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2:17
沈容，《红色记忆》的作者。苏州人，1922年出生，2004年12月15日去世。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父亲沈泽苍，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上将的一名亲信。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国民党后方勤务部特别党部的少将书记长。多次从父亲公文包里窃取抄录绝密情报，这些情报先后被重庆红岩嘴的八路军办事处传送到了延安市。
1945年抗战胜利后，脱离家庭与新华日报记者李普结婚。
《红色记忆》是刚刚去世的沈容老人留给世人的绝笔之作，读过这本革命亲历者的“红色记忆”，每一位有心人都是会从中受益的。
沈容，1922年出生在苏州市。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父亲沈泽苍，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上将的一名亲信。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国民党后方勤务部特别党部的少将书记长。沈容多次从父亲公文包里窃取抄录 绝密 情报，这些情报先后被重庆红岩嘴的八路军办事处传送到了延安市。
1945年抗战胜利后，脱离家庭与新华日报记者李普结婚。
2004年12月15日去世。
《红色记忆》是刚刚去世的沈容老人留给世人的绝笔之作，读过这本革命亲历者的“红色记忆”，每一位有心人都是会从中受益的。
《红色记忆》是刚刚去世的沈容老人留给世人的绝笔之作，读过这本革命亲历者的“红色记忆”，每一位有心人都是会从中受益的。
《红色记忆》中并没有多少理性的思辩和批判的锋芒，而是以女性作者特有的细致、敏感、聪慧、善良，在不断的反思中表现出常识性的永恒困惑。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打开书本，引人入胜的只是娓娓动听且极具生活气息的家常话和平常心。
1922年，沈容出生在苏州市的一个大家庭里。1938年，她跟随父母内迁长沙市，年仅16岁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的入党介绍人是20岁的李普和年龄更大的杜辉义即杜修经。
中学时代的沈容随家人迁居重庆市后，为了从事地下工作而一再转学。在第五中山中学学习期间，每当晚饭后，她就在嘉陵江畔的沙滩上向同学们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用她自己的话说：“那时，我真是一个既狂热又幼稚的共产主义宣传者。”
沈容的父亲沈泽苍，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的一名亲信，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国民党后方勤务部特别党部的少将书记长。沈容利用父母亲在客厅里与朋友打牌的机会，多次从父亲的公文包里偷抄“绝密”情报，这些情报被八路军办事处传送到延安市，在沈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得到过延安方面的表扬。
1945年8月，钱大钧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市市长，沈泽苍随他赶赴上海接收日本人留下的残局。已经是中央大学外文系学生的沈容，随后便脱离家庭，进入《新华日报》当翻译，并与该报记者李普自由结婚。到了1957年，共产党号召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大鸣大放，好出风头的沈泽苍响应号召帮党整风，被引蛇出洞后新账老账一起算，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判刑入狱，没等刑满就成了瘫痪，1978年含冤去世。父亲沈泽苍的冤死，成了晚年沈容最大的困惑：“我常想不明白，父亲受的不白之冤，究竟是因为他太相信共产党呢，还是多少受了我一些影响，是我连累了他？”
《红色记忆》中没有男性作家剑拔弩张的思辩性锋芒，而是以宽容温和的女性记忆和柔性反思，记录了许多非常岁月的趣闻逸事。
1946年11月，沈容随丈夫李普来到刘、邓大军，成为这里的第一个前线女记者。刘、邓大军准备过黄河时，沈容撤退下来到新华出版社临时总社外文部工作。正是在解放区的东坡柏，沈容第一次遭遇了残酷斗争：“外文部的整风重点竟落在我和石风两人的头上。对我的批判，主要是家庭出身。……最让我受不了的是李慎之和他的妻子张贻对我的批判。日本投降后我调到八路军办事处当翻译，我离开《新华日报》以后，李慎之接替了我的工作，张贻这时又在外文部和我同事，有这一层关系，我们就时不时在一起聊聊天。李慎之夫妇对延安市来的一些同志十分看不惯，说他们没本事，对人不热情，还吃中灶，他们夫妇俩吃大灶（我那时也吃中灶）等等，总之一大堆的不满，一大堆的看不惯。我那时并没有那些感觉，因为我和李普一到解放区就去了部队，部队的同志对我们特别热情。因而到了后方，我对延安来的同志也觉得十分亲切。整风时，李慎之夫妇竟把他们自己的看法一股脑儿说成是我说的，还给我扣了一个帽子，说我挑拨离间。李慎之当时在国际部，跑来外文部给我提意见！我独自一个人，有口难辩。”
危难关头，是外文部主任陈适五帮助沈容度过了精神危机。陈适五武装自己连同部下的精神武器，却是在鲁迅笔下被活灵活现的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别哭，没什么了不起。延安市整风的时候，开了两千人的大会斗我。怎么样，还不是过来了。”
在东柏坡的新华出版社临时总社里，沈容还听到一件“难以理解的事”：“就是关于两女士的婚姻大事。……在延安的时候，有两位苏联专家或联络员，他们提出要在延安给他们找两位‘临时夫人’，言明回苏联时不带回。这二位被挑中了。苏联人走时给他们留下一笔钱。我从来认为恋爱、结婚是神圣的，自由的，怎么可以由组织分配，而且还是临时的？……后来我还听说，日本共产党的领导野坂参三在延安也娶了一位临时夫人。”
在谈到陈布雷的共产党员女儿陈琏和女婿袁永熙在北京被捕的事件时，沈容写道：“陈琏被解到南京后，由她父亲即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保释出狱，但在文革时，她不堪屈辱而自杀。中国国民党没杀陈琏，自己人却要了她的命。”
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天，造反派来到中共中南局办公大楼揪斗宣传部副部长葛震，就在葛震隔壁的办公室里上班的文艺处长萧殷和副处长沈容，不是挺身而出保护党的领导人，而是比当年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工作时表现得更加恐惧：“我们出了门，像小偷一样轻手轻脚一步一步挪到楼梯口。……一到楼下，我们就飞奔回家。”
《红色记忆》中最为有趣也最有价值的历史记录，应该是李普、沈容夫妇1974年调到北京以后，在月坛南街与叶子龙和张玉凤做邻居时的所见所闻。由于出版过程中删除了最为真实的历史故事，这部分内容就显得有些破碎残缺。在不便补充相关事实的情况下，笔者只好不予引述。