日－2017年5月19日），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生于重庆市，原籍中国四川省武胜县。1944年，杨益言考入同济大学工学院电机系，在1948年同济大学“一·二九”事件中被特务机关逮捕，囚在“中美合作所”的渣滓洞集中营中。重庆解放前夕杨益言被营救出狱，在1950年4月至1960年间，杨益言在重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市委工作，先后任科长、办公室主任、常委等职，2017年5月19日杨益言在重庆逝世，享年92岁。
当组织上要求整理渣滓洞和白公馆的材料时，杨益言与渣滓洞中的战友，罗广斌和刘德彬一同将他们在狱中的切身经历写了出来，并于1950年7月在重庆《大众文艺》上发表了三人合作的报告文学《圣洁的血花》，1958年又在《红旗飘飘》上发表了革命回忆录《红岩》，而杨益言和罗广斌共同创作的长篇小说《红岩》，在1961年经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后引起了巨大反响，先后被译成英、法、德、日、朝、越等10余种文字。
1979年，杨益言出席了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1980年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副主席。2019年杨益言所参与创作的《红岩》入选“新中国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书目。此外，杨益言还著有《大后方》《秘密世界》《〈红岩》的故事》《雾都空劫》等文学作品。
1937年起在武胜县初中学习。
1948年初因参加反美反蒋的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并遭缉捕。被释放后回四川省，执教于重庆中国铅笔厂职工夜校。8月被特务逮捕，囚禁在中美合作所的渣滓洞集中营。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后，参加了重庆“一一"二七被难烈士追悼会”和“三"三一惨案纪念会”的筹办工作。
建国初期，为了对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罗广斌、杨益言和与他们并肩战斗过的刘德彬三个人共同把他们在狱中与敌人斗争的切身经历写出来。
从1950年4月起在重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市委工作，先后任科长、办公室主任、常委等职。
1950年7月1日开始在重庆《大众文艺》上发表三人合作的报告文学《圣洁的血花》，后华东、华南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单行本。
1958年又在《红旗飘飘》上发表了三人合作的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在此基础上，罗广斌和杨益言创作了优秀长篇小说《红岩》。小说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被誉为“共产主义的奇书”，并被翻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在国内外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赢得了巨大声誉。“文革”中该书被诬蔑为“叛徒文学”成为禁书，作者亦备受摧残。罗广斌和杨益言在“文革”爆发后受到残酷迫害，其中作者之一罗广斌于1967年2月含冤去世。“文革”结束后小说重新出版发行。
196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为四川省重庆文联专业作家。
1979年出席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
1980年曾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副主席。
2017年5月19日10点25分，杨益言逝世，享年92岁。
杨益言生于重庆市，抗战时期，同济大学从上海市搬到重庆，他就在其上海工学院读书。抗战胜利后，他随之迁回上海，不久就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反内战运动。杨益言是上海地下学联机关报的负责人和“主笔”。“一二·九”运动后，杨益言从复旦大学辗转回重庆。
到重庆后，杨益言“贼心不死”，不但在重庆进步刊物上发表《一二·九真相》等文章，而且与重庆大学地下党联系上，准备利用手头的照片、资料编本书《控诉》。而这时，他已经被秘密“盯”上了。终于，他写给重庆大学女朋友的信件被扣留了，中国国民党认定他是中共从香港特别行政区派回重庆恢复《挺进报》的，把他逮捕。那是盛夏一个平平常常的下午，他正独自一人在楼上的小屋里看书，有人敲门，他刚把门打开，涌进四个人，便装，但有枪。杨益言没有说话，更没有挣扎，他坦然地下楼。楼下，还有几个全副武装的特务，杨益言唯一没想到的是抓他这样的书生居然也要动用这么多人。那时他刚刚22岁。
狱中的生活，杨益言只记得坐过老虎凳，人坐在长条凳上，膝盖处绑着，两手的大拇指分别跟脚拇指捆在一起。有人用小棒不停地敲脚，不停地问，“说不说，你说不说？”不说，便在脚后跟处垫砖头，一块一块慢慢地加，加到四块，人的膝盖骨便会粉碎，渣滓洞里就有这样的人。当然也有抗争，像《红岩》中写的开追悼会、绝食等。再记得的就是罗广斌入狱时，因为他的哥哥是中国国民党军队司令，大家都怀疑他是内奸，他关在杨益言隔壁的楼上1号房，同房的28个人都不理睬他，后来，还是江姐的一句话“我了解他”澄清了他。还记得1948年春节，监狱里开联欢会，杨益言表演的是拉二胡，罗广斌的节目是洋派十足的踢踏舞，而“演出”时，他的脚上还带着铁镣……
1949年11月30日解放后，杨益言和罗广斌都分在共青团重庆市委工作，常常到各处作报告，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后来组织上要求整理渣滓洞和白公馆的材料，确定由罗和杨执笔创作长篇小说，并严格规定了主题思想，对他们来说，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写作从1959年开始到1961年，前后三年。他和罗广斌分住在重庆市委安排的两间平房里，白天走访革命前辈、看材料，写作经常从傍晚开始，有时写到半夜，有时写到凌晨，但多数时候都写一个通宵。任务很紧，40万字的长篇，有时一天要写一万字。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都没有东西吃，他们算是享受特殊照顾的，每晚每人能分到一个小黑馒头。馒头每天傍晚时发给他们，杨益言领了就放到一边，不去看它，也努力不去想。写到下半夜，饿得不行了，便掰一小片，再掰一小片，一个馒头居然很耐吃。他还记得1960年的冬天，正是写作进入最关键的时候。那年的天很冷。有时候，凌晨两三点或三四点钟的时候，两人写作都有些疲倦了，手也冻得有些发白发僵，渐渐拿不住笔了。罗广斌就来敲他的窗户，腋下夹着稿子，拼命搓着双手，嘴里呵着白白的热气。进来也不多说什么，就念草稿给杨益言听。其中就有那段有名的文字。江姐看到她丈夫被害，头颅被挂在城墙上，她强忍悲痛离开，到了后方，双枪老太婆对她说：“在亲人面前，你就哭出来吧。”那时罗广斌正写到江姐这个形象，几乎不能自拔。他写到后来江姐入狱、受刑，临刑前绣红旗，抱着“监狱之花”说：“孩子，你快长大吧。……”我听杨益言老人清晰而流利地背诵大段《红岩》，惊异地忘了笔录。我无法想象他的生命浸透在《红岩》里有多深，他已经86岁高龄，而《红岩》写作成书已经50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